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保羅·薩繆爾森保羅·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1935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隨後獲得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並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任經濟學教授，是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部的創始人。他是那些能夠和普通大眾進行交流的為數極少的科學家之一。他經常出席國會作證，在聯邦委員會、美國財政部和各種私人非營利機構任學術顧問。他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是當代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經濟學的最後一個通才。他是當今世界經濟學界的巨匠之一，他所研究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經濟學的各個領域，是世界上罕見的多能學者。薩繆爾遜首次將數學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幫助經濟困境中上台的甘迺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甘迺迪減稅方案”，並且寫出了一部被數百萬大學生奉為經典的教科書。他於1947年成為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的首位獲得者，並於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成長求學
保羅·薩繆爾森1915年5月15日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加里（Gary）城的一個波蘭猶太移民家庭，其父親法蘭克·薩繆爾森是一名藥劑師，1923年其家搬到芝加哥居住。1935年獲芝加哥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36年獲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41年獲的哈佛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在哈佛就讀期間，師從約瑟夫·熊彼特、華西里·列昂惕夫、哥特弗里德·哈伯勒和有“美國的凱恩斯”之稱的阿爾文·漢森研究經濟學。薩繆爾森出身於經濟學世家，其兄弟羅伯特·薩繆爾森、妹妹安妮塔·薩繆爾森均為經濟學家，另一個侄子則是大名鼎鼎的美國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
過往職務
1940年，薩繆爾森受聘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
1944年，薩繆爾森被提升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及輻射實驗室經濟學研究員。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來到美國戰時生產局和戰爭動員重建辦公室任職，並擔任美國財政部經濟顧問。
1945年兼任福萊切法律與外交學校國際經濟關係教授。
1948-1949年古根漢姆研究員。
與世長辭
美國經濟學泰斗保羅·薩繆爾森十三日在其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四歲。
薩繆爾森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他的經典著作《經濟學》以四十多種語言在全球銷售超過四百萬冊，是全世界最暢銷的教科書，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也正是他的這本著作，將西方經濟學理論第一次系統地帶進中國，並使這種思考方式和視野在中國落地生根。
薩繆爾森在經濟學領域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在，被稱為經濟學界的最後一個通才。
薩繆爾森出身於一個經濟學世家，他的侄子正是美國總統歐巴馬首席經濟顧問薩默斯，而兄弟羅伯特、妹妹安妮塔也都是知名經濟學家。
薩繆爾森自一九四〇年以來一直就職於麻省理工學院，他的逝世令許多昔日學生和友人唏噓不已。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十三日說：薩繆爾森“改變了他接觸的一切”。
主要成就
學術成就
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
生產要素報酬就是生產要素的收益，要素報酬等於要素的邊際產品價值。要素的邊際產品也就是要素的邊際生產率。
在短期內，雖然產品價格會因為國際貿易而發生變化，但生產要素還來不及在部門間流動。因此，國際貿易在短期內只影響產品價格。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一國出口產品的相對價格會上升，進口產品的相對價格會下降。由於MPL和MPK不變（因為生產要素不流動），而出口產品價格（PX）上升，所以出口行業使用的勞動和資本的報酬（WX，RX）都會增加。反過來，由於進口產品價格（PM）下降，進口競爭行業使用的勞動和資本的報酬（WM，RM）都會減少。也就是說，出口行業的生產要素所有者受益，而進口競爭行業的生產要素所有者受損。
青年時代的薩繆爾森長期來看，生產要素可以在各產業間自由流動。國際貿易對生產要素報酬的影響就要結合產品價格和要素邊際生產率的變化來分析。由於貿易的結果使出口行業的資本和勞動受益，報酬提高，進口競爭行業的資本和勞動就會向出口行業流動。這裡我們假定出口行業是勞動密集型的，進口競爭行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樣，進口競爭行業的資本—勞動比率較高，當本國進口競爭產品產量因國際貿易而減少後，轉移出來的資本就比勞動多；另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的出口行業的勞動—資本比率相對較高，在出口產品產量擴大後對勞動的需求大於對資本的需求。這樣，從進口競爭行業轉移出來的資本多，但需求少；轉移出來的勞動少，但需求卻更多。結果就是資本相對過剩，勞動相對不足。如果兩個行業都按照原來的資本—勞動比率生產的話，就會有一部分資本閒置下來。
