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余英時原籍安徽潛山，生於天津。燕京大學歷史系肄業。1950年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師從國學大師錢穆。1951年在報紙發表文章。1952年，成為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1955年，被推薦入美國哈佛大學，師從楊聯升，取得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1959年在哈佛認識了張灝。
余英時新亞書院畢業證書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於美任教期間，余英時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余英時與先師錢穆余英時曾經比喻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會持續觀察政治、評論政治，但不會參政。自1980年代起，他經常在台灣發表許多政論文章，頗獲政府當局的重視。儘管其思想與北京官方思想不一致，但他的著作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大量出版。
2006年11月16日，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布余英時與美國非洲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為表揚余氏一直為史學作出之貢獻，余氏母校新亞書院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另一成員書院崇基學院一起成立“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以推動中外歷史文化，介紹學術新知。第一屆講座已於2007年舉行，講者為許倬雲教授。
學歷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1962）
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1952）
職銜
余英時先生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1991-1992）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1987-2001）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1977-87）
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3-75）
美國哈佛大學正教授（1966-77）
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1962-66）
榮譽
唐獎第一屆漢學獎（2014）
國立交通大學名譽文學博士（2010）
國立清華大學名譽博士（2008）
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文學博士（2008）
日本大坂關西大學榮譽博士學位（2007）
余英時墨跡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Study of Humanity (2006)
Senior Distinguished Scholar, John W. Kluge Center, Library of Congress (2005)
Member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04)
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1992）
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
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
學術貢獻
唐獎頒獎詞
唐獎第一屆漢學獎頒發給——余英時
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教授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尊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教授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貢獻概要
余英時領取唐獎漢學獎余英時教授是享譽國際的史學大師，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他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2006年12月，余先生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中西方學界皆推崇先生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余先生於1967年出版首部英文專書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開始在美國學界嶄露頭角。其後，有感於自己英文研究成果在東方學界讀者有限，余先生乃改用中文撰述，期待研究成果可以傳布至西方漢學圈外。《歷史與思想》一書是余先生在台灣刊行的第一部論文集，此書不僅準確呈現余先生的治學取向，例如中國文、史、哲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中、西文化與思想之間異同的比較。具體的研究論題而言，集中所收的少數論文後來也都發展成為專書，如《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等。其次，此書是余先生中年以後，改用中文為學術著作主要媒介的開端。
余英時著作余先生著作等身，從1953年開始發表著作以來，六十年間，余先生出版中英文著作五十九本，論文四百餘篇。舉其重要者，有《歷史與思想》、《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增訂版《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史學與傳統》、《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等書。二十一世紀後，大陸亦陸續出版《余英時作品系列》（北京三聯書店）、《余英時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余英時英文漢譯論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余英時作品系列》（北京大學出版社），使余先生的學術影響遍及學界。在龐大的著述中，余先生的貢獻與學術特色，約有以下幾個方面
：
一、首先，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先生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涵括了上起 三代，下至明清，甚至當代的各個時段，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除了早期有關漢代死後世界觀（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1962）、漢代胡漢經濟交通史（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1967）的英文著作外，他豐富的中文論著，對於中國歷史，尤其是知識人的政治史、思想史與文化史，都深入加以研究，並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比如古代中國“反智論”及其後世之延續、古代中國知識人（士）身份與角色的轉型、傳統時代知識與政治（道統與治統）之間複雜關係、宋明理學從“得君行道“到“覺民行道”的轉變，清代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說等等，為中國文史領域研究提供了新方法與新思路。這當然與余先生深入理解西方哲學、歷史與文化理論，轉而重新詮釋中國思想與文化有關，也是他始終對於當代中國文化命運深切關懷的結果。
