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羅伯特·默頓·索洛羅伯特·默頓·索洛1924年8月23年生於美國紐約的布魯克林。他於1940年進入哈佛大學時還是打算學習生物學和植物學。但是不久他就發現，這些學科並不合他的心意。在他最後確定學習計畫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1942年，他加入美國軍隊。1945年8月退役。1945年重返哈佛大學，開始涉足經濟專業。索洛於1947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49年獲哈佛碩士學位，1951年獲哈佛哲學博士學位。
從1949年起，索洛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1950年任統計學助教，1954年升為教授。他時常在麻省理工學院做定期講演。在此期間，曾於1963——1964年應英劍橋大學之聘，出任馬歇爾（Marshall）講座的講師；1968——1969年聘為牛津大學伊斯曼（G.Eastman）講座教授。 索洛除了做教授外，還在學術界和政界兼職。他1975——1980年擔任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董事，後出任該銀行董事會主席。在甘迺迪總統任內，任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在詹森總統任內，任收入委員會主席。1968年任美國經濟學會副會長，1979年任會長。1973年至今任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
研究成果
增長理論研究
索洛主要因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對資本理論和增長理論的開拓性研究而著名，但是近年來，他也對巨觀經濟分析和非再生資源經濟學做過可能不太決定性的貢獻。他的眾多的論文中的兩篇：《對增長理論的貢獻》，載於《經濟學季刊》1956年2月號，和《技術變化與總生產函式》，載於《經濟學與統計學評論》1957年8月號，已經成為經濟成長理論方面的經典之作；並且，他對增長理論的持續興趣可以他的中級教科書《增長理論：一種說明》（天津大學出版社，1969年）為證。早年，他曾與多夫曼和薩繆爾遜合寫過《線性規劃和經濟分析》（麥格勞-希爾圖書公司，1958年）這本著作在五十年代後期為 把戰後增長理論的新發展介紹給年輕的經濟學家而做出了大量努力。 《對增長理論的貢獻》是哈羅德一多馬增長模型（參閱Domar, E..D.;Harrod,R.F.）的第一個"新古典"翻版，因為在索洛的模型中，資本與勞動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結果，經濟的長期增長路徑是充分就業的路徑。類似地，《技術變化與總生產函式》標誌著所謂"增長的資源因素說"的誕生（參閱Denison, E.F.），這很快導致了一 系列對總生產函式的幾乎無止境的估計試圖區分勞動和資本的數量增加與技術進步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索洛繼續在若干別的文章中創立了"同批產品的增長模型"，在這種模型中，資本不僅用它的規模、而且用它的年齡結構來測度，新資本貸物比舊資本貸物被算作更多的資本。
資本理論研究
《資本理論與收益率》（北荷蘭出版社，1963年）是索洛的另一項卓越成績，在這部著作中，資本理論的許多古老難題被證明是錯放了重點的例證：資本理論的重要問題並不是象經常所認為的那樣產資本的測度（參閱Robi-nson，J），而是資 本的收益率是如何被決定的，這隻取決於資本的名義價值，而不取決於資本的實際價值。此外，索洛也是其他人、特別是那些低貶主流經濟學成就者的著作的經常的和敏銳的評論者；並且，在激烈的"劍橋之爭"中，他是薩繆爾遜反對羅賓遜和卡爾多觀點的主要同盟者。
新古典派模型
新古典派(Neo-classical)經濟成長模型由於索洛的開創性工作而稱之為索洛模型 ，直到現在該模型仍然是經濟成長理論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在索洛模型中，對經濟總體的增長貢獻被設定為由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三者組成，並且假設邊際生產遞減的一次齊次的總生產函式、滿足稻田條件、儲蓄率一定，技術進步為外生等的條件。在此基礎上得出了政府政策對於經濟成長的作用是無效的結論。雖然其眾多苛刻的假設條件和得出的政府政策無效論使人感覺消極，但在哈羅德和多瑪的極其不穩定的刀鋒增長模型一直讓人們擔心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成長，特別是長期增長是不穩定的當時，索洛模型提出的增本主義模式的資本積累過程從長期來講將收斂於經濟成長穩定狀態（Steady state）的這一結論無疑是給關心經濟成長問題的經濟學界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索洛的開創性工作之後，許多在此基礎上的擴充模型被不斷提出。例如實際經濟周期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就是在索洛模型基礎上考慮最優消費問題的一個嶄新的新古典派經濟學基礎理論。但是，這些模型基本上把技術進步視為某種外生的衝擊，與80年代中後期產生的注重技術進步內生化的新經濟成長模型（或內生經濟成長模型）形成鮮明對照。
主要作品
增長理論
作為一名職業經濟學家，索洛大部分研究重點放在了促進對經濟成長機制理解的工作上。索洛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是：（1）長期增長理論，特別是增長過程中的均衡條件、動態效率、單位資本收入增長的原因與不可再生資源的作用；（2）巨觀經濟理論，特別是對市場不能出清的原因的系統考察，失業的性質及其與通貨膨脹的關係，以及存量與流量的作用，資本與利率理論。人們對經濟成長理論較為系統的研究是從哈羅德和多馬開始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總量經濟學中，增長率的概念並不被重視。“在經濟理論中經濟成長處於一種特殊的地位，它好像總是在附近徘徊，但卻很難被邀請出來。它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或者被當成一種事後思考”。哈羅德對於增長的看法，無論在概念的內涵方面還是在實施的細節方面都是典型的凱恩斯式的。
