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1912年2~6月間,國際銀行團提供了5次墊款,積極支援北洋政府。為了全面控制中國財政和排除其他財團的干預,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和北洋政府代表於1913年 4月26日在北京簽訂了善後借款契約21款和附屬檔案6號。借款總額2500萬英鎊,年息5厘,按84%實交,47年償清,本息總計67893597英鎊,以鹽稅、關稅為抵押。按照契約規定,借款額中必須扣還附屬檔案中各項到期應還的中央和各省外債及賠款本息,這些扣款就超過了借款額的半數。
利息率形式上是5厘,而按84%實交,實際接近6厘;在發行交款期前,都用年息7厘或6厘的墊款方式付款,於是銀行團又獲得雙重利息,並且利用金銀匯價漲落,在交收款項時攫取匯兌差額利潤。債票的發行,由英法兩國各募7416680鎊,德國600萬鎊,俄國2777780鎊,比利時1388880鎊。銀行發行價格是90%,銀行團淨賺了6%的純利。從1912年2月到1915年10月期間,北洋政府的實收數僅有銀105578046元(計9982512鎊),只占借款總額的37%。在這實收數中除撥付南京臨時政府和留守府 8632314元外,北洋政府的軍政費大部分依靠這項借款支持,達73449231元,占69.56%。袁世凱(1859~1916)用這項借款賄買了滬、漢海軍,並派出編遣各省軍隊的監視員,會同各埠海關稅務司,撥發軍餉23496500元,消滅了異己的軍隊。作為抵押的關、鹽兩稅統歸銀行團掌握;鹽稅的收支由銀行團聘用外籍顧問和會計,設立鹽務稽核所,稽核監督征解。關、鹽兩稅的稅率不斷提高,徵稅範圍日益擴大,稅款存儲也從本國銀行、錢莊移歸五國銀行團。從1915年到1939年初,關、鹽兩稅收入中償還這項借款的本息銀數總計383203981元,為實收銀數的3.63倍。
原因

對帝國主義列強及其金融資本來說,清朝既已退位,中國南北兩方已走到一起,則保持中立(包括金融中立)的問題已不復存在;它們心目中的“能負責任的中國政府”即將由袁世凱建立起來,對這樣的政府,它們是樂於幫助的。加之由於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內部及列強在華爭奪的形勢的變化已使原定1912年春發行的幣制實業借款不可能發行,因而四國銀行團更急欲承攬對華新貸款。在此情況下,它接受了袁世凱政府的要求,於2月28日由滙豐銀行經手,付銀二百萬兩給南京臨時政府作軍政費用。這是四國銀行團給中華民國政府的第一筆墊款,它成為善後大借款的契機。
經過

評析

四國銀行團還來不及把這些條件向袁世凱政府提出,突然發生了一件大出其意料的事:3月14日袁世凱政府同一個國際財團簽訂了一項一百萬英鎊的借款契約,於是在四國銀行團與袁政府之間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這個財團淵源於1911年初,當時俄國政府指使俄亞[道勝]銀行去組建一個同四國銀行團競爭的機構;俄亞[道勝]銀行網羅了一些與四國銀行團無關的英、法、比資本於1912年1月24日正式組成這個國際財團,它剛一成立,就由華比銀行出面向袁世凱政府承攬了這筆借款,一般稱為比國借款。契約規定借款利息五厘,九七扣,簽訂契約十五天后付款;中國以通常歲入以及京張鐵路的淨利和財產為此項借款的擔保,並同意給該財團以出借一千萬英鎊的優先權。整個說來,這筆借款的條件比較溫和;袁政府在急切地向四國銀行團告貸的同時,又悄悄地搞成這筆交易,顯然是想使借款來源多元化;這項借款的談判開始於該財團成立之時,2月20日已訂立了草契約,可見袁政府的本意並不是以此項借款與四國銀行團抗衡。但這個借款契約簽字於3月9日袁世凱復函四國銀行團、同意給以墊款及借款的壟斷權之後,這就把袁政府自身置於矛盾的境地。四國銀行團一得知比國借款的事,立即責袁“不守信用”,停止墊款及談判;有關四國的公使也於3月25日就比國借款提出抗議。事情的實質是:比國借款搶了四國銀行團一部分利益,而且契約中沒有規定對借款用途實行監督,這對四國銀行團剛制定的對華借款條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它一定要加以破壞。初時袁世凱政府還要為自己辯解,並堅持自己的立場,而唐紹儀(這時他已擔任袁政府的內閣總理)在上海更與華比銀行第二次定議(4月6日),該財團再墊款二十五萬英鎊(連前一次總共付款一百二十五萬英鎊);但它終究受不住四國銀行團及四國政府的壓力,唐紹儀回到北京後不得不為比國借款一事親自向四國公使道歉,4月27日進而通知這些公使,決定廢除比國借款契約,要求四國銀行團恢復關於借款的談判並支付墊款以應急需。29日,四國公使同意命四國銀行團代表恢復談判,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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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經濟知識
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最大特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該時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開始形成和發展時期,該時期經濟的主要特徵是封建自然經濟、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洋務經濟、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等多種經濟成份並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