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井岡山會師土地革命戰爭的開展，動搖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國民黨軍隊對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連續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圍剿”，但均遭失敗。1933年2月，又進行了第四次“圍剿”，也慘遭失敗。工農紅軍在反“圍剿”中日益壯大，擁有30萬人。1933年10月，蔣介石又向革命根據地進行了第五次“圍剿”。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在反“圍剿”作戰中失利，被迫進行戰略轉移，舉行了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也先後進行了長征。在長征中，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紅軍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於1935年10月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土地革命戰爭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不懈的努力。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國民黨和共產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變後，由中國工農紅軍改編成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以新的姿態參加了偉大的抗日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結束。
起因
遵義會議會址經過
瀘定橋在國民黨軍占有絕對優勢和革命處在低潮的情況下，為了保存和發展自己，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於1927年10月轉戰到江西省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地區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和工農民主政權（即蘇維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到1928年2月，初步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農軍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部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後稱紅軍第4軍），鞏固和發展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其他地區的起義武裝，有的也先後轉移到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民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實行工農武裝割據。
紅軍第4軍，是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戰鬥力最強、影響最大的一支部隊。從它誕生之日起，國民黨軍就集中八九個團以至近20個團的兵力，多次對它發動進攻，但都被擊破。1928年5月，紅軍第4軍在永新城附近抓住戰機，殲滅江西國民黨軍1個團，乘勝占領永新城。6月，紅軍第4軍在七溪嶺、龍源口地區擊破江西國民黨軍2個師的進攻，殲滅其1個團，擊潰2個團。隨後，又取得反對湖南、江西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兩次“會剿”的勝利。毛澤東、朱德總結井岡山地區紅軍和游擊隊的作戰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了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其他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也從鬥爭中摸索到一些寶貴的經驗。紅軍和游擊隊在人數少、武器差、彈藥奇缺、糧食和被服等物資供給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運用正確的游擊戰爭戰略戰術，打擊國民黨軍，並不斷地取得勝利。
1929年3月～1930年10月，國民黨新軍閥之間連續進行大規模混戰。各地紅軍乘機積極發展革命戰爭。紅4軍主力於1929年1月離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向贛南、閩西挺進。在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先後進行了大柏地、長汀、龍巖、上杭、水南等戰鬥，共殲滅國民黨軍約4個旅。桑植起義後，在湘鄂邊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的紅軍，於1929年7月在南岔赤溪戰鬥中取得基本殲滅國民黨軍1個旅的勝利。黃麻起義後，在鄂豫邊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的紅軍，於同年6～10月取得3次反“會剿”的勝利。其他地區的紅軍也取得不少勝利。初建起來的蘇區多數得到鞏固和擴大，紅軍得到發展。
紅軍在頻繁戰鬥中逐漸形成了體現人民軍隊本質的建軍原則。早在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時，就確立了共產黨對軍隊領導的根本原則，並開始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1929年12月，中共紅軍第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又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成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實際鬥爭中逐步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
紅軍採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連續挫敗國民黨軍大規模“圍剿”紅軍經過三年的游擊戰爭，部隊戰鬥力大為提高，蘇區有了很大發展。1930年6月前後，各蘇區紅軍根據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決定，分別進行整編，組成了紅軍第1軍團（轄第4、第6、第12軍）、第2軍團（轄第2、第6軍）、第3軍團（轄第5、第8軍）以及第1、第7、第10、第11、第13、第14、第16、第20、第21、第22軍。總兵力達7萬餘人。與此同時，開闢和創建了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湘鄂贛、湘贛、贛東北、左右江以及贛南、閩西等蘇區。
隨著革命力量的增長，中國共產黨內“左”傾思想有所發展，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過高地估計革命的力量和過分誇大統治階級的危機，以為新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接著提出以武漢為中心實行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畫。各地紅軍整編後，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相繼開始進攻作戰。
過雪山10月，蔣介石在他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的戰爭（中原大戰）基本結束後，迅速調轉兵力，組織對紅軍和蘇區的大規模“圍剿”，並把重點置於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11月，國民黨軍以7個師又1個旅的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依據敵強我弱的情況，決定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在運動中打破敵人的“圍剿”。12月上旬，國民黨軍增至11個師又2個旅，共10萬餘人，從吉安、建寧一線，由北向南，分路對紅軍實行向心攻擊。30日，紅一方面軍主力趁國民黨軍第18師師部和2個旅孤軍深入到江西省永豐縣龍岡立足未穩之際，發起猛攻，將其全殲。接著乘勝追擊，又在寧都縣東韶地區殲滅國民黨軍第50師1個多旅。這次作戰，共殲國民黨軍約1.5萬人，挫敗了第一次“圍剿”（見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
