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四清運動從國內形勢看，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嚴重“左”傾錯誤，使中國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從認識這一危局使得中國共產黨中央高層出現了意見分歧，導致了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決定在城鄉發動四清運動。
中國共產黨黨內特別是上層中出現了意見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看待國內的困難形勢。二是包產到戶。
對於1958年以來三年“大躍進”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中國共產黨黨內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由於直接面對國民經濟第一線，使他們對形勢有了更加接近真實的看法，劉少奇最為典型。他突破了對形勢看法固有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認為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並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針對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困難並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三面紅旗必須堅持。
因此，對劉少奇等人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非常不滿。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當面斥責劉少奇說："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么辦！"劉少奇說："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當作"黑暗風"來批判了。
對於包產到戶問題。面對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安徽省委對民眾要求包產到戶的意見加以變通，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包工包產責任制，即"責任田"，得到了毛澤東可以實驗的謹慎同意。同時，中央和地方許多領導都對包產到戶予以支持。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毛澤東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他說："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魯雪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
這一切，促使毛澤東認為必須"重新提起階級鬥爭"，他說："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民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所以我們從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於是，在毛澤東看來，開展階級鬥爭，已勢在必行。
從國際形勢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蘇關係的破裂以及周邊局勢的惡化，引發毛澤東對"反修防修"的戰略思考。新中國建國後中蘇關係經歷了曲折而又複雜的歷史進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兩個方面：
一是意識形態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評價史達林、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等問題上，這使毛澤東明確地認識到，蘇聯的領導現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認為南斯拉夫和蘇聯都已變成"修正主義"，而且中國國記憶體在著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
四清運動與此同時，中國的周邊環境也日趨緊張。客觀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在繼續，美蘇之間既對抗又在進行單獨的大國政治和軍事交易；中印邊境上的衝突與對抗正在加劇；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火日益擴大；美國和國民黨蔣介石不時對大陸東南沿海進行騷擾等等。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更加警覺。1962年8、9月間，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出修正主義。他明確說道："要花幾年功夫，對幹部進行教育，把幹部輪訓搞好，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國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後，一場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為主旨的四清運動在中國展開了。
內容
四清運動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又討論制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後十條”在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同時，指出了團結95%以上的農民民眾和農村幹部的重要性，規定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以及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等政策。1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印發和宣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的兩個檔案的通知》。此後，各地在試點的基礎上、在部分縣、社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整頓幹部作風，解決幹部、民眾之間的矛盾，防止在中國發生修正主義和“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農村的社教運動開始以“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為主，城市的社教運動為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後期都發展成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四個方面，通稱為“四清”。
“四清”運動對改變農村幹部的作風，完善基層財務、保管制度，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有一定積極意義，但由於這場運動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思想指導下開展的，把多種性質的問題簡單歸結為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層幹部遭到錯誤的處理和打擊。特別是1965年初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導思想上的“左”的錯誤進一步發展。到1965年12月，全國有1/3左右的縣、社進行了“社教”運動。“社教”運動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為止。
過程
發動試點
四清運動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澤東外出視察工作，跑了11個省，只有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和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向毛澤東講社會主義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講。毛澤東對這種情況很不滿意，認為社會主義教育並未引起黨內許多同志的高度重視。
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和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說："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菸，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他還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民眾教育，一抓就靈。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於3月1日發出，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