多馬模型
哈羅德—多馬經濟成長理論強調資本積累在經濟成長中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發展學派突出了提高儲蓄率的必要性，在這個過程中，它們都反映了當代發展經濟學的要旨。羅斯托和賴維斯把提高儲蓄率當作經濟由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關鍵。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出現，破除了資本積累被誇大了的作用。
新古典經濟成長理論是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美國經濟學家索洛和丹尼森研究美國的經濟成長為代表的，其理論占據統治地位近30年。該理論以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經濟（隱含規模收益不變）和外生技術進步及其收益不變為其理論假設。索洛模型認為，當外生的技術以固定比率增長時，經濟將在平衡增長路徑上增長，而當外生技術水平固定不變時，經濟將趨於停滯，投資僅能補償固定資產折舊和裝備新工人，技術進步是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丹尼森等人通過對美國經濟成長的實證分析證實和鞏固了索洛的觀點。正因為該模型強調了技術進步對經濟成長的決定性作用，故被稱為“技術決定論”。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在機會均等的條件下，各國沒有技術水平的差別。因此各國有很強的使經濟發展水平和增長率趨於一致的傾向。而事實正與之相反，這是新古典增長理論無法解釋的地方。
早期哈羅德—多馬模型與新古典模型的共同點是，認為促進經濟成長的第三個因素——技術進步，是外在決定的、偶然的、無成本的資源。在1957年索洛的著作中，技術進步被看成是增長模型中的主要決定因素。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以來，占主導地位的增長理論，是以索洛的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在索洛1956年提出的模型中，生產的投入要素只有資本和勞動。他的模型惟一的自變數是人均資本。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產率分析方法，並套用這一方法檢驗他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時發現：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只能解釋12.5%左右的產出，另外的87.5%的產出無法用資本和勞動的投入來解釋。於是，索洛用外生的（即不是由經濟過程本身決定的）技術進步對那部分不是來自勞動和資本投入的產出“餘數”做了說明。由於索洛的這種做法不能令人滿意，幾十年來一直有經濟學家試圖把索洛餘數內生化。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近年來美國經濟學家羅默和英國經濟學家斯考特等人的研究使經濟成長理論又有了新的發展。
“憂鬱”的經濟學
索洛認為把經濟學視為“科學”是錯誤的，因為它在性質上根本不是如此。今天的理論物理學家自認——並不全然是自我調侃——他們已經趨近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理。但在經濟學裡，沒有這類理論。如果想建構這類理論，最後很可能會落到什麼也不是的下場。
但索洛認為這與他堅信經濟學應力求“科學化”的想法完全不衝突。所謂科學化，指的只是應採用邏輯的思考方式並尊重事實。
有一次索洛曾聽到史翠登提及，世人可分為兩種：一種相信世人可分為兩種，一種不信。經濟理論家（甚至包括一些套用經濟學者）似乎也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建立系統的人，一種是解決困惑的人。所謂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釋的事情。困惑可能是從理論的探討過程中產生，有待解決的矛盾現象、等待發現的範例（如最適貨物稅）以及各種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現的問題。困惑也可以從觀察中產生：如循環周期、可分配份額的“固定性”以及導致奧肯法則的一些慣性現象。在索洛所做的經濟成長研究中，和建立系統最接近者，其實一開始時也是為了解決困惑；哈羅德—多馬理論中存有內在不穩定因素，但從經濟史的觀點來看並非如此，如何才能調和兩者的歧異？我們當然承認有一些真正的系統建立者，而他們的確有高度的裝飾性。但索洛個人的直覺是，系統太複雜，也牽連太多的非經濟因素，因此很難用通常的方法加以建構。
索洛認為用嚴格的眼光來看，“事實”只是價格與數量的時間數列，剩下來的就屬假設檢定的工作了。索洛曾看過許多這樣的檢定，幾乎沒有一個具有說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們否定許多其他的可能性時，感覺上力道相當不足。畢竟，對一組時間數列的解釋，實在有太多種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會出現另一篇論文，採用相當不同的函式形式，或修正過的模型。
索洛所主張的是，經濟學者不能不睜大眼睛觀察四周，再判定什麼是有道理的，什麼只是牽強附會之說。這些判斷並非毫無根據，而是可以訴諸觀察與邏輯為其辯護的。
索洛認為經濟學是門“憂鬱的科學”。一位朋友曾經送給索洛一件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系的T恤，上面的圖案是一架直升機灑下的錢（貨幣理論者最愛用的象徵）正掉在一座孤島上（經濟學者最愛用的象徵），上題“還不及你想像中憂鬱的一半”。
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包括：
1.《對經濟成長理論的一個貢獻》（1956）；
2.《技術變化與總生產函式》（1957）；
3.《增長理論：一個說明》（1969）；
4.《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1958年與多夫曼和薩繆爾森合著）；