二、余先生以其深厚學養，關注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中最具關鍵性的理念涵意，及其歷史起源與發展等問 題。延續清末民初以來中西文化異同的爭論，余先生對中國文化“內向超越”特性的闡釋，是現有論述中最為詳明而扼要者，對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與現代意義，貢獻良多。而“內向超越”既為中國固有文化中最為核心關鍵的特色，其承自傳統“天人合一”觀念的歷史淵源及其涵義，也是亟需面對的重大歷史問題。根據傳統典籍與地下考古材料，余先生近來重新反思此一問題，撰著《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一書，可以視為他對此問題的定論。
三、余先生於普林斯頓大學榮退後，發表千餘頁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更 是國際漢學界的一大事件。此書運用一切有關史料，分析中國傳統士大夫訴求的“得君行道”的理想在宋代之所以獲得相當程度實現的政治、社會、文化與思想的原因與過程。然而，由於儒學傳統與傳統中國歷史環境的限制，導致欲落實“仁政”的士大夫無法長時建設制度，也無法保住此一理想的實際效果。最能終落入唐吉訶德式的結局。由於此書的豐富性、清晰性與深厚性，今後凡是從事研究中國傳統在近現代中國的意涵者，無法不正視此書所蘊含的重大意義。
四、余先生研究思想史，雖然對宋明理學十分重視，但基於史學立場，並不接受理學家或新儒家的道統觀──把宋明理學當做儒家精神發展的最高階段、認為清代以下的發展只有學術史意義，在思想史上無足輕重。余先生不僅認為清代考證學的興起有思想史發展的內在理路可尋，即因宋明理學內部義理問題的爭端導致儒學轉向經典考證，而且此種轉向也代表儒學主智論（intellectualism）的興起。清代儒者道問學的精神代表儒學發展的一個新方向，其歷史意義絕不在宋明理學尊德性之下，而且，這個新的發展恰好為儒學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提供一個始點。
五、余先生是研究中國傳統的歷史學家，但由於他對於傳統與近現代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具有同等深厚的 理解與掌握，他對近現代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領域的著作，因此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重尋胡適的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與《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等書里，他對近代重要知識分子學術地位及治學理念的闡發，乃有目共睹。如陳寅恪所作的隱語詩，經過余先生的破譯，方能窺知他的興亡遺恨與時局針砭，也更深入把握這一個對傳統中國文化精神深入骨髓而同時深具世界眼光的傑出學者的悲涼與清醒。
余先生平日撰述多為專業論著，閒時亦關注文化及政治問題，發而為文，關心的層面由學術擴展及時事，而 且劍及履及。然余先生雖然觀察與評論兩岸政治，並不實際參與政治，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其出發點乃基於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 芝加哥大學的余國藩教授盛讚其人道：“余英時教授就是他筆下的中國‘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與經歷都在反映這一點。”
獲獎演說詞
（本文系華裔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2006年12月15日接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盧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時的演說全文。該獎項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翻譯自余先生親自刪定的受獎演說全文，尹德瀚譯。
）
余英時先生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
能夠成為2006年“克盧格獎“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覺榮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後我才明白，今天我得獎的主要理由，是要透過我彰顯中國文化傳統和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知識史；前者系我終身學術追求的一個學科，後者系我選擇專精的領域。
我開始對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發生深厚興趣是在1940年代，當時中國史觀正處於一個反傳統的模式。中國整個過往被負面看待，即便中國獨特的發明，也在西方歷史發展的對照之下，被詮釋為偏離普遍文明進步的正軌。當時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以及對自己的認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贅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學教育，並前往我現已歸化的國家——美國繼續攻讀研究所。
中國“道”概念反映現實世界
這些年來隨著知識領域逐漸開闊，我才認清要清楚認識中國文化，必須知道它獨特的傳統。中國文化形成清楚的輪廓是在孔子時代(公元前551年至479年)，這在古代世界是一個關鍵年代———西方稱之為“軸心時代”。根據學者的觀察，好幾個高度發展的文化，包括中國、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臘，在這段期間都發生了一種精神覺醒或“突破”，其產生形式不是哲學論辯，就是後神話宗教想像，或者如同在中國的情形，是一種道德、哲學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識。這種覺醒導致現實世界與超現實世界產生區隔。對超現實世界的新視野提供有思想的個人，不管他們是哲學家、先知或聖賢，必要的超越觀點，從而檢視並質疑現實世界。這就是一般所知的“軸心時代的原創超越”，但其精確形式、經驗內容和歷史進程則每種文化各不相同。這種超越的原創性在於它對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響力。
在孔夫子時代，中國的原創超越系以“道”這個最重要的概念出現，道是相對於現實世界的超現實世界的象徵。但這箇中國超現實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時就與現實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這點與軸心時代的其他古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圖認為有個看不到的永恆世界，現實世界只是這個永恆世界的拷貝，但早期中國哲學絕未提到這種概念。基督教文化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為二，但中國宗教傳統也沒有這種清楚的劃分。早期佛教文化極端否定現實世界，將其視為虛無，中國的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類似的觀點。
