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況
國際佛教研究大學美國的佛學研究是在西歐的影響下出現的，但有後來居上之勢。1893年在芝加哥舉行世界宗教會議後，美國學術界開始注意對佛學的研究。哈佛大學首先發起編譯《東方叢書》工作。華倫翻譯了幾部佛經，巴庇特譯註了《法句經》，卡洛斯撰寫了《佛陀的教說》，華特發表了《禪道》，特別是日本鈴木大拙有關禪宗一系列的傳譯、講演和著述，引起了廣泛的興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佛教的急劇
國際佛教研究協會發展，佛學研究也掀起新高潮，在50－60年代，禪宗的研究風靡一時，滲透了哲學、文藝、音樂、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各個領域。比較有影響的論文有杜姆林的《現代世界佛教》（1960）、亞姆斯的《禪與美國思想》（1962）、卡普洛的《禪門三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與佛教禪學》等。美國的禪宗形式各異，風格獨具，有所謂頹廢禪、雜燴禪、方禪和禪外禪等。後來普林斯頓大學組織、出版了一套專門研究南亞、東南亞各國佛教現狀調查研究的叢書。哈佛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威爾奇教授發表了三部關於中國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國佛教的實踐》（1967）、《中國佛教的復興》（1968）、《毛澤東統治下的佛教》（1972），引起了廣泛的注意。70年代後，西藏的密教傳入美國，湧現了大量的研究和宣傳藏傳佛教禪法的著作，如韋曼的《佛教的創始與怛多羅的傳統》（1962）、埃克沃的《西藏的宗教習俗》（1964）等。迄今美國很多著名大學都開設佛學課程，設佛學博士學位，出版定期刊物，其中重要的有《世界佛教研究協會會刊》、《東西方哲學》、《金蓮》等。紐約沈家楨博士領導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壽冶老法師主持的美國佛學研究與應立人博士創辦的美國佛教研究總會以及美國舊金山宣化上人領導的萬佛聖城法界大學等組織，可說是華裔佛教徒的佛學研究的幾個中心。
1976年成立於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的國際佛教研究協會，主要任務是在國際範圍內促進和加強佛教各個領域的研究；組織國際佛教學者協作和交流；出版學習和研究佛教的工具書；鼓勵和支持刊布、翻譯佛教的原始文獻；定期出版《國際佛教研究協會期刊》；舉行定期的國際佛教研究會議和地區性會議。參加這個組織的有各國從事哲學、宗教、心理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藝術和考古學等方面的專家和學者。自1976年成立後已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印度那爛陀巴利語佛學院、加拿大曼尼士巴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等召開了五次學術研究會議。我國也曾派學者出席在印度、加拿大等國召開的會議。該會現設有歐洲、美洲和亞洲三個地區中心。常設的權力機構由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各個地區中心的秘書和若干著名佛學家組成。會址設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南亞學系。
近代高僧太虛大師曾於1928年秋出國弘法，歷訪英、法、德、比、美等國，在英國和美國的大學與電台講演佛學。他還與英、法學者共同發起在巴黎籌組世界佛學苑，堪稱中國僧人去歐美傳播佛教之始。美國的佛教寺院、宗派通常被稱教會，教徒被稱會員，還仿效基督教劃分“教區”，附設青年會、婦女會、童子軍等。宗教生活一般安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寺中進行，在鋼琴伴奏下讀通英譯的佛經，代替了東方的晨鐘暮鼓、頂禮焚香。在軍隊中還配有隨軍僧侶，到1984年，美軍中約有2600名佛教徒。
佛教研究
國際佛教研究協會展品佛教真正為歐洲人士了解，嚴格地說來，是伴隨著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後而開始的。歐洲殖民主義者，為了能夠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認識到必須要深入的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同時，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人們的視野也在擴大，有一部分學者將注意力放在了當時尚未開墾的東方學方面。作為東方學的一個最重要的內容－佛教，就在這個背景下逐漸為人們所知了。所以佛教傳入歐洲地區，首先是作為學術活動進行的。一些歐洲學者出於研究東方學的需要，開始接觸了東方語言，例如梵文，進而接觸了佛教，特別是用梵文和巴利文寫的佛經於是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和消化佛教的教義。
一、英國
