人物生平
1918年3月5日，詹姆士·托賓出生於美國伊利諾斯州的香檳。
1935年9月，托賓進入哈佛大學學習，四年後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40年又獲得碩士學位，在哈佛的六年期間，托賓受到了約瑟夫·熊彼特、愛德華·張伯倫、華西里·里昂惕夫等著名經濟學家的指導。
1941年，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托賓以經濟專家身份在政府任職，先後在物價管理署、戰時生產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後應徵入美國海軍服役，先在哥倫比亞大學進行了90天軍訓，後任驅逐艦指揮官，隨艦到達大西洋和地中海，並參加了進攻北非和法國南部以及義大利戰役。退役時獲海軍預備役上尉軍銜。
1946年，托賓離開部隊返回哈佛大學經濟系，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1947年，他以一篇關於消費函式的理論和統計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同年當選研究員的副研究員，他利用副研究員的薪金補習他在戰時失去接觸的經濟學，特別是經濟計量學，參加寫作了《美國商業信條》，並且在《經濟學與統計學評論》上發表了《流動偏好與貨幣政策》的文章。1949年他到英國劍橋大學套用經濟系當訪問學者。
1950年以後，托賓就一直在耶魯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1955年升為經濟系教授。同年，原來設在芝加哥大學的柯立芝經濟研究委員會遷移到耶魯大學，並更名為柯立芝基金會。從1955年至1961年和1964年至1965年，托賓擔任基金會的主席職務。在托賓擔任基金會負責人期間，曾幫助過許多年輕的經濟學家。他對其他經濟學家發展的無私幫助，贏得了同事們對他的喜愛，正像他的輝煌成就贏得了大家對他的尊重一樣。經濟學界對他尊重反映了對他寬厚、謙和的紳士風度的讚許。諾貝爾獎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得到這樣真摯美好的評價。
1957年，他成為美國計量經濟學會副會長，第二年又擔任該學會的會長。
1960年，托賓的著作引起了當選總統約翰·F·甘迺迪的注意。1961年到1962年間，他在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中任職。
1962年8月又回到耶魯大學任教。1964年任美國經濟學會副會長。1967年到1980年間被授予錫拉丘茲大學、伊利諾斯大學、達特茅思學院、斯沃恩莫爾學院法學名譽博士及新里斯本大學經濟學名譽博士稱號。
1968年到1969年任耶魯大學經濟系主任。1970年至1971年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72年為全國科學院成員。
1972年至1973年到肯亞奈洛比大學講學，並被該校聘為發展研究學院的客座教授。
1974年至1977年任五院行為和社會科學秘書。
1974年到1978年再度出任耶魯大學經濟行為和社會科學秘書。1974年到1978年再度聘任耶魯大學經濟系主任。1977年任美國東部經濟學會會長。1979年至1982年任經濟科學部主席。
1981年，托賓的“投資組合理論”使他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理論用他自己的語言概括起來只有簡單的一句話：“不要將你的雞蛋全都放在一隻籃子裡”。
主要著作
《美國企業準則》(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與哈里斯(S.E.Harris)等合著
《國家經濟政策》(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經濟學論文集：總體經濟學》(Essays in Economics：Macroeconomics)
《十年後的新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
《計量經濟學論文集：消費與計量經濟學》(Essays in Econometrics：Consumption and Econometrics)
主要論文有：《資產的持有和支出決定》（1952）；《動態總量模型》（1955）；《作為對風險行為的流動偏好》（1958）；《有限因變數關係的估計》（1958）；《貨幣、資本和其他價值的儲備》（1961）；《貨幣與經濟成長等》（1965）；《貨幣理論的一般均衡分析》（1969）等。著作則主要匯集在他的三本論文集中：《經濟學論文集：總量經濟學》卷一（1971）；《經濟學論文集：消費和計量經濟學》（卷二1975）；《經濟學論文集：理論和政策》卷三（1982）。專著有《國民經濟政策》（1966）、《十年來的新經濟學》（1974）。 《美國企業準則》（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與哈里斯（S．E．Harris）等合著 《國家經濟政策》（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經濟學論文集：總體經濟學》（Essays in Economics：Macroeconomics） 《十年後的新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 《計量經濟學論文集：消費與計量經濟學》（Essays in Econometrics：Consumption and Econometrics）
