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芬恩·基德蘭德芬恩·基德蘭德（Finn E.Kydland，1943年-） 挪威經濟學家，1943年出生於挪威， 1968年從挪威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畢業，獲得經濟學學士；目前他是聖塔芭芭拉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教授，此前他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泰珀商學院任教。2004年基德蘭德與愛德華·普雷斯科特一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成就：推動了動態總量經濟學在經濟政策的時間連貫性和商業周期的驅動力量方面的研究，1973從匹茲堡的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卡內基-梅隆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教授，以及德拉斯儲備銀行和克里蘭儲備銀行的副研究員。基德蘭德的研究領域主要是經濟周期、貨幣和財政政策和勞動經濟學。目前，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給博士生開設《高級經濟分析》 ，為本科生講授《總量經濟學》和《定量經濟分析》。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以獨創性的研究，分析了經濟政策制定以及商業周期驅動力量的問題，不僅改變了經濟研究，還對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傳統上的經濟研究傾向於認為巨觀經濟的波動是需求方面造成的。
芬恩·基德蘭德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因在“經濟政策的兼容性和經濟周期背後的驅動力”研究方面的傑出成就，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學術論證
經濟周期和經濟政策的新理論
芬恩·基德蘭德經濟周期性波動背後的動因和經濟政策的設計是巨觀經濟研究的核心問題。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對這個重要領域作出了基礎性的貢獻，不僅在巨觀經濟分析方面，而且在許多國家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實踐中都功不可沒。
經濟政策的兼容性
資本所有者如果預期未來稅收越高，那么他們的儲蓄就會越少；對未來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預期越高，通脹預期越高，則價格和工資也越高，等等。 基德蘭德解釋了為什麼未來經濟政策能夠提高兼容性的問題。如果經濟政策的制訂者缺乏事先把握特殊的決策規則的能力，那么以後往往也難以貫徹 哪怕是最適宜的政策。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結果表明為什麼經濟體即使在以穩定的貨幣政策為目標的價格穩定政策下，還會陷入通脹陷阱。他們的獲獎成果，為解決經濟政策的可行性和可信性奠定了廣泛的研究基礎。
經濟周期背後的驅動力
芬恩·基德蘭德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也徹底改變了基於經濟成長理論的經濟周期模型。早期的研究者強調巨觀經濟波動取決於需求方面，而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卻認為供給方面 的影響更加長遠。在他們的模型中，技術進步的作用導致勞動生產力提高，相應的就業、投資和產出也增加，總供給曲線上移，經濟繁榮增長。反過來，則相反。 經濟周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表現為經濟基本趨勢的波動，而不是經濟圍繞著基本趨勢波動。也就是說，周期不是對均衡的偏離，而是均衡自身的波動所致。所以，只要均衡存在，就存在著帕累托有效，市場不會失靈，政府的任何干預都是毫無意義的。
學術貢獻
發展進程中
在現代總量經濟學發展進程中，芬恩·基德蘭德與愛德華·普雷斯科特（以下簡稱基-普）這對“黃金搭檔”令人久仰。他們共同發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無論是理論本身，還是思想方法，都對傳統進行了顛覆。基-普是新古典總量經濟學實際經濟周期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共同開創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被認為是近20年來總量經濟學最引人注意的進展之一。
討論了巨觀政策
芬恩·基德蘭德他們的另外一個貢獻是最早將博弈論引入總量經濟學中，討論了巨觀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此外，他們為總量經濟學提供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DGEM)改進了以往對總量經濟學的分析，使人們開始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研究經濟問題，推動了總量經濟學向動態總量經濟學的演進。現在，DGEM廣泛套用於貨幣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財政學、勞動經濟學、資產定價等領域，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論文主要集中