1788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立，這是英國殖民政府為了統治亞洲人民而出資建立的一個學術機構。1824年，英國學者克拉夫發表了《巴利語文法和語言》一書，這是學術界開始較早地了解佛教。1837年在斯里蘭卡殖民政府工作的學者特納首次將斯里蘭卡的佛教史書《大史》作了註疏和校訂，並將其譯為英語。他還撰寫論文，推動了歐洲學術界對這方面的研究。1850年傳教士斯賓塞發表了《東方僧門》。又從僧伽羅文翻譯了《現代佛教手冊》，引起了西方學者最初對佛教的興趣。1833年英國駐尼泊爾公使霍格森在尼泊爾收集梵文貝葉經文獻381部和紙本梵夾多件，其中有《般若經》、《普曜經》、《金光明經》、《法華經》等，分贈給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65部，以後霍格森又從西藏運走《甘珠爾》和《丹珠爾》到英國，對佛教的研究起到了促進的作用。霍格林本人也寫過文闡，介紹尼泊爾和西藏的語言與宗教，並於1827年出版了譯著《金剛乘論》，自著《尼泊爾佛教略史》二書。1850年英國神父埃特爾編纂了《梵漢手冊》，附有巴利、僧伽羅、緬甸、泰、蒙、藏、日等佛教術語。這是最早的佛教研究的工具書。1873年英國駐尼泊爾公使的軍醫賴特在尼泊爾搜得梵文經本共850部，其中佛經325部。1879年，阿諾德出版了《亞洲之光》，這是一本講述佛陀生平的著作，詩文體寫成，語文優美，清新流暢，影響很大，在歐洲廣為流傳，對普及佛教知識起到過重大的作用。很多後來成為佛教僧人和學者的人無不受到此書的影響。以後的10年，威廉斯出版了《實用梵文文法》、《梵英大辭典》。這部大辭典的編排採用了歐洲辭典的通行作法，突出語源學和語言學的特點，方便實用，受到學者的重視。契爾德斯編纂了《巴英辭典》，這是第一部巴利語和英語的辭典，對研究南傳佛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80年鮑爾受英國政府派遣，到中國新疆“考古”，獲得了寫在樺樹皮上的《孔雀王經》。由於東方語言學的發展和不斷的“考古”發現，使英國的學者取得了成績。1884年，學者比爾已經譯出了《大唐西域記》、《法顯傳》和《慈恩傳》等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著作，使歐洲的東方學的研究家擴大了眼界。英國人了解到，只有對巴利文和漢文佛典同樣深入研究，才能對佛教有一個全面完整的了解。因此西方人也開始重視起漢文佛典的研究工作。1894年考威爾出版了古印度佛教學者馬鳴著的《佛所行贊》和《本生經》的英譯本，使人們對佛陀的生平事跡有了更詳細的了解。1897年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介紹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因用散文體寫作，語言優美，通俗易懂，受到人們的歡迎。隨之而來的是歐洲各國的探險家到中國西北和中亞地區的"探險"活動，在蜂湧而起的活動中，以20世紀初，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三次到中國掠奪了敦煌千佛洞的大批梵文、龜茲文、于闐文、回鶻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經典以及繪畫、繡像等最有價值。這些燦爛輝煌的文獻和文物在歐洲展出後，震動了學術界，引起對東方佛教的考古學、佛教語言學和文獻學的興趣。並由此而引起的研究推動了佛教信仰的影響。
1881年英國成立了巴利聖典會，該會以翻譯刊行巴利文佛經為宗旨。巴利聖典會的英譯佛典在世界上受到佛學界和佛教界的好評。里斯•戴維斯夫婦是主要負責人。戴維斯早年學習梵文，後在斯里蘭卡工作時接觸了巴利文佛經，於是他學習巴利語，後來又學習了僧伽羅語。他撰寫的《佛教》一書介紹了佛教，被譯成了荷、德、日等國的語言，發行了23版。1882年他創立了巴利聖典會，擔任會長，又組建了“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後來釋譯了巴利佛教《攝阿毗達磨義論》和《長阿含》。他和助手史梯德編集了享譽世界的《巴英字典》,撰寫出最有名的《印度佛教》一書，對古印度佛教社會做了深入的研究，後人稱讚此書"在東方文化的路上，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把嚴肅的研究與人們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而達到平等的程度。他的著作可使他留下不朽之名。“戴維斯一生翻譯佛教經論12部，撰寫佛教著作30餘部，主持出版了拉丁體巴利文三藏和註疏，著作等身。里斯•戴維1843年5月12日生於英國科爾徹斯特一個公理會的牧師家庭。曾經到德國布勒斯特勞大學學習梵文，獲博士學位。1864年（另說1866年）至1872（另說1876年）年到斯里蘭卡擔任公職期間對佛教和巴利語感興趣，於是開始學習巴利語及研究佛教。後因與上司意見不合，乃辭職回國，先後在倫敦大學教授巴利語和佛教文學，又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兼任書記和圖書管理員。後來在曼徹斯特維多利亞大學任比較宗教學教授，再任倫敦大學教授。1881年（另說1882年）成立巴利聖典會（PāliTextSociety），自任會長，致力於整理出版巴利三藏的工作。在泰國皇室的資助下，出版了大量的巴利三藏的譯本，聖典會也成為歐洲佛教學者的重要組織。1922年10月27日逝世。生前著有《佛教手冊》（Buddhism，1878），曾經再版20餘版，有荷、德、日文譯本。《佛教之印度》（BuddhistIndia,1903），再版8次。書中將印度的古代歷史大部歸於佛教，曾引起學術界的重大反響。翻譯巴利文《本生經》547個佛本生故事的前40個，並將其與伊索寓言作了比較研究，英文名為《佛陀本生故事集》（BuddhistBirthStories）。與赫曼•奧登堡合譯巴利《律藏》三冊。用散文體翻譯了巴利經典《彌蘭陀王問經》。1896年在紐約出版《佛教及其歷史與文學》演講集（Buddhism,ItsHistoryandLiterture）。他與斯泰德合作的《巴英辭典》，直到現在都是最完備的研究巴利佛教的工具書。另有與其夫人合作翻譯的巴利佛典《長部》，英文名《佛陀對話錄》（Dialoguesof theBuddha&127）。以及與他人合作的《攝阿毗達磨義論》等。他的夫人凱洛琳•阿古斯塔也是一名著名的佛教學者，曾經編集和翻譯了佛教經論25本之多。她對佛教的“無我”說做了深刻地剖析，受到來自不同意見的爭論。戴維斯夫婦崇尚佛教，認為在世界諸宗教中，唯有佛陀的“八正道博大精深，可以遵循安身立命”。他們還依照印度建築樣式建立家宅，命名為“那爛陀”，要子女學習巴利文，所以當時有人把他們看作是佛教徒。聖典會還出版了沃德伍德與希爾合作的《巴利語三藏辭典》，這仍是目前一本最重要的參考書。在英國皇家學會委託下，麥克斯•繆勒主編的《東方聖書》最為著名，其內容涉及了大小乘佛典。繆勒本人還把《法句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金剛經》譯成英語，並編寫了《梵語法》，供初學者使用。由於繆勒開創了西方比較宗教學研究，特別是用梵語來研究印度和印度佛教的歷史，對西方研究佛教作出了貢獻，被人尊為“西方印度學之父”。