個人成就
詹姆斯·托賓獲得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皇家科學委員會授予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由是：托賓的貢獻涵蓋經濟研究的多個領域，在諸如經濟學方法（econometric methods）、風險理論（risk theory）等內容迥異的方面均卓有建樹，尤其是在對家庭和企業行為（household and firm behaviour）以及在總量經濟學純理論和經濟政策的套用分析方面獨闢蹊徑。 “不要將你的雞蛋全都放在一隻籃子裡。” ——詹姆斯·托賓
人物自傳
我研究經濟學並且使它成為我的事業有兩個原因。這個學科在學術上過去是，現在仍是非常動人而且有挑戰性的， 特別對一個有理論推導和定量分析有興趣和才能的人是如此。同時它曾提出希望，現在仍然提出希望，增進了解可能改善人類的命運。對於三十年代中長大的我，這兩個動力強有力地互相增強。大蕭條中資本主義經濟的痛苦的失敗是世界性社會和政治災難的根源。蕭條也意味著既不能解釋事件又不能開藥方的正統經濟理論的危機。危機引出一個經濟理論中充分醞釀和革命時期。激動人心的事情波及像我那樣剛進大學的學生。1936年我的大學二年級開始時，哈佛學院的一位青年教師，斯賓塞.波拉德提議我們一起閱讀一位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寫的一本新書，於是我入了迷。
我的母親和父親鋪平了道路。瑪格麗．愛裘頓．托賓，今年九十歲，是一位社會工作者，她在因婚姻和家庭問題中斷十六年之後，在1932年的緊急救濟中恢復了她的事業，在以後二十五年中，她領導伊利諾州香檳--歐班那家庭服務處。從她的第一手記錄中，我了解到人們在失業和貧困中的痛苦。路易．密海爾．托賓（1879--1943）是一位記者，還在我兒童時代的初期，她就是伊利諾大學運動隊的宣傳部長。在我們的生活中，伊利諾運動隊的命運肯定是一件大事。我的父親也正好是一位知識分子，和我認識的其他任何人一樣有學問，有文化，知識廣博而有好奇心。他從不強制而很隨便，使我的聰明而和藹的老師。處在其保守的《芝加哥論壇》的根據地，我家常見到外來期刊，如《民族》，《新共和》，以及孟肯的《美洲信使》。在我們的城市裡以及在威斯康星的我母親的親戚中，我的父母，有時還有我和我的弟弟，被認為有非正統的但是理由充足的政治見解。1932年在大部分是大學教師的子女的高中二年級的一次民意測驗中，只有我一個人投了羅斯福一票。
1918年我在香檳出生。我從附近的國小和中學到了孽生城市歐班納的大學附中。這個學校是大學教育學院辦的，主要給它的學生以實際教學訓練。指導實習教師的主任教師們也給了我們非常好的教育。每年只有30至40個畢業生，但是他們在全國競賽中贏得了許多獎學金。兩位校友，菲力浦．安德遜和漢彌敦．斯密，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年宣布我得獎的同時，傳來新聞，該校因缺乏經費可能關閉。
對於我來說，大學附中的一件好事是，在一所小規模學校中我能在學校籃球代表隊得到一席位置，實現了在我兒童時代似乎無法達到的運動壯志。另一件好事是它使我進哈佛前有極好的準備，雖則學校和我都未曾想到，中西部十幾歲的人能到千里以外的一個著名的費錢的東部學院去。我高興地自以為我會進很好的當地大學，而且大概進它的法學院。哈佛是我父氣親的想法。湊巧那時哈佛的校長詹姆士.B.康南特發起全國性全費用獎學金，目的為了分散學生的地理，學問，和社會來源，而且他正在從中西部各州開始。所有這一切我父親都知道，因為他有在公共圖書館閱讀《紐約時報》的習慣。所以我在6月份進行了三天的入學考試，對此我未進行任何特別準備。在8月份得到使我驚訝的好訊息，在1935年9月份我第一次離開中西部乘火車到波斯頓。
四年後我得哈佛學士學位。我的驕傲的父母參加了畢業典禮，自從他們在1916年在紐約度蜜月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到東部的旅行。1939年大戰爆發後，衝掉了旅行年，為此我已經得到一筆履行獎金，以後兩年，我在哈佛當研究生。那六年是一段偉大的經歷。我的同學們，其中有許多是我的終生好友，有著不同的背景，興趣，和才能。我的老師是從快退休的阿爾弗雷，諾斯.懷特海，到積極的青年講師們。我參加了關鍵的戰前年頭吸引人的哈佛校園的熱烈的政治辯論和活動。在經濟學方面，當時學術討論中心的哈佛正在享有一個黃金時代。約瑟．熊彼特，阿爾文．漢生，西摩．哈里斯，愛德華．錢伯倫，愛德華．馬遜，高特弗里德．哈伯勒，生納．斯里希特，和華西里．列昂惕生，保羅．薩繆遜，勞合．梅茲勒，保羅．斯威齊，J．K．加爾布雷思， 阿伯蘭．伯格森，理查．穆思格來夫，理查．古德溫，理查．吉爾伯特，勞合．雷諾，約翰．P．米勒和其他人，他們在以後的年代將是這個行業的領袖。
1941年春我離開哈佛。我參加愛德華．馬遜的研究班時曾寫過一篇關於套用統計預測與穩定經濟的論文。這時我被介紹到華盛頓的一個新機關工作，它負責限制發展國防生產需要的金屬和其他材料的民用，例如用於汽車和其他耐用消費品。除麥爾文.德.卡韶和亞述．R．伯恩斯外，我們都是年青人，忽然擔負規定分配額並向做出犧牲的單位進行解釋的責任。