但是，當資本過剩時，它就會變得相對便宜，這樣閒置的資本就會被兩個行業吸收，以用來替代相對稀缺從而昂貴的勞動（這裡我們假定勞動和資本可以相互替代）。這樣，兩個行業都會比貿易前投入更多的資本來替代勞動，於是它們的資本—勞動比率都會比貿易前提高。由於資本投入增加，各行業中的勞動邊際生產率提高，而資本邊際生產率則因為資本投入增加而下降。結果對出口行業而言，由於PX提高，MPL也提高，所以WX也就上升，也就是出口行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報酬提高；對進口行業而言，由於PM下降，MPK也下降，所以RM也就下降，也就是進口競爭行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報酬下降。
在以上的長期分析中，國際貿易對出口行業資本報酬的影響以及對進口行業勞動報酬的影響是不確定的，但我們可以通過下面的推導來說明這兩種要素報酬的變化：我們的分析一直假設貿易前兩個國家國內要素市場是均衡的，這樣，出口行業的工資水平和進口行業的工資水平就是相等的，即WX = WM，同樣，出口行業的利潤水平和進口行業的利潤水平也是相等的，即RX = RM。在貿易後的要素市場也將形成均衡，從而進出口行業的工資和利潤在新的均衡狀態下也必然是相等的。這樣，開展貿易後，我們已經推導出出口行業的工資將上漲，進口行業的利潤將下降。那么，在貿易後WX = WM，RX = RM的情況下，進口行業的工資水平WM也會上升，而出口行業的利潤水平RX也會降低。
柯林頓與保羅·薩繆爾森把以上分析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長期來看，開展國際貿易後，出口產品生產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也就是本國充裕的生產要素）的報酬會提高，而進口產品生產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也就是本國稀缺的生產要素）的報酬會下降，而且無論這些生產要素在哪個行業中使用都是如此。這個結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斯托爾珀(Wolfgang Stolper）和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論證的，因此稱為“斯托爾珀—薩繆爾遜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從上面的分析中還可以看出，發生國際貿易後，由於生產要素報酬（價格）是產品價格與要素邊際生產率的乘積，所以生產要素報酬的變動會超過產品價格的變動。這一結果被稱為國際貿易的“放大效應”（magnification effect）。
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
只要存在產品價格的差異，兩國就會繼續開展貿易，但最終的結果將是兩國兩種產品的價格完全相等，而生產要素的價格也完全相等，此時如果其他條件不變，貿易也就停止。兩國間開展貿易的結果會使兩國的生產要素價格最終相等這一趨勢被稱為“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由於這一定理是由薩繆爾森根據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邏輯論證的，因此該定理又稱為“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定理”。
學術思想
薩繆爾森：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
1931年，聰明勤奮的薩繆爾森，在十五歲的時候就考入芝加哥大學，專修經濟學。儘管他進入經濟學的領域純屬偶然，但結果證明，經濟學這一行如天造地設般適合他，用他自己的話9月2日（芝加哥大學開學的這一天）才是他真正的生日。
進入大學後，他高效率地利用時間學習，博覽群書。他愛好廣泛，課餘常把做高等數學習題作為自我消遣。他對物理學也有濃厚的興趣。初入大學時，薩繆爾遜年紀雖輕，但沉著穩重，喜歡思考。他對前人的理論總抱著審視的態度，尋覓理論尚未完善或不完美的地方。薩繆爾遜最後以優異成績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學士學位，其平均成績是A，隨後他從容地進入哈佛就讀。進入哈佛大學後，薩繆爾遜的眼界大為開闊，這裡的學術思想與芝加哥大學迥然不同。
晚年的保羅·薩繆爾森面對著各種學術流派，他更加刻苦地探討和研究、類比各種學說的異同，找出他們的不足。1936年，即來到哈佛大學一年後，薩繆爾森獲得了碩士學位，並以敏捷的思維、廣博的知識及實幹精神，贏得了哈佛大學經濟學權威人士阿爾文·漢森教授的青睞。漢森收薩繆爾森做自己的助手，這使他對各種學派的研究更為深入。他不斷地探討漢森的學術思想，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同時也為自己選擇研究的主攻方向。
1936年，自英國內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他最有影響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一書以後，美國許多經濟學者對凱恩斯的學說大感興趣，薩繆爾遜的導師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原來反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政策，提倡“自由放任”，後來轉而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傳播人，把凱恩斯主義移植到了美國。他不但繼承凱恩斯的經濟學說，而且把這種學說理論通俗化，還做了一些補充發展，後來成為美國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權威人士之一。薩繆爾森縱觀凱恩斯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感到確有可研究之處，於是師生協作，不斷宣傳凱恩斯主義，並對它做了進一步的補充。這樣，漢森和薩繆爾森便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薩繆爾森對研究凱恩斯主義所做的貢獻遠比他的導師大得多。
薩繆爾森在攻讀博士學位時，重新閱讀了從威廉·配弟到亞當·斯密，從李嘉圖到馬歇爾、瓦爾拉斯以及帕累托、庇古、凱恩斯等人的著作，得以縱觀整個經濟思想史，並以新的眼光看待凱恩斯主義。
乘數-加速原理
針對凱恩斯在《通論》中提出的“投資乘數論”和“就業乘數論”，漢森認為，乘數論不足以說明問題，原因是乘數論沒有說明一定量的投資如何引起收入和就業的增加，也沒有明確收入（或消費）的變化如何引起投資的變動。因而只有把加速原理（關於收入或消費量的變化如何導致投資量變動的理論）和乘數論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充分估計乘數的作用，並解釋經濟成長中的周期波動現象。
