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現存最早的 佛教文獻目錄。南朝梁僧祐撰。僧祐 (445~518),俗姓俞,祖居彭城下邳 (今 江蘇邳縣),生於建康(今 南京)。14歲出家,先後入揚都建初寺、鐘山定林寺,受業於法達、法潁。精通律學。曾搜校佛經,建立“經藏”。編有 《三藏記》、 《釋伽譜》、 《弘明集》等。《出三藏記集》共15卷,包括 4部分:①撰緣記,敘述印度佛經的編纂和中國譯經的淵源。②銓名錄,著錄佛經2162部4328卷,分12類,各類有小序,敘述該類佛經源流。③總經序,匯集佛經的序、記120篇。④述列傳,是中外32位譯經高僧的傳記。書後附“雜錄”,著錄中國學者和僧人撰寫的論文或論著。全書輯錄了東漢至南朝梁代諸多佛教文獻,保存了東晉道安的 《綜理眾經目錄》(374) 的原文。《出三藏記集》不僅對後世編纂佛經目錄有一定影響,而且它的“總經序”、“述列傳”對後世編制一般文獻目錄也有一定的影響。內容
本書編纂的用意,重點在於對佛典 翻譯“沿波討源”,所以將全書分為四個部分:撰緣記,詮名錄,總經序,述列傳。正如僧祐自己所說:“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詮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征,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只有從四個方面來看佛典翻譯,譯經的源流才能 一目了然。四個部分的內容,大致如下:一、卷一為撰緣記,記述佛典結集和翻譯的起源。首先引《大智度論》、《十誦律》、《菩薩處胎經》等經律論,敘述佛典結集的緣起、經過及八藏的名稱,其次論胡漢譯經音義的同異,最後列舉新舊譯重要名相的不同。撰緣記相當於普通目錄的輯略或總序。
二、卷二至卷五為詮名錄,這可以說是全書的主體部分。從漢至梁六代四百多年之間譯出和撰集的一切佛典,不管有無譯者姓氏,一一搜羅歸納為十五錄。每錄之前有小序,略述該錄源流。因對其所依據的《綜理眾經目錄》有所增訂,一律稱為“新集”,其具體名錄如下:
1、新集撰出經律論錄。在《綜理眾經目錄》的基礎上加以擴大和補充,是以朝代為次序,按譯者編排的譯經目錄。《綜理眾經目錄》自後漢安世高至西晉末法立,共著錄十七人(其中誤以竺法護和曇摩羅剎為二人,所以實際只有十六人)。僧祐對於這些譯本,都參照其他經錄,注出異同存缺。另外於法立以前補出張騫等七人,法立以後補出衛士度等五十五人。僧祐對這一部分用力甚勤,使得六代譯經的內容粗具規模。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是最為重要的一類。
2、新集條解異出經錄。收錄有譯者姓氏、同一種佛經的不同譯本。異出經即同本異譯的佛經。
3、新集表序四部律錄。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卷十雲此錄“卷中無”,可知此錄至遲在唐開元年間已佚,其中內容已無從知曉。
4、新集安公古異經錄。收錄《綜理眾經目錄》中所集早期譯出且已散失不全的佛典殘篇。
5、新集安公失譯經錄。收錄《綜理眾經目錄》中所集的譯者姓名不詳的佛典。《綜理眾經目錄》原列有一百三十四種,但經名簡略,未列卷數。僧祐均加以整理,注出異名、出據、存缺,厘定為一百三十一種,又從《綜理眾經目錄》注經末移來十一種。
6、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轉錄《綜理眾經目錄》中遺失譯者姓名、流傳於甘肅黃河以西地區的佛經。
7、新集安公關中異經錄。轉錄《綜理眾經目錄》中遺失譯者姓名、流傳於陝西關中地區的佛經。
8、新集律分為五部記錄。記錄佛陀涅槃後,優波離誦出律典,印度佛教律學分為五部的情況。
9、新集律分為十八部記錄。記錄五部律演變為十八部的過程。
10、新集律來漢地四部記錄。記錄《十誦律》、《四分律》、《僧祗律》、《五分律》在漢地的流傳情況。
11、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收錄譯者或傳抄者不詳的失譯經和別生經。僧祐經過多年的蒐集鑑定,共得一千三百餘種。
12、新集抄經錄。收錄齊竟陵王蕭子良等人摘要抄寫的佛經。
13、新集安公疑經錄。收錄道安鑑定為偽托的佛經。
