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都簡介
中國·四川·自貢——鹽之都、龍之鄉、燈之城 自貢具有兩千年的鹽業史和71年建市史，1939年國民政府批准建立自貢市，為四川省最早的省轄市和工業重鎮之一，也是中國最早的23個建制市之一，還是川南地區第一座100萬城市人口大城市，川南區域中心城市。恐龍、井鹽和燈會被稱為自貢的“大三絕”,“小三絕”是龔扇、扎染和剪紙，素以“千年鹽都”、“恐龍之鄉”、“南國燈城”、“江姐故里”等美譽而蜚聲中外。
從清朝中葉以來，自貢一直是中國井鹽生產的中心，如今已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國家新材料產業化基地和一批全國知名企業及科研院所，並以機械、化工、鹽業、紡織、輕工、食品、燈飾、新型建材等為支柱產業的工業城市。同時也是世界地質公園、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對外開放城市、全國衛生城市、四川省級風景名勝區、四川省級園林城市、中國“文學之城”100強市。
鹽都背景
自貢是井鹽催生的城市在長江上游的釜溪河畔，矗立著一座擁有13000多口鹽井的千年鹽都——自貢。自貢之所以享有“千年鹽都”的美譽，是因為它的井鹽開採歷史已有近兩千年，自東漢章帝時期這個地區開鑿出第一口鹽井，到這裡因鹽設鎮，因鹽設縣，因鹽設市，幾乎所有的建設歷程都跟鹽有關。集井鹽開採、加工和市場拓展於一體的自貢商人，卻用他們他們創造的工業文明，推動了一個城市的誕生。
綱鹽體制下的自貢舊時鹽是朝廷嚴格控制的，那時施行綱鹽體制，所謂綱鹽體制，舊時鹽商經營的權利世代相傳，朝廷可以通過它實現對鹽流通過程和對鹽政商人的改造，使鹽商完全處於王朝管理體系，成為政府的鹽政工具。與江淮揚州靠海鹽富甲天下的鹽商相比，靠自己開採井鹽並進行加工和市場銷售的自貢鹽商卻像一個自產自銷的個體戶，在朝廷圈定的範圍內艱難地開拓市場，這種明顯的差異，顯示出揚州和自貢兩個城市在資源和政策方面截然不同的待遇。因政策向兩淮鹽業的傾斜，揚州鹽商富甲天下而自貢雖具有兩千年的鹽業歷史，並且從清代中葉以來一直是中國井鹽的生產中心，但是在當時的科技條件和政策限定下，井鹽經營者從鑿井取滷製鹽到鹽的外銷，可能獲取豐厚利潤也潛伏著血本無歸的危機，投資風險遠高於揚州鹽商。
當時的揚州，是憑藉官方頒發的“引岸”，也就是專營執照把海鹽源源不斷地銷往壟斷的區域，賺取著豐厚的利潤，自貢鹽商卻從一開始就受到資源和鹽業專營體制的雙重約束。客觀的講，自貢鹽商無論是實力還是名氣都遠遜於揚州鹽商，但是對自貢和揚州這兩個城市而言，他們的分量是相當的，因為鹽運發達，揚州鹽商在揚州創造了以消費帶動的空前的商業文明，而自貢鹽商創造出了獨特的工場手工業文明，更重要的是，他們直接推動了一個城市的誕生。“正是因為鹽業的興盛，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眾多城市遭遇淪陷噩運的危難時刻，自貢卻於1939年9月在分屬富順縣和榮縣的兩個鹽場基礎上直接建市，當時這個面積僅有160平方公里，人口不過22萬的小城市，業鹽人卻占其中70%，這可以說是中國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特例”。
當時的政府規定，湘鄂地區除了湖北“施鶴八屬”地區是允許銷售川鹽外，其他地方全部只允許淮鹽銷售，而明末清初的自貢鹽業已具有相當規模“井灶林立，百工麋集”，當時自貢從事鹽業生產的勞工數以萬計，作為國內首屈一指的手工業發達城市，這裡擁有非常密集的鹽場工業群。《百年來引岸制度束縛自貢鹽業的史實紀略》中寫道：“如果照商品流通的自然規律，不加人為的限制，這個井鹽在兩湖廣大地區是有其廣闊的銷售市場的，之前有人人為川鹽在兩湖地區不能與淮鹽競爭，主要是川鹽‘本重價高’，這是不符合歷史的。”
