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道安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當前秦王苻堅攻克襄陽時，他曾說：“朕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師。本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西南）人。幼聰敏，十二歲出家。後事佛圖澄為師，甚受賞識。因北方戰亂，南下襄陽，居十五載。後入長安，居七載，竟卒。道安著述、譯經很多，對佛教貢獻很大。自漢以來，佛學有兩大系，一為禪法，一為般若，道安實為二系之集大成者。他提倡「本無」（即性空）之學，為般若學六家之一；確立戒規，主張僧侶以「釋」為姓，為後世所遵行。弟子甚多，遍布南北，慧遠、慧持等名僧皆出其門下。道安是當時譯經的主持者，在他的監譯下，譯出了《四阿含》、《阿毗曇》等經共百餘萬言。他對以前的譯本作了校訂和整理工作，並編出目錄。其提出的翻譯文體問題和「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對後世影響頗大。他博學多識，以才辯文學著稱，文章為當世文人所重。
道安重視般若學，一生研講此系經典最力，同時重視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禪法，對安世高所譯禪籍注釋甚多。由於道安綜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禪法、戒律等系佛學，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學思想，得以較完整的面目呈現於世，因此，道安大師被視為漢晉間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因道安大師出生時手臂多長一塊皮肉（皮手釧），時人即稱之為“印手菩薩”。
史料記載
由於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因為形貌黑醜，不為他的剃度師所重視，叫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一點沒有怨色。幾年之後，才向剃度師要佛經讀，由於他有驚人的記憶力，使他的師父改變了態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還準許他出外任意參學。大約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東晉成帝鹹康元年，335年），在石趙的鄴都（今河南省臨漳縣境）遇見了佛圖澄。佛圖澄一見到他就非常賞識，對那些因他醜陋而輕視他的人說，此人有遠識，不是你們所能及。因而他就師事佛圖澄。
道安據《高僧傳》卷五的記載，道安在佛圖澄死後才離開鄴都，十三、四年之間，他經常代替佛圖澄講說，並且解答了許多理論上的疑難問題，贏得“漆道人，驚四鄰”的美譽。
佛圖澄死後，石虎即皇帝位（335）內部變亂，道安就在這時離開河南到山西的薓澤（今臨汾縣境）去住。薓澤地方很偏僻，可以暫避兵燹之禍，因此竺法濟、竺僧輔和竺道護等都先後冒險遠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後漢安世高所譯的有關禪觀方面的《陰持入經》、《道地經》和《大十二門經》，並作了註解。
道安在薓澤住了不久，又和同學法汰至飛龍山（今河北省涿鹿縣境），與僧光等相敘。僧光對於禪定極有研究，是道安還沒有受具足戒時的老朋友，相見之後就住下來互相研討。這時道安已經放棄了“格義”，他和僧光的一段辯論很為珍貴。《高僧傳·僧光傳》說：“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教理，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這說明僧光的思想比較保守，認為格義是先達傳下來的一種方法，只可套用，不必再問是非。道安就不以為然，他以為弘揚教理，首先要求正確，先達不先達的問題可以不必理會。這大概就是佛圖澄所說的“遠識”，也可從而想見道安的氣概和風度。
《高僧傳》說，石虎死後（東晉穆帝永和五年，349年），石遵在位的時候，曾經派中使請道安返鄴住華林園，並廣修房舍，但為時一定不會很久，因為石遵在位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殺，道安大概就在那個混亂的時候率眾去鄴都西北的牽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內弘化，並在太行恆山建立寺塔。這時，社會紊亂人民痛苦到了極點，而道安率眾行道精進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場裡面，人們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託。因此“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慧遠也在這個時候從他落髮出家。武邑太守盧歆聽到道安的德化，派專人請他去講經。後來又回到鄴都，住受都寺，當時他年已四十五歲。
那時石趙滅亡已八年，冉閔和慕容儁的混戰也已經結束，慕容儁雖在鄴都建立了後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戰亂不息，元氣未復，《高僧傳》說“天災旱蝗，寇賊縱橫”，“人情蕭索”，道安不得不率眾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過黃河到達河南省的陸渾縣（今嵩縣境）。當慕容儁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時候，習鑿齒從襄陽致書道安，請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學、弟子們離開河南，走到新野。他為廣布教化，命同學法汰率領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去揚州，又命同學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領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到襄陽，先住在白馬寺，後又創立檀溪寺。