在美國參戰後，我加入海軍後備隊，並在哥倫比亞大學集體宿舍花九十天學習當一名海軍軍官。我的朋友，按字母排列，有西樂思．萬斯和海曼．沃克。沃克在《凱因兵變》中以稀薄的偽裝提到了我，直到最近以前是我的惡名的主要來源。我花費將近四年時間，在驅逐艦基阿尼號上當一名戰鬥軍官，以後當炮兵軍官，然後當領航員和指揮官（第二位）。我們的船大多數從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護航以及其他反潛艇任務，但是我們也參加了攻占北非和法國南部以及義大利戰役。我喜歡並且珍視這些經歷，正因為它的要求和測驗與學術工作如此不同。但是，當護送占領軍船隻到日本之後，我們把船丟在查爾斯頓海軍船塢封存起來的時候，我和船上的同伴們都興高采烈。
有機會引誘我回華盛頓，但是哈佛經濟系主任哈羅德.H.布班克及時地來了一封信，指明我的前途是在學術界，於是我回去在1946--1947年完成我的哲學博士學位工作。我永遠感謝布班克教授，主要為了一個原因，在這個故事的下文將說清楚。我寫了一片博士論文，關於消費函式的理論和統計，這是我的一項長期興趣。在1947年我當選研究員會的副研究員，這項任命給我三年的自由，可以學習、研究和寫作。像我所上的高中一樣，研究員會出了若干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今年就有四位。哈佛的經濟學黃金時代延伸到戰後這些年代，這是幾批有才能和成熟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匯合在一起。我利用我的副研究員薪金補習我在戰時失去接觸的經濟學，特別是經濟計量學，參加寫作一本社會學---經濟學書，《美國商業信條》，並且寫一些總量經濟學，統計需求分析，和配給理論的論文。其中有些工作是1949--1950年在英國理查．斯通的劍橋套用經濟學系做的，在劍橋我特別因與亨德里．郝塞克的有效合作以及和他及已故密海爾．法來爾的生動討論得益匪淺。
1950年以來我一直在耶魯。它是一個極好的研究，教學，和生活的地點。經濟學系的規模和地位都在增長，1955年考爾斯基金會（以前稱為委員會），由於它的卓越領袖佳林．庫普曼和雅格．馬夏克的來到，得到很有力的幫助。在他們的指導下，在芝加哥時的考爾斯委員會是歷史上最有成果的研究中心之一，創始了現代的經濟計量學和活動分析。曾在該會工作過的人包括肯尼思.阿羅，赫伯特．喜夢，和勞倫斯．克萊因。從1955至1961年和從1964年至1965年，我是在耶魯的基金會的主任。
那時我個人的研究目標是為凱恩斯經濟學提供更嚴格的基礎，並且加強和發展巨觀經濟和貨幣理論的邏輯。我的諾貝爾講演在一種意義上是一個總結性記述。主要由於我的興趣，基金會在它以前的研究路線中增加了貨幣理論和總量經濟學。考爾斯基金會的後勤支持，研究幫助，和學院背景是極其可貴的。最重要的是我從我的同事和學生們那裡學到了不少東西。使我得益最多的是已故的亞述．奧昆和威廉．布蘭納德。我與他們一起教學，一起協作；我與他們爭論，而他們通常是對的。在我的講演有關的題目上我曾與之密切而有效工作的其他人包括大衛．巴克斯，馬丁．奈爾．貝來， 威倫．畢特，約翰．西梭羅，華爾特．道爾德，哈羅德．古斯里，卡里斯．霍爾，考其．哈馬達，唐納德．赫斯特，蘇珊．雷派，喬治．德．馬奇多，哈里．馬可維茲，唐納德．尼柯爾斯，威廉．諾德豪斯，愛德孟德．S．費爾浦斯，詹姆士．庇爾斯，理查．C．波特，理查．羅賽特，加里．斯密，克來格．斯萬，哈羅德．華茨和李樂．威勒；而且系裡有了來．費阿，威廉．費爾納，雷蒙．高爾斯密， 理查．路格斯，羅伯特．特里芬， 和亨利．華里奇，使耶魯成為一個從事總量經濟學，貨幣，和金融工作的深受鼓舞的環境。在耶魯之外，麻省理工學院的保羅．薩繆遜，與我有許多共同興趣和觀點，使我得到很大好處。同樣，由於若干年來與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的喬治．卡頓那，詹姆士．摩根基其他人，以及與已故的哈里．詹森保持友誼和接觸，我學到了許多東西。在我的講演中說明了在學術上得到其他人的教益，包括這個領域內的巨人們的教益，他們對我的影響是通過他們的著作而產生的。
耶魯非常重視大學生和研究生的教學。我喜歡教學，並且教了不少。我從未忽視為了達到清晰地向學生們陳述思想的要求而必須學習東西。我交到了許多不同年齡的朋友，這對我來說，是一份持久而豐厚的報酬。
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我有時寫作關於當前經濟問題的文章，給普通讀者看，不只是給職業經濟學家們看。這些文章的一個集子，《國民經濟政策》，於1966年出版。我常在國會各委員會前作證，而且我向政府機關和政治候選人提供意見。從1966至1970年我是新海文市計畫委員會主席。
我的主要一段公共生活是在1961--1962年當甘迺迪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與華爾特．海勒主席，及已故的寇密特．高登一起。在我回到耶魯之後，有好幾年我是委員會的一名積極的顧問。甘迺迪委員會網羅了許多傑出的人才，包括奧昆， 梭羅， 和阿羅。我們的集體主要著作是1962年《經濟報告》，它對與那時報界稱為“新經濟學”的東西有關的穩定和增長政策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充分陳述。在委員會工作要求高，令人激動，而有時令人失望。但是我們的意見逐漸得到很大程度的接受，並且到了1965年末，我們的基本巨觀經濟目標實現了。可惜，在越南戰爭期間和七十年代的滯漲中失去了這些勝利。
1946年我回到坎布里奇，遇上了最大的好運氣，那年春天我認識了伊利沙白．費．林哥。幾個月後我們結婚了。碰巧蓓蒂是薩繆遜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新學生，我們會面是在威斯里學院教經濟學。更大的巧合是，她在威斯康星杯部長大，離開我一生中幾乎每年夏天必去的家庭休養所不遠。我們現在仍到那裡去。我引導蓓蒂的興趣離開經濟學，她有時候說救了她。但是她對有意義和無意義，是和非，公正和不公正，窮和富有清楚的辨別能力，使我在學術工作和個人生活中有明確的愛憎次序。在我們的前三十五年中我也學會許多其他東西，分享她對動物，特別是紐芬蘭狗，棒球，火爐，鳥，自然，釣魚，跳舞，和爵士音樂的熱心。我們是熱心的不過是平庸的滑雪運動員，登山和橫越全國的遊行家，以及網球運動員。在威斯康星我們喜歡在河裡划船以及在我們的小湖上游泳和划船。在六十年代，蓓蒂回去教學八年，是在城裡公共國小，它比大學教室的要求搞得多，並且遠遠更具有挑戰性。
