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學（南社學）
歷代學術多以地理區域剖分，自周代始，就有東、西、南、北並太學之說，合稱“五學”。南朝宋何之（廬江潛縣人）曾在南郭外聚生徒講學，謂之“南學”。魏晉南北朝時期，重玄學的被稱之為“南學”，重經學的被稱之為“北學”。清國子監也有南、北學之分，以在本監肄業者為“南學”，在外肄業赴學者為“北學。”
南北學之分，許多朝代因依據不同而內容迥異，一般以學者籍貫、居處來劃分。隨著歷代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區域變化，中國文化學術重心偏於南方。所謂“南學”，是指地域上的南方之學術，明代以後地理方位皆以黃河為界向南，重心在江淮，晚清延至嶺南、湖湘等地。
尤其至清末，隨著幾千年封建王朝的傾頹，中國近代思想學術界，維新派的政治理論與學術思想已經成為一個歷史時期中國思想界的標誌。辛亥革命前後，以推翻清王朝（北廷）為目的中國人民的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漲。以陳去病、高天梅、柳亞子等同盟會員，仰慕明末幾社、復社人士提倡的民族氣節，以文會友，為推翻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統治，以振興中華為宗旨，成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民族革命旗幟下的大規模革命文化團體——南社。他們都追隨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提倡民主與科學。“操南音不忘本”，是南社的“南”字取義所在。
南社的崛起
清光緒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朱梁任、包天笑等若干人，登蘇州郊外獅子山,冒死高舉繪有雄獅猙獰狀的白布幡,吟詩文以招國魂，那是南社先鋒隊激情推出的一出活劇.。1909年11月13日，在蘇州虎丘山塘街明末抗清英雄張國維祠，舉行了南社成立時的第一次雅集，到會者有陳去病、柳亞子、朱梁任、黃賓虹、朱少屏等十七人。他們仰慕明末的幾社、復社人士提倡民族氣節，以文會友，以筆桿為武器，希望能領導中國文壇，開一代風氣，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其後，南社活動中心主要由蘇州轉到上海，並在紹興、瀋陽、廣州、南京和南洋等地相繼成立南社之分社，分別稱越社、遼社、廣南社和淮南社等。社員前後總數達1180人，連同各分社和社友人數將超過3000人，可以說，當時南社囊括了大半箇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
風雲人物
南社成立後，會員中湧現出了辛亥革命吒咤風雲的人物，如陳其美、黃興、于右任、李根源、柳亞子、陳去病、宋教仁、廖仲愷、何香凝等；還有政法、外交界的知名人士，如張志讓、沈鈞儒、戴季陶、邵元沖等；有文學藝術界的高旭、吳梅、黃賓虹、徐枕亞、胡寄塵、沈尹默、曹聚仁、劉半農、范煙橋、魯迅、包天笑、茅盾、周瘦鵑、歐陽予倩等；有宗教界的蘇曼殊（玄瑛）、李叔同（弘一）等；有新聞出版界的著名人士，如姚石子、林白水、蔡守、胡樸安、邵飄萍、成舍我等；有教育界馬敘倫、陳望道、胡蘊、鄭之蕃等；有天文學家高平子和翻譯家周超然、趙景深等；還有在反袁反敵偽鬥爭中犧牲的寧調元、仇亮、范光啟、朱少屏等；還有一些後來變節的，如漢奸汪精衛。南社會員中受吳文化的影響，以江、浙籍的人占為多數，其次為廣東、湖南等。
民國時，中國最高學府的北大文科學者有80℅的都是南方人，其中許多人都與南社人有關。
1923年北京國會選舉總統，南社中有19名社員收賄投票，柳亞子與其他社員義憤反對，社務逐漸停頓。原南社解體後，又有新南社。新南社由柳亞子、葉楚傖、陳望道、邵力子等人組成，曾宣布“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義，提倡民眾文學，而歸結到社會主義的實行。對於婦女問題，勞動問題，更情願加以忠實的研究。”
1935年11月在南社的發祥地虎丘，公葬了發起人之一陳去病後，又由柳亞子出面，聯絡部分新、老社員，成立了“南社紀念會”，並吸收了熱心支持者章乃器、蔡元培、劉海粟、鄭逸梅、黃苗子、餘十眉、夏丏尊、朱劍芒、胡道靜、胡子嬰等400名會員參加。
社會活動與深遠影響
辛亥革命的爆發，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統治，使中國社會處於轉型時期，在思想文化領域，南社的崛起就標誌著中國第一代近代型知識分子的形成和成長。他們創辦報刊，賦詩作畫，著書立說，鼓吹革命，宣傳民眾，擁護共和，勢如潮湧。會員中有很高聲譽的詩人、作家、戲劇家、書畫金石家、教育家、音樂家、翻譯家、收藏家、法學家和新聞出版界、宗教界、科技界等名流。尤其在數十家報刊中，其創辦人、主持人、編輯和負責撰述重要文稿的南社社員，計有百數十人。