1927年E．J．托馬斯撰寫了《作為傳說和歷史的佛陀生平》。1933年又出版了《佛教思想史》。1937年英國神父索西爾和霍多斯在倫敦出版了《中國佛教術語辭典》。1954年埃德沃•孔茲與荷納小姐、斯內爾戈羅夫合作編輯了《各朝佛教大辭典》。1955年孔茲又出版了《大智度論》的英譯本，采編了佛經精粹《佛教聖典》，此書現已出版了20餘版。同時還編輯出版了《般若文獻辭典資料彙編》。孔茲是當今世界最有名的佛學家，他既懂梵文、巴利文，又懂漢文和藏文，而且對佛教的教義和歷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不僅寫學術著作，還寫一般的通俗介紹性著作，是一位多產的學者，並以1951年出版的《佛學－本質與發展》一書最為著名副其實。他剛開始學習的是英國傳統的對巴利語系佛教的研究，後來又對北傳般若學產生了興趣味，作了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是英國佛學界真正開始轉向北傳大乘佛教的重要人物。孔茲在國際學術界很有影響，曾在世界各國大學講學，他所寫的一系列通俗或學術專著，使不少的人開始了解佛教，進而走上研究佛教的道路。1955年印度裔學者穆爾蒂寫作了《佛教的中心哲學》一書。荷納是繼戴維斯之後的巴利聖典會的又一名重要組織者。戴維斯逝世後，巴利聖典會在他的妻子阿古斯塔的主持下繼續活動，荷納小姐就是阿古斯塔的學生，也是聖典會的秘書。以後由於種種原因，巴利聖典會開始衰微，影響減弱。荷納接替了聖典會的領導工作，重新開始恢復活動，在亞洲泰國和斯里蘭卡佛教界的支持下，聖典會重新煥發出照人的光彩。他們已把南傳巴利語三藏全部譯成了英文，這不僅為學習和研究南傳佛教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使英國人改變了對佛陀的錯誤認識和對佛法的誤解有極大幫助。因此荷納被視為是聖典會的復興者。1981年荷納逝世。
斯坦因從中國劫掠了大量的敦煌文書，成為研究中國學的專家，他編輯的敦煌學的資料也成為這個領域研究的精品。其本人也成為英國早期藏學研究的人物之一。繼之有擔任過英國駐中國西藏江孜商務代理和拉薩辦事處的代表黎吉生，他對藏傳佛教的噶瑪派有很多的研究，在世界許多大學講課，曾與斯內爾戈羅夫合作出版了《西藏文化史》（1968）。埃文斯•溫茨對西藏的文獻作過整理和翻譯，出版了《西藏大瑜伽行者米拉日巴》(1951)、《西藏大解脫書》(1954)、《西藏度亡經》(1957)等書。曾任英國西藏研究所所長的斯內爾戈羅夫撰寫過《喜金剛坦特羅》（1951）、《喜瑪拉雅的佛教》(1957)、《喜瑪拉雅朝聖》(1961)、《釋迦牟尼最後的涅槃》（1973）等著作，主編過大書《佛教的形象》。埃默瑞克對新疆的藏文史料作過整理，出版了《關於于闐的藏文文獻》一書。傑•蘇瑪爾著有《密宗與每日的宗教》、《佛教徒的身體與印度教徒的密宗》、《從人類學的方法看西藏早期的佛教史》等十幾部著作。
1970年以後，英國的佛教研究已從經典的校勘轉向了佛教哲學、社會學等領域，此後出版的著作有張承志的《從華嚴宗看佛教的整體觀》（1972）、勃洛費爾德的《道教與佛教神秘主義》、特雷弗•林的《印度佛教復興》、《佛教帝國主義和戰爭》、《佛教、馬克思和上帝》（1979）和麥可•派伊的《佛陀》、《方便婆羅密》等。佛學家A•K•渥德爾撰寫的《印度佛教史》（1970）不受信仰的干擾，較忠實地介紹了印度佛教的歷史和思想的發展，此書已經被譯成中文本。現在，英國有許多大學講授佛學。牛津大學的東方研究所(TheOrientalInstitute,UniversityofOxford)有世界著名的岡布里其教授(Prof.R.Gombrich)，專門講授梵文和南傳佛教；劍橋大學(UniversityofCambridge)以研究日本佛教為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College)有蘇漢密特教授(Prof.SueHammilton)，也以研究南傳佛教為主；蘭卡斯特大學(UniversityofLancanster)有哈里斯教授(Prof.IranHarris)和一位日本學者，以研究南傳佛教、印度佛教和藏傳佛教為主；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ofBristol)有維廉姆(Prof.PaulWilliam)和波恩兩位教授，也以研究印度佛教、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為主，同時也兼有對大乘空宗的研究；巴斯大學學院(BathSPAUniversityCollege)有布萊恩•布克教授(Prof.BrainBocking)，以研究日本佛教和世界佛教現狀為主；肯特大學(UniversityofKant)有莫比得教授(Prof.PeterMoore)，以研究印度佛教為主；沙德蘭大學(UniversityofSunderland)有彼得•合維教授(Prof.PeterHarvard)，以研究印度佛教和藏傳佛教為主。此外還有許多大學，雖然沒有佛學專業，但也在大學本科兼設有佛學課程，如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ofManchester)、衛斯米斯特大學(UniversityofWestmister)和利物浦大學(UniversityofLiverpool)等。但是在眾多的大學中，還當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UniversityofLondon)的佛學研究最為全面。該校設有幾乎所有的東方語言課程，如漢語（包括古漢語）、日語、泰語、藏語、馬來語、印地語等，還有梵語、巴利語等古老的語言。從師資方面來看，斯考羅布斯克教授（Prof.T.Skorupski）精通梵語、巴利語、藏語、法語和波蘭語等多種語言，以研究印度佛教和藏傳佛教為主；巴瑞特教授(prof.T.Barret)精通古漢語、日語和法語，研究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為主的漢語系佛教、道教和儒學；出生於前蘇聯的皮亞得考夫斯基教授(Prof.Piyatigovski)，精通西方哲學，以研究印度哲學和南傳佛教為主。從藏書方面來看，亞非學院是目前英國乃至世界收藏有關佛學書籍最多的學院。它收藏佛學書籍歷史悠久，特別是中文書籍的館藏尤為豐富，它收集了大陸、香港和台灣出版的各類書籍，並且設有專門管理中文書籍的圖書管理員。該校也是英國現在唯一擁有《房山石經》的學校。英國的主要佛學刊物是：《巴利語聖典會會刊》、《皇家亞洲學會會刊》、《宗教研究》、《中道》、《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通報》、《中亞雜誌》、《中亞研究》等。