認識中國文化須靠比較觀點
相對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國的認知中一直與人的世界不遠。但“道”的觀念也是由軸心時代中國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莊子所共享。他們一致認為，“道”隱而不現，但在人的世界中無所不在的運行，就連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道”。軸心時代創生的概念影響力日漸深遠，特別是孔子思想和“道”的觀念，幾世紀來對中國人的影響無遠弗屆，從這點看來，要說“道”與歷史組成中國文民的內在與外在也不為過。
在把中國文化傳統視為本土起源且獨立發展的產物的前提下，過去數十年我嘗試沿著兩大軸線研究中國歷史。第一個軸線是認識中國文化必須在其自身的環境之下，但有時也要靠“比較觀點”。我所謂的“比較觀點”系指印度早期帝國時代的佛學，以及16世紀之後的西方文化。20世紀之初以來，中國思想界一直不能擺脫中國對抗西方的諸多問題；如果缺乏比較觀點，只在中國的環境下詮釋中國歷史，很可能墮入中國中心主義的古老窠臼。
中國改朝換代與歷史延續性
我對中國知識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涵蓋古代乃至20世紀，而我的第二個軸線始終把重點放在改朝換代之際。和其他文明比較起來，中國的特點在於其漫長的歷史延續性，延續性與改朝換代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攜手並進。因此我為自己設定兩個研究目標，其一是辨識中國歷史上知識、社會和文化的變遷，其二是儘可能辨識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是否有其獨一無二的模式。
中國歷史上的深遠變遷往往超越了朝代的興亡；“朝代循環”在中國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暫流行，但這個名詞具有高度的誤導性。20世紀初年，中國歷史學家開始以西方的歷史模式重新建構及重新詮釋中國歷史。從此一般都認為，中國一定也曾經歷過和歐洲類似的歷史發展階段。在20世紀前半期，中國歷史學者採用早期歐洲的斷代方式，把中國歷史分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這種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麼優點，都不可能充分闡述具有地域性傳統的中國文化。敝人深信，只有著重於中國文化變遷的獨特進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這個偉大的文化傳統是如何被其內在的動力鞭策，從一個階段進展到另一個階段。
1940年代開始思索中西的對抗
接下來容我轉到另一個問題：作為兩個不同的價值系統，中國與西方如何在歷史的脈絡下對抗？正如前述，我最早接觸到這個問題是在1940年代晚期，當時中國對抗西方這個大問題籠罩了整箇中國知識界，從此時時縈繞在我心頭。因為在美國生活了半個世紀，且不時出入於中、西兩個文化之間，這個問題對我已經具有真實的存在意義。經過初期的心理調適，我早已對美國生活方式樂在其中，但同時仍保留我的中國文化認同。然而關於中國文化如何與西方核心價值兼容，最好途徑還是要從中國歷史中去尋找。
中國與近代西方初遇是在16世紀末期，當時耶穌會教士來到東亞傳教，其中對文化敏感的利瑪竇很快就發現，中國的宗教氣氛是非常容忍的，儒、釋、道基本上被視為一體的，就是在這種宗教容忍的精神下，利瑪竇才得以使當時許多儒家菁英分子皈依基督教。儒家認為人心同一及人人皆可得“道”，這樣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國基督教徒宣揚一種基督教與儒家的合成體，等於讓中國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進去。
19世紀晚期，一些心胸同樣開明的儒家熱心接受在西方當道的價值和理念，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個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人權。當他們之中有人前往歐洲與美國，並停留足夠時間去做第一手觀察時，一致深感佩服，而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憲政民主的理想與制度。
儒家思想尊重人類尊嚴
到了本世紀初，中國出現兩個對立的儒學派，一是現代儒學(或稱新儒學、當代新儒學)，一是傳統儒學，兩個學派都鼓吹民主，並對早期儒家經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開有系統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顯然已經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這兩個價值系統的兼容性視為理所當然。
最後我對“人權”要說幾句話。“人權”和“民主”一樣，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詞，原本不存在於傳統的中國儒家論述。然而如果我們同意，“人權”這個觀念正如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下的定義，是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的雙重承認，那我們也大可宣稱，雖無西方的術語，儒家思想已有“人權”的概念。在《論語》、《孟子》和其他儒家經典中，都載明了承認普遍人道和尊重人類尊嚴。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紀，帝王諭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對人類尊嚴的觀念作為禁止買賣或殺戮奴隸的理由。在這兩份年代分別為公元9年和35年的帝王諭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說的，“天地之性人為貴”。儒家從未接受奴隸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義之賜，晚清的儒學者才會欣然領會西方有關人權的理論和做法。
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
論著
專書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民主制度的發展》，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書合刊為《西方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台中：漢新出版社，1984。
《民主革命論》，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到思維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漢新出版社重印本，1984。
《自由與平等之間》，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漢新出版社重印本易名《自由與平
等》，1984。
《文明論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方以智晚節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訂擴大版，1986。