薩繆爾遜注意到了乘數論和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關係，他在導師的提示下巧妙地把兩者合為一體，於1939年發表了他的處女作《乘數分析與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並首創經濟波動的模型，指出政府開支對國民收入的重大作用。西方經濟學界認為，這一開創性的研究是他在經濟周期理論方面的重要貢獻之一。
經濟學界的通才
薩繆爾森的研究，涉及經濟理論的諸多領域。他根據所考察的各種問題，採用了多種數學工具，使用了既包括靜態均衡分析，也包括動態過程分析的方法，這對當代個體經濟學和總量經濟學許多理論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薩繆爾森對靜態、比較靜態、動態三者的聯繫和區別，做了精闢的論述。在一般均衡論方面，他補充並發展了希克斯關於靜態一般均衡穩定條件，進一步發展了均衡的極大條件、均衡位移和提·查特萊爾原理，並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經濟實例，說明數理方法的普遍適用性。
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在福利經濟學方面，薩繆爾森首先對所有在這一領域中創建各個學說的先驅者的著作進行了分析和評價。爾後，他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經濟學，並和漢森為國家福利論的建立和在實際生活中實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論述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自庇古（一位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以來在福利經濟方面少有的理論之一。
在國際貿易理論方面，薩繆爾森補充了比較成本學說的“赫克謝爾—俄林定理”，對貿易國之間的生產要素價格趨向均等的條件作了嚴密論證，被西方人士公認為“赫克謝爾—俄林—薩繆爾遜模型”。他論述了國際貿易對貿易國利益的影響，被各資本主義國家認為是現代國際貿易理論的一項重要發展。由於薩繆爾森在經濟理論界全面開創性的研究，麻省理工學院在1947年提升他為經濟學教授。同時，美國經濟學會吸收他為會員，並授予他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
稅收思想
保羅·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在《經濟學》一書中論述的稅收理論和政策主要包括的內容有稅收性質、稅收原則、稅收影響：
稅收性質
“在決定如何向他們自己徵稅時，人民實際上所決定的是如何把滿足社會需要的資源從各個家庭中取出，從他們所擁有的企業中取出，以備作為公有物品和勞務來使用。”在這裡，薩繆爾森指出了政府的稅收是來自對私人部門的徵收，這是稅收的第一次再分配；另一方面，他認為，政府取得的稅收主要用於轉移支出，這是第二次再分配。"國家也在福利轉移支付上花錢，把錢給予社會上某些人，以便用於他們的私人需要。"他進一步分析，稅收的上述兩次再分配是對社會有利的，是公平的，因為稅負是“落於富人，而不是窮人”，“落於有形資源（如土地和財產），而不是勞動力所有者身上”。十分明顯，薩繆爾遜企圖通過對稅收經濟性質的分析來說明資本主義國家是一種公平分配，它抹殺了資本主義稅收的根本性質，掩蓋了資本主義國家稅收的真正來源。
稅收原則
薩繆爾森對傳統理論中的“利益原則”和“犧牲原則”兩個稅收原則進行了分析，認為這兩個原則固然重要，但他們卻存在選擇上的困難。“構想甲乙二人一切相同，其唯一不同之處是乙的財產和收入為甲的十倍。這是否意味著乙為警察保衛繳納的稅款的絕對量應和甲一樣？或者為了支付警察費用，乙應繳納同一比例的收入？或者，由於警察需用較多的時間來保護富人的財產，境況富裕的乙必須用收入的較大比例來付稅才算是償付了他在警察費用中的公道分額?“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採用兼顧兩個原則的公平合理原則，分別按橫的公平和縱的公平徵稅。"對於情況相同的人徵收相同的賦稅；對於情況不同的人，徵收不同的賦稅。"為此，一國應採用比例稅率和累進稅率。
稅收影響
稅收對經濟有較大影響，這種影響反映在許多方面：
一是影響收入分配。薩繆爾遜是通過洛倫茲曲線來說明稅收對國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的。
二是稅收對勞動力的影響。在一些場合，如勞動力工資較低或稅率較低，所得稅可以刺激勞動者努力，而在另一些場合，如累進稅率較高，所得稅則可能妨礙勞動者努力。
三是稅收對投資的影響。薩繆爾森認為，累進稅會給風險投資帶來不利影響，累進程度越大，這種影響就越大。但是，累進稅同時也有對這種影響的抵消作用，因為“稅款取自僅僅花費其增長的收入的微小部分的節儉的富人，而不取自花費其一切的窮人。以此而論，累進稅可以把消費的力量保持在高水平”。消費水平高，自然對投資有利。
四是稅收對消費和國民收入的影響。薩繆爾森認為，稅收對消費的影響是巨大的，政府增加稅收，使得“我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將降低，而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又使我們減少消費支出”。他分析到，消費支出的減少必然使消費曲線下移，較低的消費曲線自然相交於較低的國民收入曲線，導致國民生產總值的減少。結論是，稅收的增加對消費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導致國民收入下降。
主要榮譽
1940年，薩繆爾森受聘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1941年，他發表了《經濟理論運算的重要性》的長篇論文，這是他的博士論文，並獲得哈佛的威爾斯獎。這篇論文就是他在1947年紀念凱恩斯逝世一周年發表的《經濟分析基礎》的雛形。後來，他對別人談起這一段經歷時說，這篇論文中的許多概念和觀點，早在芝加哥大學時就醞釀了。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薩繆爾森嚴謹的治學精神。因為他完全以物理學觀點和古典數學方法來引證、推理，因而該文被認為是數理經濟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同年，他受聘到美國資源計畫局工作。
1944年，薩繆爾森被提升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和輻射實驗室經濟學研究員。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到美國戰時生產局和戰爭動員重建辦公室任職，並擔任美國財政部經濟顧問。這些工作使他有機會把經濟理論套用於實際工作，得以從實踐中檢驗其理論的科學性。同時，也使他有條件蒐集資料，為以後的研究積累大量的材料。
1960年，美國總統甘迺迪任命他為總統調查諮詢顧問和美國國家計畫局經濟顧問。
1966年，印第安那大學授予薩繆爾遜名譽法學博士。
1970年，《經濟分析基礎》協助他贏得諾貝爾獎。