據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介紹，兩位學者的獲獎成果主要體現在他們分別於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兩篇學術論文中，其成就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對巨觀經濟政策運用中“時間一致性難題”的分析研究，為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實際有效運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對商業周期的研究中，通過對引起商業周期波動的各種因素和各因素間相互關係的分析，使人們對於這一現象的認識更加深入。同時，他們的分析方法也為後來者開展更廣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經濟政策時間一致性
最好的經濟政策會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和決策，而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決策又會導致政策的失靈，從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對政策進行修改，而修改的結果是最好的政策被放棄。 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在所謂“菲利普斯曲線”中所體現出來的傳統經濟學認為，減少失業的不二法門是執行高通貨膨脹政策。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開始受到質疑。
芬恩·基德蘭德1977年，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發表文章認為，如果經濟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種特定決策能力的話，往往會制定導致更高通貨膨脹率的政策。他們特別提到了經濟決策中常見的問題之一：時間一致性問題。 時間一致性問題的核心是：經過千挑萬選，一項經濟政策終於出台了，政策一旦出台就會影響家庭和公司對政策的預期，當這些預期轉化為實際行動時，被政策制定者（實行相機抉擇的當局）認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執行。這樣一來，經濟政策制定者就會對他們的決定做出修改，結果卻是最好的政策被拋棄。這樣的結果與其說是經濟政策制定者的目標與絕大多數民眾的目標不同所致，毋寧說是不同時間對經濟政策的制約因素不同所致。 時間一致性問題在貨幣政策中體現得尤為充分。假設政策制定者的目標是小幅通貨膨脹，並將這一政策公之於眾；又進一步假設這樣的政策導致了低通貨膨脹預期和 工資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現這種情況，通脹和失業之間的替代關係必然誘惑政策制定者實行更高的通貨膨脹政策，因為這樣可以在短期內減少失業。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認 為，這樣的誘惑將使經濟陷入高通貨膨脹而不能自拔，並且於解決失業無補。
主要貢獻
芬恩·基德蘭德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第二個主要貢獻是對商業周期推動力的分析。這項研究成果改變了人們對商業周期原因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方法論為拓寬商業周期研究提供了基礎。 商業周期：技術發展的現實波動使國內生產總值、消費額、投資額、工作時間都產生了變化，而家庭和企業對消費、投資、勞動力供應等許多因素的預期又影響商業周期的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前，經濟學家一直把長期增長和短期巨觀經濟波動當作兩個現象分別進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長期增長被認為是由總供給決定的，技術發展是其推動力；商業周期被認為是由圍繞長期增長趨勢的總供給的某些要素導致的。這兩種觀點之間沒有真正的聯繫。
商業周期與經濟政策的新理論
芬恩·基德蘭德商業周期推動力與經濟政策設計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總量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為這些意義重大的領域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不僅對巨觀經濟分析如此，對許多國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實踐也是如此。 傳統經濟理論：把巨觀經濟波動主要歸因於需求的變動；經濟政策分析則集中在解釋應該執行什麼樣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抵消需求的波動，但幾乎沒有人致力於解釋實際經濟政策運作。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和大蕭條的遺產還統治這商業周期和穩定政策的研究。經濟學家把巨觀經濟波動主要歸因於需求的變動。20世紀70年代，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彰顯出來。基於現有理論制定的穩定政策根本無法達到經濟政策的目標。西方世界的經濟一直處於一種滯漲狀態——失業和通貨膨脹並存，但是盛行的理論卻無法對此做出解釋。與此同時，巨觀經濟波動並非僅僅緣於需求波動也表現得日益明了。供應方面的波動在商業周期中的作用變 得越來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發表的兩篇相關論文中，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對巨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1982年，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發表文章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徹底檢討，為巨觀商業周期分析奠定了個體經濟學基礎。在他們的商業周期模型里，技術發展的現實 波動使國內生產總值、消費額、投資額、工作時間都產生了變化，而家庭和企業對消費、投資、勞動力供應等許多因素的預期都影響到商業周期的變化。他們的模型 已在現代總量經濟學中得到了廣泛的套用。