我們共同養育了四個優秀的孩子，一個大女兒和三個兒子，我們目睹嬰兒很快長大成人，共享迷戀，歡樂，以及有時焦慮的感情。他們的個性，興趣，和才能不同，他們教給我們的東西都不比我們教他們的少。我們的女兒是一個時裝設計家和作家；兩個兒子都已結婚，是律師；最小的是物理學研究生。我們的第一個孫女在1981年誕生。我們仍住在我們在紐海文頭一年買的房子裡。我們全家常常在那裡，或在威斯康星， 或在維爾蒙州我們的滑雪小屋團聚。
獲獎致辭
瑞典皇家科學院已決定把1981年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紀念經濟科學獎授予美國耶魯大學的詹姆士.托賓教授，為了他對金融市場及其與支出決策、就業、生產和物價的關係進行的分析。
詹姆士。托賓的主要成就
詹姆士。托賓的成就涉及寬廣的經濟研究領域。他對如此求同的領域如經濟計量方法和嚴格數學化的風險理論， 家庭和企業行為理論，一般巨觀理論和經濟政策套用分析，做出了很大貢獻。他的最顯著的和最有意義的研究貢獻屬於金融市場及其與消費和投資決策，生產， 就業和物價的關係的理論，為此他被授予1981年諾貝爾紀念經濟學獎。
托賓的最重要的貢獻系以一種理論為基礎，這種理論描寫各個家庭和企業怎樣確定他們資產的構成。這種理論稱為證券箱選擇理論， 他是其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托賓把這些思想發展為一種金融和實物資產的全部均衡理論， 並且分析了金融和實物市場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分析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場上的變化傳送到家庭和企業的支出決策的傳送機制。這個經濟研究的古典問題以前並未滿意地和結論性地研究過。托賓的研究成為中心經濟理論中實物和金融狀況的結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
證券箱選擇理論
證券箱選擇理論被用來研究家庭和企業保有各種實物和金融資產並同時發生債務的決策。托賓闡述這些決策是怎樣受風險和期望報酬率的權衡支配的。不同於這個領域中的其他理論家，托賓的分析並不僅僅限於貨幣，而考慮全部資產和債務範圍。
對證券箱選擇理論有貢獻的其他經濟學家主要從事於指出合理投資決策的規則。托賓的目標在於提供一個基礎，以便理解人們在取得各種資產和發生債務時，其實際行為是怎樣的。其直接成果是金融市場和經濟中的各種流量的描述和分析。托賓的雄心是要找出以前分析從金融到實物市場的衝擊中缺乏的一些重要因素。
金融和實物市場之間的關係，或者“傳送機制”
托賓強調金融時間對實物資產的需求---及投資---和消費者需求的影響。這方面，他研究了兩個基本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貨幣和財政政策措施，例如稅率的變化或中央銀行買賣政府公債和國庫券，是如何影響國民收入的---“傳送機制”。第二個問題研究貨幣和財政政策措施帶來的名義國民收入的變化將如何分布在生產量和價格水平的變化之中。為了回答後一問題，托賓注意到工資形成問題。由於短期中工資不易變動，商品和勞動市場上的需求變化導致就業變動而不是價格水平和膨脹率的變化。工資不易變化也使家庭和企業在實踐中和在短期內難以按照新信息調整它們的計畫。這是托賓批判“合理期望”理論很厲害的原因，這種理論以上述調整的可能性為基礎，在當前經濟政策辯論中已經變得如此重要。
由於研究了各種各樣的資產和債務，托賓的傳送機理分析與研究類似問題的其他人的研究比較， 擴大了金融市場和實際支出決策之間的接觸渠道。按照托賓的理論，不是通過一個“一般”利息率水平或以某種方式定義的貨幣存量，而是通過整個金融結構發生影響。他也考慮了不同的制度條件。早期研究者忽視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這樣的情況，金融系統並非主要由銀行組成，而是由具有不同證券箱選擇政策的許多不同單位組成的。
由於指出了金融和實物現象之間的接觸渠道，托賓從理論上和經驗上闡明了金融資產實際價值的變化對消費量的影響。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影響企業實際投資的各種因素的分析。托賓成功地重新寫出了一個早期的假設，這些投資強烈地受現有實質資本的市價和取得相應的新生產的實質資本的成本之間的關係影響。當取得新實質資本的成本是給定的或上升的時候，如果股票價格之類的現有實質資本的價格下降，則投資被抵消。這個關係被若干國家中最近的發展所證實。
托賓根據他對金融系統和傳送機制地研究，對近幾十年中經濟狀況和穩定政策進行了徹底分析。托賓的證券箱選擇理論和金融市場分析被證明對於他構思他的理論時所沒有構想的領域中有用，這個事實提高了他的理論的重要性。與此有關的一個例子是七十年代中部分地以托賓模型為基礎的，支付平衡和匯率分析的迅猛發展。
托賓的影響