二、德國
1858年德國學者克彭發表《佛教》一書，約與其同時，卡•弗•科本寫出了《佛陀的宗教》，這是一本介紹大乘佛教的著作，他們為德國佛學研究之始。不久奧登堡著的《佛陀及其生平•教義•教團》一書出版，此書被認為是歐美學術界的"標準作品"，此書出版後，曾7次再版，並被譯成14種語言。奧登堡是研究印度哲學和巴利文獻的，他不僅寫作，還編輯了巴利律藏，譯出戒本。以後又出版了《奧義書教義與佛教的起源》（1915）、《佛教經典論文》（1922）。與此同時，德國的探險家格林威德爾和馮•勒科特兩人到中亞收集到上萬份經卷和各種文字的寫本。1900年格林恩威德爾出版了《西藏、蒙古的佛教神話學》，這是德國最早的藏學著作。1906年皮舍爾出版了《佛陀的生平與教義》一書，此書一度非常暢銷。朱托伊特將《本生經》譯成德文。貝克出版了《佛學--佛陀及其教義》，與奧登堡在理論上商榷。與奧登堡同時代的人還有韋伯、紐曼、蓋格、格拉澤納普、瓦勒澤爾等人。他們中間有的研究巴利文經典，如蓋格將著名的南傳佛教的《大史》譯出，並將巴利佛典“相應部”譯成德文，撰寫了《巴利文學與巴利語》一書。有的研究梵文經典，如著名學者韋伯深入地研究了《阿含經》，將大乘佛典《金剛經》譯成德文。有的還通漢文、藏文等，如瓦勒澤爾就根據漢藏兩種文字的《中論》，進行對比後，譯成德文，又寫作了《早期的佛教哲學基礎》（1904），以後又發表了多卷本的《佛教哲學及其歷史發展》，這是德國學者開始研究大乘佛教哲學的基礎性著作。舒爾曼發表了《歷代達賴喇嘛傳》（1911）。在紐曼、塞登斯杜車、奧登堡等人通力協作下，把巴利文阿含經全部譯成了德文。繼起者有安吞蘇特、格林和達爾克等人。安吞蘇特，法名三界智，曾是一名小提琴手，因對印度文化感興趣，後到東方旅行，逐漸受佛教的影響，最後皈依佛門。他在緬甸出家，成為第一個德國比丘。他主要在斯里蘭卡生活，學習巴利文，出版了《佛陀聖言》一書，被譯成十種語言，還寫作了《論藏指南》、《佛學字典》、《佛教的基本教義》、《解脫的途徑》，翻譯了《人施設論》、《增支阿含》和《清淨道論》等經論。1922年海勒出版了《佛教禪定》一書。上世紀40年代是德國佛學研究的一個高峰。1942年馮•格拉澤納普編譯了《佛陀•思想》發表了《佛教的神秘》，這是一本藏傳佛教方面的書。1944年諾貝爾撰寫了《金光明最聖王經：附有辭彙表的藏文本》，以及《義淨的〈金光明經〉的漢文與藏文本譯者》（1958）一文。以後瓦爾德史密特出版了《佛陀生命終極的傳統》、翻譯了《大涅槃經》和藏文本《四眷屬經》。1947年施密特出版了《佛陀的教義》和《佛陀的大弟子》，第二年編纂了解釋疑難辭彙的《佛教字典》。1951年德國僧人尼安那波尼伽著述《止觀坐禪法門》，不久又將《尼波多經》譯成德文。翌年呂德斯出版《佛教原始經典語言的現象》。1953年以後威勒先後發表了《入菩提行經藏梵語索引》、《對〈大寶積經〉文獻的研究》、《〈大寶積經迦葉品〉的梵藏本對譯》。1956年格文達喇嘛撰寫了《西藏神秘主義的基礎》。霍夫曼出版了《西藏宗教史》（1956）和《西藏宗教及薩滿教的象徵意義》（1967）。上世紀60年代伊始，梅色札發表了《關於普魯士國家圖書館藏德格版〈丹珠爾〉》，以後又發表了《伯爾尼歷史博物館館藏藏筆者般若波羅蜜多文獻》和《密教學密教史論文集》。1962年施林格夫寫出了2卷本的《佛教》，這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對佛教進行研究的作品。此外史密特豪森譯介了《瑜伽師地論》。伯內爾研究日本道元禪，發表了一些有關的著作。舒曼對大乘佛教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出版了《佛學--解脫的哲學》。上世紀60年代以後享利•貝歇特成為當代最有名的德國佛學家，他寫作的《南傳佛教國家的佛教、國家與社會》一書，成為研究東南亞諸國佛教的經典作品。他對中亞佛教的語言現象也發表過不同的看法，與中國學者進行了爭論。馬爾堡根據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寫了《佛教與共產主義：誰掌握了亞洲》一書，書中對佛教社會主義作了比較詳細地研究。海西希是德國最有名的藏學家，出版的作品有《有關喇嘛教在17世紀鎮壓薩滿教的蒙古史料》、《論蒙文大藏經的翻譯技巧》和《北京的蒙文喇嘛教經版》等。還參加了義大利學者杜齊的名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書的寫作。
三界智在德國創辦了《佛教世界－德國佛學》月刊，成立了德國巴利文佛教協會，發展了一批弟子。1911年摩訶菩提會德國分會成立，《佛教展望》復刊，次年改名《摩訶菩提葉》。1913年佛教生活聯盟從巴利文學會中分離出來，在柏林、漢堡、慕尼黑等地建立了分會，發行《佛學學報》，次年停刊，1920年復刊。1921年摩訶菩提會與佛教生活聯盟合併，在慕尼黑成立德國佛教團體，發行雜誌《佛教世界楷模》。1924年德國佛教團體易名三寶佛學社。保羅•達爾克在柏林成立佛教之家。波恩、杜賓根、哥廷根、慕尼黑、漢堡、萊比錫、馬爾堡、佛萊堡、柏林等大學都有研究佛教的人才或單位。
由於英國和德國的佛學界在本世紀初對佛教的藏經，特別是對三藏中的經藏和律藏做了不少的整理工作，在論藏整理方面做的不夠，因此他們被後人看作是最早在歐洲出現的一個研究學派，叫做英德學派。
三、法國
