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冉益智：1910年生，四川酉陽縣（今屬重慶市）人；又名冉啟熙，成都公學（四川大學前身）文科肄業。1936年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黨酉陽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幹事，主編縣黨部機關刊物《黨政周刊》，經常撰寫文章,進行反共宣傳，對共產黨和紅軍極盡造謠污衊謾罵之能事，由於酉陽當地“王、蔡”兩大封建派別鬥爭十分激烈，而冉益智又是“王派”的骨幹，所以被掌握著當地別動隊武裝的“蔡派”逮捕並押送至重慶的監獄，後來，王派”通過國民黨上層的關係，對“蔡派”進行報復，將這次事件的主謀分別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冉益智才被釋放出獄。
冉益智在重慶關押期間，曾得到同獄的一名共產黨高級負責人的幫助，他隱瞞了自己的國民黨員身份和反共歷史，出獄不久便混入共產黨組織，用張德明、冉毛、肖青等化名在重慶、萬縣、雲陽一帶活動。
1939年先後任中共合川縣委、北碚中心縣委宣傳、組織委員;同年底任中共萬縣中心縣委組織委員；1941年5月後任中共萬縣中心縣委書記、中共重慶市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
1948年4月16日被捕，在特務的威逼下，當天即叛變出賣組織。指認劉國定是市委書記，許建業是市委委員，供出重慶沙磁區、北碚區、城區和下川東地下黨組織。致使江竹筠、李青林、劉國志等大批黨員被捕。為邀功請賞，他和劉國定爭先恐後地向特務機關出賣自己的同志和組織，傳授有關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規律及情況，被軍統視為有功，授予西南特區中校專員軍銜。重慶解放後，被原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發現（時李修凱已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將他扭送到公安機關。
1951年2月，重慶市人民法庭審判後，將其執行槍決；在被槍斃前，冉益智在最後留言中要求：將屍體棄之荒郊，與草木同腐！
冉益智與《紅岩》中的“甫志高”
叛徒劉國定、冉益智1982年10月17日，原地下黨重慶市委常委李維嘉在川東暨重慶地區黨史資料座談會上說：“一些人習慣於把這次破壞事件叫作《挺進報》事件，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並非由於《挺進報》收抄傳遞新華社廣播訊息，編印、發行出了紕漏才造成了大破壞事件。只有陳柏林由於看《挺進報》被特務發現而被逮捕。整個重慶和川東地下黨大破壞事件，是由一連串叛變事件組成的，主要是劉國定、冉益智叛變造成的，應正名為‘劉、冉叛變事件’。”
這裡提到的劉國定、冉益智，是當年中共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劉是川東臨委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冉是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由於這二人的叛變，導致重慶及四川地下黨遭到大破壞，又引出一系列叛變事件，先後叛變的還有李文祥(重慶市城區區委書記)、塗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東臨時工委副書記兼川東地下工委書記)等領導幹部，在總共叛變的12人中，領導幹部占了一半。
正是由於這樣一些領導幹部的叛變，才造成了重慶以至四川地下黨組織的大破壞，也才促使當年獄中難友們集體形成的給黨組織的七條意見中，第一條就提出要“防止領導成員腐化”，這確是“血淚的囑託”。
而小說《紅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其身份只是一個沙磁區委委員。這樣一個小角色，能造成那么大的全局性的破壞嗎？這不僅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也使得前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深刻教訓被淡化了。
處決
鄧小平親自簽發判決書處決的叛徒——冉益智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時有4位委員。書記劉國定，對外人自稱姓“黃”，因為個頭兒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劉矮子”，公開身份是一家牛奶廠的會計主任。副書記冉益智，兼任組織部長，在4人中年齡最大。委員許建業，配合劉國定搞工運工作，在志成實業公司當會計掩護身份。另一位委員李維嘉，兼任宣傳部長，直接領導《挺進報》，也是4位委員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1948年初，在重慶的民生路上有家進步書店。書店店員也是個年僅18歲的地下黨員，名叫陳柏林。國民黨保密局重慶站特務李克昌注意到陳柏林，是因為有人告密說陳柏林藏有《挺進報》。
李克昌便派了一個叫曾紀綱的特務以失業青年的身份接近陳柏林。曾紀綱很善於偽裝進步，他跟陳柏林徹夜交談，談苦悶、談人生、談志向……終於騙取了陳柏林的信任。陳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細節，有不同的說法。一說是，陳柏林要求上級“老顧”親自考察曾紀綱，約好見面的時間地點自然也“通知”了特務；一說是曾紀綱在書店見到過“老顧”，特務通過釘梢發現了他的居住地。
酷刑之下，年輕的陳柏林堅貞不屈，而他的上級“老顧”卻叛變了！“老顧”承認自己是中共重慶城區支部的書記，本名任達哉。
根據徐遠舉（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二處其實就是國民黨特務組織在西南的領導機關）在解放後的交代：“任達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領導楊清，說楊清經常約他在保全路警察局對面某茶館見面。我即派二處渝組組長季縷，押任達哉去保全路約定地點尋找，轉了兩天的馬路，於一個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全路警察局對面某茶館將楊清抓到。”