14、新集疑經偽撰雜錄。收錄僧祐考證出來的偽托佛經。
15、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收錄道安的佛學著述,共二十四種。
以上十五錄共收佛典二千一百六十二種,四千三百二十八卷(據《歷代三寶紀》卷十五總計)。這比《綜理眾經目錄》增加了一千五百餘種,三千三百餘卷。但他所搜羅到的佛典,側重南方,因地區的限制,不免有所遺漏。
三、卷六至卷十二為總經序。卷六至卷十一輯錄一些佛典的前序與後記,共一百一十篇,其中七十七篇未見於現存的佛典。輯錄前序後記很有價值,這些序記實際上就是佛典提要,保存了許多可貴的資料,使後人知道譯經的經過、內容、地點和時間。卷十二為“雜錄”,收錄陸澄的《法論》、齊竟陵王蕭子良的《法集》以及僧祐的《釋迦譜》、《世界記》等書的序文和篇目。這些書除《弘明集》外都已佚失,現在根據這些書的篇目即可略知其內容。
四、卷十三至卷十五為述列傳,敘述歷代譯家和義解僧人的生平事略。前兩卷記敘外國僧人如安世高等共二十二人;後一卷記敘中國僧人如法祖等共十人(附見者尚有多人)。這是現存最早的僧傳,其史料多被寶唱《名僧傳》、慧皎《高僧傳》所採用。慧皎以後,各代僧傳的敘述方法,大都因襲《出三藏記集》,只不過是略變其體例而已。
調查研究
僧祐對佛經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總集經藏, 訪訊遐邇,躬往咨問,面質其事。”然後認真整理,“悉更刪整,標定卷部,使名實有分,尋覽無惑焉”,“讎校歷年,因而後定”。可見他對所著錄的佛典大都作過 鑑定,甄別其異同和真偽,判定譯者和翻譯的時間地點,考證佛典的卷數、存闕,註明出自何種大本以及所依據梵本的來歷,使其著錄《出三藏記集》更為可靠。例如:《大般泥洹經》二卷 安公雲,出《長阿含》。祐案,今《長阿含》與此異。(《出三藏記集》卷二“支謙譯”)
《私阿末經》一卷 或作“私呵昧”。案,此經即是《菩薩道樹經》也。(同上)
《了本生死經》一卷 安公雲,出《生經》。祐案,五卷《生經》無此名也。(同上)
《十二門大方等經》一卷 《別錄》所載,《安錄》無。今闕。(同上)
《總持經》一卷 祐案,出《生經》,或雲《佛心總持》。(《出三藏記集》卷二“竺法護譯”)
《新維摩詰經》三卷 弘始八年於長安大寺出。(《出三藏記集》卷二“鳩摩羅什譯”)
《賢愚經》十三卷 宋文帝時,沙門釋曇學、威德于于闐國得此經胡本,於高昌郡譯出。(《出三藏記集》卷二)
《說人自說人骨不知腐經》一卷 安公雲,上四十五經出《雜阿含》。祐校此《雜阿含》,唯有二十五經,而注作四十五,斯豈傳寫筆散,故重畫致謬歟?(《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公古異經錄”)
這些著錄對後世佛學研究的貢獻很大,後人在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史時,往往徵引《出三藏記集》中的資料,足見其史料價值之高。
價值
僧祐在《出三藏記集》一書中使用多種體裁,以經錄為主,又有前序、後記、列傳相輔,互相補充,大大加強了目錄的功能。他利用前序、後記來代替解題和提要,使讀者知道譯經的源流、佛典流傳的過程及其大意,這在中國目錄學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後來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朱彝尊的《經義考》都在《出三藏記集》的影響下,發展成為輯錄體的解題目錄。“總經序”後的“雜錄”收錄了佛教論文總集的篇目,使目錄兼具索引的功能。陳垣先生對此作了很高的評價:“不幸而其書不存,吾人亦可據此篇目,略知其書之內容為何,此目錄學家亟當效法者也。”“述列傳”不僅對經錄內譯者事跡和譯經年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而且使經錄與僧傳相結合,為後人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南北朝時期,佛教專科目錄的價值超過了同時期的普通目錄,這與僧祐等佛教學者努力尋求佛教專科目錄的獨自發展是分不開的。隨著佛教在中國的進一步流傳和發展,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的普通目錄也著錄了佛典,如南朝宋代王儉的《七志》、梁代阮孝緒的《七錄》都附有佛典。普通目錄雖然著錄了佛典,但由於受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對日益增多的佛典抱著歧視的眼光,對佛典採取排斥的態度。一些佛教學者於是在普通目錄之外尋求佛教專科目錄的獨自發展。僧祐注意借鑑普通目錄的編纂方法和分類體系,努力探索適應佛典的分類體系,促使佛教專科目錄進一步的完善。反之,僧祐創立的體例如輯錄序、記等,又反過來影響了普通目錄的發展。