襄陽在那時還屬於東晉，社會環境比較安定，道安在那裡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發展事業的機會。
弘揚佛法
佛教初傳中國時，為了適應傳統思考模式，常援引中國人熟悉的語彙或概念，特別是老莊術語來加以比附詮釋，此稱為“格義”。道安早年也套用此法來解釋佛理，但後來意識到以“格義”理解佛義，不免有其局限，且容易誤解。因此道安遷徙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時，曾與舊友僧光法師討論此事，表示對格義的不滿，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違”，但僧光認為格義之法為先達所創，不應妄論是非，而主張拘守舊法。道安則立場嚴明，堅持弘揚教理不宜分別次第先後，應首求準確。道安不拘舊說，敢於創新，一代宗師的氣概於此可見。
道安法師參加懷梵大和尚升座慶典石趙滅亡後，北方戰亂不休。為了逃避戰禍，道安師徒四百餘人決定離開北方，取道南下，投奔東晉的轄地襄陽。為了廣布教化，行至新野（河南新野縣）地方，道安派遣部分徒眾往巴蜀，部分徒眾下揚州，自己則帶領大部分門徒繼續南下襄陽。
往襄陽之前，道安的聲名早已傳遍東晉。入襄陽後，東晉境內四方學士競往師之。當時荊州刺史桓豁、襄陽鎮守朱序、宣威將軍郗超等人與道安均有往來，或請道安講法，或者供養用物，多方給予支持。其中，郗超不僅遣使送米千斛，並且修書累紙，深致殷勤。然而眾人之中，與道安交誼最深的，則屬東晉名士習鑿齒。
習鑿齒博學廣聞，以文名著稱，其辯才早已名滿天下。而在道安抵襄陽之前，習鑿齒亦久聞道安之名，故特意修書通好並前往拜訪，自我介紹曰：“四海習鑿齒。”
道安應聲回答：“彌天釋道安。”二人機鋒相對，禪意盎然，時人稱許，以為名對。習鑿齒後來並向謝安推薦道安，力贊道安知識淵博、道風嚴謹，不以神通惑眾，全憑高超的智慧遠見與道德學問律己教人，所以得以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風格。
注釋佛經
道安南下襄陽時期，東晉玄風鼎盛，大批清談名士熱烈討論本末、有無、體用等玄學主題，深深影響當時上層社會。為了適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道安在弘法活動中，往往刻意宣講思想上能與玄學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學，將當時玄學界的一些爭論引入般若學加以研討，創立了影響深遠的“本無宗”學派，成為般若學中創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這是道安對早期佛教傳播發展的重大貢獻。 同時，為了發展般若學風，道安在襄陽十五年間，每年講兩遍《放光般若經》，從無廢闕，並不斷創立新解，由此導向江東玄風，深受玄學家們一致歡迎。玄學名士習鑿齒將道安大師的弘法活動稱為“玄波溢漾”、“玄味遠猷”，此代表東晉上層社會玄學士大夫們對佛教的尊崇。
此外，道安思及佛教傳入中國後，雖有大量佛典譯出，但由於佛經文體艱深，語言難度高，加上時代條件各異，翻譯者程度不一，因此，在轉譯的素質上難免參差不齊，隨著年代久遠，展轉傳抄，舛訛相悖的情況日益嚴重，甚至出現了許多後人編撰的“偽經”。有鑒於此，道安廣泛搜求各種譯本，加以篩選整理後，編纂出《綜理眾經目錄》，又稱《道安錄》。該書在校閱群經的基礎上，對各經譯者和翻譯年代進行嚴密考訂，並且嚴格辨別真偽，評定新舊，收錄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歷時約兩百年間的漢譯佛典與注經作品，為我國第一本佛典目錄。
《道安錄》問世後，其他經錄亦相繼出現，但大體而言都是在《道安錄》的基礎上擴展而成。道安建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學的先河，為整飭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開拓性的重大貢獻。在註疏經典方面，由於舊譯經典時有錯誤，致深義隱沒，文理欠通。為此，道安遍覽諸經，先後為《般若》、《道行》、《密跡》、《安般》等經典，研尋文義，將佛經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佛經要旨一目了然，從此經義更具系統。
道安注經時，曾發願：“若我所說不違佛旨，願見瑞相指點。”當夜，果然夢見一白首長眉尊者來說：“君所注之經，都合乎佛旨。因佛指示我不得涅槃，當助你弘揚佛道。”後來《十誦律》傳到中國，慧遠始知道安所夢僧人，原來是賓頭盧尊者。
制定戒規
隨著道安南下襄陽，佛法傳播範圍不斷擴大，各地僧團日益增多，為使僧尼行有節度，道安參照當時已有的律學，再配合實際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規，將僧尼的活動納入軌範，對當時的僧團影響甚大。
道安以前，中土沙門皆從師姓，師來自天竺則姓“竺”，來自月支則姓“支”，而由於各地各門姓氏不一，造成門派的分歧。道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為姓。其後，《增一阿含經》傳入中國，經中果然記載：“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為姓，代代相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譯經傳教
前秦王苻堅素聞道安之名，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三七八)，苻堅派軍南下，次年攻克襄陽，道安被送往長安，駐錫五重寺，備受推崇禮遇。由於苻堅的護持，道安主持數千人的大道場，同時組成一個譯經工作群，一時中外翻譯人才雲集，由道安親自指導，選經翻譯，並對所譯經典詳加校訂，一一作序。所譯經典主要以小乘說一切有部為主，兼及部分大乘佛經。共譯出佛經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約百餘萬言。