英國人霍格森將尼泊爾的梵文文獻送給了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同時，又將一部份經典共171部贈給了法國學者尤金•鮑諾夫(EUGENEBURNOUF)，以後又從北京給法國運去了北京版的西藏大藏經。鮑諾夫，1901年出生於巴黎，父親是一名語言學者。他從小就對東方語言有特殊的愛好，在學校期間，先後學習了梵文、巴利文、波斯語、古楔形字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829年他開始在師範學校講授文學和比較文學，1832年任法蘭西學院梵文教授。鮑諾夫接手這批經典後，於1844年出版了《印度佛教史導言》的這樣“一部劃時代的著作”。該書對佛陀和佛教的教義做了研究，又介紹了《般若經》、《楞伽經》、《華嚴經》、《金光明經》、《法華經》等大乘經典，為歐洲的梵語經典研究奠定了基礎，因此他被稱為“法國佛學研究之父”。他和英國克拉夫合著了《試論恆河東岸聖言或巴利語》文法著作，也非常有名。他還和挪威學者拉森一起發表了《巴利語論考》，回顧了當時歐洲的巴利文研究。鮑諾夫還對當時考古學者發現的印度阿育王的敕文做了研究，肯定了這些敕文與佛教的關係。1859年法國駐斯里蘭卡領事格保洛特在任職期間收集了大量的巴利文佛典抄本，計畫以巴利文庫的形式刊行，但未能如願。本世紀初法國探險家伯希和從敦煌掠奪了大量佛教經卷後，法國成為歐洲佛教研究的又一中心。薛尼溫•萊維是法國著名的佛教學者和探險家。他一生曾經多次到亞洲的印度、中國、尼泊爾、朝鮮，以及俄羅斯、美國、巴勒斯坦等地區，特別是他三次到尼泊爾竊取了大量梵本經典，其中很多是大乘佛教的經典，因此他對唯識學的研究尤深，發現了《唯識三十頌》的梵文本，校勘《中邊論頌》，法譯《大乘莊嚴經論》，出版了《唯識二十頌》和《唯識三十頌》的註疏，以及安慧的《唯識論》疏。他對《莊嚴經論》的發現，被認為是大乘佛教研究的里程碑。他與日本學者高楠順次朗合作編集多卷本的辭書《法寶義林》，也對促進歐洲的佛學研究起到過重要的作用。在鮑諾夫等人的推動下，歐洲出現了一股東方學研究的熱潮，一大批學者都將注意力轉向了佛教，他們把巴利語三藏用羅馬字母注出，又將其譯成英法等語言，同時又對梵文文獻和敦煌文獻，以及于闐文、龜茲文、回鶻文、栗特文等文獻做了研究與翻譯，加以考證註疏，掀起了歐洲的"亞洲學史上的翻譯運動"。萊維等人的研究則給現代歐洲佛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以後巴黎法蘭西學院的雷諾、戴密微、費洛賽特等人對梵漢佛教研究作出了貢獻。戴密微是研究中國佛教的專家，於1924年出版了處女作《〈彌蘭陀王問經〉各種譯本的研究》，以後對中國的佛教一直研究不綴，發表了《〈大乘起信論〉真偽辨》、《真諦論佛教教宗之起源》、《佛教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滲透》、《中國佛教》等等，還對歐洲的佛學研究作了總結，寫作了《佛學研究的現狀》一文。又繼續完成萊維的《法寶義林》，晚年對禪宗臨濟宗有深入的研究，1972年譯註了《臨濟錄》，取名《中道》。他對藏傳佛教也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了《吐番僧諍記》一書，此書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已被譯成中文本。其弟子謝和耐對中國寺院經濟的研究是學術界的精品，其發表的《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已經被譯成中文。佛教信仰者卡貝爾曾精心校訂了全部巴利文大藏經。
1253年，法國傳教士魯布魯克前往蒙古，兩年後返回，向國王報告了藏傳佛教的情況。但最早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是一位女探險家亞歷山大•達維德•內埃爾，她寫作和翻譯了許多西藏的著作，出版了《西藏魔術與秘儀》(1958)、《西藏佛教口述秘密》。(1964)。考狄爾就整理出版了《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文大藏經目錄》（1909－1915）。法國巴黎大學成立了西藏教學中心，第一位藏學教授巴考在1925年撰寫了《米拉日巴傳記》，後來又譯出了《敦煌文書中之吐番史料》一書，晚年寫出了《西藏歷史導論》。石泰安是著名的世界藏學家，他的成果主要是藏傳佛教民俗研究方面的，重要的有《喇嘛教的追儺與靈魂的理論》（1957）和《喇嘛教中的面具》。瑪塞爾•拉露在上世紀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先後發表了三卷本的《巴黎圖書館館藏敦煌藏文寫本目錄》、《論佛教的巫術》(1932)、《文殊師利根本儀軌和陀羅尼根本儀軌》(1936)、《高地亞洲宗教信仰中通向幽冥的道路》(1949)、《禁咒藏研究》(1955)等，1957年又著有《西藏的宗教》一書，1964年發表了《敦煌所藏十萬頌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的藏文寫本》，此書為她贏得了在學術界的榮譽。法國的重要佛學研究單位有：巴黎大學文學院、高等中國研究所、法蘭西學院、法國第七大學、現代東方語學院、法國遠東研究所、佛教與耆那教哲學中心、亞洲協會等。重要的學術刊物有：《亞洲研究》、《遠東研究所報告》、《印度支那研究所報告》、《法蘭西亞洲》等。
四、比利時
一般很多人都把比利時的佛教研究劃歸到與法國一派，稱為法國比利時學派。這一派的特點是對佛教各派都重視，因此又被稱為"現代學派"。比利時的佛學研究在歐洲至今仍有一定的影響，並且出現了許多世界知名的佛學家。蒲山是法國萊維的弟子。魏萊•蒲山（LouisdeLaVallee poussin）1869年生於比利時。曾經學習東方語言學，後到萊頓大學從知名學者漢特利克•柯恩學習偈頌（Gātha），同時學習藏文和漢文。1895年任根特大學教授。1921年參與成立比利時東方學研究協會。他撰寫過30餘篇佛學論文，出版《佛教：目錄學》刊物。1925年出版的《涅槃》一書是他的代表作。他的最大的貢獻是將《俱舍論》和《成唯識論》譯成法文，同時還校訂《入菩提行》、《菩薩地品》、《入中論》、《唯識二十頌》等經書，編輯了《敦煌藏文寫本目錄》。由於他將大乘經典介紹給世界佛學界，引起了學術界的轟動，被認為"填補了在早期巴利著作之研究，及後來中觀學說之間的裂縫"的一場"佛學研究的革命"。他提出了許多引人注目的論題，引起了學者間的爭論。蒲山的學生拉摩特致力於《大智度論》的研究，曾經將此論譯出大部分，並作了詳細地註解，引起學界的注目。他所著的《印度佛教史》又因內容廣泛，時間跨度長，為學者重視。現代學者魏查理（CharlsWillemen）是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根特大學中文系主任，撰寫過《法句經》、《法集要頌經》、《阿毗壇心論的研究》等書，論文有《六法發微》、《般若婆羅密多心經研究》、《善無畏三藏的印度名字》等等。他對部派佛教之一的說一切有部有很獨特的研究，認為中亞的菩薩乘出現，是說一切有部推動的。他在美國、日本、印度、西歐諸國講學，培養了數百名學士和十名博士，其中有二名是中國留學生。現被印度貝納勒斯印度教大學、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學校聘為客座教授。