1970年，克萊爾門特·雷特·丟特學校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伊利諾斯州的伊文斯威林大學亦授予他榮譽獎章。
1971年，他獲得了美國國家科學院授予的愛因斯坦獎。
其他成就
《經濟學》的發表
1948年，薩繆爾森發表了他最有影響的巨著《經濟學》。這本書一出版即告脫銷。許多國家的出版商不惜重金搶購它的出著作權，不久即被翻譯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種文字。
1953年，當《經濟學》第三版發行時，薩繆爾森來到美國預算局，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他提倡赤字預算，追逐加速經濟成長，從而使美國克服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艾森豪停滯”，他也成為白宮中不可缺少的高參。
1959～1960年，薩繆爾森被任命為美國總統事務委員會調查諮詢小組的顧問。1960年，他被美國總統甘迺迪任命為總統調查諮詢顧問和美國國家計畫局經濟顧問。1958年，他與R?索洛和R?多夫曼合著了《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一書，為經濟學界新誕生的經濟計量學做出了貢獻。
1961年是薩繆爾森學術生涯中的重要一年。他再次出任美國財政部經濟顧問。同時，他在《經濟學》第五版中，把自己的理論體系稱之為“新古典綜合學派”，並在1961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對其理論的核心部分、理論體系及其研究方法做了較為詳細的解釋。他的此番解釋，受到與會者的高度評價，人們一致推選他做該年度學會的會長。
1962年，薩繆爾森被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名譽法學博士。1965年，又被任命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經濟諮詢委員會顧問，並出任美國國際經濟學會會長。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經濟成長較快。在甘迺迪·詹森出任美國總統的8年中，美國沒有爆發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被他的追隨者吹捧為“戰後繁榮主義”，作為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的薩繆爾森便成了美國凱恩斯主義的代名詞，美國經濟生活中的成就也被視為是“新古典綜合學派”的功績。
1966年，薩繆爾遜在接受印第安那大學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的同時，出版了《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1967年，密執安州大學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1970年，克萊爾門特·雷特·丟特學校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伊利諾斯州的伊文斯威林大學授予他榮譽獎章。1971年，他獲得了美國國家科學院授予的愛因斯坦獎。
1970年，《經濟分析基礎》的水準得到三度肯定，協助他贏得諾貝爾獎，最使他激動的是，他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個美國人。他從斯德哥爾摩領獎回到紐約時，成千上萬的人用最高的禮儀歡迎他。在為他舉行的慶祝會上，他滿懷激情地向人們說：“我可以告訴你們，怎樣才能獲得諾貝爾獎，訣竅之一就是要有名師指點。”他沒有忘記精心栽培他的漢森·阿爾文教授。
把數學分析引入經濟學研究
人們翻開經濟學方面的論著，多會看到各種複雜的數學公式和模型。數學家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也已司空見慣。可以說，今天的經濟學早已和數學密不可分。而薩繆爾遜正是把數學引入經濟學的第一人。
1932年，保羅·薩繆爾森考入芝加哥大學，專修經濟學。此時的經濟學發展，就如薩繆爾森在1985年2月的一次演講時所說：“1932年我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
薩繆爾森畢業後在哈佛大學繼續攻讀學業，在26歲那年取得博士學位。其博士學位論文《經濟理論操作的重要性》獲哈佛大學威爾斯獎，以此為基礎形成的《經濟分析基礎》為薩繆爾森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評獎委員會說：“在提升經濟學家理論的科學分析水平上，他（薩繆爾遜）的貢獻要超過當代其他任何一位經濟學家，他事實上以簡單語言重寫了經濟學理論的相當部分。”
1958年，他與R·索洛和R·多夫曼合著了《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一書，為經濟學界新誕生的經濟計量學做出了貢獻。
有的經濟學家在評論薩繆爾森在經濟學領域中的影響時指出，薩謬爾森在經濟學領域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人們進入大學一開始學習經濟學便遇到了薩繆爾森，讀的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而當進入高層次經濟理論研究之時，人們還是離不開薩繆爾森，這時薩謬爾森的《經濟分析的基礎》成了經濟理論研究的指導；在幾乎所有的經濟學領域，諸如：個體經濟學、總量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數量經濟學，人們總是能從薩繆爾森的有關著作中獲得啟示和教益。
人物評價
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說：薩繆爾森“改變了他接觸的一切”。
“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是要死的。”2009年12月13日，保羅.薩繆爾森，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凱恩斯主義者，靜靜的離開了我們。他的思想與行為與凱恩斯多有交集，且不僅僅體現在國家干預理論方面。當凱恩斯宣稱，“經濟學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確與否，都比通常所認為的力量更大”的時候，為了影響年輕人，他則表示：“假如我能夠為這個國家寫作經濟學教科書的話，我才不關心是誰起草一個國家的法律。”這成為了他的一個為人所熟知的口號，也成為了他輝煌人生中的一個註腳。“我是一個運動場上的看台座位，能夠坐到上面去觀察幾乎一個世紀的基礎性經濟學的歷史。”