經濟波動產生的根源
排除了貨幣因素作為經濟波動的初始根源的可能性。按照他們的分析，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是實際因素，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技術衝擊。經濟經歷著技術衝擊，這種衝擊決定了投入(資本與勞動)轉變為產出的能力，引起了產出與就業的波動。技術衝擊具有隨機性質，它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也呈現出隨機的跳躍性：當出現技術進步時，經濟就在更高的起點增長；若技術惡化或下降，經濟將出現衰退。當技術衝擊最初發生於某一個部門時，由於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聯繫，它會引起整個巨觀經濟的波動。同樣，巨觀經濟的持續波動可以是由連續的單方向的技術衝擊造成，也可以是由一次性重大衝擊帶來的。這裡，技術衝擊是廣義的。許多事件並不是技術性的，但也像技術衝擊一樣影響著生產函式，如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變化、氣候的變化等。
經濟波動的傳播機制
為什麼對經濟的衝擊有長期效應?在基-普的分析中，由技術衝擊引起經濟波動的核心傳播機制是勞動供給的跨時替代，即在不同時段重新配置工作時間的意願。該論點認為，工資短暫變化的勞動供給彈性很高。人們關心自己的整個工作成果，但並不太關心什麼時候工作。假設他們在兩年的時期內，計畫以現行的工資，工作4000小時。如果兩年中工資是相等的，他們每年會工作2000小時。如果工資在一年比另一年高2%,他們可能情願在一年中工作2200小時，棄休假並加班加點工作，而在另一年只工作1800小時。通過這種在兩年間的替代方式，他們的工作總量不變，但能賺得更多的總收入。要注意，勞動的跨時替代並不意味著勞動供給對工資的永久性變動很敏感。如果工資上漲並繼續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在這一時期比下一時期工作得更多並不能多得到什麼東西。因此，勞動供給對工資的永久性變動的反應可能是微弱的，儘管他們對暫時性工資變動的反應是巨大的。
這樣，如果技術衝擊是暫時的，使得當期的實際工資暫時地高於標準工資，那么勞動者將以工作替代閒暇，提供更多的勞動，於是產量和就業量均上升，而在預期實際工資較低的未來少工作，因此真實工資的暫時變化會有一個大的供給反應。通過跨時勞動替代對外來衝擊的反應形成了經濟波動。可見，一次性技術衝擊能夠引起實際產量的持續波動。
所獲獎項
瑞典皇家科學院2004年10月11日在古老的議事廳內宣布，將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們在動態總量經濟學領域中所作的貢獻。基德蘭德現年60歲，目前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968年設立以來第三個獲獎的挪威人。普雷斯科特現年63歲，現為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並擔任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員。自2000年以來美國經濟學家已連續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殊榮。兩位學者將平分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30萬美元）的獎金。
1、1992年至今，經濟計量學會會員
2、1996年至今，擔任《動態總量經濟學》雜誌編委
3、1982年到1983年曾獲胡佛研究院的約翰·斯托佛國家獎學金
4、1973獲卡內基-梅隆大學的亞歷山·大亨德森獎。
基德蘭德的代表性文章有：
5、2001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上的《家庭生產與建築時機的結合》
6、2000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貨幣總量與產出》
7、1999年發表於《經濟動態評論》上的《內生貨幣供給與經濟周期》
8、1995年發表於《經濟史探索》上的《作為規則的金本位》
9、1994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貿易差額與貿易條件的動態關係：J曲線?》
10、1992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上的《國際實際經濟周期》
11、1988年發表於《經濟計量學》的《跨時偏好與勞動力供給》
研究成果
根本的區別
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都認為，需求衝擊使得短期中的經濟偏離長期趨勢，出現經濟周期。所不同的是，前者認為這種偏離可能是劇烈的而且持續時間較長，因此需要政府實行干預政策，使經濟回到充分就業均衡趨勢水平。而後者認為，市場力量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積極的穩定政策是不必要的。由於將技術變動作為經濟波動的根源，基-普的結論與上述經濟周期理論有著根本的區別。
穩定經濟
