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紹
《紅岩》羅廣斌讀中學時，為爭取婚姻自主與封建家庭決裂，離家到昆明求學。在昆明他受到民主運動的影響，於1945年參加了昆明地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社；1947年在重慶參加地下黨外圍組織六一社；1948年3月在重慶加入共產黨。9月10日，由於叛徒的出賣而被捕。他先囚禁於重慶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後囚禁於白公館。在獄中，他和戰友們一起同敵人展開了各式鬥爭。為爭取活著迎接解放，白公館黨組織秘密制定了“獄中策反越獄計畫”，通過陳然和羅廣斌的努力，將看守楊欽典策反成功。1949年11月27日下午4點，“白公館”開始了大屠殺，到深夜3點多鐘時共9批29人被殺。此時，還有19名“犯人”關押在牢中。然而渣滓洞尚有100多人未處決，故殺手全部趕往渣滓洞。白公館的“犯人”由看守長楊進興全權處理。面對解放軍的隆隆炮聲，楊進興心裡發慌，他命令楊欽典一人留下看守，自己帶領親信逃離了白公館。通過做工作，楊欽典把牢房鑰匙交給了羅廣斌，19名難友被編成5個越獄互助小組，在黎明前的黑幕中衝出了白公館。儘管被敵特武裝發現，但是他們冒著密集的機槍掃射，沖向後坡的山林中，安全脫險。
1949年12月初，羅廣斌到“脫險同志聯絡處”報到；12月中旬，他被組織指派到“重慶市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被難烈士追悼會”組織部協助工作，收集犧牲在“中美合作所”的烈士資料。1950年1月中旬，烈士追悼會結束後，他和劉德彬一起，把有關材料集中彙編為大會特刊《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蔣美特務重慶大屠殺之血錄》。作為倖存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對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跡宣傳中。為使更多的青少年能夠受到教育，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把演講用文字寫了出來。1956年底，他們三人合作的長篇小說《錮禁的世界》初稿完成；1958年，羅廣斌下放到長壽湖農場；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了他們三人合寫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沙汀、馬識途等一批老作家，以及許多考領導、老幹部和編輯同志的親切關懷下，《錮禁的世界》經過修改，最後定名《紅岩》。1961年12月，署名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岩》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紅岩》一發行，在全國產生了巨大影響，羅廣斌一下就成為青年們崇拜的英雄。儘管他的名氣如日中天，但由於當年他在大屠殺之夜從獄中脫險的經歷，構成了讓人不放心的歷史疑點。在“文革”前，就反反覆覆地審查了四次。“文革”開始後，羅廣斌首當其中地受到衝擊。1967年跳樓自殺。
家庭環境
羅廣斌哥哥羅廣文羅廣斌出生在成都一個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是川東忠縣的貧農兼木匠，父親十九歲中秀才，科舉制度廢除後，被保送進入成都東洋學堂。羅廣斌出世時，父親在川大法學院任訓導，畢業於法政學校的母親，在高等法院工作，父母均系國民黨員。大哥羅廣文早年入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回國後參加國民黨軍隊，是國民黨第七編司令，統率17萬大軍，負有國民黨西南防務重責。羅家聲勢顯赫，田產富庶，在洪雅縣每年收入過千石，成都收入約百石，另有房產三處。羅廣斌從小生活在非常優裕的環境中，被家人溺愛，未嘗過生活的愁苦滋味。
1939年2月，為躲避空襲，羅廣斌隨父母暫時遷居到洪雅縣城，就讀於洪雅縣中學。他喜歡文學，愛讀歐洲古典小說，少年早熟。1940年，讀國中四期的羅廣斌與同學牟學蓮產生戀情，羅廣斌異常執著，這時他還不滿15歲。他被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在《秋天裡的春天》中描述的純潔愛情打動，渴求真摯的情感。單純的羅廣斌認為家人非常愛他，一定會理解他，但家人知道他與家道中落的商人女兒的戀愛關係後，堅決反對，原因不是因為他早戀，影響學業和成長，也不是嫌牟學蓮的人品才貌，唯一的理由是“門不當戶不對”。母親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家的子弟，不能作商人的女婿，就是我們不管別人也要說閒話，罵我們家教不嚴”。這個保守的封建家庭對追求自由的羅廣斌非常嚴厲、專制。為切斷羅廣斌與牟學蓮的關係，父親中斷羅廣斌在洪雅的學業，將他帶回成都，並對他的一切行動進行嚴密監視。從1940年到1943年，羅廣斌在家裡度過了三年囚徒式的封閉生活，三年的禁錮並未鎖住他對生活的熱情，對自由的嚮往，卻加深了他對家庭的不滿，對腐朽的憤恨。羅廣斌逐漸看清封建家庭和封建社會的毒惡，看清封建勢力對年青人的專橫控制和壓迫。戀愛遇到的巨大阻力觸動了羅廣斌性格中的叛逆因子，他渴望掙脫樊籬。為追求自由與平等，他與家庭抗爭，甚至與父親打了一架。