他自稱研究經濟學，完全是“瞎貓碰上死耗子”的機緣巧合。他認為自己終其一生都足夠“幸運”——“我總是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恰當的地點。” 而在他六十多歲的時候，他已經意識到：“所有的這些因為好運氣所導致的事情，都應該放到經濟學歷史中的根本性趨勢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
按照出生日期記載，他出生於1915年5月15日。但是，他卻總是覺得自己的真正出生日期是1932年1月2日的上午，地點是芝加哥大學。“早晨8 點，當我第一次走進芝加哥大學的講堂的時候，我又‘再生’了一次。那天的講座主題，是馬爾薩斯的理論——直到密集程度超過了每英畝土地所能夠維持的人口生活水平達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將像兔子一樣的繁殖，之後不斷增長的死亡率則與出生率達到了平衡。它們是如此簡單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於我懷疑自己是不是遺漏了什麼神秘的複雜性。”
當時，這位“因為離家和學校近”所以來到舊式新古典主義個體經濟學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學的薩繆爾森，還只有16歲。而在他看來，1932年，是生而為經濟學家的大好時機。因為當時政治經濟學的領域裡，正在等待著新方法、新典範、新好手與新問題的光臨。“科學是只寄生蟲，病人的數目越多，生理學與病理學究越進步，治療方法從病理學中產生。1932年也是大蕭條進入低谷期，一棵新苗正從腐爛的土壤中長出我們今天稱之為的總量經濟學。”
或許，比僅僅是運氣所導致的結果更加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有益的現實：經濟學正好適合與他。他為學術研究而生。在當時，這個學科剛好在理論和統計上都進入了一個數學化的階段。作為一個早熟的年輕人，“我一直熟稔於邏輯操作以及解謎的IQ測試遊戲。因此，假如說經濟學對我是最理想的一個學科的話，也可以說，我也是經濟學最理想的研究者。”因此，他像茨威格一般提醒年輕人，“永遠不要低估，在你的職業生涯早期就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這能夠讓可能的後進生變成開心的戰士。”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的確要感謝希特勒。正是因為後者，使得他在1935到1940年逗留哈佛期間，能夠讓趕得上它的經濟學文藝復興的浪潮，Joseph Schumpeter,Wassily Leontief,Gottfried Haberler，以及“美國凱恩斯” Alvin Hansen這些躲避戰禍的經濟學家推動了這一潮流。同一時期的哈佛研究生們，都具備了在才華上的這種新哈佛能力。Richard Musgrave,Wolfgang Stolper,Abram Bergson,Joe Bain,Lloyd Metzler,Richard Goodwin,
Robert Triffin,James Tobin,Robert Solow,... ——他們全部都是薩繆爾森的同輩們——變成了1950-2000年代世界經濟學前線上耀眼的明星。“的確，哈佛造就了我們。但是，就像我之前已經多次寫到的那樣，我們也造就了哈佛。”
在哈佛，他開始成為凱恩斯主義者。1936年，自英國內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他最有影響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他的理論認為：現代市場經濟也會出現困局，解開困局，需要的是來自政府支出或者是減稅的強力推進，除此之外，還需要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來使經濟得到修復。很多經濟學的學生們將永遠都不會對於19世紀的觀點感到有興趣——它認為，在不需要政府干涉的前提之下，私有市場可以醫治失業。美國許多經濟學者對凱恩斯的學說大感興趣，而薩繆爾森與自己的老師漢森則更是不斷的宣傳凱恩斯主義，並對它做了進一步的補充。薩繆爾森認為，凱恩斯主義是從1929年4月的美國華爾街股票暴跌開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這一遍及資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凱恩斯的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很有價值。因此，他決定從當時社會上亟待解決的難題——投資與就業問題入手，來研究凱恩斯主義。逐漸的，他開始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並且終其一生。
1940年10月，他開始來到麻省理工學院（MIT），這個他度過了所有學術生涯的地方。他很快就開始得到同行們源源不斷的認同。其中有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國家學術院、美國哲學學會、英國學術院等的會員資格。而各種頭銜也紛至沓來。但是，三個孩子的出生卻讓他的經濟條件開始捉襟見肘。於是，他決定寫作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他給自己設定的寫作標準時——這本書不應該只吸引學生，還應該具有成熟和系統性的品質。他還希望能夠通過這本書來集中講述當時依然乏人問津的凱恩斯革命的觀點。他說自己“殫精竭慮”的來寫作這本教材。他僱人來增加圖表、彩色圖示及幽默小段。
很難去低估這本名為《經濟學》的教材的巨大影響力。《經濟學》讓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們了解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觀念。它以多種語言翻譯出版，它 “在給予這個世界一種一般性的經濟學語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學生們被它的充滿活力的散文式風格及於自己日常生活的相關性所吸引。從此之後，大量的教科書作者開始模仿這種寫作方式。而《經濟學》也使得它的作者跨入了富裕人士的行列。
他的教科書——《經濟學》——教育了學生們如何去思考經濟學。他的經濟研究成果——《經濟分析的基礎》——教會了專業的經濟學家們如何去研究貿易。在兩本書之間，薩繆爾森重新定義了現代經濟學。當經濟學家們“坐下來拿出一張紙開始計算或者分析什麼東西的時候，你不得不說，在給他們提供所使用的工具及觀念方面，沒有人比薩繆爾森更加重要的了。”薩繆爾遜在MIT的同事Robert M. Solow說。