五、義大利
義大利的佛教研究，特別是藏傳佛教研究有悠久的歷史和顯著的成績。中世紀時，義大利天主教傳教士懷著滿腔的宗教熱忱，開始踏上西藏這塊土地。1245年，義大利傳教士柏朗嘉賓為了向蒙元王朝傳教，前往亞洲，此行雖然失敗，但在他的報告中記述了道聽途說的“波黎吐番”。14世紀初，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到中國，在他的遊記中記載了西藏的宗教與風俗。1715年耶穌會會士德西德裡帶著教皇的鼓勵，與葡萄牙籍神父埃馬努埃爾•弗雷勒神父一起抵達列城，次年到了拉薩。德西德里在西藏住了6年，熟練地掌握了藏語，努力學習藏傳佛教，最後寫出了著名的四卷本《西藏紀事》，他本人也被後人尊為“西方早期最傑出的藏學家”。1717年另一位卡普清修會的傳教士弗朗西斯科•奧拉濟奧神父也到拉薩，他在拉薩渡過33年，除了傳教之外，還將許多藏文佛典譯成了義大利語。1896年那不勒斯大學的洛倫佐已經開始研究巴利文經典，將《中阿含》譯出124部，還譯出了南傳佛教的基本教義問答讀物。本世紀上半葉，義大利的杜齊(1894－1984)是當代最著名的研究藏傳佛教的專家。1919年他從軍隊退役後，在羅馬大學畢業，以後到了印度聖蒂尼科塔大學和加爾各答大學學習、工作。從1929年起，他長期在尼泊爾、巴基斯坦地區調查，先後８次進入西藏，弄走大量經卷文物。1933年他創建了義大利中東和遠東研究所，1950年開始主持出版《羅馬東方叢書》，此叢書已經出版了60餘本，藏學研究的著作占全部總數的五分之一。杜齊本人也是一個豐產的學者，一共寫過360餘種著作。有不少是有影響的作品，如《蒙藏佛教史》（1967）、《西藏的宗教》（1973）等，還對一些梵文經典做了校勘。他撰寫的《曼荼羅的理論與實踐》，從理論上深刻闡述了曼荼羅的意義。《西藏的宗教》是與德國學者海西爾著的《蒙古的宗教》合編一冊出版，取名《西藏與蒙古的宗教》。全書共七章，裡面有四章專門講到了藏傳佛教的開成、特點、各派教理、地位和僧侶生活、寺院組織、學經制度等等，並將其與西方基督教的諾斯替派的神秘學說相比較，重點解釋了曼荼羅、灌頂儀軌、功能、及法身、幻身、智身、心與光明等理論問題，此書一出版，即轟動整個學術界。杜齊成為世界知名學者，被認為是國際藏學界的泰斗，其擔任所長的義大利中東和遠東研究所成為世界最重要的藏學中心。現在義大利的藏學研究在國際學術界上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六、俄羅斯
國際佛教會旗七、美國
對佛教的研究，美國晚於英法德等國，但後來居上，現在影響最大，成果最多，已經成為西方國家的一個主要群體。美國人對南傳佛教的接觸，可以說很早。1873年斯里蘭卡舉行佛教和基督教大辨論，就已經在報紙上刊出，第一名美國佛教徒奧爾科特就是受到這次影響，到斯里蘭卡考察，最後皈依了佛教。1894年保羅•卡羅斯在美國出版的《佛陀的福音》一書，選用的材料就是來自上座部佛教。1893年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宗教會議，會上斯里蘭卡僧人達磨波羅作了演說，呼籲人們對佛教的重視，佛教漸漸為人所知。1895年一群關心宗教的人在紐約成立了靈智會，佛教的輪迴業報和涅槃的學說已被人介紹出來，但影響不大。不久摩訶菩提會美國分會成立。出版南傳佛教著名論書《清淨道論》，表明南傳佛教已經在學術界產生了影響。此時由哈佛大學瓦倫為首，朗曼、克拉克、印格思等人參加，編纂了《哈佛東方叢書》，譯介了多部佛教著述。朗曼的老師是惠特尼，曾經編寫了《梵語語法》，對學習和研究梵文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朗曼主攻印度文學與梵文，受聘為哈佛大學教授，編纂了《梵文讀本》。1890年朗曼被任命為美國文獻協會主席，同時又是外國學術委員會委員，他極力關心叢書的出版，所出版的《佛教翻譯》、《法句經注釋》和《經集》被認為是最好的譯本，他本人也被譽為是"美國的麥克斯•謬勒"，但他的學術觀點卻受到了人們的批評，因為他站在"西方中心論"的角度來看待東方的宗教和文化，帶有偏見，這是不可取的。《哈佛東方叢書》的出版，標誌了美國的東方學界與歐洲的學術界並駕齊驅，為現代美國在東方學領域居於領先的地位打下了基礎。亨利•克拉克•瓦倫（HenryClarkeWarren）1854年出生於美國波士頓。童年時因從馬車上摔下而終身殘廢。長大後曾致力於柏拉圖和康德哲學的研究，後來又對佛教哲學有興趣，精通佛典，從事比較研究。一生將其大部分財產捐給了巴利聖典會，資助出版事業。1899年1月3日去世。耶魯大學的埃傑頓編輯了《佛教混合梵語：文法與辭典》，哈特編寫了《梵語速成學習法》。史達爾對佛教因明學，蘭卡斯特對耆那教、印度佛教、中國佛教都有精到的研究，近年來又致力於電子版大藏經的錄入。A•K•納拉因曾任聯合國世界佛教研究會秘書長，與世界佛教學者相熟，重點是研究中亞絲綢之路的佛教，曾經培養了數名華人博士。玲木大拙則在美國發表了多篇禪宗與禪學的文章，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上世紀50－60年代，禪宗研究在世界風靡一時，滲透到哲學、文藝、音樂、醫學、心理學、社會學各個研究領域。在這方面影響較大的是亞米斯的《禪與美國思想》（1962）、杜姆林的《現代世界佛教》（1960）、卡普洛的《禪門三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與佛教禪學》和《愛的藝術》、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禪》（1963）等。