政府花費大量成本來穩定經濟，但其結果很可能於經濟不利。經濟波動是在完全競爭環境下生產者和消費者對技術衝擊進行調整的最優反應。經濟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經濟基本趨勢本身的波動，而不是經濟圍繞基本趨勢的波動，即周期不是對均衡的偏離，而是均衡本身暫時的波動，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場失靈。因此，旨在熨平經濟波動的政府干預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所以，普雷斯科特指出：“這項研究的政策含義是，為經濟穩定性而付出代價高的努力很可能是反生產的。”基-普認為貨幣供給是內生的，產出波動自然會引起貨幣供給的波動。貨幣服務是銀行部門生產的產出，其數量隨著真實經濟的發展而上升或下降。其它部門產出的增加，將增加對交易服務的貨幣需求；銀行系統會通過創造更多的貨幣對此做出反應。這種貨幣的增加來自於對貨幣的內在需求，而不是外部貨幣政策的變動。從而，貨幣數量的變化對經濟沒有真實影響，即貨幣是中性的。基-普對經濟周期別具一格的理解角度，有助於更深入地認識經濟周期的規律。技術等實際因素的強調促使人們重新思考總供給的作用，從而能夠更全面地認識巨觀經濟中的決定力量。RBC（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自誕生以來就伴隨著爭論。RBC蘊含的政策無效理論更使得一些在政府部門和中央銀行工作的經濟學家感到無所適從。RBC的缺陷也不少，模型只分析一種波動來源，即生產率的變化，而對現實中很多因素(例如貨幣、稅收、偏好等)欠缺考慮。二十世紀八十、九十年代，RBC針對質疑和抨擊予以回應和拓展，在假設前提、模型結論等方面進行了新的修正和完善。但是，這些並不影響RBC作為現代總量經濟學的重要進展之一而對經濟學未來發展的意義。
最優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
另外一個突出貢獻是最早將博弈論引入總量經濟學中，討論了巨觀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巨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是指使經濟達到完全競爭、有效率的均衡狀態的最優經濟政策隨著時間的推移仍然是最優的。基-普（1977）研究了經濟政策與居民預期之間的互動影響。他們發現，居民在做出當期決策的時候，不僅要考慮政府當期和以前的政策選擇，而且要考慮政府將來會採取什麼政策，以及自己的選擇會對政府將來政策選擇產生的影響。他們認為，假定最初政府制訂了它認為最優的政策，但在隨後的時期內並不一定停留在最優狀態。因為在新情況下，政府可以隨時改變政策，公眾並沒有能力約束政府的行為。政府經過重新考慮選擇的最優政策與最初的最優政策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事先與事後最優之間的差異就會形成最優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基-普考察了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直觀地看，是否存在時間不一致問題決定於個人與社會的偏好是否一致。當個人偏好與社會偏好一致時，政府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政策與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是一致的，政府的最優政策能夠引導個人的行為，政府沒有必要隨機地改變政策，巨觀經濟政策是時間一致性的。當個人偏好與社會偏好不同時，會出現時間不一致問題。但是，由於個人和社會關心的內容不同，兩種偏好相互矛盾的情況是很多的。
解決時間一致性問題的辦法
基-普進一步分析了解決時間一致性問題的辦法。他們指出，由於經濟個體對未來經濟政策的預期會影響其當期決策，只有經濟個體預期的未來政策規則恰恰是政府當期的最優政策制定規則時，經濟政策才是動態一致的。用技術的語言來說，如果在有約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與在沒有約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一致，就不存在最優政策的時間不一致問題。所謂有約定是指這樣一種決策環境：政府首先一次性地選擇一種政策，然後單個經濟人決定自己要採取的行動，這種情形等同於公眾有某種手段迫使政府遵守事前的約定。而沒有約定的決策環境可以描述為：個人首先選擇自己的第一期行動，然後政府選擇自己的第一期行動，接著個人再選擇自己的第二期行動，如此循環往復進行序列決策，這種情形意味著公眾缺乏有效手段約束政府的行為。基-普的工作奠定了經濟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項目的基礎。這一研究項目的結果在過去十年對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改革和貨幣政策的設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動態經濟學方法論
貢獻不僅僅在於其倡導的理論本身，更在於他的研究方法。
1936年凱恩斯《通論》的發表使西方經濟學一分為二：個體經濟學和總量經濟學。在微觀層面，經濟學家強調經濟主體的理性，消費者在預算約束下效用最大化，生產者在生產函式約束下利潤最大化；但是一旦到了巨觀層面，經濟學家則依賴於一些和理性及最佳化完全無關的總體曲線(如IS-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來解釋問題，即巨觀模型缺少微觀基礎。然而，1970年世界經濟的狀況使得這種建模方法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因為菲利普斯曲線所闡述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率負相關的關係不再成立，與之相反，這兩者呈現出正相關的關係。基-普將一般均衡理論套用到巨觀經濟研究中，對於現代總量經濟學一直努力尋找的微觀基礎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貢獻。