1970年，當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瑞典皇家學院稱讚他“在提升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水平方面，比任何一位當代的經濟學家所做的都要多。”他被稱為是“最後一個百科全書似的經濟學家”。他幾乎改變了經濟領域所有方面的學術思想，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到股票價格波動的隨意性。雖然在他之前，數學已經被社會科學家所採用，但是在他的影響之下，數學才稱為了經濟思維中的如此重要的主流工具。通過他，簡單的數學預測獲得了強大的理論預測能力。而“假如你做一次有關現代經濟學家的成果的研究分析的話，你會發現，有龐大比例的標準的研究方式，都可以追溯到薩繆爾森一生的研究，”Solow說。
除了學生和經濟學家之外，薩繆爾森觀點的受益者，還包括美國的總統、世界性的領袖、國會議員以及美聯儲官員。他曾經擔任過顧問的機構有：美國財政部、預算辦公室、以及總統顧問委員會。他最有影響力的學生名叫約翰.F.甘迺迪。在1960年的選舉之後，他曾經給這個學生單獨上過一堂四十分鐘的課程。在當選之後，雖然他作為甘迺迪政府經濟顧問委員的主席的第一人選，但他卻拒絕了這一提名。他在原則上就拒絕任何政府官職。他說，自己不希望把自己放到這樣的一個境地上去，“不能說出和寫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
他曾經講過一個自己與弗里德曼之間的笑話：“如果魔鬼用一個精彩的理論來交換你的靈魂，這筆交易你做不做？”“我不會做，”弗里德曼說，“如果換的是不平等理論，我倒可以考慮。”而笑話背後，他與弗里德曼的經濟學觀點的爭執，已經成為了美國20世紀經濟史上的一段公案。他承認說，“我們幾乎在任何問題上都彼此不同意，但我們依然還是朋友。”
跟自由派的薩繆爾森不同，除了國防及法律領域之外，保守派的弗里德曼在絕大多數領域裡都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他認為把自由權交給個人，私有企業和競爭能夠比政府做得更好。但在2008年，凱恩斯主義，以及它的強大護衛者薩繆爾森，卻正式上演了一出精彩的“王者歸來”。當衰退開始的時候，西方的各國政府們不再袖手旁觀，而是積極參與甚至主導拯救市場的計畫。
他曾經這樣寫道：“不同尋常之處不在於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經濟活動，而在於在多大程度上它不掌控經濟活動。”2008年，在他93歲時所接受的一次訪談中，他宣稱：當下的這次經濟危機，證實了他自己的經濟觀點的正確性——而這也證偽了他長久以來的對手弗里德曼觀點的謬誤。“今天，我們見識了米爾頓認為的一個市場能夠調節它自身的觀點到底有多么的錯誤。”他說。“……現在，每個人都明白了相反的觀點，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得不到解決的觀點才是正確的。凱恩斯的觀點，財政政策以及赤字性支出，在引導市場經濟時是起到了重要的引導性角色，再一次的得到了認同。我希望弗里德曼還依然活著，這樣他就能夠見證了他自己觀念中的極端主義是如何導致自身的失敗的。”
但他從不把凱恩斯主義當作是一種宗教。在經歷了20世紀下半場的歷史之後，即便是他也已經表示：“自己相信政府上演奇蹟的能力的樂觀主義，已經消退了”。“假如政府變得太大，太多的國家收入要流經它的手中的話，政府將會喪失效率，而且對於滿足人們的需求變得遲鈍，因此，它將開始威脅到人們的自由。” 他說。但是，他依然堅信，沒有任何一位嚴肅認真的政治或者經濟思想家會拒絕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性觀點——與人為善的民主政府能夠在避免經濟問題領域裡取得自由市場無法取得的成功。“政府和市場，它們單獨任何一個，在沒有另外一個的幫助之下，都無法服務於公共福利。”他最終承認。而有關其目的，他則在《我的人生哲學：政策信條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寫道，“儘管對現實世界的實證分析指引並限制著我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的每一個行動，我從未真正忘記對結果的道德準則的關注。我的準則很簡單，就是支持處於劣勢的人們，且（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憎惡不平等。”
2009年12月13日，這位經濟學泰斗級的人物，在其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四歲。“一如既往，在做那些能夠給我帶來純粹樂趣的事情的時候，我的所得遠大於付出。”在他六十九歲的時候，他就已經這樣評價自己的一生。
建言中國：薩繆爾森於2008年11月撰文並在他去世後、於2009年1月在《中歐商業評論》發表，該文被一些評論者成為他的“中國遺囑”。文章稱，到2050年，十幾億中國人將會創造全球最高的年度總計實際國民生產淨值。他建議：中國將來應該以奉行“適度中間路線”的經濟體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中間路線是將深受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自由論者所鍾愛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體制排除在外的。
他指出，純粹的資本主義不可能實現自我監管。它始終會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劇和巨觀經濟波動的不穩定性。中間路線要求對市場和企業進行民主監管。雖然理性監管永遠無法做到完美，但它是一個優於其它的目標。
並且，他向美國讀者指出，中國未來的成功可能會受到美國愛國人士的歡迎。經濟絕對不是零和博弈。瑞士財富的增多未必會以美國財富的減少為代價。
個人作品
《經濟分析基礎》（1947）
簡介
經濟分析基礎保羅·薩繆爾森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其博士學位論文為《經濟理論操作的重要性》，這部論文獲得了哈佛大學威爾斯獎。為保羅·薩繆爾森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濟分析基礎》正是在此論文基礎上寫成的。
《經濟分析基礎》包括兩篇共12章及兩個數學附錄。全書的目的正如他在第一章導論中指出的：“各種不同理論的主要特徵之間的相似性的存在，意味著一般理論——它是各種特殊理論的基礎，並且將各種特殊理論的主要特徵統一起來——的存在。這種通過抽象而一般化的基本原理，早在30多年前就由著名的美國數學家穆爾證明了。本書的目的就在於詳細論述這種一般化的基本原理對理論經濟學和套用經濟學的意義。”
《經濟分析基礎》以數學為工具，使各種理論和方法獲得基本統一的表述，並以此總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成就。這本書把最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結合在一起。使新古典經濟學的主體內容有了經典的數學表述形式。這正是它成為經典的原因。
《經濟學》（第1版，1948）
經濟學第18版簡 介