正當羅廣斌與家庭的矛盾激化，但又苦於無法找到重獲自由的出路，而陷入痛苦時，他遇到了同鄉馬識途（西南聯大地下黨組織負責人），馬識途同情他的遭遇，支持他的反抗精神，並真誠地告訴他：“戀愛是年青人的權利”。在馬識途的幫助下，羅廣斌對個人戀愛與家庭情感的矛盾衝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認識到為追求個性解放，獲得自己應有的權利，只有一條路：離開令人窒息的家庭，呼吸新鮮的空氣，尋找新的人生坐標。
1944年初，羅廣斌跟隨馬識途到昆明西南聯大附中學習。在這裡，他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並經過“一二·一”學生運動的鍛鍊，認識到“血是仇恨的種子”，影響了他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使他從追求個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狹小天地里走出來，投身於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事業。在西南聯大附中的學習生活，是羅廣斌人生的轉折點，他擺脫家庭的束縛，走上革命道路，找到為之奮鬥終身的理想和信念。
入獄前後
《烈火中永生》1948年9月10日，羅廣斌在成都家中被捕。關於他被捕的原因有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被冉益智出賣的，羅廣斌脫險前一直持這種觀點，因他在受審時，叛徒冉益智（地下黨重慶市委副書記）勸降羅廣斌，並提及他的入黨自傳是用綠色稿簽寫的，有十幾頁，羅廣斌聯想到自傳清楚地寫明馬識途是自己參加革命的引路人，因此認為是敵人借用馬識途的名義誘捕自己，判定被捕是因冉益智出賣同志造成。一種說法是羅廣斌的母親不謹慎，把他回家的訊息告訴查戶口的人，並央求保護，被特務偵察到，第二天就被捕了。一種說法是羅廣斌的哥哥知道他回家，怕他鬧事闖禍，因而讓特務頭子徐遠舉把他抓起來加以管教，但提出要求：必須確保羅廣斌的生命安全。造成羅廣斌被捕的原因確切地講，首先出賣他的是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敵人通過叛徒之口得知羅廣斌的身份，但對其下落不清楚；隨後，羅廣文向徐遠舉提供弟弟羅廣斌的行蹤，導致羅廣斌被捕。
1948年3月1日，羅廣斌赴秀山前，重慶地下黨組織經過較長時間的考察，由劉國志、江竹筠介紹羅廣斌入黨，候補期9個月，其工作關係屬於市委副書記冉益智領導的學運系統，劉國志曾將羅廣斌的入黨自傳交給冉益智。按地下黨組織的紀律，領導成員對各自領導的組織和人員的具體情況，一般是互不通報的。但市委書記劉國定心多手長，他從冉益智那裡看到羅廣斌的自傳，知道羅廣斌入黨之事。
《烈火中永生》1948年4月，劉國定、冉益智相繼被捕叛變，並競相出賣川東地下黨組織。劉國定搶先一步，供出羅廣斌的身份；冉益智也將羅廣斌參加革命的情況合盤托出。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得知羅廣斌是國民黨第七編司令羅廣文之弟，於是將羅廣文約到重慶城內老街慈居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辦公室。
徐遠舉將羅廣斌參加革命的詳情告知羅廣文，並向其保證不傷害羅廣斌的性命。羅廣文怕弟弟鬧事闖大禍，明確表態，同意徐遠舉派人逮捕羅廣斌，幫助家人管教他，並告訴徐遠舉，家庭對弟弟太溺愛，他非常調皮，到處亂跑，家裡對他已無可奈何，他現在已回家，住在成都家中。徐遠舉得到羅廣斌在成都的訊息後，立即派重慶綏靖公署偵訊科科長左志良於9月5日由渝乘飛機至蓉。左志良抵蓉後，經過幾天的偵察和周密安排，決定於9月10日開始逮捕羅廣斌的行動。
9月10日上午，一個商人模樣的人來到羅家找羅廣斌，他聲稱帶來一封署名為“馬”的信件，需要親自交給羅廣斌。碰巧羅廣斌與馬識途約好9月10日左右聯絡，此事除他們倆人外，沒有第三人知道，因此，他對署名“馬”的信件深信不疑，出門取信，被捕。羅廣斌被捕後，在成都稽查處被關押了十多天。他的父母到監獄看他，勸他不要再堅持，共產黨是沒有出路的，希望他回歸家庭，被羅廣斌拒絕。9月下旬，左志良押解羅廣斌，由成都坐飛機轉到重慶，先後將羅廣斌關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館看守所。
悲劇人生
《紅岩》人物形象小蘿蔔頭長篇小說《紅岩》在全國的巨大影響，羅廣斌作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殺倖存者，成為青年們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時他的日子並不好過，出版小說《紅岩》後他的名氣雖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卻依然遭到諸多限制——1963年團中央提議推選他為訪日代表，被重慶市某些人以“歷史問題有個別疑點”為由否決；第二年共青團召開九大準備安排他為團中央委員候選人，也因同樣理由被否決。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羅廣斌當年在大屠殺之夜從獄中脫險的經歷，正好構成了讓人不放心的歷史疑點。因此羅廣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壓抑的。當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為口號的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之時，他立即被那種“造反精神”所鼓動，所感召。他成為重慶最早的造反派之一。這也是他的悲劇人生的開始。