托賓隊分析金融市場和金融與實物現象之間的傳送機理的創造性的和廣博的工作無疑的啟發了七十年代中對貨幣政策效果，政府預算赤字和一般穩定政策的影響的大量研究。這些領域中正在進行的生動而高質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托賓的基本貢獻為基礎的。他的努力還發動了有關領域中的研究，例如支付平衡分析和經濟成長研究。托賓的貢獻大概在今後長時間內將繼續鼓舞經濟研究。今天很少經濟學家能說是贏得了這么多的追隨者或對當代研究工作有如此影響。
學術理論
1981年12月8日講演
一、引言：總量經濟學和貨幣理論的分析結構
巨觀經濟理論的歷史性領域是解釋全面經濟活動的水平和波動。總量經濟學家一直特別關心不同財政，金融和貨幣政策的效果。由於J·M·凱恩斯的《通論》在1936年出版以及 J·R·希克斯（1937）和別人用數學陳述他的理論，巨觀經濟理論的語言變為聯立方程系統。各個關係式描寫整個國民經濟，不僅是一個具體產業或部門，這些系統在這個意義上是相互依賴的全部均衡系統。這些 系統通常不完全封閉；它們依賴外生參數，包括決策者控制的工具在內。這些模型尋求政和其他外生變數與經濟後果的確切的定性定量關係，犧牲細節和普適性，依靠將經濟主體，商品，資產，和時間加總，以限制變數和方程的數目。
這個或那個牌號的理論巨觀經濟模型是很有影響。它們指導經濟計量預測模型的建築師們。它們塑造決策者們和他們的顧問們對於“世界運轉的方式”的思路。它們影響記者們，經理們，教師們，主婦們，政治家們，和選民們的見解。幾乎每個人想到經濟，設法了解它，並且有如何改善它的表現的意見。這樣做的任何人使用一個模型，即使它是模糊的和不拘形式的。
（一） 凱恩斯―希克斯巧奪天工模型和另外一種結構
希克斯的（1937） 凱恩斯和古典理論的“IS-LM”版一直特別有影響，不僅達到專業經濟學家們，而且作為教科書的標準巨觀模型，也達到幾代的大學生，它的簡單設備在我們面對政策和分析問題時是我們許多人的訓練出來的直覺知識，不論我們在進一步研究中可能使用什麼更詳細的方法。但是這個結構有一些缺點，限制了它的有用性而且使它受到批評。在這次講演中我想描寫另一種結構，它設法修補那些缺點中的某一些。同時我將論證，凱恩斯―希克斯設備的主要結論仍然不錯。我將總結的改建工作已由我進行了很長時間，我必將吸收以前的工作。
區分提議的結構與標準巨觀模型的主要特點有以下一些：
時間的精確性。一個巨觀經濟活動的短期確定模型必須指一小段時間。它是一個動態序列的一步，而不是經濟穩定下來的一種不斷重複的均衡。
存量的追蹤。過程的一個主要部分是流量和存量，投資和資本，儲蓄和財富，儲蓄的具體形式和資產存量。藉口分析針對這么短的時間，所以存量不能顯著變化，而忽略這些關係，並不總是理由充足。
幾種資產和報酬率。一切非貨幣資產傳統加總為單獨一項資產和一個通用利息率，不能分析一些重要政，制度結構，和事件。我的另一種結構原則上能容納適合手頭目標的那么多的資產類別，雖則下面陳述的講解性套用只區分四類資產。對於在其他現象中分析資本積累和政府赤字的籌款，貨幣和債務管理政策的細節，國際資本運動和外匯市場，以及金融蹭作用而言，資產的分解是重要的。
金融和貨幣政策作用的模擬。常見巨觀經濟模型把貨幣政策描寫為一個存量M，其時間軌跡由一個中央機關自主選定，而不清楚地描述實施政策的業務。事實上貨幣供給的變化是由於政府與公眾交易，商品或非貨幣金融資產換成貨幣，或者由於銀行和非銀行公眾之間的類似交易。那些交易是貨幣存量變化之源，是有所不同的，決定於它們如何改變經濟主體的財富和有價證券狀況。
華爾拉定律和相加約束。“華爾拉”定律說，一個主體的各個超額需求函式，對於作為任何函式中自變數的各個變數的每個向量而言，相加必然為零。這個“定律”規定，經濟主體通知她參加的一切市場的供求表，必須具備符合預算約束的一致性。例如，建於下文模擬的資產市場，其含義是對於決定資產和財富需求的因素的每一組數值，家庭對期末幾種資產擁有權的需求相加等於家庭對期末財富的需求。這一點意味著資產需求，例如，任何利息率的偏導數相加必然等於財富需求對同一變數的偏導數。
我的合作者威廉·布蘭納德和我發現（1968），在金融市場的理論和統計模型中，並不總是明確遵守這個一致性要求的。如果沒有對所有各類資產明確的資產函式可能以模型建造者始料未及的方式表現奇特。舉例說，如果貨幣需求與一種利息率負相關，而總財富需求不是負相關，其含義是，非貨幣資產函式攜帶利息對貨幣的效應的鏡象。最好的作法是明確寫下所有函式，即使其中一個是多餘的，而且在所有函式中放進去同樣的自變數。
（二）微觀基礎加總，和期望
J·R·希克斯的1935年論文對我和許多其他貨幣經濟學家一直是一種啟發和挑戰。它鼓勵我們尋找在人們持有資產的意願下面的，貨幣和將來支付貨幣的期票的性質和功能。了解這些基礎，我們可以尋找貨幣和貨幣代用物的需求的能觀察的決定因素。對貨幣理論的微觀基礎的這種探索促進了對交易媒介的需求的庫存――理論模型（包莫爾，1952；托賓，1956；米勒和鄂爾，1966）和有價證券選擇模型（托賓，1958）。它仍然沒有完結。我想，原因在於，在經濟理論的基本範例中，要解釋為什麼人們要保存對效用或工藝沒有內在貢獻的紙，而且紙在與商品和服務交換時具有正值，頗有困難。我對那個深刻問題，肯定解決不了，我也不認為它是實際貨幣理論的先決條件。
由於這個和其他原因，我承認，我提倡的那類巨觀經濟模型與各個主體的最佳化行為只有鬆弛的聯繫。遵照一項較老的傳統，全經濟結構方程是個人行為的混合物和對許多不同個人的加總。這是切實可行的方法，另外兩種方法則有嚴重缺點。其中一種方法是保存充分的全部均衡模型中允許的各個主體的偏好和財產的多樣性；最佳化加在各個人超額需求上的弱限制完全不意味著對全市地需求表的限制。另一種方法是所有經濟主體彼此相似或分成兩、三類（例如，老年人和青年人），在一類的內部彼此一樣，但各類之間按照人為規定的方式互相不同。雖然這種構造（例如，薩繆遜1958年各代交叉模型）是有前途的而且已經產生了一些有教益的比喻，它們仍然如此抽象和有任意性，以致對政策分析和經濟講師模型建造是無用的。
