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歷
章宗祥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回國後，在北京京師大學堂任教，清廷賜進士出身。曾任法律館纂修官、工商部候補主事、民政部財例局提調、憲政編查館編制局副局長等職。
1909年(宣統元年)任北京內城巡警廳丞，曾參與審理謀刺攝政王載灃未遂案。
1910年（宣統二年）任法律編纂局編修、內閣法制院副使。辛亥革命後，受袁世凱派遣，隨唐紹儀參加南北議和談判。
1912年後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法制局局長、大理院院長等職。
1914年任司法總長。
1916年任駐日特命全權公使，在任期間，與當時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前駐日公使陸宗輿勾結，在段祺瑞指使下，與日本政府秘密談判，出賣國家領土與主權。
1918年與日本正式訂立《中日陸軍共同防敵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協定》。
同年秋，在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和國務總理段祺瑞授權下，一天內向日本籤押了三筆總計6000萬日元借款，把我國鐵路、礦產及其他權益出賣給日本，“欣然同意”日本政府繼續占領濟南、青島和控制山東的要求。
1919年初，代表北洋政府參加巴黎和會。當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歸日本所有的訊息傳到我國時，激起全國人民極大憤怒。
4月中旬，從日本回國，中國在日留學生數百人趕到車站，怒斥其賣國行徑。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在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下，北洋軍閥政府被迫於6月10日將曹、章、陸等免職。
湖州各界人民於6月召開大會，宣布開除章宗祥鄉籍，宣告出族，並議決查封其家產。
1920年任中日合辦的中華匯業銀行總經理。
1925年任北京通商銀行總經理。
1928年後，長期寓居青島。
1942年3月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不久，又任電力公司董事長。
抗日戰爭勝利後，留在上海，直至去世。
個人思想
章宗祥章宗祥早在留學日本期間就對日本情有獨鍾，他認為：“平心而論，日本所得西方之科學，以之轉授於中國，實綽有餘裕”(《東京之三年》)，主張中國只要向日本學習就足夠了，根本沒必要遠渡重洋到什麼美國、歐洲去取經。
巴黎和會
當時段祺瑞為了拉日本作為自己的後台，特任親日的章宗祥為駐日公使，以便與日本政府建立密切的聯繫。此時日本政府寺內正毅內閣剛剛成立，該內閣一改前屆內閣用武力強迫中國的侵略方式，有意用向中國政府貸款的辦法來控制中國政府，實行經濟侵略。章宗祥使日後，也以“彌補中日之間的裂痕”為己任，竭力與日本建立所謂的“友好關係”。
為了向日本借款，章宗祥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龜三經過多次密商，達成了多筆借款協定，其中由章宗祥簽字的借款有：“滿蒙四鐵路借款”2000萬元，“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2000萬元，“參戰借款”2000萬元。而“濟順高徐鐵路借款”是以出賣山東路權為代價的，直接釀成了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後果。因此，正如時人評述的那樣：“章宗祥之賣國成績，可與李完用先後媲美也。願我國人共起而逐之。不去慶父，魯難猶未已也。”(大中華國民《章宗祥》)
1918年底，中國政府派陸征祥為特使經日美赴巴黎參加和會。陸征祥系親美派的外交官，對日本人沒有好感，因此他途經日本期間，有意地避免與日本官方接觸。但章宗祥卻極力拉攏陸征祥，希望陸以“中日友好”為重，在巴黎和會上不與日本為難，並向日本政界中人誇口說：“陸易欺，與己有極密切之關係，此次歐洲和議，欲中國不開口，只須己之一言可耳。”(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但事實上，陸征祥卻稱病謝絕了在日的一切活動。章宗祥頗為惱怒，卻也無可奈何。