5. 《資本理論與收益率》（1963）；
6.《美國失業的性質與原因》（1964）；
7. 《增長理論評註》（1969）。
除此之外，索洛還寫了大量的論文。
榮譽成就
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7年10月2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與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以表彰他在研究產生經濟成長與福利增加的因素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貢獻。據該委員會宣稱，索洛的得獎是因為他在1956年提出了一個用以說明存量的增加是如何使人均產值增長的數學方程式，它可用來衡量各種生產因素對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根據這一方程式，國民經濟最終會達到這樣一種發展階段：在那個階段以後，經濟成長將只取決於技術的進步。諾貝爾獎金委員會主席林德貝克認為，正是索洛的理論，使工業國家願意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大學和科學研究事業，這些方面是促使經濟發展的“突擊隊”。
約翰·貝茨·克拉克獎
鑒於羅伯特·索洛對增長理論做出的貢獻，提出長期的經濟成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而不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1987年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作為一名職業經濟學家，索洛大部分研究重點放在了促進對經濟成長機制理解的工作上。他由於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而獲得了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除此之外，他還獲得了人稱“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該獎是美國經濟學會設立的用於表彰對經濟思想和知識做出重大貢獻的中青年經濟學家。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 年份 | 得主 | 獲獎原因 |
| 1969年 | 朗納·弗里施（挪威） 簡·丁伯根（荷蘭） | 前者是經濟計量學的奠基人，後者是經濟計量學模式之父 |
| 1970年 | 保羅·薩繆爾森(美) | 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 |
| 1971年 | 西蒙·庫茲涅茨(美) | 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成長和收入分配關係方面貢獻巨大 |
| 1972年 | 約翰·希克斯（英） 肯尼斯·約瑟夫·阿羅（美） | 他們深入研究了經濟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 |
| 1973年 | 華西里·列昂惕夫（蘇聯） | 發展了投入產出方法，該方法在許多重要的經濟問題中得到運用 |
| 1974年 | 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奧地利）、貢納爾·默達爾（瑞典） | 他們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 |
| 1975年 | 列昂尼德·坎托羅維奇（蘇） 特亞林·科普曼斯（美） | 前者在1939年創立了享譽全球的線形規劃要點，後者將數理統計學成功運用於經濟計量學他們對資源最優分配理論做出了貢獻 |
| 1976年 | 米爾頓·弗里德曼（美） | 創立了貨幣主義理論，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說 |
| 1977年 | 貝蒂爾·奧林（瑞典）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英） | 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作了開創性研究 |
| 1978年 | 赫伯特·西蒙（美） | 對於經濟組織內的決策程式進行了研究，這一有關決策程式的基本理論被公認為關於公司企業實際決策的創見解 |
| 1979年 | 威廉·阿瑟·劉易斯（英裔美籍） 西奧多·舒爾茨（美） | 前者在發展經濟學方面頗有建樹，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和進出口交換比價模型，後者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開發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 |
| 1980年 | 勞倫斯·羅·克萊因（美） | 以經濟學說為基礎，根據現實經濟中實有數據所作的經驗性估計，建立起經濟體制的數學模型 |
| 1981年 | 詹姆士·托賓（美） | 闡述和發展了凱恩斯的系列理論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巨觀模型在金融市場及相關的支出決定、就業、產品和價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貢獻 |
| 1982年 | 喬治·斯蒂格勒（美） | 在工業結構、市場的作用和公共經濟法規的作用與影響方面，做出了創造性重大貢獻 |
| 1983年 | 羅拉爾·德布魯（美） | 概括了帕累托最優理論，創立了相關商品的經濟與社會均衡的存在定理 |
| 1984年 | 理察·約翰·斯通（英） | 國民經濟統計之父，在國民帳戶體系的發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貢獻，極大地改進了經濟實證分析的基礎 |
| 1985年 |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義大利） | 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這一假設在研究家庭和企業儲蓄中得到了廣泛套用 |