在現今經濟學中另一個有影響的方法論潮流是重視信息和期望，要建造這樣的模型，其中經濟主體的行為根據對現在和將來的信息，按照模型本身，經濟主體人得到這些信息（盧卡斯，1976）。這是一個好原理，但是我自己設計一個改進的結構的努力有不同的目的和重點。我要在此講演中展示的系統涉及期望，和金融得為的任何行為一樣，認為各種資產對儲蓄者和有價證券經理的吸引力決定於他們對資產的收入和資本利得的聯合機率分布的估計。這些期望變化的後果可以追蹤，例如只要情緒，信心，和“生氣”是外生地變化的，凱恩斯認為它們通常中這樣的。在動態套用和模擬中，盧卡斯的合理預期原理可以受尊敬，但在這裡我要報告的工作中我沒有這樣做。
（三）總量經濟學和充分的全部均衡
1972年的肯尼思·阿羅的諾貝爾講演是全部均衡理論的一個優美的闡述，既承認它的力量又承認它的局限性。如果所有商品有完全一套同時清潔的市場，包括將來的和偶然栥的商品的市場，不會有巨觀經濟問題，不需要貨幣，而且財政和貨幣的穩定政策沒有用武之地。以充分全部均衡為出發點的理論家自然會把不相容的現象解釋為“市場失靈”。阿羅討論了分散競爭市場不能按照最優數量提供集體或商品的問題。我相信，普通貨幣記帳單位和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的公共商品性質是全部均衡範例容納貨幣後為什麼帶來麻煩的一個原因。但是我要強調的與那個範例的背離，是引出巨觀經濟理論和政策的舞台的背離，也是凱恩斯強調的背離。背離在於除貨幣本身外任何商品根本沒有將來市場，當然也沒有偶然支付的市場。凱恩斯說（16936，210－212頁）。
“一次個人儲蓄行動意味著――譬如說――一個今天不進正餐的決定。但是它並不必需一個一星期後或一年後進正餐買一雙靴子，或者在任何規定日期消費任何規定的東西的決定。因此它壓縮今天準備正餐的業務而並不鼓勵準備某個將來消費行動的業務。它不是用將來消費需求代替現在消費需求，――它是這類需求的一次淨減少……如果儲蓄不僅在於約束現在的消費而是同時發出一個將來消費的具體訂單，效果可能確實不同。因為在那個情況中，從投資等到某種將來收入的期望可能改善，而且從準備現在消費釋放的資源可能轉向準備將來的消費……
所以麻煩在於，不是用某種具體新增消費來代替現在的消費，準備新增消費需要的現時經濟活動與價值等於儲蓄金額的現在消費需要的經濟活動一樣多，而是一種對“財富”自身的欲望，也就是說沒有規定的時間消費沒有規定的物品的潛力。
簡言之，金融和資本市場至多不過是儲蓄和投資的高度不完善的協調者，我懷疑合理期望不能補救這個缺陷。這種不能協調是巨觀經濟不穩定性和巨觀經濟穩定政策的一個基本源泉。目前的巨觀經濟理論或許過於只注意勞動市場，凱恩斯也曾發現競爭不能協調勞動的供求。
（四）資金流量和存量的統計
兩次大戰之間發展起來的國民收入帳目提供了測試和估計凱恩斯和以後總量經濟學家們的模型的數據。理論和數據都主要針對流量及其相互關係。資金流量帳目，特別是1949年以來美國聯邦準備系統編制的，提供對金融市場理論模型有用的存量和流量數據，我們設法理解和說明這些觀察數據。
在表1和表2中我列示1979年的數據，比聯邦準備系統實際報告的部門（列）和資產類別（行）數目有所壓縮。在表1中有9個部門和11種資產，這是我們在耶魯的小組一直在設法估計的一個模型的加總程度（巴客斯等人，1980年）。在表2中，數據進一步加總為四個部門和四種資產，儘可能吻合我在這裡要討論的理論模型。
在這些表的格式中，一行表示一個部門的平衡表（存量）或資金的來源和用途（流量）。一行把一類資產的存量或流量在供給和需求各部門間進行分配。理論和估計的任務是用一些把各部門有有價證券和儲蓄的決策與有關變數聯繫起來的函式使各列得到解釋，而且把各行作為一級聯立市場清結方程，因而得到解釋。
學術成就
眾所周知，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在其他領域，能以一個人的名字命名名詞是了不起的事情。以其名字命名的經濟學名詞居然有“托賓的Q值”、“托賓稅”和“蒙代爾-托賓效應”、“托賓分析”等四個之多。這不僅在經濟學界是奇蹟，在其他領域怕也不多見。托賓早期的研究為凱恩斯主義的整體經濟學說提供了理論基礎，他所著《通向繁榮的政策—凱恩斯主義論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賓先生12年裡撰寫的43篇以政策為導向的論文，體現了他的經濟理論思想和政策主張。關於凱恩斯巨觀政策的基本原則，托賓先生概括為：
第一原則就是明確地用巨觀經濟政策工具去實現實際經濟目標，特別是充分就業和國民總產出的實際增長； 第二個原則，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是能動的，它能夠對實際觀察到的經濟狀況以及不同政策選擇下發展道路的設計作出靈活的反應； 第三個原則，凱恩斯主義希望確定協調一致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以實現巨觀經濟目標； 第四，凱恩斯主義者並沒有樂觀地認為，需求管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市場，就足以實現名義和實際的雙重目標，即同時獲得充分就業和價格或通貨膨脹的穩定。 詹姆斯·托賓的貢獻涉及廣泛的經濟研究領域。他對不同的領域，諸如經濟計量方法，嚴格數學化的風險理論，家庭和企業行為理論，一般巨觀理論，經濟政策套用分析，投資決策，生產、就業和物價關係理論，均做出了突出貢獻。托賓的最主要貢獻建立在以描寫各個家庭和企業怎樣確定他們的資產構成的理論基礎之上，這種理論被稱為資產組合選擇理論，他是極其重要的創始人之一。托賓把這些思想發展為一種金融和實物資產的一般均衡理論，開創的金融市場理論（the theory of financial markets）及金融市場之於消費（consumption）和投資（investment）決策、生產（production）、就業（employment）、價格（prices）等相關關係的研究。這種分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場上的變化傳遞到家庭和企業的支出決策的傳遞機制，而這類研究的經典問題以前從來就未滿意地和總結性地研究過。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 年份 | 得主 | 獲獎原因 |