主持譯事過程中，道安總結譯經的經驗與困難，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由於佛經翻譯存在著五種情況無法與梵文原意相符，與三種不易翻譯的情況，因此道安提倡直譯，主張譯筆宜力求質樸，此一觀點，影響日後的翻譯甚大。隋代譯經家彥琮於《辨正論》中即引述道安的見解，並對道安“洞入幽微，能究深隱”深致讚嘆！
佛學造詣
在戒律方面，當時雖然戒本未備，但他認為戒律是可以“開緣”的。這與後來所傳菩薩戒的精神相符，也與《般若經》的義理一致。在禪定方面，他認為修禪所達的境界，可以使修禪者忘我而造成世界的安樂，不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謂超自然力。他主張研究般若經典不能半日用“考文”、“察句”之法，而應透過繁複的文句，體會其精神實質，才不至於把虛豁的真如當作能生萬有的第一因，也才能把第一義諦和世俗諦不一不異不即不離的義理表現在行動上。
《出三藏記集》
佛法心得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這是關於考校譯本、注釋經文方面的事業。同書卷二云：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清朔佛之儔，支讖嚴調之風，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離文合義，炳煥相接矣。法輪屆心，莫或條敘；愛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伊人。
這是創製《眾經目錄》的事業。中國佛教界有了這樣的註疏和經錄，才能承先啟後，循著正軌發展。否則雜亂無章，毫無頭緒，即使後來有了象鳩摩羅什那樣的大譯師，象僧肇那樣的大學者，恐怕也會受到障礙的。道安在襄陽，除了從事佛學的研究與著述外，每年還講兩次《放光般若經》，《高僧傳》說“四方之士，競往師之”，可見當時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規。《高僧傳》卷五本傳云：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
成就貢獻
制定規範
在當時見到很好的效果，如習鑿齒致謝安書中有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高僧傳》卷五）。
這是習鑿齒親自所見的事實。道安的風範對當時佛教界的影響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東晉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楊弘忠、郄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請他去開示，有的供養食米千斛，有的送銅萬斤。他創立檀溪寺，“建塔五層，起房四百”，可見工程之大。前秦的苻堅是東晉的敵人，也遣使送來外國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箔繡像、織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為了莊嚴檀溪寺。東晉孝武帝曾經下詔書表揚道安，並且要當地政府給他像王公一樣的俸祿。這都說明道安在襄陽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堅遣苻丕攻占襄陽，道安和習鑿齒皆被延致。苻堅並認為襄陽之役只得到一個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為習鑿齒。苻堅既得道安，就請他住在長安五重寺，時年六十七。
翻譯事業
道安在長安的七、八年當中，除了領導幾千人的大道場，經常講說之外，最主要的是組織翻譯事業。如曇摩難提翻譯《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三法度論》，僧伽提婆翻譯《阿毗曇八犍度論》，鳩摩羅跋提翻譯《毗曇心論》、《四阿鋡暮抄》，曇摩鞞翻譯《摩訶缽羅蜜經抄》，耶舍翻譯《鼻奈耶》，他都親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參加了翻譯工作，有時對於不正確的譯文還加以考正或勸令重譯。他在《摩訶缽羅蜜經抄序》上所說的翻譯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經驗之談，為後來的譯經工作指出了正確的道路。
據《高僧傳》卷五說，魏晉沙門依師為姓，姓各不同；道安認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才改姓釋氏。又他廣博的學問和文學的素養，成為長安一般衣冠子弟請教的目標，當時有“學不師安，義不中難”的諺語，可以想見他為社會所推重的情形。因此當苻堅要想進攻東晉，朝臣勸諫無效的時候，大家又請安乘機“為蒼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堅同車的機會中進言規勸，而苻堅不聽，終至敗亡。
苻堅建元二十一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道安圓寂於長安五重寺。
代表著作
現存的除了收於各大藏內的《人本欲生經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記集》所收錄的經論序十四篇，又同《集》標名未詳作者而可肯定為道安所作的經論序七篇，和同《集》的《綜理眾經目錄》原文兩段；此外還有《鼻那耶經》卷首的《序》一篇。佚失的著作還很多。