美國的禪宗披上了新大陸的形式，有所謂的頹廢禪、雜燴禪、方禪和禪外禪等，此外，為了配合美國對東南亞的侵略，學術界還大力開展了對中國和南亞、東南亞各國的佛教現狀調查研究工作。普林斯頓大學組織出版了一套專門研究東南亞、南亞諸國與宗教關係的叢書。哈佛大學世界研究中心威爾奇發表了三部關於中國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國佛教的實踐》（1967）、《中國佛教的復興》（1968）、《毛澤東統治下的佛教》（1972）。此外還發表了《對中國佛教的重新解釋》、《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佛教》等文。卡胡帕卡納和賴特等人對大乘佛教的研究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特別是在中觀學和中國佛教史上的表現。日裔學者北川是美國宗教學界的知名人士，他對佛教也做了很多的研究，發表過《佛教與僧伽》、《今日台灣佛教》等。上世紀50年代以後，在美國的華裔學者表現突出，陳觀勝、巴宙等人。由於他們對祖國傳統宗教文化有深深地了解，又懂得西方的文化，在推進中西宗教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貢獻，受到了人們的尊敬，有些人已經躋身於世界一流學者的行列。陳觀勝的佛教史有名著作是《佛教的中國轉化》(TheChineseTransformationofBuddhism)。巴宙曾經留學斯里蘭卡，到美國後對南北兩傳佛教作了比較研究。曾將南傳的經典《彌蘭陀王問經》校訂後譯成中文出版。
此外，在美國有很多華人佛教徒，他們對學術研究也傾其全力。1970年沈家禎創“世界宗教研究院”，其圖書館被認為是藏書最多的圖書館之一。越2年建“菩提精舍”，該組織主要為研究佛學的人提供方便，具有學術性。1975年台灣名僧聖嚴法師在紐約建立了"“中華佛教文化館"，下設"三學研究院”和“禪中心”，發行《禪道通訊》和《禪雜誌》刊物。淨海和永惺法師在休士敦建“德州佛教會”，講授佛學。在美國學術界也出現了一批專治中國佛教的學者，漢傳佛教成為美國佛教的一支重要力量。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人洛克維爾兩次到西藏探險，回國後寫作了《喇嘛之國》、（1891）、《西藏》（1891）、《釋迦牟尼傳》（1907）、《拉薩的達賴喇嘛及其與清朝的關係》（1910）等書。繼之有尼達姆編輯的《耶魯大學所藏的西藏文資料》（1960）、《西藏文物》（1960）等。霍浦金斯的《西藏佛教實踐與理論》。韋曼是治藏傳佛教最有成就之人，他撰寫的重要作品有《佛教的創始與怛特羅傳統》（1962）、《佛教怛特羅中的女性活力的象徵主義》（1962）、《佛教與佛教混合梵語中的梵語》（1965）、《克珠傑的佛教怛特羅原理》（1968）、《佛教怛特羅的早期歷史文獻》（1968）、《佛教中觀派的貢獻》（1969）、《佛教怛特羅：對印度--西藏密教的解釋》（1973）、《教義之爭與桑耶寺的辯論》和《密教》等。魯埃格的《關於西藏和佛教研究的一個新貢獻》（1962）、《覺囊派：佛教本體論者的一派（1963）》、《關於印度和西藏佛教與"宗教基質"的報告》（1964）、《布頓法師傳》（1966）、《關於西藏和蒙古宗教的最新研究》（1975）。埃克沃爾的《西藏的宗教習俗》（1964）、《西藏佛教的實踐與典禮》。1958年蒙古僧人旺格格西在新澤西建立的第一座藏傳佛寺。旺格曾在拉薩取得過格西的學位，1955年抵美，以講授蒙、藏文為生。寺院建立後不久，吸收了幾位從印度來的喇嘛，香火逐漸興旺。到70年代初，又新建美國佛學研究所，1973年翻譯出版了噶當派和格魯派的教義集成。旺格主要承繼格魯派學說，所以有人稱他為美國格魯派的開山祖師。寧瑪坐禪中心是土爾庫於1969年在加州貝克萊分校建立的一個寧瑪派佛教的組織。土爾庫熟悉密法，精研教義，吸引了一些人，又陸續開辦了寧瑪佛學院、佛法出版社、寧瑪鄉下中心、甘珠爾與丹珠爾印經計畫等組織，介紹了西藏的傳統佛教文化。在美國凡是與東方語言文化相聯繫的大學和研究所，都與佛教的研究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繫，像哈佛大學宗教系、耶魯大學遠東系、夏威夷大學哲學系、威斯康星大學南亞系、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華盛頓大學亞洲語言文學系等都有研究佛教的學者。著名學術刊物有《世界佛教研究會會刊》、《東西方哲學》、《中西部佛法》、《宗教》、《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美國人類學者》、《金蓮》等。
八、其他國家
除了上述幾個重要的國家外，佛教研究在整個歐洲都有分布。17世紀中葉，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鄂本篤和安東尼奧•德•安奪德等人從印度進入西藏阿里古格布爾王朝的札布讓，受到了古格王的熱忱歡迎，並得到國王的恩準，修建了一座教堂。不久，奧地利耶穌會會士白乃心和比利時傳教士吳爾鐸也進入西藏，而且是第一批到達拉薩的歐洲人。他們記述了藏傳佛教的情況，特別是記錄了活佛轉世的情況。不過，對藏傳佛教最早進行研究的是匈牙利學者喬瑪，他曾經學過醫學、神學、哲學和地理學。1823年他到了拉達克（列城）的羊拉寺、以後又到普達拉克寺和阿里的卡諾姆寺等寺廟住了8年，1831年離開。喬瑪是第一個接觸藏文大藏經的歐洲人，他撰文介紹了西藏和藏文佛經，於1834年出版了《藏英辭典》和《藏文文法》，1837年發表了《對甘珠爾的分析和丹珠爾內容要略》一文，奠定了西方以精研經文為基礎的佛教學，所以他被歐洲學者稱為“西藏學的開山祖師”。1855年丹麥學者福斯博爾第一次將《法句經》譯成拉丁文，以後又將《本生經》譯出6卷，對歐洲的佛學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以後福斯博爾又和他人一起編纂了《巴利語辭典》。特倫克內爾和亨德里克森在丹麥皇家學院的支持下再一次編輯了《精密巴利語辭典》。哈爾對西藏的語言－象雄語的研究處在世界領先水平。1895年荷蘭的柯恩將《妙法蓮華經》譯成英文，後來又撰寫了《印度佛教手冊》、《印度佛教史》等書，他是歐洲研究大乘佛教的先驅。