1936年，政治嗅覺敏銳的柳亞子發現：近十年的中國政治，可說是文經武緯，都在南社的籠罩之下了。有一個時期，南京的行政院院長是汪兆銘，代理立法院院長是邵元沖，司法院院長是居覺生、考試院院長是戴季陶、監察院院長是于右任，而中央黨部的秘書長是葉楚傖。另在報界、學界、文壇等領域南社的人之多就更不用提了。
特別是1936年12月到1937年7月，在蘇州發生了舉世矚目的”七君子事件”。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等七人，誓為國家民族求解放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尖銳複雜的鬥爭。此次事件雖不是以南社名義組織的,但文化界救國會中就有很多講氣節的南社成員。後來，蔣介石拉攏南社人物葉楚傖及陳布雷等人，欲誘降“七君子”，遭到了拒絕。為此，宋慶齡親自在蘇州發起和參加了“救國入獄運動”，與新南社社友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嬰等十六人聯名呈文：如愛國有罪，自請入獄。在二十一位著名辯護律師中，首席律師張志讓曾是南社在1909年虎丘成立時到會的十九人之一，針對檢察官說的“因為你們給張學良的電報引起西安事變”問題，他要求法院傳張學良來庭作證，使檢察官瞠目結舌。後來在海內外愛國僑胞及國際人士的呼籲和聲援中，“七君子 ”才被南社元老李根源等出具保狀後獲釋。
1945年，柳亞子作為國民黨左派元老,堅決站在共產黨一邊。毛澤東將自己的《沁園春•雪》寄給柳亞子,柳亞子將其介紹給了人民大眾。1949年為紀念南社成立40周年，在北平舉辦了“南社雅集”，周恩來、葉劍英還參加會議並發表了講話。此為南社最後的活動。
南社重視文化的社會作用，是新文化的前驅，前期主題多為批判清朝統治，傾訴愛國熱情，呼喚民主，譴責專制，風格慷慨豪壯，後期主題轉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徹底，風格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為靡靡之音。但南社人引領的通俗文學“鴛鴦蝴蝶派（也稱禮拜六派）”對當時社會各階層的文化思想影響也不能忽視；南社倡導國學教育與中西文化交流、對婦女問題與勞動問題的研究貢獻也不小；南社的詩跨晚清、民國與共和國三代，可以稱之為中國近代革命史詩；南社的人文思想也更值得研究。
南社文化與黃埔精神共存
1924年,新南社的代表人物 廖仲愷，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並任軍校黨代表。他艱難地籌措軍費所取得的功績,博得了師生們的好評,被譽為“黃埔的慈母”。後來還有一些南社成員,如邵力子、邵元沖、汪兆銘、戴季陶、陶鑄、何香凝、茅盾等在黃埔軍校擔任過主要職務。故南社與黃埔一起榮獲同盟會表彰, 時有“文有南社,武有黃埔”之盛譽。
在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南社與黃埔軍校前後一文一武，對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進程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它雖創立於蘇州，但活動於全國和海外，一個40年沒有固定地址的組織卻活動卓絕，值得稱奇。
“南學”研究
南社文化涉及到文學、教育、新聞、歷史、戲曲、音樂、宗教、書畫、法律、科技和軍事等領域，涵蓋面很廣。南社不單純是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它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出現，這本身就觸發人們思考一種社會歷史文化現象出現的背後動因。但過去學術界對它的評價和定位不夠，認為它不屬於新文化，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便被摒棄在現代文化視野以外，將其劃分到古典文化範疇，對這一段塵封近一百年歷史的挖掘認識不夠，特別是沒有看到它對後來的新文化運動所獨具的承前啟後的意義，這與南社在當時所產生的社會影響與它現在所處的歷史地位是不相匹配的。
近年來，北京、上海、江蘇、雲南、廣東、香港等地方和一些高等院校，先後成立了不少南社研究機構。專家學者們以超越時代的目光，客觀地、綜合地研究其進步性和局限性，發掘、保護這一文化遺產，拓寬研究領域，已將與南社有關的一切歷史和文化，尤其是那些文化人的活動蹤跡與學術列入了研究範圍，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稱之為“南社學”，簡稱“南學”。這是中國文化中又一張讓海內外人矚目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