基-普為總量經濟學提供的建模方法——動態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以下簡稱為DGEM），推動了總量經濟學向動態總量經濟學演進。經濟系統內的許多變數，如經濟人的目標函式、儲蓄和投資等的任何分析都涉及到時空問題。顯然，僅從靜態角度研究這些變數是不夠的。動態分析方法，從微觀經濟主體的最最佳化行為出發建立模型，使對變數的分析更加符合實際情況。DGEM奠定了當代西方總量經濟學的標準研究方式。1996年，基-普在《計算試驗:一個計量經濟學的工具》一文中對該標準方法進行了系統的概括。“它把總量經濟學模型引入了新的領域”，“建立一個最貼近現實的模型：一個被充分描述的隨時間變化的人為經濟，從而逼真地模擬實際經濟的時間序列行為(盧卡斯)。”另外，在經驗套用方面，基-普也提供了一種與傳統的計量方法不同的技術，即校準技術，該技術強調將模型經濟的模擬結果與實際數據的統計結果進行比較，進而依據差異對模型的結構和參數等進行調整，以完善模型對經濟現實的解釋力。
主要著作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始於二人1982年合作發表在《經濟計量學》上的《置備資本的時間和總量波動》。另外，1996年基-普在《計算試驗:一個計量經濟學的工具》一文中對當代西方總量經濟學的標準研究方式進行了系統的概括。
基德蘭德的代表性文章有：
1、1988年發表於《經濟計量學》的《跨時偏好與勞動力供給》；
2、1992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上的《國際實際經濟周期》；
3、1994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貿易差額與貿易條件的動態關係：J曲線?》；
4、1995年發表於《經濟史探索》上的《作為規則的金本位》；
5、1999年發表於《經濟動態評論》上的《內生貨幣供給與經濟周期》；
6、2000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貨幣總量與產出》；
7、2001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上的《家庭生產與建築時機的結合》。
普雷斯科特在增長與發展經濟學方面的貢獻集中體現在2000年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致福的障礙》一書中。該書討論了增長的核心問題“為什麼世界上的國家不能和美國一樣富裕?”此外，普雷斯科特還合編了一些有影響的著作，如1987年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跨期貿易的契約安排》(與華萊士合編)。普雷斯科特至今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涉及經濟周期和經濟成長、計量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貨幣、方法論和經濟政策。目前，普雷斯科特正致力於中國經濟史和經濟大蕭條等重大問題的研究。第一屆獲獎者拉格納·弗里希——經濟計量學的奠基者弗里希在建造數學模型方面走在時代前面，並有許多後繼者。他對假設的統計檢驗方法的貢獻也是如此。任何想看到他的科學的實際套用的經濟計量學家，都將高度關心套用到國家水平的經濟計畫工作。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960-1969年
| 年份 | 得主 | 獲獎原因 |
| 1969年 | 朗納·弗里施（挪威） 簡·丁伯根（荷蘭） | 前者是經濟計量學的奠基人，後者是經濟計量學模式之父 |
1970-1979年
| 年份 | 得主 | 獲獎原因 |
| 1970年 | 保羅·薩繆爾森(美) | 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 |
| 1971年 | 西蒙·庫茲涅茨(美) | 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成長和收入分配關係方面貢獻巨大 |
| 1972年 | 約翰·希克斯（英） 肯尼斯·約瑟夫·阿羅（美） | 他們深入研究了經濟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 |
| 1973年 | 華西里·列昂惕夫（蘇聯） | 發展了投入產出方法，該方法在許多重要的經濟問題中得到運用 |
| 1974年 | 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奧地利）、貢納爾·默達爾（瑞典） | 他們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 |
| 1975年 | 列昂尼德·坎托羅維奇（蘇） 特亞林·科普曼斯（美） | 前者在1939年創立了享譽全球的線形規劃要點，後者將數理統計學成功運用於經濟計量學他們對資源最優分配理論做出了貢獻 |
| 1976年 | 米爾頓·弗里德曼（美） | 創立了貨幣主義理論，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說 |
| 1977年 | 貝蒂爾·奧林（瑞典）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英） | 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作了開創性研究 |
| 1978年 | 赫伯特·西蒙（美） | 對於經濟組織內的決策程式進行了研究，這一有關決策程式的基本理論被公認為關於公司企業實際決策的創見解 |
| 1979年 | 威廉·阿瑟·劉易斯（英裔美籍） 西奧多·舒爾茨（美） | 前者在發展經濟學方面頗有建樹，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和進出口交換比價模型，後者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開發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 |
1980-1989年