二月會議以後，毛澤東又到各省去視察，發現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談反對修正主義的較多，講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較少。據此，毛澤東認為，對這個問題許多人印象不深，沒有引起各級幹部的足夠重視。於是，5月2日至1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即"五月工作會議"。會議討論制訂了《關於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於20日頒發。
《前十條》是整個四清運動的綱領性檔案，對運動的進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前十條》頒布後，中國各地根據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開始進行社教運動的試點工作。
"五反"試點主要集中於中央國家機關及各省、市、區級機關、工業交通財貿單位和文教單位的企業以及軍隊各單位。由於"五反"運動是中央作為開展階級鬥爭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因此，運動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一些地區也出現了自殺等極端現象。
"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風整社運動中為解決年終分配問題而創造的經驗。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據中央調整農村經濟的政策和《六十條》精神，貫徹執行勤儉辦社和民主辦社方針，普遍進行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簡稱"四清"）。保定四清的經驗，得到了河北省委、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963年5月20日，中央將保定地委關於四清的報告隨同《前十條》下發。此後，中國各地陸續開展農村四清運動的試點。
從試點的總體情況看，大部分地區搞得比較好，但是有些地方也發生了一些問題。在運動中，人為地製造了不少階級鬥爭不斷激化的事實，產生了打人、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寫道："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鑒於試點中出現的問題，中央認為有必要對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作出明確的規定。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廣西、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等8省視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了《有關當前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問題的報告》。在這一報告中，彭真同志如實地反映了運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不要重複老區土改整風時'搬石頭'、'跳圈子'的錯誤"。為此，中央決定，由鄧小平、譚震林主持起草《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具體工作由田家英組織一個起草班子負責。這個檔案也寫了十條，簡稱《後十條》。
從《後十條》的基本內容看，這一檔案的制定是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多次討論後集體智慧的成果，是對社教試點的經驗總結，也是帶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義的檔案。但是，《後十條》的基本指導思想是要"挖修正主義根子"，並且明確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從而使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不可避免地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此後，隨著運動的逐漸鋪開，必然要把階級鬥爭看得越來越嚴重、尖銳，從而使試點中存在的"左"的錯誤，因有"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理論根據而更加發展。
全面鋪開
四清運動試點後，中國各地的"五反"運動普遍進入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的後兩反階段，並清查出了一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由於後兩反鬥爭涉及的問題很多，情況也很複雜，既有敵我性質的問題，也有大量人民內部性質的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就會產生嚴重後果。為此，中央監委於1963年11月8日向中央匯報了"兩反"問題的處理意見，就如何開展反貪污盜竊和反投機倒把指定了明確的政策界限，這對防止運動中發生打擊面過寬等過火行為起了一定的作用，保證了運動的順利開展。
經過"四清"試點，特別是普遍宣講《雙十條》後，農村各地陸續鋪開了運動。與試點階段相比，這一階段運動的明顯特點就是點面結合，既有面上開展粗線條四清，又在點上開展細線條四清，運動的範圍明顯擴大。點面四清的最大區別就是點上派出了強有力的工作隊，進行訪貧問苦，紮根串聯，對農村各家各戶的階級成分進行複議、審定和重新登記，突出了階級鬥爭等。面上主要就是宣講《雙十條》，幹部和民眾洗手洗澡等。
這一階段的農村四清運動也產生了許多問題，比如運動中發生幹部對社員打擊報復的案件；民眾打罵、體罰犯錯誤幹部的問題也比較嚴重；個別地方發生了自殺性事件，如北京市郊區自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至1964年1月23日，先後發生自殺事件40起。
為進一步了解運動的進展，毛澤東於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視察，同各省負責人了解四清運動的開展情況，並談了自己的看法。關於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毛澤東說："不是有10%到20%的大隊很壞嗎？我們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們占二分。"關於開展運動的時間問題，毛澤東多次強調至少三到四年，不要著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要打個殲滅戰，沒有四、五年功夫不夠，至少四年。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中國出了赫魯雪夫你們怎么辦"的問題。
四清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經過一年多的運動後，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仍然十分尖銳，地富反壞分子活動猖狂；基層幹部貪污腐化、多吃多占；黨內高層又出現修正主義，並提出了一整套國際國內綱領；此時，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對四清運動也非常重視，並於1963年11月親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進行四清。國內嚴峻的現實，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就使四清運動在各地開展要，而且四清運動也走向了高潮。
發展高潮
四清運動在這次會議上，對國內形勢作出了嚴重的估計，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隊領導權不在共產黨手裡的不切實的概念，認為中國要出修正主義。為防止"中國出赫魯雪夫"，在會議上，毛澤東還提出了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問題。
中央工作會議後，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1963年8月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決定：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此後，劉少奇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於領導四清運動上來，實際上處於運動領導工作的第一線。
1963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劉少奇先後到天津、濟南、合肥、南京、上海、鄭州等地，同當地黨政軍幹部座談如何開展四清運動。8月5日至26日，又先後到武漢、長沙、廣州、南寧、昆明等地視察，並在廣州修改《後十條》。