薩繆爾森的巨著《經濟學》流傳頗廣，被翻譯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種文字，據報導銷售量已達1000多萬冊，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制訂經濟政策的理論根據。許多國家的高等學校將《經濟學》作為專業教科書。
該書對經濟學中的三大部分——政治經濟學、部門經濟學、技術經濟學都有專門的論述，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看到他從總量經濟學到個體經濟學，從生產到消費，從經濟思想史到經濟制度都比前人有新的創見。這部著作在內容、形式的安排上也可謂匠心獨具，他在每一章的開頭加上歷代名人的警句，言簡意賅地概括全章的主題，使讀者不像是在啃枯燥的理論書，而是在讀一部有文學色彩的史書。這一巨著的出版，為普及、推廣其理論創立了良好的條件。
從歷史角度看，里程碑式的經濟學教科書在幾十年內長盛不衰的情況並不鮮見。1776年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之來，西方經濟學界已經產生了三部公認的里程碑之作。第一部是1848年首版問世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多次重版，成為19世紀後半葉英語世界中必讀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二部是1890年首版的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該書一直被奉為西方經濟學界的“聖經”。直到1948年才出現第三部“集大成”之作，即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
《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1958）
1958年，薩繆爾森與R·索洛和R·多夫曼合著了《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一書，為經濟學界新誕生的經濟計量學做出了貢獻。這部書成功地把價格理論、線性規劃和增長理論結合起來。
《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1～4卷）（1966，1972，1977），第三屆獲獎者西蒙·庫茲GNP（國民生產總值）之父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
| 以經濟現象和經濟事實為專門研究對象的人士就是我們所說的經濟學家。是指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及其套用工作的人。有時針對不同的研究領域或者流派，通過添加定語而有不同的稱呼。主要研究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學家被稱為“西方經濟學家”，而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則被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各自的領域中也可以按照學科分支來稱呼。例如，從事計量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就被稱之為計量經濟學家。 |
![米爾頓·弗里德曼[經濟學家]](/img/d/364/nBnauM3X0MTM0UDNxEjM5ITNxMTM2gDM3MjMwADMwAzM2AzLxIzL2c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 年份 | 得主 | 獲獎原因 |
| 1969年 | 朗納·弗里施（挪威） 簡·丁伯根（荷蘭） | 前者是經濟計量學的奠基人，後者是經濟計量學模式之父 |
| 1970年 | 保羅·薩繆爾森(美) | 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 |
| 1971年 | 西蒙·庫茲涅茨(美) | 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成長和收入分配關係方面貢獻巨大 |
| 1972年 | 約翰·希克斯（英） 肯尼斯·約瑟夫·阿羅（美） | 他們深入研究了經濟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 |
| 1973年 | 華西里·列昂惕夫（蘇聯） | 發展了投入產出方法，該方法在許多重要的經濟問題中得到運用 |
| 1974年 | 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奧地利）、貢納爾·默達爾（瑞典） | 他們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 |
| 1975年 | 列昂尼德·坎托羅維奇（蘇） 特亞林·科普曼斯（美） | 前者在1939年創立了享譽全球的線形規劃要點，後者將數理統計學成功運用於經濟計量學他們對資源最優分配理論做出了貢獻 |
| 1976年 | 米爾頓·弗里德曼（美） | 創立了貨幣主義理論，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說 |
| 1977年 | 貝蒂爾·奧林（瑞典）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英） | 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作了開創性研究 |
| 1978年 | 赫伯特·西蒙（美） | 對於經濟組織內的決策程式進行了研究，這一有關決策程式的基本理論被公認為關於公司企業實際決策的創見解 |
| 1979年 | 威廉·阿瑟·劉易斯（英裔美籍） 西奧多·舒爾茨（美） | 前者在發展經濟學方面頗有建樹，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和進出口交換比價模型，後者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開發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 |
| 1980年 | 勞倫斯·羅·克萊因（美） | 以經濟學說為基礎，根據現實經濟中實有數據所作的經驗性估計，建立起經濟體制的數學模型 |
| 1981年 | 詹姆士·托賓（美） | 闡述和發展了凱恩斯的系列理論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巨觀模型在金融市場及相關的支出決定、就業、產品和價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貢獻 |
| 1982年 | 喬治·斯蒂格勒（美） | 在工業結構、市場的作用和公共經濟法規的作用與影響方面，做出了創造性重大貢獻 |