| 1969年 | 朗納·弗里施（挪威） 簡·丁伯根（荷蘭） | 前者是經濟計量學的奠基人，後者是經濟計量學模式之父 |
| 1970年 | 保羅·薩繆爾森(美) | 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 |
| 1971年 | 西蒙·庫茲涅茨(美) | 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成長和收入分配關係方面貢獻巨大 |
| 1972年 | 約翰·希克斯（英） 肯尼斯·約瑟夫·阿羅（美） | 他們深入研究了經濟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 |
| 1973年 | 華西里·列昂惕夫（蘇聯） | 發展了投入產出方法，該方法在許多重要的經濟問題中得到運用 |
| 1974年 | 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奧地利）、貢納爾·默達爾（瑞典） | 他們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 |
| 1975年 | 列昂尼德·坎托羅維奇（蘇） 特亞林·科普曼斯（美） | 前者在1939年創立了享譽全球的線形規劃要點，後者將數理統計學成功運用於經濟計量學他們對資源最優分配理論做出了貢獻 |
| 1976年 | 米爾頓·弗里德曼（美） | 創立了貨幣主義理論，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說 |
| 1977年 | 貝蒂爾·奧林（瑞典）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英） | 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作了開創性研究 |
| 1978年 | 赫伯特·西蒙（美） | 對於經濟組織內的決策程式進行了研究，這一有關決策程式的基本理論被公認為關於公司企業實際決策的創見解 |
| 1979年 | 威廉·阿瑟·劉易斯（英裔美籍） 西奧多·舒爾茨（美） | 前者在發展經濟學方面頗有建樹，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和進出口交換比價模型，後者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開發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 |
| 1980年 | 勞倫斯·羅·克萊因（美） | 以經濟學說為基礎，根據現實經濟中實有數據所作的經驗性估計，建立起經濟體制的數學模型 |
| 1981年 | 詹姆士·托賓（美） | 闡述和發展了凱恩斯的系列理論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巨觀模型在金融市場及相關的支出決定、就業、產品和價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貢獻 |
| 1982年 | 喬治·斯蒂格勒（美） | 在工業結構、市場的作用和公共經濟法規的作用與影響方面，做出了創造性重大貢獻 |
| 1983年 | 羅拉爾·德布魯（美） | 概括了帕累托最優理論，創立了相關商品的經濟與社會均衡的存在定理 |
| 1984年 | 理察·約翰·斯通（英） | 國民經濟統計之父，在國民帳戶體系的發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貢獻，極大地改進了經濟實證分析的基礎 |
| 1985年 |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義大利） | 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這一假設在研究家庭和企業儲蓄中得到了廣泛套用 |
| 1986年 | 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美） | 將政治決策的分析同經濟理論結合起來，使經濟分析擴大和套用到社會—政治法規的選擇 |
| 1987年 | 羅伯特·索洛（美） | 對增長理論做出貢獻提出長期的經濟成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而不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 |
| 1988年 | 莫里斯·阿萊斯（法） | 他在市場理論及資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對一般均衡理論重新做了系統闡述 |
| 1989年 | 特里夫·哈維默（挪威） | 建立了現代經濟計量學的基礎性指導原則 |