| 年份 | 得主 | 獲獎原因 |
| 1980年 | 勞倫斯·羅·克萊因（美） | 以經濟學說為基礎，根據現實經濟中實有數據所作的經驗性估計，建立起經濟體制的數學模型 |
| 1981年 | 詹姆士·托賓（美） | 闡述和發展了凱恩斯的系列理論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巨觀模型在金融市場及相關的支出決定、就業、產品和價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貢獻 |
| 1982年 | 喬治·斯蒂格勒（美） | 在工業結構、市場的作用和公共經濟法規的作用與影響方面，做出了創造性重大貢獻 |
| 1983年 | 羅拉爾·德布魯（美） | 概括了帕累托最優理論，創立了相關商品的經濟與社會均衡的存在定理 |
| 1984年 | 理察·約翰·斯通（英） | 國民經濟統計之父，在國民帳戶體系的發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貢獻，極大地改進了經濟實證分析的基礎 |
| 1985年 |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義大利） | 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這一假設在研究家庭和企業儲蓄中得到了廣泛套用 |
| 1986年 | 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美） | 將政治決策的分析同經濟理論結合起來，使經濟分析擴大和套用到社會—政治法規的選擇 |
| 1987年 | 羅伯特·索洛（美） | 對增長理論做出貢獻提出長期的經濟成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而不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 |
| 1988年 | 莫里斯·阿萊斯（法） | 他在市場理論及資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對一般均衡理論重新做了系統闡述 |
| 1989年 | 特里夫·哈維默（挪威） | 建立了現代經濟計量學的基礎性指導原則 |
1990-1999年
| 年份 | 得主 | 獲獎原因 |
| 1990年 | 默頓·米勒（美） 哈里·馬科維茨（美） 威廉·夏普（美） | 他們在金融經濟學方面做出了開創性工作 |
| 1991年 | 羅納德·科斯（英） | 揭示並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式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 |
| 1992年 | 蓋瑞·貝克（美） | 將個體經濟學的理論擴展到對於人類行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場經濟行為 |
| 1993年 | 道格拉斯·諾斯（美） 羅伯特·福格爾（美） | 前者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後者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了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 |
| 1994年 | 約翰·福布斯·納什、約翰·海薩尼（美） 萊因哈德·澤爾騰（德） | 這三位數學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
| 1995年 | 小羅伯特·盧卡斯（美） | 倡導和發展了理性預期與總量經濟學研究的運用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
| 1996年 | 詹姆斯·莫里斯（英） 威廉·維克瑞（美） | 前者在信息經濟學理論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後者在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
| 1997年 | 羅伯特·默頓（美） 邁倫·斯科爾斯（美） | 前者對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做了進一步減弱，在許多方面對其做了推廣後者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該法則已成為金融機構涉及金融新產品的思想方法 |
| 1998年 | 阿馬蒂亞·森（印度） | 對福利經濟學幾個重大問題做出了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 |
| 1999年 | 羅伯特·門德爾（加拿大） | 他對不同匯率體制下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適宜的貨幣流通區域所做的分析使他獲得這一殊榮 |
2000-2009年
| 年份 | 得主 | 獲獎原因 |
| 2000年 | 詹姆斯·赫克曼（美） 丹尼爾·麥克法登（美） | 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他們發展了廣泛套用於個體和家庭行為實證分析的理論和方法 |
| 2001年 | 喬治·阿克洛夫（美） 麥可·斯彭斯（美）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 | 為不對稱信息市場的一般理論奠定了基石他們的理論迅速得到了套用，從傳統的農業市場到現代的金融市場他們的貢獻來自於現代信息經濟學的核心部分 |
| 2002年 | 丹尼爾·卡內曼（美） 弗農·史密斯 | 前者把心理學分析法與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後者開創了一系列實驗法，為通過實驗室實驗進行可靠的經濟學研究確定了標準 |