1931年4月，蔣介石以20萬人的兵力，採取穩打穩紮、步步為營的方針，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紅一方面軍仍然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集中兵力實行運動戰，同時以各獨立團、營等地方部隊為骨幹，領導赤衛軍、少先隊，運用游擊戰術，對敵積極進行襲擾。紅軍抓住戰機，首戰富田告捷，接著向東橫掃，先後在白沙、中村、廣昌、建寧連戰獲勝，共殲國民黨軍3萬餘人，挫敗了第二次“圍剿”（見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與此同時，湘鄂西蘇區的洪湖地區軍民，在主力紅軍第2軍團（1931年3月改編為紅3軍）轉戰湘鄂邊和鄂西北等地區的情況下，經過艱苦作戰，相繼挫敗了國民黨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保衛了蘇區。紅3軍返回後，即向襄河以北地區發起攻勢作戰，在龍王集、文家墩等地連戰獲勝，共殲國民黨軍2個多旅，俘其6000餘人。
鄂豫皖蘇區紅軍於1931年1月打破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共殲敵4個團又4個營，斃傷俘其5000餘人。3月在雙橋鎮取得全殲國民黨軍第34師3個團和1個炮兵營的勝利。5月又打破第二次“圍剿”，殲敵2個多團，擊潰1個旅。隨著鬥爭的勝利和紅軍的發展，11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下轄第4、第25軍，共約3萬人。隨後，紅四方面軍在國民黨軍尚在計畫第三次“圍剿”時，於11月～1932年6月主動發起攻勢作戰，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和圍點打援的作戰原則，連續取得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4次戰役的勝利，共殲國民黨軍約6萬人，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計畫遂告破產。
湘贛、湘鄂贛、贛東北等蘇區在反“圍剿”作戰中也取得不少勝利，主要有：1931年4月，湘贛蘇區紅軍獨立師在紅7軍配合下，在安福廖塘橋地區，殲滅國民黨軍1個團，俘其800餘人。9月在吉安永陽鎮殲滅國民黨軍1個團，俘近千人。湘鄂贛蘇區紅軍第16軍，1930年12月攻克通城，殲滅國民黨軍新編第10師1個團及地主武裝一部，俘1500餘人。同月，贛東北蘇區紅軍第10軍在河口戰鬥中，殲滅國民黨軍1個團，俘300餘人。在反“圍剿”中，這幾個蘇區的紅軍都得到發展，蘇區得到不同程度的鞏固。陝甘邊和陝北地區的紅軍游擊隊也開展了游擊戰爭。
土地革命戰爭在“左”傾冒險主義方針指導下，紅軍遭受嚴重挫折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為變中國為其殖民地，加緊了武裝侵略。在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東北三省很快淪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國人民極大的民族義憤，全國各地出現了抗日反蔣浪潮。但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卻無視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要求，繼續推行許多“左”的錯誤政策。同時，誇大紅軍3次反“圍剿”的勝利和國民黨軍的失敗，不顧主客觀條件，要求紅軍進攻和占領中心城市，實現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乃至爭取全國的革命勝利。
在這一軍事冒險主義方針指導下，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命令中央紅軍（1931年11月由紅一方面軍改稱）於1932年2月攻打國民黨在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城市贛州，並企圖在攻取贛州後，繼續北向攻取南昌、九江，爭取革命在江西首先勝利。中央紅軍圍攻贛州月余，屢攻未克，遭受很大傷亡。由於毛澤東等對軍事冒險主義方針的抵制，中央紅軍（6月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在4月和8月先後取得漳州戰役和樂安宜黃戰役的勝利。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會議，毛澤東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和指責，會後被免去紅軍領導職務。
1933年2月，蔣介石以30多個師共40萬人的兵力分3路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並以其嫡系部隊12個師編為中路軍，由北向南實施分進合擊。紅一方面軍主力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攻南豐不克，毅然採取退卻步驟。2月下旬，在黃陂以西的蛟湖地區以伏擊手段殲國民黨軍近2個師。3月中旬，又在草台崗殲其1個師大部。基本上打破了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
1933年，日本向熱河（今分屬遼寧、河北和內蒙古）、察哈爾（今分屬河北、內蒙古）、河北等省加緊侵略。蔣介石仍然不顧國家民族的危亡，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集中50萬人的兵力，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於9月下旬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於1933年初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以後，進一步在中央蘇區推行“左”的錯誤政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指導上，開始時實行軍事冒險主義，命令紅軍主力北上就敵，實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一再進攻敵之堅固陣地，不勝，便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使紅軍陷於被動地位。11月，當駐福建省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發動反蔣事變時，又沒有採取正確方針，利用這一有利時機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以後，又轉而採取軍事保守主義，實行消極防禦，企圖以陣地戰、堡壘戰和短促突擊，阻住國民黨軍的進攻。結果紅軍在保衛廣昌和其他一系列防禦戰鬥中不但沒有守住陣地，反而遭到很大傷亡。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以紅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挺進閩浙皖贛邊，但未能達到大量調動“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的目的。到10月，中央紅軍（1934年1月紅一方面軍再次稱中央紅軍）在蘇區內打破“圍剿”已無可能，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即長征）。
在湘鄂西蘇區，紅軍也受到嚴重挫折。在國民黨軍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開始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紅3軍在襄河以北地區實行不停頓的進攻。1932年7月，國民黨軍開始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仍然企圖以進攻戰略打破“圍剿”，以後又轉為單純防禦。到9月，洪湖蘇區全部喪失。紅3軍被迫經豫西南、陝南轉至湘鄂邊。1934年5月又轉至黔東地區，至9月創建了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陽五縣各一部的黔東蘇區。
土地革命戰爭1933年2月中旬，國民黨四川軍閥田頌堯調集近6萬人的兵力，對川陝蘇區發動三路圍攻。紅四方面軍採取收緊陣地，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依託山險，實行運動防禦。經過兩期收緊陣地，5月21日開始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了三路圍攻，俘敵1萬餘人。
意義
土地革命戰爭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從無到有，走過了極其艱難曲折的道路，曾經從最多時的30萬人減少到3萬人左右，但從戰爭實踐中，造就了大批優秀的軍事指揮員，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提高了部隊戰鬥力，而且鍛鍊出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從而為實現全國抗戰和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