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於貴州省鳳崗縣城一個商人家庭。鳳崗地處貴州高原東北的大婁山脈，是一個所謂“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的窮山區。父親胡懷中，經營黃絲、鹽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暴發中死去。胡有猷有一個哥哥、有個妹妹。自幼個性倔強的胡有猷，妹妹總喜歡叫他“牛哥”。他六歲入私塾，十四歲入縣立高級國小讀書，天資聰慧，學習勤奮，是縣裡出類拔萃的學生，學校每次考試張榜，總是名列前茅。
1929年，胡有猷以優異的成績考取省立貴陽師範學校。在校六年，成績特佳，深得老師的器重，他不僅認真學習課文，而且喜歡閱讀文藝作品和進步書刊。在進步教師的影響和革命思想的薰陶下，他同情勞動人民，不滿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官僚對貴州人民的荼毒，立志要打碎萬惡的舊社會，為勞苦大眾服務。
1935年，他在貴陽師範畢業時，正值紅軍長征路過貴州。紅軍強渡烏江、飛越婁山、攻克遵義，都發生在他家鄉附近。紅軍的勝利，鼓舞了苦難的貴州各族民眾，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強烈願望。
革命生涯
1936年，他在貴陽中蘇文化協會工作時經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華大學，與同鄉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創辦《滇黔月刊》，宣傳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胡有猷返回貴陽入私立大夏大學讀書。他與生活書店聯繫，以“讀書座談會”和“戰時科學座談會”名義，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革命理論，讀《新華日報》，討論時事，探討抗日救國大計。同年8月13日，由於他積極參加和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出版《民先導報》，被當局逮捕。在獄中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隊員一起唱“民先隊歌”，他在日記中寫道：“為了民主解放奮鬥，這次鬥爭增加了不少經驗教訓，應該保持優良傳統，繼續努力邁進。”經親友保釋出獄後，他在貴陽師範附屬國小教書，創辦《國小教育周刊》，繼續從事抗日宣傳。同時，在中蘇文化協會主辦的俄文專修學校貴陽分校學俄文，為今後赴蘇聯學習革命理論和建設本領做充分準備。
1939年秋，胡有猷離貴陽來重慶，準備奔往延安抗大學習，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殺赴陝北青年，沒有去成。經黨組織同意，來到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工作，開展統戰活動，深得該社負責人黃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的嘉許。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後，重慶白色恐怖更加嚴重，他轉移到川北一帶做地下工作。1943年，他調回重慶，先後在寸灘中心學校、廣益中學、建川中學和中華職業學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領導下，根據“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指示，積極進行革命活動。這段時間，家鄉親友曾多次勸他回黔競選國大代表，有人還推薦他去當鳳崗縣長和遵義教育局長，都被他婉言推辭，他說：“我對政界工作不感興趣，我熱愛的是教育事業。”實際上，他拋棄個人名譽地位，完全是為了革命的需要，服從黨的決定留在重慶從事革命鬥爭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中央南方局遷往南京，黨在重慶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慶市委。這時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員彭詠梧的領導下，主要專門從事學運工作。
為了更好領導和開展全市學生運動，市委決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區南岸三個學運特別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書記，負責北碚各大中學校的黨組織和學運工作。北碚是重慶重要的文化區之一，有鄉村建設學院、湘輝學運和勉仁中學等數十所大中學校，黨的力量比較強。黨員分別由南方局青年組和重慶、巴縣地方黨組織領導，同一個學校就有三個系統互不聯繫，沒有形成統一的戰鬥的組織，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來清理關係，建立了統一的黨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驕陽似火。胡有猷頂著烈日來到城區蓮花池，向鄉建學院學生黨員甘光余布置工作，在聽取了甘光余匯報學院的情況後，又向甘傳達了市委決定：“鄉建學院建立統一支部，由你擔任支部書記，回去要儘快把學生組織發動起來。”之後，在胡有猷的直接領導下，北碚地區的學運風風火火，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我黨的組織發展工作也十分活躍，一批優秀青年加入到組織中來。
英勇犧牲
1948年春天，正當聲勢浩大的愛國學生運動搞得敵人焦頭爛額時，特務機關發現了重慶市委秘密印發的《挺進報》，隨即黨內又出現了叛徒，形勢更加惡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級的緊急通知，說黨內出現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發生意外。同時，得知他的直接領導人、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已經由城內轉移來到北碚。他深知情況嚴重，趕緊通知了有關同志，銷毀、轉移了秘密檔案，作了各種應急準備。
1948年4月17日下午，被特務逮捕。（被冉益智出賣）。
17日當天傍晚，夜幕下一輛美制囚車沿嘉陵江向重慶市內急馳。車上，緊銬雙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為什麼會突然被捕？敵人為什麼知道蔣啟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憑著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他分析可能是上級領導人出了問題。他感到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在敵人威逼下叛黨出賣同志是最可恥的，因此不管自己面臨多么嚴峻的考驗，都要堅定不移地保衛組織，保護同志。
胡有猷很快也知道了自己的被捕，是因為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出賣的。而蔣啟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於胡有猷給蔣妻的巧妙暗示，使蔣啟予得以虎口脫險，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黨員才沒有發生以外，北碚的黨組織因此得以保存了下來。
再說敵人從叛徒的口裡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黨北碚特支書記時，便妄想從他身上打開缺口，把北碚地區的中共黨員一網打盡。在用盡了種種酷刑，什麼也沒有得到的時刻，特務們只好拿出最後一張“王牌”——讓叛徒出面“對質”。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職務，他們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著胡有猷，低聲下氣地“勸說”。
“無恥！”胡有猷凜然挺立，大聲喝住叛徒，並對特務說：“既然你們知道我是共產黨員，特支書記，那就別想問出什麼東西。”儘管胡有猷受盡毒刑拷打，但他所領導和發展的數十名共產黨員，一個也未暴露。
1948年7月27日，重慶各報刊載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書”和“供詞”：“北碚區之胡有猷，曾在湘輝學院吸收金臣麟，在鄉建學院吸收呂雯然等為黨員，在北碚師範有外圍組織創造研究社及民眾三人。”敵人根據冉的供詞，先後逮捕了金臣麟、呂雯然、甘光余等人。由於金、甘、呂，是通過胡有猷來領導的，冉益智和他們沒有見過面，不敢與他們“對質”，更供不出他們所領導的黨員，因此，敵人仍千方百計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認和敵人嚴刑逼供的極端險惡情況下，胡有猷明知呂雯然是共產黨員，甘光余是支部書記，金臣麟與自己是同一個黨小組，可始終堅持不承認他們這些人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由於胡有猷堅定不移地守衛住保護同志的堅強防線，使這幾位同志能夠否認自己是黨員，能夠在公開審判時申辯開脫，於1949年初國共和談時保釋出獄。他們所在的鄉建學院、湘輝學院和北碚師範的黨組織，一直到重慶解放也未遭到破壞。
敵人沒能從胡有猷口中得到任何東西，便把他長期監禁在陰森可怕的人間魔窟——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和江竹筠、楊虞裳等十幾位難友一起，被反動派槍殺於電台嵐埡。在胡有猷身後，他有四個孩子，大兒子名“慶中”，二兒子名“慶國”，一對孿生兄妹名“慶新”和“慶生”，兒女名字末尾四字聯在一起，就是“中國新生”。一位忠誠於中國共產黨的優秀戰士，他將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傾注在新中國的誕生和下一代的成長上，自己則被無恥的叛徒出賣後犧牲了……
重慶解放前夕，胡有猷被殺害於渣滓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