無論水路還是陸路，自貢井鹽進入周邊市場的優勢都比揚州大，比如淮鹽要進入楚地，需要先從海灘通過運鹽小河，集中揚州，然後改裝大帆船出長江，逆水上駛，遇到大風，經常停滯，而自貢井鹽可以順長江漂流而下，運輸非常便利。
在經營的靈活性上，揚州鹽業銷售業比不上自貢。“淮鹽以五百引起票，非七八千金不辦，川鹽則計斤不計引”，“引”是鹽重量計算單位，一“引”為400斤，淮鹽以綱統票，以票統引，運鹽單位最少一票，每票500引，相當於20萬斤，帆船一載達五千六百多擔，川鹽綱下即是引，水運每載僅二十引，只有一千兩百餘擔。
儘管兩者相比，自貢井鹽具備明顯優勢，但是讓自貢鹽商鬱悶的是，從清朝到民國，自貢鹽場所產之鹽，只能限定在附近票岸，邊計岸、腹計岸、黔邊岸等幾個區域銷售。
一旦政策稍變，情形就不同了。比如著名的“川鹽濟楚”中，得到政策傾斜的自貢，就曾獲得短暫而空前的興旺。濟楚岸本是揚州鹽商銷售淮鹽的地區，但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後的1853年，南京被太平軍功課，淮鹽一時無法運到湘西、鄂西的大部分地區，兩湖地區無鹽可食，清政府這才下決定借撥川鹽運濟楚岸，此後不久，濟楚岸即成為自貢鹽歷史上最大的銷區之一，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沿海鹽區相繼淪陷，為保證食鹽的軍需民用，國民政府決定再次“川鹽濟楚”，這兩次川鹽濟楚的歷史機遇，讓自貢鹽業自此步入鼎盛，成就了自貢鹽商的“富甲全川”。
但是，自貢鹽商的發軔與衰敗，畢竟和揚州鹽商一樣，都受到國家鹽業政策的根本影響，自貢地處中國西南，遠離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中心，最初鹽業生產的規模並不大，稅收也不算豐厚，因此一開始國家的鹽業政策便不曾對自貢地區傾斜，隨著生產能力的不斷擴大，這種政策更是成了制約自貢鹽業發展的瓶頸，抗戰勝利後的1948年，由於市場被大量壓縮，自貢鹽業生產受到極大壓抑，造成了產浮於銷，場鹽積壓的局面，幾個大的鹽業世家，無不負債累累，有的鹽場凋敝，資本受到極大削弱。
自貢鹽商中少有附庸風雅之人，他們追求及時行樂和窮奢極欲的消費方式，目前自貢尚存的會館建築還有幾十座，其中的西秦會館在乾隆元年（1736年）修建的，初建時耗資萬餘兩白銀，歷時16年，擴建時又耗資4萬多兩白銀，這座崇樓麗閣金碧輝煌的宏偉建築，已成為中國南方地區會館建築的精品。然而自貢鹽商並沒有完全沉迷於商業性的消費之中，由於不可能像揚州鹽商那樣得到國家壟斷性政策的支持，他們只能把更多的資金和精力投向生產領域，維持著井鹽產業，並由此開創了中國契約股份制的先河，由於投資的保障，自貢鹽場的衝擊式頓鑽鑿井技術在18、19世紀就達到頂峰，進而以鹽化工業的興起，使自貢由一個手工工場發展為一個工業化城市。
如今，因政策偏斜給海鹽和井鹽商人帶來的不同機遇都已經遠去，自貢和揚州兩座城市也都有了不同的改變，以政策制約生產者曾經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以政策優厚經營者卻並沒有給一個地區帶來長久的繁榮……
鹽都輝煌
歷史上著名的“川鹽濟楚”
著名的“川鹽濟楚”，自貢由此名聲大振緩解了清政府財政困難
古代鹽賦一直是國庫收入大宗，直到清代，仍居天下財賦四分之一，其中兩淮（淮南、淮北）最多，淮鹽引岸中又以兩湖市場最大。作為國庫收入重要來源的淮鹽，在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在兩湖“片引不行”，這嚴重影響了清政府財政收入。此時正值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時期，外國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白銀外流、銀貴錢賤問題更加嚴重。而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對國庫本已虛弱的清王朝更是雪上加霜。