| 2003年 | 克萊夫·格蘭傑（英） 羅伯特·恩格爾（美） | 用“隨著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共同趨勢”兩種新方法分析經濟時間數列，從而給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
| 2004年 | 芬恩·基德蘭德（挪威）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 有關巨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難題”和商業周期的影響因素 |
| 2005年 | 托馬斯·克羅姆比·謝林（美） 羅伯特·約翰·奧曼（以色列） | 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對衝突與合作的理解 |
| 2006年 | 埃德蒙·費爾普斯（美） | 在巨觀經濟跨期決策權衡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 |
| 2007年 | 里奧尼德·赫維克茲（美） 埃克里·馬斯金（美） 羅傑·梅爾森（美） | 為機制設計理論奠定了基本 |
| 2008年 | 保羅·克魯格曼（美） | 對經濟活動的貿易模式和區域的分析 |
| 2009年 |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 奧利弗·威廉森 | 奧斯特羅姆以“涉及公共財產或處於公共控制下財產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威廉森以“涉及企業邊界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 |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 年份 | 得主 | 獲獎原因 |
| 1969年 | 朗納·弗里施（挪威） 簡·丁伯根（荷蘭） | 前者是經濟計量學的奠基人，後者是經濟計量學模式之父 |
| 1970年 | 保羅·薩繆爾森(美) | 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 |
| 1971年 | 西蒙·庫茲涅茨(美) | 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成長和收入分配關係方面貢獻巨大 |
| 1972年 | 約翰·希克斯（英） 肯尼斯·約瑟夫·阿羅（美） | 他們深入研究了經濟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 |
| 1973年 | 華西里·列昂惕夫（蘇聯） | 發展了投入產出方法，該方法在許多重要的經濟問題中得到運用 |
| 1974年 | 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奧地利）、貢納爾·默達爾（瑞典） | 他們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 |
| 1975年 | 列昂尼德·坎托羅維奇（蘇） 特亞林·科普曼斯（美） | 前者在1939年創立了享譽全球的線形規劃要點，後者將數理統計學成功運用於經濟計量學他們對資源最優分配理論做出了貢獻 |
| 1976年 | 米爾頓·弗里德曼（美） | 創立了貨幣主義理論，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說 |
| 1977年 | 貝蒂爾·奧林（瑞典）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英） | 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作了開創性研究 |
| 1978年 | 赫伯特·西蒙（美） | 對於經濟組織內的決策程式進行了研究，這一有關決策程式的基本理論被公認為關於公司企業實際決策的創見解 |
| 1979年 | 威廉·阿瑟·劉易斯（英裔美籍） 西奧多·舒爾茨（美） | 前者在發展經濟學方面頗有建樹，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和進出口交換比價模型，後者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開發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 |
| 1980年 | 勞倫斯·羅·克萊因（美） | 以經濟學說為基礎，根據現實經濟中實有數據所作的經驗性估計，建立起經濟體制的數學模型 |
| 1981年 | 詹姆士·托賓（美） | 闡述和發展了凱恩斯的系列理論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巨觀模型在金融市場及相關的支出決定、就業、產品和價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貢獻 |
| 1982年 | 喬治·斯蒂格勒（美） | 在工業結構、市場的作用和公共經濟法規的作用與影響方面，做出了創造性重大貢獻 |
| 1983年 | 羅拉爾·德布魯（美） | 概括了帕累托最優理論，創立了相關商品的經濟與社會均衡的存在定理 |
| 1984年 | 理察·約翰·斯通（英） | 國民經濟統計之父，在國民帳戶體系的發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貢獻，極大地改進了經濟實證分析的基礎 |
| 1985年 |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義大利） | 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這一假設在研究家庭和企業儲蓄中得到了廣泛套用 |
| 1986年 | 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美） | 將政治決策的分析同經濟理論結合起來，使經濟分析擴大和套用到社會—政治法規的選擇 |