據逄先知回憶，劉少奇曾邀請田家英一道去南方修改《後十條》，田家英當時感到非常為難，因為他不太贊成劉少奇對農村形勢和基層幹部的過"左"估計以及對四清運動的一些"左"的做法。但他又很尊重劉少奇，也不能不服從組織，最後勉為其難地參加了檔案的修改工作。離北京南下的前一天，田家英報告了毛澤東，問他對修改檔案有什麼指示。毛澤東講了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在飛往武漢的飛機上，田家英將毛澤東的兩點意見轉告了劉少奇。劉少奇沒有表態。
1963年9月18日，修改稿經毛澤東批改同意後，定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後稱第二個《後十條》），由中共中央正式發出。同《後十條》相比，修正草案稿沿著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軌道又向前進了一步。檔案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了更加嚴重的估計，對基層政權的問題看得十分嚴重，提出了"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概念。從這種錯誤的估計出發，改變了原先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把廣大基層幹部從運動領導中撇開。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批轉了一系列檔案，1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轉了《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9月1日，正式轉發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10月24日，又轉發了《天津市委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這樣，就把三大奪權樣板推向全國。11月12日和13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和《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工作團的領導許可權的規定（草案）》。
隨著五月中央工作會議的召開、劉少奇視察四清、第二個《後十條》的頒布以及奪權樣板的全國推廣，四清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大兵團作戰搞四清。中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縣以下都由工作隊領導的辦法，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到點上搞四清。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調31378人，參加點上的運動；江西省農村四清組成七個工作團，參加工作隊的幹部29138人；四清運動本來就是"左"傾思潮的產物，而這一時期又不斷強調反右傾，強調大兵團作戰，這樣，就使搞運動的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一階段更嚴重、更尖銳，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領導權不掌握在共產黨手裡，展開了奪權鬥爭，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鬥爭過火等嚴重局面。如陝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兵臨城下，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地進行公判，打擊其反動氣焰，對大部分則採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
大兵團作戰，百萬幹部下鄉蹲點搞運動，一場四清革命高潮於1964年下半年在中國部分地區掀起。運動的開展似乎異常順利，應該說，劉少奇很好地貫徹了毛澤東關於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隨著運動的開展，作為一線指揮的劉少奇與"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在一系列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對劉少奇掛帥四清以來的許多做法非常不滿，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兩位領導人也逐步走向了公開的衝突，四清運動也因此發生了轉折。
進入轉折
四清運動1964年12月15日下午3：30，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劉少奇就各地四清運動中反映的一些問題，提請會議討論。當劉少奇說：”是不是戰線過長了？是不是需要縮短一些戰線？如何縮短？“毛澤東說了一句：”縮短容易嗎？你一縮就行了“。劉少奇最後說：”就是這些問題，我也提不出什麼。其餘的都是你們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點“。毛澤東說：”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討論。有話就在這裡講嘛。就在這裡衝口而出，暢所欲言“。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已有所流露。
20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討論四清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發生了當面的意見衝突。劉少奇說：”這個主要矛盾怎么講法？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鑄立即表示贊成。毛澤東回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劉少奇仍堅持說：“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他的”。李葆華問劉少奇矛盾的性質，劉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說：“什麼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麼性質？”。
26日，在毛澤東生日宴會上，毛澤東講了一些明顯帶有不滿情緒的話。他說："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社會主義教育剛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么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據參加宴會的薄一波回憶："席間鴉雀無聲。"
28日下午，在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發言後，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並且是拿著《黨章》和《憲法》到會的。他說：”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么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此後，在1965年1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指責前一階段運動在領導上的問題，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
四清運動《二十三條》下達後，對整個四清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各地根據《二十三條》的有關政策，糾正了一些過"左"的做法，解放了大批基層幹部，使他們重新走上了日常生產的領導崗位，受到廣大基層幹部的歡迎，城鄉一度緊張的局面開始有所緩和，有的地方出現新的生產高潮。但是，《二十三條》的關鍵提法大大超過了《後十條》修正案，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繼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進一步升級，是一種更"左"的錯誤觀點。
《二十三條》正式頒布後，標誌著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這一階段，各地在認真學習貫徹《二十三條》的基礎上，對運動進行了重新部署和具體安排，並專門劃出一段時間進行清政治。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澤東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從而構成了這一階段運動的獨特景觀。