道安的著作現存的不多，對他的治學方法和學說只能知其梗概。例如：上面所引的“起盡之義”，其實就是現在所說的科判。吉藏《法華義疏》講到註疏的體例時，有“預科起盡”的說法；良賁《仁王經疏》說：“昔有晉朝道安法師，科判諸經以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道安法師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經的內容分章分節標列清楚，研究起來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環節；同時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對於每一個名詞或每一種句義加以分析推詳，自然就“文理會通，經義克明”了。此外道安在搜求經本，考校異同方面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如《漸備經十住胡名並書敘》說：……《漸備經》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緣冥中之助，忽復得之。……《大品》上兩卷，若有可尋之階，亦勤以為意。……《首楞嚴》、《須賴》，並皆與《漸備》俱至。涼州道人釋慧常，歲在壬申，於內苑寺中寫此經，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達襄陽。《首楞嚴經》事事多於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許，於文句極有所益。《須賴經》亦復小多，能有佳處，雲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常以為深恨，若有緣便盡訪求之。
從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運用資料方面是非常熱心和認真的。他就以這樣的治學方法進行研究和撰寫著作，養成佛教界樸實謹嚴的學風，開創了純正的佛學研究。因此道安的學說在當時砥柱中流的作用。元康《肇論疏》說：“安法師立義以性空為宗，作性空論；什法師立義以實相為宗，作實相論。是謂命宗也。”又僧睿《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說：“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以來，雖日講肄，格義迂而乖本，六家便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對於道安法師的學說都備加頌揚，也的確是函蓋相稱的。
創立學說
道安關於定學或禪學，道安的前期思想主要重禪學，受佛圖澄影響較深，後期則轉向般若學。道安講，定有三義，即禪義、等義、空義，以此對治貪嗔痴三毒。禪定的目的在於進一步認識本無，“執寂以御有，崇本以動末”(《安般注序》)。可以看出其禪學也是和本無論相聯繫的。
道安大約可以從戒定慧三個方面來談。在戒律方面，當時雖然戒本未備，廣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譯的十卷《鼻奈耶》，他認為戒是斷三惡道的利劍，無論在家出家都應以戒為基礎。他又以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說，為了眾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開緣”的。這與後來所傳菩薩戒的精神相符，也與《般若經》的義理一致。由此可見，道安在戒律方面雖然很嚴正，而並不是膠柱鼓瑟、偏執不通。
道安的親教師佛圖澄以神變見稱，而神變出於禪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禪定止觀，不能不說是受了佛圖澄的影響。他認為禪修達到高深的境界時，“雷霆不能駭其念，火燋不能傷其慮”（《人本欲生經注》）,同時還能夠發生種種神變(《安般注序》)，但它並不是禪修的真正目的。禪修的真正目的在於契入“無本”（即本無）、“無為”而“開物成務”。開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務是無事而不適（《道地經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從禪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盡性而造成世界的安樂，不僅僅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謂超自然力。《大十二門經序》說：“明乎匪禪無以統乎無方而不留，匪定無以周乎萬形而不礙，禪定不愆，於神變乎何有也。”這就說得非常明白。習鑿齒致謝安書，稱讚道安法師“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從這裡去理解，就更覺意味深長了。
又佛圖澄的教理以般若為宗，道安自始就重視《般若經》的研究。他認為研究般若經典不能單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開繁複的文句體會它的精神實質（《道行經序》）。有了這樣的體會，才不至於把虛豁的真如或本無當作能生萬有的第一因（《名僧傳抄·曇濟傳》），也才能把第一義諦與世俗諦不一不異、不即不離的義理表現在行動上。《合放光光贊略解序》（譯意）說:沒有智慧則無往而不生窒礙，終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為八萬四千塵勞門。有了智慧則無往而不發生良好的作用，終日所言無不合理，故為八萬四千波羅蜜。所謂執大淨而萬行正，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平常所說的“舉足下足皆道場”，或者“頭頭是道”，也不外乎這個道理。那么，道安雖然處在般若弘傳的初期，而對於般若性空的義理的確是已經有了相當正確的了解了。戒定慧三學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見解；因此他在中國佛教史上，不但是傑出的學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當時起過典範的作用，也為後來佛法的弘傳建立了良好的基礎，中國佛教信徒永遠紀念著他。道安對中華佛教還有一項突出貢獻，那就是道先開始制定“僧尼軌範”。當時各地的教團紛紛遵從。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軌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為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第二方面為常日六時飲食之法。第三方面為布薩悔過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