許理和出版了《佛教征服中國》巨著，從社會學的角度討論了中國魏晉南北朝進期的佛教特點，佛教傳入中國“不僅意味著某種宗教觀念的傳播，而且是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修行團體即僧伽(Sangha)的傳入”，此書已經譯成中文版。現在烏特萊希特大學的維特則對法稱和印度哲學有很深入的研究。在藏傳佛教方面則有狄雍，他撰寫了《米拉日巴傳》，對《辨中邊論》也有自己的看法。奧地利的著名學者是弗勞瓦爾納，他以研究佛教邏輯和哲學為重點，撰寫了《原始毗奈耶與佛典的起源》，創辦了《維也納南亞東南亞學刊》。其弟子斯泰因克爾內爾繼承乃師的衣缽，專於法稱的哲學。內貝斯基對西藏的文獻和民俗有深入的研究，發表的著述有《對西藏造像的一個貢獻》和《維也納人類學博物館藏文木刻本和手抄本書籍》等。此外，瑞典的施密特和巫爾風等人對藏傳佛教也有很好的研究，特別是在藏傳佛教的理論上表現了特色。此外，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有一些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如加拿大的華裔學者冉雲華對中國禪宗有很多的研究。澳大利亞的狄雍對世界的佛教研究評論非常有名，許多學者對他“又敬又畏”。
20世紀歐洲的東方學發展很快，佛教作為東方學的一支同樣盡領風騷。但是其中一些亞洲的佛教僧人和學者到歐洲定居後，對促進歐美各國的佛教研究同樣作出了貢獻。由於他們自幼受到佛教的薰陶，又學習了西方語言文化和治學方法，因此對佛教的理解和佛經的翻譯，既得心應手，又釋義準確，將佛教的典籍譯成西方語言文字，並撰寫了佛教的著作。這些著述無疑也對歐洲的佛學研究是一個極大的促進。
傳播和影響
國際佛教研究協會會議中心佛教在19世紀70年代隨著日本移民潮湧入美國開始傳入美國。20世紀，來自亞洲各地的移民將佛教的主要教派帶到了美國。20年代初進入美國的蒙古族活佛迪洛瓦是最早進入美國的喇嘛。美國藏傳佛教的第一位上師是蒙古人、格魯派高僧格西旺傑。1958年，格西旺傑得到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特許，在新澤西建立了美國的第一座藏傳佛教寺廟－美國喇嘛教寺。隨後，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也相繼在美國建立傳教中心，開辦學院，創立出版社，創辦雜誌、會刊和通訊。這些“硬體”設施為藏傳佛教在美國紮根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各大教派的高僧還在聞、思、修，講、辯、著方面吸引美國民眾：簡化入教手續，縮短修習時限，以適應西方快節奏的社會；把現代科學某些成分如醫學、心理學、營養學等融入藏傳佛教的修習之中，使宗教與科學相融合，將今生修煉與人性回歸和人類的追求結合起來，傳授瑜伽禪定，掌握飲食控制和催眠術，把宗教視為文化產業，與西方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進行交流。上述“軟體”設施吸引了美國人對藏傳佛教的信仰，促進了藏傳佛教在美國的傳播。近年來，由於“藏獨”勢力的推動、達賴喇嘛的影響以及好萊塢的影星如理查•基爾、馬丁•斯科瑟斯等個人興趣的刺激，藏傳佛教已進入美國的主流意識。
藏傳佛教美漸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蒙古族高僧格西旺傑、藏族高僧曲嘉仲巴和格西旺傑的美國弟子傑夫瑞•霍普金斯和羅伯特•瑟曼，他們對藏傳佛教在美國的傳播起了促進作用。上世紀50年代起在美國建立的漢傳佛教寺院，與藏傳佛教寺院交相輝映，共同烘託了美國的佛教氛圍，對藏傳佛教在美國的傳播起了推動作用。納若巴學院和雪獅、達磨、智慧、香巴拉4家出版社在藏傳佛教美漸過程起了重要作用。
美國人對藏傳佛教的研究和認識。美國人對藏傳佛教的認識有一個過程。第一步，依止藏族高僧學習藏文和佛法；第二步，翻譯和註疏藏傳佛教經典；第三步，進行藏傳佛教研究。20世紀以來，美國出版的英文藏傳佛教經典和論著數以千計，其中有許多是藏傳佛教高僧如格西旺傑、達塘活佛和仲巴活佛的作品的英譯本。唐納德•洛貝茲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傳佛教與西方》深刻地揭示了藏傳佛教在西方的影響和西方人對藏傳佛教的了解、認識與研究。
藏傳佛教的“美國化”。藏傳佛教的“美國化”和美國的“藏傳佛教化”是藏傳佛教美漸的顯著特點。藏傳佛教為了在美國立足和發展，吸引美國信徒，必須適應美國社會和文化；美國人要真正了解、認識和信仰藏傳佛教，必須自覺地“藏化”。為了適應美國社會和文化，藏傳佛教高僧進行改革嘗試。“西化”是“美國化”的前提，格西旺傑脫下袈裟，融入西方社會，他嘗試把藏傳佛教與西方人的特點結合起來，用西方人的思維方式講解和闡釋藏傳佛教，將藏傳佛教“西化”。土登益西喇嘛說：“西藏的方法太慢，並且充滿了歷史典故，龍村菩薩這么說……，蓮花生大師那么說……，西方人需要一些更具體的東西，讓他們能從自身的經驗中體會。”我們必須發展出西式佛教。
藏傳佛教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半個多世紀以來，藏傳佛教在美國的傳播，對美國社會、文化、價值觀念和宗教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美國人的"藏化"宗教影響。藏傳佛教與美國宗教從衝突到融合，打破了基督教、天主教和猶太教統治美國社會的局面，成為美國宗教的一個組成部分，培養了一批美國藏傳佛教信徒，擴大了藏傳佛教的國際影響。藏傳佛教在美國的傳播，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美國宗教信徒的“藏傳佛教化”。
文化影響。藏傳佛教在美國的傳播，對美國學術文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培養了一批西藏愛好者，有助於美國人對西藏文化的了解和認識，培養了一批美國藏學家，促進了美國藏學的發展。
藏傳佛教美漸評價。擴大了藏傳佛教的影響；為美國社會和文化增添了新的內涵；藏傳佛教的現代性和世俗化增強，傳統性和民族性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