章宗祥1919年4月，章宗祥從日本歸國述職。臨行前，日本外務省為他餞別，吹捧他“為融和東亞民族起見，極力化解中日兩國人士之誤會與鬥爭，以期親善之實現”(《晨報》1919年4月11日)。而當章宗祥從東京車站啟程前往神戶時，卻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場面。他先看到車站上有數十名中國留學生手持白旗，以為是來送行的，沒想到這些留學生卻把他攔住，當面斥問他向日本借款之事。章氏“面紅耳赤，慚不能答”(《晨報》1919年4月16、22日)。留學生們於是大罵賣國賊，並向他扔旗子和其他雜物，引得許多人駐足觀看。章氏受此驚嚇，自然悶悶不樂。到天津後他把家屬安頓在那裡，隻身到北京述職。沒想到不久發生了“火燒趙家樓”事件，章宗祥又飽嘗憤怒學生的一頓老拳，過了很長時間才得以康復。
1919年5月4日下午，駐日公使章宗祥隨同交通總長曹汝霖回到了位於東單東堂子胡同的曹宅。章宗祥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與曹汝霖最為相契，這次進京述職就寄居在曹家。不過，章宗祥萬萬沒有想到，自己這次竟成了曹汝霖的替罪羊、學生所痛斥的三個賣國賊中最為狼狽的一個。
實際上，就在幾個小時之前，在大總統為章宗祥專設的宴會上，章宗祥對學生鬧事的行為是很不以為意的，以為學生不過像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一樣，要求改善一伙食、多發生活費什麼的。但是曹汝霖和章宗祥回住所後不久，就有大隊的學生遊行隊伍呼喊著口號來到了曹宅門前。不久大門被打開，學生們蜂擁而入。曹汝霖見勢不妙，連忙吩咐僕人引章宗祥躲進地下鍋爐房，自己則藏進了箱子間。學生沒找到曹汝霖，氣憤地一把火點著了曹宅。章宗祥覺察到火起，急忙從鍋爐房中逃出，正好被學生撞個正著。學生們意外地發現原來章宗祥這個賣國賊也在這裡，遂報以老拳。章宗祥被揍得鼻青臉腫，不省人事。這時，警察總監吳炳湘率大隊巡警趕到，救出章宗祥，送進日華同仁醫院。這就是五四時“痛打章宗祥”的一幕。
章宗祥傷勢轉好後，6月初也告病辭職。在辭職書里，他倒是沒像曹汝霖和陸宗輿那樣為自己辯解，而是老實地以傷痛為由請求辭職，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間”(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但他在事後的回憶錄《東京之三年》里，還是推卸責任，為自己出賣中國主權的行為辯護。
發跡之路
歸國之初，章宗祥就受到“自負有伯樂之能”的肅親王的大力保舉，這匹“千里馬”很快就被朝廷特賜“進士出身”，從此鴻運高照。到1916年初袁世凱取消帝制、段祺瑞組閣的時候，章宗祥已經多次出任司法總長一職，並與曹汝霖等四人組成了段內閣中所謂的“新派”，也成為段祺瑞實行內政外交政策的主要助手。因他們都是親日派，時稱“東式外交家”。
章宗祥章宗祥學成歸國時，時不時地向曹汝霖密切交往，希望能得到其推薦，後見曹汝霖遲遲沒有動靜，又托清朝皇室的載振貝勒爺引見，結果也沒有多少效果。
章宗祥十分鬱悶。這時，他的妻子陳彥安看出了丈夫的難處，馬上出來周鏇。陳彥安是姑蘇人，曾在上海女學讀書，章宗祥當時是南洋公學的學生，兩人邂逅相遇，一見傾心。後來陳氏到日本，與章宗祥訂下了婚約，歸國後在上海舉行了婚禮。
陳氏善於交際，當即去見貝勒夫人，博得了貝勒夫人的歡心，做了貝勒夫人的干女兒。貝勒夫人便到公公慶親王奕劻面前活動，調章宗祥進入民政部當差，章宗祥從此發跡。袁世凱任民國總統時，章宗祥出任大理院院長，後來改任司法、農商總長。袁世凱籌辦帝制，章宗祥也在奔走效勞，後來見帝制無望，才改投到段祺瑞門下。段祺瑞第二次組閣時，他仍然出任司法總長，隨後遠赴東洋，繼陸宗輿之後，出任駐日公使。他的大使頭銜，是段總理委派，所以在章宗祥的心目中，只知有日本國，只知有段總理。
這一次，曹、陸兩人奉命借債，當然要和章宗祥同心協力，內外張羅。日本方面也是慷慨得很，只要是曹、陸、章三人出面，無不允諾，而回報的條件自然也豐厚得多。
民國7年6月到9月，中央政府一共向日本借款五次，分別是：
一、財政總長曹汝霖，農商總長田文烈，會同中華匯業銀行經理陸宗輿，向日本所屬的興業、朝鮮、台灣三家銀行借款三千萬元，以吉林、黑龍江兩省全境的森林礦產作為抵押。