| 1983年 | 羅拉爾·德布魯（美） | 概括了帕累托最優理論，創立了相關商品的經濟與社會均衡的存在定理 |
| 1984年 | 理察·約翰·斯通（英） | 國民經濟統計之父，在國民帳戶體系的發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貢獻，極大地改進了經濟實證分析的基礎 |
| 1985年 |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義大利） | 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這一假設在研究家庭和企業儲蓄中得到了廣泛套用 |
| 1986年 | 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美） | 將政治決策的分析同經濟理論結合起來，使經濟分析擴大和套用到社會—政治法規的選擇 |
| 1987年 | 羅伯特·索洛（美） | 對增長理論做出貢獻提出長期的經濟成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而不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 |
| 1988年 | 莫里斯·阿萊斯（法） | 他在市場理論及資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對一般均衡理論重新做了系統闡述 |
| 1989年 | 特里夫·哈維默（挪威） | 建立了現代經濟計量學的基礎性指導原則 |
| 1990年 | 默頓·米勒（美） 哈里·馬科維茨（美） 威廉·夏普（美） | 他們在金融經濟學方面做出了開創性工作 |
| 1991年 | 羅納德·科斯（英） | 揭示並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式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 |
| 1992年 | 蓋瑞·貝克（美） | 將個體經濟學的理論擴展到對於人類行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場經濟行為 |
| 1993年 | 道格拉斯·諾斯（美） 羅伯特·福格爾（美） | 前者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後者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了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 |
| 1994年 | 約翰·福布斯·納什、約翰·海薩尼（美） 萊因哈德·澤爾騰（德） | 這三位數學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
| 1995年 | 小羅伯特·盧卡斯（美） | 倡導和發展了理性預期與總量經濟學研究的運用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
| 1996年 | 詹姆斯·莫里斯（英） 威廉·維克瑞（美） | 前者在信息經濟學理論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後者在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
| 1997年 | 羅伯特·默頓（美） 邁倫·斯科爾斯（美） | 前者對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做了進一步減弱，在許多方面對其做了推廣後者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該法則已成為金融機構涉及金融新產品的思想方法 |
| 1998年 | 阿馬蒂亞·森（印度） | 對福利經濟學幾個重大問題做出了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 |
| 1999年 | 羅伯特·門德爾（加拿大） | 他對不同匯率體制下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適宜的貨幣流通區域所做的分析使他獲得這一殊榮 |
| 2000年 | 詹姆斯·赫克曼（美） 丹尼爾·麥克法登（美） | 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他們發展了廣泛套用於個體和家庭行為實證分析的理論和方法 |
| 2001年 | 喬治·阿克洛夫（美） 麥可·斯彭斯（美）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 | 為不對稱信息市場的一般理論奠定了基石他們的理論迅速得到了套用，從傳統的農業市場到現代的金融市場他們的貢獻來自於現代信息經濟學的核心部分 |
| 2002年 | 丹尼爾·卡內曼（美） 弗農·史密斯 | 前者把心理學分析法與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後者開創了一系列實驗法，為通過實驗室實驗進行可靠的經濟學研究確定了標準 |
| 2003年 | 克萊夫·格蘭傑（英） 羅伯特·恩格爾（美） | 用“隨著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共同趨勢”兩種新方法分析經濟時間數列，從而給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
| 2004年 | 芬恩·基德蘭德（挪威）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 有關巨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難題”和商業周期的影響因素 |
| 2005年 | 托馬斯·克羅姆比·謝林（美） 羅伯特·約翰·奧曼（以色列） | 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對衝突與合作的理解 |
| 2006年 | 埃德蒙·費爾普斯（美） | 在巨觀經濟跨期決策權衡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 |
| 2007年 | 里奧尼德·赫維克茲（美） 埃克里·馬斯金（美） 羅傑·梅爾森（美） | 為機制設計理論奠定了基本 |
| 2008年 | 保羅·克魯格曼（美） | 對經濟活動的貿易模式和區域的分析 |
| 2009年 |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 奧利弗·威廉森 | 奧斯特羅姆以“涉及公共財產或處於公共控制下財產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威廉森以“涉及企業邊界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