《出三藏記集》在類目設定方面也有創新之處。一些佛典有數種譯本,而且還有譯本不同、經名也不同的現象。因此,佛教專科目錄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詳細著錄各種譯本。《出三藏記集》設定了“異出經”的類目,以譯經先後為序,將“胡本同而漢文異”的佛經收在同一書名之下,加以比較,可以考證該經的流傳和各種譯本的情況。這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版本目錄的雛形。
佛經譯出後,就有人根據某一種佛經抄撮其要旨,從而成為一種新的佛典,這一類佛典稱為“抄經”。抄經出現較早,一直未引起人們的重視。在《綜理眾經目錄》中,抄經與所據佛經混在一起。僧祐在《出三藏記集》中則專門設立“新集抄經錄”,使抄經與所據佛經分開,不致於本末倒置。《出三藏記集》還將律典從佛經中獨立出來,對律學的源流、部派以及在中國的流傳情況詳加敘述。
《出三藏記集》的類目設定為以後佛教經錄的編纂開創了許多法門,促進了佛教目錄學的進一步發展。此後法經的《眾經目錄》,分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偽妄等六類,幾乎全採用《出三藏記集》的分類方法。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分有譯有本錄、有譯無本錄、支派別行錄、刪略繁重錄、拾遺補缺錄、疑惑再詳錄、偽妄亂真錄等七類,亦未超出《出三藏記集》的範圍。
失考之處
《出三藏記集》也有失考之處,如卷十三《康僧會傳》將《阿難念彌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皇王經》與《六度集經》並列。其實這四部佛經全收入《六度集經》中,不應當單獨列出。又如《盂蘭經》一卷,《出三藏記集》卷四作失譯,其實此經為竺法護譯。被《出三藏記集》卷四列作失譯的佛經還有《觀無量壽佛經》(實為 畺良耶舍譯)、《 法華三昧經》(實為智嚴譯)。不過與僧祐的考據成就相比,這些失誤僅僅是白璧微瑕而已。梁啓超曰:“吾儕試一讀僧祐、法經、長房、道宣諸作,不能不嘆劉《略》、班《志》、荀《簿》、阮《錄》之太簡單,太素樸,且痛惜於後此踵作者之無進步也。鄭漁仲、章實齋治校讎之學,精思獨辟,恨其於佛錄未一涉覽焉,否則其所發揮必更有進,可斷言也。”由此可見《出三藏記集》的目錄學價值非常之高。這主要是由於佛教學者的思辯能力強,邏輯思維能力高出一般學者之上,他們編纂的經錄也就具有很高的目錄學價值。遺憾的是,歷代大多數目錄學家由於受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不願深入鑽研佛教經錄,否則古典目錄學還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參考資料
http://www.hudong.com/editdocauth/%E3%80%8A%E5%87%BA%E4%B8%89%E8%97%8F%E8%A8%98%E9%9B%86%E3%80%8B
目錄學
目錄學是研究目錄工作形成和發展的一般規律即研究書目情報運動規律的科學。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目錄學的作用,西漢時,劉向、劉歆父子就撰有《別錄》、《七略》等書,以後歷代均有專著。南宋鄭樵有《通志.校讎略》,至清代,章學誠著成《校讎通義》,更總結了目錄學的豐富經驗。反映我國古代著述的規模最大、最全的目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