《重慶晚報》載文介紹說：文革伊始羅廣斌等作家就向全市發表公開信成立戰鬥小組，參與造反奪取了市文聯領導權，在市級機關團體幹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聯職工郭青等發起成立造反派組織‘紅衛兵戰鬥小組’，當時羅立刻表示堅決支持並說：怕什麼，最多是坐監牢，掉腦袋，全家打成反革命！”摒棄文革的極左思潮，我們從羅廣斌這席話中似乎又依稀看到了當年參加地下鬥爭時那個熱血青年的風采。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月奪權”被中央肯定，各地紛紛聞風而動。重慶造反派內部在奪權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因此埋下了仇恨的種子。1967年1月31日，矛盾終於一觸即發：支持奪權的北航紅旗駐渝紅衛兵率先拋出了批判羅廣斌的文章《羅廣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內部的定時炸彈》、《我們為什麼要揪羅廣斌》，攻擊他的帽子一頂接一頂：“周揚黑線上的人物”、“與黑幫分子沙汀、馬識途等關係十分密切”，“重慶文藝界最大的鐵桿保皇分子”，“山城頭號政治大扒手”……
在民眾組織兩派公開決裂時，羅廣斌在選擇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時，也深深陷入派性鬥爭。1967年2月2日，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發令抓捕羅；2月5日，建工學院紅衛兵將羅從家中綁架並抄家；2月8日，奪權方的重慶市革聯會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聯等反奪權組織為“反革命組織”、“保羅（廣斌）組織”，勒令解散……
1967年2月10日就傳出羅廣斌在關押地墜樓自殺的訊息。當年看守羅廣斌的人說，羅廣斌實在是不堪忍受連續幾十小時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羅當時被關押於大坪馬家堡後勤工程學院，審訊者要他必須認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務放出監獄。從5日被綁架到9日深夜，連續幾十個小時不間斷輪番逼供，羅一支接一支吸菸，還將清涼油塗在煙上，神態異常疲憊痛苦不安。這樣徹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羅端著洗臉盆被押到3樓廁所打水洗臉，趁人不備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萬歲！”後跳下，墜地後撞在台階石梯上，當場死亡。
死亡之謎
《烈火中永生》關於羅廣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是畏罪自殺還是以死抗爭？是謀殺還是逃走時不慎墜樓？……文革中這幾種說法曾被造反派對立兩方炒得沸沸揚揚。最後卻被江青一錘定音說：羅廣斌是“叛徒”、“反革命”。江青在會上表態說：“羅廣斌是羅廣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們根本不理他。華鎣山游擊隊，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一時間“華鎣山游擊隊叛徒很多”、“川東地下黨叛徒很多”的傳言廣泛傳播。這說明迫害羅廣斌並不是鬥爭的終結，而是又一場政治迫害的開端。更多的人命運在江青的一番信口開河之後，徹底發生了改變。羅廣斌的命運確實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楊向東感慨地說：“羅廣斌悲劇是一個政治事件，他是在文革中大動亂、大奪權的激烈鬥爭中含冤而死。但是迫害羅並不是鬥爭的終結，而是又一場政治迫害的開端。直到1973年，羅廣斌的同事楊益言、劉德彬仍未恢復黨的組織生活。1978年小說《紅岩》在北京已經再版，然而在西師圖書館還被封存。直到1978年秋天，羅廣斌骨灰安放儀式在重慶隆重舉行，至此冤案得以昭雪。”
至今，羅廣斌的家人仍堅持認為羅廣斌之死有疑點，而另外一些人一般又傾向於接受他是自殺的。周孜仁認為，“文化大革命來了，他壓根不知道發動者的意圖，但對於個人，他以為是一個機會，於是開始用全然不同於文學的手段再次抗爭，這恰恰是他的弱項。我不知道文革史家們對羅廣斌之死有什麼新的考證，但我更願意相信他是自殺的。這不再是出於幾十年前的派性偏見，而是我個人以為他的自殺更符合文革的悲劇性邏輯。”
貢獻
1961年，羅廣斌和楊益言依據親身經歷創作的反映重慶解放前夕共產黨人地下革命鬥爭和獄中鬥爭英雄事跡的長篇小說《紅岩》，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引起轟動效應。至今，小說《紅岩》被譯為多國文字，發行量高達千萬冊，成為中國發行量最高的作品。作為小說《紅岩》作者之一的羅廣斌，他的人生歷程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