| 1986年 | 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美） | 將政治決策的分析同經濟理論結合起來，使經濟分析擴大和套用到社會—政治法規的選擇 |
| 1987年 | 羅伯特·索洛（美） | 對增長理論做出貢獻提出長期的經濟成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而不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 |
| 1988年 | 莫里斯·阿萊斯（法） | 他在市場理論及資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對一般均衡理論重新做了系統闡述 |
| 1989年 | 特里夫·哈維默（挪威） | 建立了現代經濟計量學的基礎性指導原則 |
| 1990年 | 默頓·米勒（美） 哈里·馬科維茨（美） 威廉·夏普（美） | 他們在金融經濟學方面做出了開創性工作 |
| 1991年 | 羅納德·科斯（英） | 揭示並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式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 |
| 1992年 | 蓋瑞·貝克（美） | 將個體經濟學的理論擴展到對於人類行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場經濟行為 |
| 1993年 | 道格拉斯·諾斯（美） 羅伯特·福格爾（美） | 前者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後者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了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 |
| 1994年 | 約翰·福布斯·納什、約翰·海薩尼（美） 萊因哈德·澤爾騰（德） | 這三位數學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
| 1995年 | 小羅伯特·盧卡斯（美） | 倡導和發展了理性預期與總量經濟學研究的運用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
| 1996年 | 詹姆斯·莫里斯（英） 威廉·維克瑞（美） | 前者在信息經濟學理論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後者在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
| 1997年 | 羅伯特·默頓（美） 邁倫·斯科爾斯（美） | 前者對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做了進一步減弱，在許多方面對其做了推廣後者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該法則已成為金融機構涉及金融新產品的思想方法 |
| 1998年 | 阿馬蒂亞·森（印度） | 對福利經濟學幾個重大問題做出了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 |
| 1999年 | 羅伯特·門德爾（加拿大） | 他對不同匯率體制下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適宜的貨幣流通區域所做的分析使他獲得這一殊榮 |
| 2000年 | 詹姆斯·赫克曼（美） 丹尼爾·麥克法登（美） | 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他們發展了廣泛套用於個體和家庭行為實證分析的理論和方法 |
| 2001年 | 喬治·阿克洛夫（美） 麥可·斯彭斯（美）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 | 為不對稱信息市場的一般理論奠定了基石他們的理論迅速得到了套用，從傳統的農業市場到現代的金融市場他們的貢獻來自於現代信息經濟學的核心部分 |
| 2002年 | 丹尼爾·卡內曼（美） 弗農·史密斯 | 前者把心理學分析法與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後者開創了一系列實驗法，為通過實驗室實驗進行可靠的經濟學研究確定了標準 |
| 2003年 | 克萊夫·格蘭傑（英） 羅伯特·恩格爾（美） | 用“隨著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共同趨勢”兩種新方法分析經濟時間數列，從而給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
| 2004年 | 芬恩·基德蘭德（挪威）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 有關巨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難題”和商業周期的影響因素 |
| 2005年 | 托馬斯·克羅姆比·謝林（美） 羅伯特·約翰·奧曼（以色列） | 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對衝突與合作的理解 |
| 2006年 | 埃德蒙·費爾普斯（美） | 在巨觀經濟跨期決策權衡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 |
| 2007年 | 里奧尼德·赫維克茲（美） 埃克里·馬斯金（美） 羅傑·梅爾森（美） | 為機制設計理論奠定了基本 |
| 2008年 | 保羅·克魯格曼（美） | 對經濟活動的貿易模式和區域的分析 |
| 2009年 |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 奧利弗·威廉森 | 奧斯特羅姆以“涉及公共財產或處於公共控制下財產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威廉森以“涉及企業邊界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