“楊清”其實就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委員許建業。許建業的公開身份是志成公司會計，他其實就住在志成公司的宿舍。由於老許被捕後一口咬定叫“楊清”，住在某旅館，敵人事實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實身份和住處。但老許本人卻萬分焦慮，因為他的宿舍床下，還藏著十幾位工人申請入黨寫的自傳，這些東西若是落入特務之手可就麻煩了！怎么辦？這時，一個名叫陳遠德的看守出現在牢房門口。從陳遠德的口中，許建業得知他曾給獄中黨員往監牢外捎過信。老許情急之下，便托陳遠德送封信給志成公司的地下黨員劉德惠，信中囑咐劉毀掉床下的檔案。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遠舉的手上。徐遠舉派人包圍了志成公司，嚴密搜查。不僅找出了陳丹墀、余祖勝等18位工人的入黨自傳，還弄清了“楊清”的真名叫許建業。
志成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進公司，剛進大門就被特務扣住。一搜身，搜出個證件，證明此人姓劉，是南岸牛奶廠的會計主任。但是，特務在向志成公司職員求證時，有人卻說，這個“矮個子”姓黃，經常來公司，還有個“胖子”也一起來。證件上姓“劉”，別人說姓“黃”，這個問題實在不好解釋。“矮個子”便承認了自己確實姓劉，是許建業發展的候補黨員，入黨剛剛兩個月，並寫了“悔過書”。敵人信以為真，以為是個小人物，對他並不重視，當晚將他關進了渣滓洞。“矮個子”不是別人，正是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矮子”劉國定。
為了脫險，劉國定“供認”說，自己只是個“交通”，幫許建業送過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錢莊，交給李忠良和余天，別的活動都沒參加過。李忠良是個1947年入黨的年輕黨員，曾被組織派往梁(山)大(竹)達(縣)地區發動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後，他和幾位起義骨幹一起躲在永生錢莊——自己的家中隱蔽。此前，劉國定曾寫信通知李余兩人轉移，他估計敵人可能抓不到人。然而李忠良等人並沒轉移，被趕來的特務抓了個正著。
4月9日，徐遠舉親自審訊，稍一動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鄧照明等30多名參加“梁大達”地區武裝起義的人員。李忠良順便又提及了一個積極分子，叫余永安。徐遠舉根據李忠良的供詞，首先在重慶銀行望龍山辦事處抓到了毫無防備的余永安（由於特務行動迅速，他沒有得到任何信息）。
余永安被捕後即被刑訊，在毒刑之下受刑不過變節投敵，供出了他的上級“ 老張”，而這個“老張”，就是率先叛變，臭名昭著的大叛徒、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
審判冉益智的判決書冉益智一共出賣了62個同志，被國民黨軍統授予中校專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解放後，冉益智還主動到共產黨脫線同志聯絡處去報導，準備分享中國革命的果實了，又想當“領導”了？當然被識破，1951年，鄧小平簽發判決書，在被槍斃前，冉益智在最後留言中要求：將屍體棄之荒郊，與草木同腐！
冉益智的交待，確認劉國定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許建業是市委委員兼工運書記，劉國志是沙磁學運特支書記。北碚、南岩學運特支書記分別是胡有猷、趙碩生，北碚師範支部書記是蔣啟予；對學運中的學生領導，他還交待出周國良、漆春波、楊邦俊，上述三人為重大學生領導人；鄉建學院的甘光余，西南學院的羅洛庚，相輝學院的金成林，一中冉敬林，中央工校的丁乾明，均被他一一供出，還有青年會陳作儀及“六一”社的許多社員，也被他如數家珍般地供出。
審訊交待下來後，冉益智還向徐遠舉說他再好生想想，想起了又向他說！他 這一“想” 又想出了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書記塗孝文，下川東中共黨員帥應文、賴德國、苟明善、廖模烈、高天柱、顏占善等人；川西地下黨員傅茂德、程謙謀、徐邦一、顏如瑜、韓三思及齊亮、馬秀幀夫婦。
這其中的齊亮曾任重慶北區工委書記，後在《新華日報》工作。他的妻子馬秀幀是齊亮和王介紹入黨的。冉益智供出他們夫婦時他們已轉移到成都。他們於1949年1月被捕，在大屠殺時夫婦倆雙雙殉難。
在冉益智的親自帶領和指認下，又抓到了塗孝文、苟明善、施以文、顏昌豪、高天柱、賴德國、陳作儀、韓三思、顏如瑜、齊亮、馬秀幀、徐邦×、傅茂德、程謙謀等人（上述被抓獲的共產黨員名單有少數是年底及次年初抓獲的）。
根據塗孝文的交待，楊虞裳、唐虛谷、江竹筠、李青林、雷震、劉德彬、黃玉清、陳繼賢、李承林、唐慕陶、黃紹輝、榮世正、張靜芳、顏昌豪、冉思源、陶敬之等16名中共黨員被捕，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黨的各級特支、支部負責人。
鄧小平同志簽署的對冉益智的逮捕令叛徒冉益智和大批特務，又在成都將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和特委委員華健抓獲。 在徐遠舉的追逼下，蒲華輔叛變，又交待出已打入國民黨軍隊的韓子重等人——韓子重是成都省軍管區中將副司令韓任民的兒子，打入敵軍司令部任校級參謀，搞軍事情報和軍隊策反工作。 這次行動，川康特委組織的十餘名黨員和從重慶轉移到成都的齊亮、馬秀禎夫婦被徐遠舉所率特務抓獲。
冉益智在《挺進報》案中充任了最無恥、最兇殘的角色，鑒於他在抓捕共產黨員行動中的“突出的功勞和表現”，他被毛人鳳、徐遠舉任為長官公署二處中校專員。
解放後，冉益智被抓獲歸案，經審判後被處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