二、先前，民國6年8月，財政部曾向日本銀行團借款一千萬元，以鹽稅餘款為抵押；隨後財政部總長曹汝霖再向日本正金銀行借款一千萬元，仍以鹽稅餘款作為抵押。
三、在修建吉林至延吉南境、圖們江至會寧一帶的鐵路時，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曹汝霖向日本興業銀行及台灣銀行、朝鮮銀行借款一千萬元。
四、在修建滿蒙四條鐵路時，中華民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興業銀行、台灣、朝鮮兩家銀行借款二千萬元。
五、在修建山東濟南至直隸順德、山東高密至江蘇徐州的鐵路時，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興業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借款二千萬元。
以上各種借款條約，中、日文各二份，政府銀行互執一份。約定將來發生疑義時，應按照日文條約進行解釋，不適用中文條約。這本來就十分不平等，曹、章、陸三人只管借款到手，不管後來有什麼隱患，所以日本人如何說，他便如何依。總括起來，從1916年至1918年，段祺瑞及北京政府以參加對德、奧戰爭，平定南方“叛亂”等各種名目，公開或秘密地向日本借款，總額達五億日元左右。為了取得這些借款，段祺瑞等把中國主權成批地賣給了日本，使日本進一步攫取到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利益。此外還有許多借款，是向英、美等國借的，回報自然也不低。
章宗祥1918年3月25日，章宗祥在擔任駐日公使身分與日本外相本野一郎，簽定《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在東京換文。旨在獲取出兵北滿、外蒙的口實，並可借援俄之名，占領貝爾加湖以東廣地域，作為將來要挾俄國割地並讓渡中東鐵路的手段；以此作為段祺瑞向日人借巨款。此為由章辦理的段與日密約之一。
1918年9月24日，經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答覆交換照會而成《山東問題換文》（日稱《山東善後協定》）。即公認為“中日密約”。計有七條。規定膠濟鐵路“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人”等項。對此，章之答覆為“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特此奉復”。出賣青島和山東的權益在所不惜。
1918年9月28日，經章宗祥分別與日本興業銀行副總裁小野英二、日本朝鮮銀行總裁美濃部俊簽署的“滿蒙四鐵路預備契約”十四條、“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預備契約”十四條、“參戰借款契約”六條。三次計日金2000萬元。以借款訓練軍隊，規定雇用日本軍教官。高徐鐵路，即由高密至徐州之間之鐵路。規定發行鐵路金幣公債，用作建設鐵路費用，以鐵路一切財產及收入作擔保，年息8厘。期為四十年。
1919年4月27日，章宗祥應召返國，中國留日學生龔德伯、劉泗英等數百名齊集東京車站，高呼“打倒賣國賊章宗祥”，並把上面寫著“賣國賊”、“礦山鐵路盡斷送外人”、“禍國”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車中擲去。
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時，將這些密約被公諸於世。始有“五四”時，章宗祥被愛國學生毆打之事件發生。
1919年6月10日，章宗祥與曹汝霖、陸宗輿一起被免職。
隱居一段時間後，章宗祥於次年出任中日合辦的“中華匯業銀行”總裁，
1925年改任北京通商銀行總裁。
1928年後退出金融界，長期居住青島。
抗戰時期的1942年3月，章宗祥與曹汝霖一起被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請出來當所謂的“諮詢委員”，還兼任日本人控制下的電力公司的董事長。
日本投降後，章宗祥遷居上海，直到1962年病死。
個人著作
《東京三年記》《日本留學指南》《任闕齋東遊漫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