為解決財政困難，戶部提出，“此後湖南、湖北需鹽接濟，應飭令仿明王守仁立廠抽稅之法，凡川粵鹽斤入楚，無論商民，均許自行販鬻，不必由官借運。惟擇楚省堵私隘口，專駐道府大員，設點抽稅，或將本色抽收，或全折色輸納，均十取一二，以為定製，一稅之後，給照放行”①。於是在鹹豐三年（1853年），湖北省首先在長江進入湖北的入口，即巴東縣的萬戶沱設立了川鹽分局卡，實行對四川鹽的調查和徵稅。鹹豐五年（1855年）在宜昌設立了湖北川鹽總局，同治六年（1867年）在沙市設立了稽查分局，鹹豐七年（1857年）還在巴東縣的平善壩設立了調查食鹽量和鹽稅繳納與否的掣驗廠。除設卡收稅外，清政府為解決軍餉問題，鹹豐三年（1853年）還規定軍需供給由地方督撫或統兵將領自行籌集。從此，設卡抽收厘金成為軍餉的主要來源，而厘金中，鹽厘為主要收入來源。
在“川鹽濟楚”中，通過設卡徵收稅厘，四川稅額大量增加。據王守基在《四川鹽法議略》中所記，“川鹽濟楚”前，四川鹽課額有限，正課只有14餘萬兩，正雜課加在一起也不過30餘萬兩。“川鹽濟楚”後，川鹽鹽課急劇增長，鹹豐年間在徵收“關厘”、“廠厘”、“局厘”以後，每年課入達200餘萬兩，最高時可達到四五百萬兩。由此四川財政由外省協濟一躍而為協濟外省。同時，在楚岸也對川鹽徵收稅厘，僅厘金一項，據同治七年（1868年）李鴻章稱：“鄂省財賦以鹽厘為大宗，每年川鹽濟楚湖廣所收鹽厘不下100萬兩。”
解決了湖廣人民淡食之慮
“川鹽濟楚”也解決了湖廣人民淡食之慮。由於川鹽自長江順流而下，運輸便捷，同時川鹽色白質乾，兩湖人民喜食，加之川商經營靈活，所以川鹽在兩湖市場銷售情況極好。鹹豐七年（1857年），胡林翼奏稱：“約計入楚之鹽，以旺月計算，約合川省水引九百餘張。”按道光三十年（1850年）核定章程，水引一張計捆巴鹽8千斤，花鹽1萬斤，每月入楚川鹽九百引，按巴鹽、花鹽各半計算，即為800萬斤左右，年銷量在1億斤左右。到同治二年（1863年），湖北全境皆食川鹽，湖南省之岳州、常德、灃州等府州屬地，直至省城都是川鹽銷地。同治八年、九年（1869年、1870年），川鹽在湖北省年銷量已經超過1.2億斤。川鹽大量銷售，基本解決了湖廣人民淡食之憂。
促進了四川鹽業發展
隨著川鹽在湖廣市場的暢銷，極大地刺激了四川鹽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
井灶增多，技術提高，產量增大。一是私井大量出現。“川鹽濟楚”後，私井廣泛開鑿。據光緒《四川鹽法志》記載：“射蓬各地，私井日開，近年則幾無處不有。”二是一些原已淤塞的鹽井在川鹽濟楚中，修舊鑿新，井灶又發展起來。三是原有的大鹽場進一步發展。如犍為鹽場，在乾嘉年間有井1206眼，煎鍋1654口，“川鹽濟楚”後，其井達到兩千餘眼，鍋也達到近兩千口。再如自流井鹽場，據統計，鹹同年間鹽井數達到728眼，灶鍋達到7919口，而鹹豐前井灶不過400百餘眼，鍋不過1000餘口，井眼增加了1倍，鍋口增加近8倍。
同時，富商大賈在利益驅動下蜂湧入井，以累萬盈千之銀投入鹽業生產，為鑿井采鹵採氣和製鹽技術提高奠定了基礎。如在自流井地區，鹽工們根據鑿井過程中不同的工序和遇到的不同情況研製了100多種工具，井深達千米以上者屢見不鮮。為了在同一口井能水氣共采，還發明了“裸井採氣法”。豐富的鹵源和天然氣，使鹽產量、質量大大提高。鹹豐（1851~1861年）以後，自流井年產鹽大體保持在三至四億斤左右，最高年產量曾高達六億斤，與“川鹽濟楚”前相比，常年增長4.6倍，一躍成為全國最大的井鹽產地。