| 1987年 | 羅伯特·索洛（美） | 對增長理論做出貢獻提出長期的經濟成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而不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 |
| 1988年 | 莫里斯·阿萊斯（法） | 他在市場理論及資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對一般均衡理論重新做了系統闡述 |
| 1989年 | 特里夫·哈維默（挪威） | 建立了現代經濟計量學的基礎性指導原則 |
| 1990年 | 默頓·米勒（美） 哈里·馬科維茨（美） 威廉·夏普（美） | 他們在金融經濟學方面做出了開創性工作 |
| 1991年 | 羅納德·科斯（英） | 揭示並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式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 |
| 1992年 | 蓋瑞·貝克（美） | 將個體經濟學的理論擴展到對於人類行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場經濟行為 |
| 1993年 | 道格拉斯·諾斯（美） 羅伯特·福格爾（美） | 前者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後者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了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 |
| 1994年 | 約翰·福布斯·納什、約翰·海薩尼（美） 萊因哈德·澤爾騰（德） | 這三位數學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
| 1995年 | 小羅伯特·盧卡斯（美） | 倡導和發展了理性預期與總量經濟學研究的運用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
| 1996年 | 詹姆斯·莫里斯（英） 威廉·維克瑞（美） | 前者在信息經濟學理論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後者在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
| 1997年 | 羅伯特·默頓（美） 邁倫·斯科爾斯（美） | 前者對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做了進一步減弱，在許多方面對其做了推廣後者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該法則已成為金融機構涉及金融新產品的思想方法 |
| 1998年 | 阿馬蒂亞·森（印度） | 對福利經濟學幾個重大問題做出了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 |
| 1999年 | 羅伯特·門德爾（加拿大） | 他對不同匯率體制下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適宜的貨幣流通區域所做的分析使他獲得這一殊榮 |
| 2000年 | 詹姆斯·赫克曼（美） 丹尼爾·麥克法登（美） | 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他們發展了廣泛套用於個體和家庭行為實證分析的理論和方法 |
| 2001年 | 喬治·阿克洛夫（美） 麥可·斯彭斯（美）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 | 為不對稱信息市場的一般理論奠定了基石他們的理論迅速得到了套用，從傳統的農業市場到現代的金融市場他們的貢獻來自於現代信息經濟學的核心部分 |
| 2002年 | 丹尼爾·卡內曼（美） 弗農·史密斯 | 前者把心理學分析法與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後者開創了一系列實驗法，為通過實驗室實驗進行可靠的經濟學研究確定了標準 |
| 2003年 | 克萊夫·格蘭傑（英） 羅伯特·恩格爾（美） | 用“隨著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共同趨勢”兩種新方法分析經濟時間數列，從而給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
| 2004年 | 芬恩·基德蘭德（挪威）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 有關巨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難題”和商業周期的影響因素 |
| 2005年 | 托馬斯·克羅姆比·謝林（美） 羅伯特·約翰·奧曼（以色列） | 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對衝突與合作的理解 |
| 2006年 | 埃德蒙·費爾普斯（美） | 在巨觀經濟跨期決策權衡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 |
| 2007年 | 里奧尼德·赫維克茲（美） 埃克里·馬斯金（美） 羅傑·梅爾森（美） | 為機制設計理論奠定了基本 |
| 2008年 | 保羅·克魯格曼（美） | 對經濟活動的貿易模式和區域的分析 |
| 2009年 |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 奧利弗·威廉森 | 奧斯特羅姆以“涉及公共財產或處於公共控制下財產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威廉森以“涉及企業邊界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