《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6；台北：華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增訂本，1996。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1981年增訂再版。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按：此書有英文簡介，見Heaven Earth, the Chinese Art of Living, Journal of Fine Arts Inner Arts I.1(May 1991), San Francisco；德文譯本見Martin Miller, Die Modernitat der Tradition, Zum Kulturvestandnis des Chineisischen Historikers Yu Yingshi, Munster: Lit, 1995, pp. 59-121.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森紀子日譯本，東京：平凡社，1991；鄭仁在韓譯本，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93。
《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本為一名同實異的論文集，列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1；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本《錢穆與中國文化》，內容略有不同。
《內在超越之路：余英時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2。
《民主與兩岸動向》，台北：三民書局，1993。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現代儒學論》，美國紐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本，有增訂。
《中國知識分子論》（康正果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論士衡史》（傅傑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1.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62.
2.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or and principal author, 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4.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Co-editor (with Willard J. Peterson and Andrew H. Plak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4.
著作
《現代儒學論》（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
《余英時學術思想文選》，何俊 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
《史學研究經驗談》，邵東方 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12月。
《人文·民主·思想》，海豚出版社，2011年1月。
《中國文化史通釋》，精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5月；平裝，2012年1月。
《中國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5月。
《朱熹的歷史世界》，精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7月。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1月。
《余英時訪談錄》，陳致 訪談，中華書局，2012年3月。
余英時作品系列：《論戴震與章學誠》（增訂本）、《方以智晚節考》（增訂本）、《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精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4月。
《卮言自紀——余英時自序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272頁，286 千字。
《中國情懷——余英時散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408頁，380 千字。
論文
1. 〈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華書局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台北：中華書局，1992，頁458-476。
2. 〈歷史女神的新文化動向與亞洲傳統的再發現〉，《九州島學刊》5.2(1992)：5-18。
3. 〈明清變遷時期社會與文化的轉變〉，余英時等著，《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頁35-42。
4. 〈王僧虔〈誡子書〉與南朝清談考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1993)：173-196；又見湯一介編，《國故新知：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詮釋》（湯用彤先生誕辰百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173-183。
5. 〈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205-221；又收在北京《中國文化》10(1994)：27-36及四川大學歷史系編，《冰繭彩絲集》（紀念繆鉞教授九十壽辰暨從教七十年論文集），成都出版社，1994，頁493-514。
6. 〈《錢穆與中國文化》自序〉，《學術集林》，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頁 223-229。
7. 〈我走過的路〉，《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16（日本‧大坂，1995）：1-9。
8. 〈談中國當前的文化認同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31(1995)：13-15。
9. 〈追憶牟宗三先生〉，台北，《中國時報》，1995.4.20，11版。
10. 〈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學術集林》卷七，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63-92。
11. 〈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台北，《聯合報》，1996.10.22-23，37版；收入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頁35-44。
12. 〈《朱熹的思維世界》（田浩著）序〉，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頁3-8。
13. 〈明清小說與民間文化--《和風堂新文集》序〉，台北，《聯合文學》12.11(1996)：14-26；柳存仁，《和風堂新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頁1-23。