這一階段運動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把運動的重點轉向整中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為"文革"的發動做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準備。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澤東視察山東、安徽、江蘇、上海與各省市領導談話時，主要內容是談打仗、備戰，抓好生產，對四清談的很少，同時，毛澤東對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滿，認為四清與文化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而轉向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了。
歷史淵源
四清運動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么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犟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實錄
四清運動對於1958年以來三年“大躍進”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黨內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由於直接面對國民經濟第一線，他們對形勢有了更加接近真實的看法。劉少奇最為典型。可以說，劉少奇是黨內看到困難形勢的嚴重性並敢於觸及造成困難真正原因的領導人之一。他突破了對形勢看法固有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認為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並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當發現1962年財政預算中存在三十多億元的赤字時，劉少奇更加尖銳地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同時，劉少奇說過“怕什麼醜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之類的話。劉少奇還對自己的子女說：“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決人民民眾的吃飯、穿衣、住房問題，人民受了這么多苦，要為他們分憂啊！”
劉少奇態度的變化對其他領導人產生了重要影響。應該說，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困難形勢，處於經濟工作調整第一線並擔任“瓜菜代”領導小組組長的周恩來最為清楚。1960年年底，周恩來針對農業方面由於高估產而帶來的嚴重問題說：“這半年來，我們幾乎沒有哪一天不考慮這個問題。”面對全國性的糧荒，周恩來和陳雲冒著政治風險，決定進口糧食，以紓民難。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總結說：“那時，就是有點革命，不能深思熟慮，不能冷靜下來”，“欲速則不達，跌了大跤”。
四清運動他指出：“你們講話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說你們右了，我來承擔；要開除你們的黨籍，找我好了。”七千人大會上，陳雲沒有講話，但於2月8日在參加七千人大會的陝西省全體幹部會議上指出：“這次大會取得了非常大的勝利，不要估計低了”，“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責任由誰來負？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賬，但有許多事情，責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講話中談了發揚民主問題，指出：“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句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檢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災情嚴重，民眾衣不暖食不足，處境異常艱難時，沉重地說：“浮誇風給人民帶來這樣大的災難，我們真是對不起人民啊！”
針對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認違背了客觀規律，認為“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碰得頭破血流”，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同時，毛澤東也檢討了自己的錯誤。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講：“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孫悟空偷桃子，只有這個辦法，開廬山會議之類。過去不懂得管理經濟之複雜。革命是搗亂，而且敵人有隙可乘”，“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1960年11月25日甘肅省委向中央寫出報告，深入檢查了一再發生“共產風”的根源，認為應當而且必須從省委領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方面去尋找。毛澤東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並檢討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呼吸、共命運的”，“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另一方面，毛澤東認為困難並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三面紅旗”必須堅持。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總路線有問題，大躍進有問題，人民公社有問題。他們提出的批評，據我看，提出的儘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沒有什麼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幾千幾百件不對頭的，但從總的形勢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面對糧食緊張和“非正常死亡”等現象，毛澤東的態度是“現在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1961年廬山工作會議上，在周總理髮言時，毛澤東插話說：“錯誤就那么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他又形象地說：“現在是退到了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會議結束的那天，他還書寫了唐代詩人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一詩中的四句，即：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並贈送中央常委各同志。可見毛澤東的樂觀心情了。1961年12月13日至16日，毛澤東在無錫聽取江蘇、安徽負責人的匯報時說：“對形勢要從積極方面去看，有困難要想辦法去戰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但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七千人大會召開前夕，毛澤東又說：“國內形勢總的是不錯的。前幾年有點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興些了，因為在農村搞了《六十條》，工業搞了《七十條》，還提出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些具體政策都見效了。”他在無錫找華東幾個省的同志談話時，表示1962年要抓工、農、兵、學、商、政、黨七個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軌道。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視察，聽到一些地方負責人講的都是形勢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較樂觀。
四清運動二是關於包產到戶問題。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幾起幾落。高級社建立後，由於在分配上存在嚴重的平均主義，產生許多矛盾。1957年春一些地方農民要求包產到戶，但在兩條道路大辯論中被看作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受到批判。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後的幾個月中，河南、湖北、江蘇、湖南、陝西、甘肅等不少省份出現了包產到戶的做法，廬山會議後，再次遭到批判，認為“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中央還轉發了江蘇省委《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和河南省委《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認為包產到戶歸根到底“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實質上是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
