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鄧照明，1919年9月生於四川省樂至縣，原籍四川宜賓；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代表，原第二機械工業部科學技術局副局長、局長，中國科學院二局副局長、物理數學部副主任；著有《〈巴渝鴻爪〉——川東地下鬥爭回憶錄》一書，本書以回憶錄形式，追述了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我黨在川東地區同國民黨反動政權作艱苦鬥爭的事跡。
早年經歷
青年時期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在四川大學讀書期間，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是川大理學院的民先負責人。
抗日戰爭
1937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成都黨組織重建後首批入黨的共產黨員之一，擔任過中共川康特委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四川大學黨總支副書記、書記。被推選為川康地區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式代表，於1939年底赴延安。
因大會延期，被中央組織部派往晉西北第六分區工作，擔任中共山西寧武縣縣委書記兼縣大隊政治委員，參加晉西北的抗日游擊戰爭。後調回延安任中央組織部幹事。1945年4月至6月作為大後方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七大閉幕後，於1946年被派回四川工作。
解放戰爭
1946年2月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到川東南酉（陽）秀（山）一帶開展工作，準備進行武裝鬥爭。1947年任中共川東臨委上川東地工委第一工委書記，組織領導了大竹、墊江、梁山（今梁平）、達縣等地的武裝鬥爭。1948年4月因叛徒出賣，重慶和川東黨組織遭到破壞，與上級領導失去聯繫。在敵人瘋狂追捕的情況下，出面清理組織，完成了恢復川東和重慶黨組織的任務。
1948年12月赴香港，與黨的上級機關取得聯繫，向錢瑛匯報了工作。後回四川成立中共川東特別委員會，1949年1月至11月任中共川東特委副書記。將工作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並分批抽調川東黨的幹部到香港學習。1949年5月奉命赴香港，隨即轉入解放區學習。後隨解放軍第三兵團入川，參加川東地下黨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鬥爭。
建國之後
建國後，先後擔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重慶市總工會組織部部長、重慶市工業局副局長、西南水力發電工程局局長等職務。1956年調北京，長期從事科學技術管理工作，歷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科學技術局副局長、局長，中國科學院二局副局長、物理數學部副主任，組織科技人員攻克許多重大技術難關，發展我國國防尖端科學技術。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83年按副部級待離休後被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聘為特約研究員，到廣東海豐參加工作組工作。參加中國核工業發展史的編撰審稿；撰寫回憶錄等數十萬字。
1990年8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歲。
總結紀實
在中共四川地下組織遭受大破壞期間，眾多的共產黨員對叛徒的可恥行為義憤填膺，尤其是破壞最為嚴重的重慶地區，許多黨員問鄧照明（時任中共川東臨委上川東地工委第一工委書記，黨組織被破壞時脫險）：“川東臨委真的破壞了嗎？重慶市委書記叛變了嗎？（因這些事或是報上公布過，或是暗中流傳）”“劉矮子（劉國定）這樣壞，黨事先不知道嗎？為什麼黨要重用這樣的壞人？”
1948年底，鄧照明受蕭澤寬指派到香港，在代表川東臨委給中共中央上海局寫的報告《四月份以來的經過及經驗教訓》中說：“對於這些問題我只好從原則上講或支吾過去，其實我內心裡也十分不解：黨為什麼會重用劉矮子這樣壞的人？黨的幹部政策，在整風后的今天，還會有這樣大的失策？”
在這份報告中，鄧照明還在黨組織任用幹部問題上總結了教訓：“四月劉國定的被捕與迅速徹底叛變，應引起我黨今後在......使用幹部應特別慎重選擇，應特別注重品質，切不可只片面地看什麼表面的才幹。川東的同志們常這樣閒談：若是許建業同志負劉國定的職務，那還能引起什麼不幸呢？根本什麼事都不致繼續發生的。其實劉不過是最壞的典型，如駱安靖、冉益智等也是成問題的。”
事過近40年，鄧照明老人在1987年撰寫的《〈巴渝鴻爪〉——川東地下鬥爭回憶錄》一書中，總結“重慶及川東黨組織遭受大破壞”教訓的第一句話就是：“ 古今中外的許多歷史事件都一再反覆證明：‘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又說：“對我們黨威脅最大，造成損失最大的是叛徒......在龐大的組織系統內，含有個別的不堅定的分子，被捕後自首叛變，這是難免的；如果處理得當，亦不致產生大害。但黨內的較高級組織的領導人和骨幹分子叛變，就不能同日而語了。像劉國定、冉益智、塗孝文、蒲華輔這類特委、地委、市委負責人被捕後迅速叛變，說明這些人已經腐化變質，貪生怕死......我們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失於考察，重用了壞人，這也是不能迴避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