出現了以富榮為中心的近代手工工場。一是富榮鹽場內部有了明確分工。就每一井灶而言，有司井、司牛、司車、司蔑、司梆、司漕、司澗、司火、司草，還有醫工、井工、鐵匠、木匠等。而整個鹽場內各種職業的分工更是類別繁多，有山匠、鹽匠、灶頭、擔水夫、擔鹽夫、鹽船夫等。二是鹽場規模很大，各工種按勞取酬。正如李榕在《自流井記》中記載：“擔水之夫約有萬，其力最強，擔可三百斤，往復運送，日值可得千錢。鹽船之夫其數倍於擔水夫，擔鹽夫又倍之，其價稍差。鹽匠、山匠、灶頭，操此三藝者約有萬，其價益昂。”三是鹽場管理體系逐漸完備。“鹽廠之管事有四：規畫形式，督工匠以鑿井者，為井之管事。綜核水火，計成數以燒鹽者，為灶之管事。安置竹筧，由近及遠以達鹹水者，為筧之管事。儲鹽運鹽，行水陸以權交易者，為號之管事”，“凡計議官私廠務者，謂之檔首。商酌買賣鹽斤與時為低昂者，謂之經紀。驅使雜傭接待賓客者，謂之外場”②。這裡的井、灶、筧、號諸“管事”以及“檔首”、“經紀”、“外場”等，都是鹽場的管理人員，這些都表明在富榮地區已經出現了近代手工工場。
出現了集井、灶、梘、號於一身的鹽商資本集團。在“川鹽濟楚”中發展最快的富榮鹽場，出現了鹽商資本集團，其代表為“自流井四大家族”，即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顏桂馨堂。他們集資鑿井，經營梘運，聯合運銷食鹽。如李四友堂，在“川鹽濟楚”中聯合晉商新開鑿了100餘口鹽井，其鹽場用工1300多名。還與王三畏堂的王朗雲、王相榮，以及陳輝延等合資往湖廣運銷食鹽，在三四年間就獲取了巨額利潤。同時他們為鑿井、梘運等，還通過租借、入股、借貸客資等方式，取得大量地產。如李四友堂擁有能收5000石田租的土地，王三畏堂擁有能收17000石田租的土地，“富甲全川”。在利益驅使下，四大家族通過合資、借貸、入股等各種方式，已迅速形成鹽商資本集團，推動了四川鹽業發展。
沉重打擊了封建鹽業專商引岸制
在中國封建社會，鹽業經濟是由國家壟斷並嚴格控制的。清王朝對鹽業的控制主要偏重於流通環節，採取的方式是專商引岸制。其特點是：鹽商認銷岸，以銷岸確定鹽產地，根據所領鹽額運輸食鹽；政府掌握鹽引以確定產銷額數，據此征榷鹽稅。引岸制度將食鹽的生產與流通規模定向地限制於法定的區域內，形成一塊塊相互割據的封建世襲領地。專商引岸制不考慮生產技術水平高低，市場供求關係狀況等內在經濟因素的變化，是封建政府的強制性經濟，目的是把鹽業經濟固定在小農經濟基礎上。
但專商引岸制在“川鹽濟楚”中卻受到沉重打擊。在“川鹽濟楚”中規定，不管是川鹽還是潞鹽，也不管是商人還是平民，都可以自由販賣。這就打破了清政府規定的楚岸是淮鹽計岸，是淮鹽銷區的定製，使楚地鹽市場成為了自由市場。在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之後，曾國藩要求“禁川復淮”，恢復楚岸作為淮鹽引地。雖然歷經曾國藩、李翰章、劉坤一等不斷上奏力爭要求“禁川復淮”，恢復楚岸作為淮鹽引地，也實施了對川鹽的“重抽厘金”、“以征為禁”的政策，但最終也未能實行“禁川復淮”，而是實行了“淮川分界”政策，即半禁川半復淮。直到清末，儘管各方都承認湖廣是淮鹽引地，但淮鹽計岸一直無法收回，楚地的專商引岸制受到沉重打擊。
四川的專商引岸制也受到沉重打擊。如奉節在鹽法上非報部鹽區，規定配食雲（陽）廠鹽引，但鹹豐初年，鄉民開始淘井試煎，產鹽極旺，奉節地區食鹽自給，雲陽鹽廠在奉節的鹽引無法銷售。有的鹽場也因“川鹽濟楚”後運往楚地銷售更便捷、得利而放棄了原配岸。此類狀況使得四川原有引岸被打破，鹽引稅額難以徵收，因而四川實行了“鹽課歸丁”，即將鹽引課攤入地丁銀內徵收抵補，食鹽任聽民間販銷。“鹽課歸丁”實際是對自由販銷的承認，可見四川的專商引岸制所受的打擊程度。