面對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安徽省委對民眾要求包產到戶的意見，加以變通，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包工包產責任制，即“責任田”，得到毛澤東“可以實驗”的謹慎同意。同時，中央和地方許多領導都對包產到戶予以支持。當時負責農村工作的鄧子恢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見。他指出：“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那就讓他們搞。”朱德於1961年在浙江視察時，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三包到組，在一部分地區可行。”陳雲看了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後，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叫‘分田到戶’也好，叫‘包產到戶’也好。總之，國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災人禍，必須發動全體農民按照《國際歌》詞中‘全靠我們自己’的話辦，儘快恢復生產。”
6月下旬至7月初，陳雲就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恢復農業產量問題，在北京分別與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交換看法，並取得基本一致意見。時任中南局書記的陶鑄也多次講到包產到戶，他認為：“邊遠地區、山區包產到戶，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就是好貓。”1962年4月，他到河南檢查工作，提出借土地給農民自耕，有的同志認為這樣做可能導致資本主義，陶鑄回答說：“如果這也叫資本主義，我寧可要資本主義，也不要餓飯、死人！”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本來不贊成包產到戶，但經過湖南農村調查後，認為包產到戶在當前具有優越性。調查期間，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很冷漠，並說：“我們是要走民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民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而陳雲卻稱讚“觀點鮮明”，劉少奇也認為很好。楊尚昆也從北京打電話給田家英：“總理要我問你一下，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些？”回北京後，田家英立即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匯報剛開了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劉少奇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著就提出關於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
出乎劉少奇的意料，毛澤東不僅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嚴厲批評了田家英等人，說：“回到北京後不修
四清運動備註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少奇作了檢討。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檔案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犟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結果
四清運動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檔案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他，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民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
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不斷深入，四清運動中的許多做法和部署已不適應"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了。1966年11月27日，譚震林就今冬明春開展農村"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的幾個原則性問題向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寫出請示報告。報告指出，"文化大革命"與四清的結合，《十六條》上是兩種提法。看來，四清運動中下台的幹部，只要貧下中農大多數沒有意見，也不準翻案，四清工作隊也應肯定。但是，各地原來的四清部署和做法，還有不少框框，繁瑣哲學，人海戰術，包辦代替等等，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大民主的經驗，就不能再按原來的一套部署去做了。應該加以改變，不改變也行不通。因之，似以明確肯定以"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四清的提法為好。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決四清問題和四清複查問題。
此時，毛澤東對四清運動已不感興趣了。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已透露出這種想法，說道：你只要不觸及全面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這年5月，陪同毛澤東上井岡山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要向他匯報一下湖南社教的情況，毛澤東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1967年2月8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卡博以及國防部長巴盧庫談話時又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發動廣大民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樣，四清運動就無法開展下去，而讓位於正在蓬勃開展的"文化大革命"。
影響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四清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全面深入地研究這個運動，以及準確全面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導這個運動的相關指導思想，特別是研究中共中央具體負責領導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的相關指導思想，對於深化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研究，對於科學地總結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驗，對於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的研究，對於深化掛帥領導四清運動第一線人物劉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評價
四清運動是介於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之間的一場政治運動，其起因與大躍進時期基層幹部的惡劣行為有關。在這場運動中，大批農村基層幹部受到衝擊，同時也讓飽受疾苦的農民出了怨氣。四清運動中重新劃分成份的做法，在擴大打擊面的同時，也消除了一些潛在的反對力量。四清運動的矛頭主要是對準農村幹部，其目的是加強中央對農村的控制，其潛在的作用是平息農民對大躍進和困難時期的不滿。
四清運動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估計得越來越嚴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的這種嚴重估計，有力地引導了各地區、各部門的領導幹部，而很多地方和部門領導幹部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送的關於階級鬥爭形勢越來越嚴重的材料和典型經驗，反過來又促進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使他們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更加嚴重。
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