| 1990年 | 默頓·米勒（美） 哈里·馬科維茨（美） 威廉·夏普（美） | 他們在金融經濟學方面做出了開創性工作 |
| 1991年 | 羅納德·科斯（英） | 揭示並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式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 |
| 1992年 | 蓋瑞·貝克（美） | 將個體經濟學的理論擴展到對於人類行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場經濟行為 |
| 1993年 | 道格拉斯·諾斯（美） 羅伯特·福格爾（美） | 前者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後者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了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 |
| 1994年 | 約翰·福布斯·納什、約翰·海薩尼（美） 萊因哈德·澤爾騰（德） | 這三位數學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
| 1995年 | 小羅伯特·盧卡斯（美） | 倡導和發展了理性預期與總量經濟學研究的運用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
| 1996年 | 詹姆斯·莫里斯（英） 威廉·維克瑞（美） | 前者在信息經濟學理論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後者在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
| 1997年 | 羅伯特·默頓（美） 邁倫·斯科爾斯（美） | 前者對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做了進一步減弱，在許多方面對其做了推廣後者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該法則已成為金融機構涉及金融新產品的思想方法 |
| 1998年 | 阿馬蒂亞·森（印度） | 對福利經濟學幾個重大問題做出了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 |
| 1999年 | 羅伯特·門德爾（加拿大） | 他對不同匯率體制下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適宜的貨幣流通區域所做的分析使他獲得這一殊榮 |
| 2000年 | 詹姆斯·赫克曼（美） 丹尼爾·麥克法登（美） | 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他們發展了廣泛套用於個體和家庭行為實證分析的理論和方法 |
| 2001年 | 喬治·阿克洛夫（美） 麥可·斯彭斯（美）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 | 為不對稱信息市場的一般理論奠定了基石他們的理論迅速得到了套用，從傳統的農業市場到現代的金融市場他們的貢獻來自於現代信息經濟學的核心部分 |
| 2002年 | 丹尼爾·卡內曼（美） 弗農·史密斯 | 前者把心理學分析法與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後者開創了一系列實驗法，為通過實驗室實驗進行可靠的經濟學研究確定了標準 |
| 2003年 | 克萊夫·格蘭傑（英） 羅伯特·恩格爾（美） | 用“隨著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共同趨勢”兩種新方法分析經濟時間數列，從而給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
| 2004年 | 芬恩·基德蘭德（挪威）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 有關巨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難題”和商業周期的影響因素 |
| 2005年 | 托馬斯·克羅姆比·謝林（美） 羅伯特·約翰·奧曼（以色列） | 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對衝突與合作的理解 |
| 2006年 | 埃德蒙·費爾普斯（美） | 在巨觀經濟跨期決策權衡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 |
| 2007年 | 里奧尼德·赫維克茲（美） 埃克里·馬斯金（美） 羅傑·梅爾森（美） | 為機制設計理論奠定了基本 |
| 2008年 | 保羅·克魯格曼（美） | 對經濟活動的貿易模式和區域的分析 |
| 2009年 |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 奧利弗·威廉森 | 奧斯特羅姆以“涉及公共財產或處於公共控制下財產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威廉森以“涉及企業邊界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