總之，“川鹽濟楚”嚴重打擊了封建專商引岸制，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鹽業走向市場化，同時它促進了四川鹽業發展，為四川鹽業的資本主義萌芽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抗戰時期鹽都自貢捐款全國第一，馮玉祥題字“還我河山” 抗戰鹽都捐款全國第一
日前，自貢市檔案館發現愛國將領馮玉祥的一件手跡，這件珍貴的檔案資料披露了鹽都人民在抗戰中的壯
自貢釜溪河中等待前往抗戰前線的運鹽船1.2億元法幣創下全國之最
據自貢市檔案局副局長徐宏介紹，近日，為紀念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自貢市檔案館對館藏資料進行清理，一封愛國將領馮玉祥將軍的親筆信披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抗戰歷史：1944年，抗戰進入艱苦的反攻階段，多年戰爭使“國民政府”財政捉襟見肘。當年6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及“全國節約獻金愛國運動總會長”馮玉祥攜妻子來到自貢，為抗戰募捐鼓勁。自貢市各階層抗戰熱情空前高漲，不管是富商大賈，還是平民百姓，紛紛為抗戰出力。短短一個月，僅有10個鄉鎮、22萬人口的自貢市捐款達1.2億元法幣，800多枚金戒指。平均每個市民捐款500元法幣，不僅創下全國城市捐款數額之最，還創下包括個人捐款數額、人均捐款數額等其他21項全國之最。當時陪都重慶人口達百萬，捐款金額僅有自貢的2/3。
自貢鹽工捐款購買兩架戰機
自貢著名鹽商余述懷捐款1000萬法幣，在當時創下全國個人捐款最多紀錄。收入微薄的鹽工也不甘落後。據資料顯示，國民政府用自貢鹽工的捐款購買了兩架戰鬥機，其中一架被命名為“鹽工號”。自貢市公職人員還主動提出：再為抗戰捐出三個月薪金。民國33年7月5日，馮玉祥將軍向國民黨自貢市黨部委員王問潮寫信，留下這份珍貴手跡。在信中，馮玉祥對自貢市公職人員的精神深為感動，但“惟念諸同志生活清苦，自給不足，獻薪一舉，可以作罷”，希望黨部勸說大家不要因資助抗戰而影響自身清苦生活。但最終數萬自貢公職人員還是捐獻了三個月薪俸。
民眾慷慨捐金鼓舞抗日將士
自貢捐款情況讓蔣介石連連稱讚：“自貢是個小城，國防經濟上卻站在第一等位置上”，並對自貢市民的愛國壯舉通電嘉獎，同時召見大鹽商余述懷。重慶各大報對自貢市民慷慨捐金的事跡廣為報導，極大鼓舞了前線抗日將士士氣。為宣傳自貢市民事跡，自貢市政府還專門編輯出版《自貢獻金專刊》，登載社會各界捐金的感人故事。在特刊首頁，專門記載了“自貢的抗戰捐款居全國之首，蔣介石特令嘉獎”等字樣。馮玉祥將軍揮毫寫下氣吞山河的“還我河山”，並銘刻在釜溪河邊石壁上。（現在沙灣處可以看到）
徐宏認為，馮玉祥手跡和相關檔案資料的發現，對研究抗戰時期自貢鹽業生產、財政收入及社會各階層生活都具有很高歷史檔案價值。尤其重要的是，馮玉祥手跡展現了自貢市人民令人敬重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說明自貢在鹽業生產發達時期雄厚的經濟實力。[在四川很多年來四川3大城市經濟排名：成都（車牌川A），重慶（川B），自貢（川C）]
關於“鹽”的歷史建築
自貢市鹽業歷史博物館自貢市鹽業歷史博物館位於四川省自貢市中心，建於1959年，是中國博物館發展歷史上最早建立的專業博物館之一，目前仍是中國唯一的鹽業史博物館。
西秦會館（自貢鹽業歷史博物館）它最令千年鹽都人引以自豪的，是這口被稱作世界上第一口最早由人工鑽鑿的超千米深井。它在鑽井技術之上，堪稱世界之最。
世界上第一口最早由人工鑽鑿的超千米深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