14. 〈《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張朋園著）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0，台北，1997，頁i-vi。
15. 〈1997思前想後〉，《二十一世紀》41(1997)：4-8。
16. 〈漂流：古今中外知識人的命運〉（劉再復《西尋故鄉》序），台北，《聯合報》副刊，1997.5.8-9；《西尋故鄉》，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7，頁1-8。
17. 〈東西方漢學和《東西方漢學思想史》〉，香港，《明報月刊》32.12(1997)：110-111；又見北京，《世界漢學》創刊號(1998)：190-193。
18. 〈《煮酒論思潮》（陳奎德著）序〉，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1-8。
19. 〈俠與中國文化〉，劉紹銘、陳永明編，《武俠小說論卷》上冊，香港：明河社，1998，頁4-76。
20. 〈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3-52。
21. 〈戊戌政變今讀〉，《二十一世紀》45(1998)：4-14。
22. 〈論學談詩二十年--關於《胡適與楊聯升往來書札》〉，台北，《聯合報》副刊，1998.2.22-23；《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與楊聯升往來書札‧序》，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i-xii。
23. 〈香港的自由與學術文化〉，《明報月刊》33.3(1998)：15-16。
24. 〈《朱熹哲學思想》（金春峰著）序〉，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1-4。
25. 〈《自由鳥》（鄭義著）序〉，台北：三民書局，1998，頁1-7。
26. 〈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台北，《中國時報》，1998.12.24，14版；又見《文匯讀書周報》1999.1.2，9版，上海：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出版。
27. 〈朱熹哲學體系中的道德與知識〉，收在賀照田主編，《學術思想評論》第五輯，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頁352-375。
28. 〈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在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1-31。
29. 〈嚴復與中國古典文化〉，台北，《聯合報》，1999.7.11-12，37版。
30. 〈《共產中國五十年》序〉，金鐘主編，《共產中國五十年，1949-1999》，香港：開放雜誌社，1999，頁1-7。
31. 〈商業社會中士人精神的再造〉，台北，《聯合報》副刊，1999.9.12-13。
32. 〈讓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來！〉，《二十一世紀》56(1999)：10-14。
33. 〈學術思想史的創建及流變：從胡適與傅斯年說起〉，《古今論衡》3(1999)：66-75。
34. 〈多元化與普遍價值的尋求--祝台灣大學七十周年校慶〉，黃俊傑、何寄澎主編，《台灣的文化發展--世紀之交的省思》，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99，頁1-9。
35. 〈《朱子文集》序〉，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共十冊），台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冊一，頁13-26；又刊於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萬象》2.9(2000)：1-13，題為〈談宋代政治文化的三個階段〉。
36. 〈軸心突破與禮樂傳統〉，《二十一世紀》58(2000)：17-28。
37. 〈「王道」在今天的世界〉，馬鶴凌編著，《文明融合與世界大同》，台北：台灣中華書局，2000，頁139-147。
38. 〈新亞精神與中國文化〉，劉述先主編，《中國文化的檢討與前瞻‧序》（新亞叢書之四），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00，即出；又見台北，《聯合報》副刊，2000.10.24-25。
39. 〈重振獨立自主的人格〉，香港，《明報月刊》35.1(2000)：18-20。
40. 〈打破「西方民主」的迷思〉，阮銘，《民主在台灣‧序》，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0，頁Ⅰ-Ⅳ。
41. 〈「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二十一世紀》61(2000)：4-6。
余英時文集
《余英時文集》已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共十二卷
：
第一卷史學、史家與時代
第二卷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
第三卷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
第四卷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
第五卷現代學人與學術
第六卷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
第七卷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上）
第八卷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下）
第九卷歷史人物考辨
第十卷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
第十一卷 論學會友
第十二卷 國學與中國人文
訪談
今古逍遙知識人
早報記者 陳怡 來源：2006年12月15日 東方早報
素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之稱的“約翰·克魯格終身成就獎”不久前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行了頒獎儀式，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和美國歷史學家約翰·富蘭克林分享本年度大獎，余英時也是首位獲得該獎的華人學者。
香港學者李歐梵曾稱這位30年的同行是個逍遙自在、不以天下為己任的人，但遇不平之事要說話，任何強大的勢力在他看來都不覺得有什麼重要。余英時昨天在普林斯頓家中接受上海東方早報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我覺得這幾點還是比較說中我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在與余英時一個多小時的交流中，感覺就像曾有過相同經歷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靈頓所形容———“是場享宴”。
當記者好奇地向他問起，自他1978年帶領美國一個學術團體訪問中國後，就再也沒有踏上故土的余英時如何了解、研究中國時，76歲的老先生在電話那頭調皮地反問：“那我也沒有跑到歷史中去過啊，我是怎么了解歷史的？”
獲獎並非因為我是中國人
東方早報：您之前知道自己今年將獲得克魯格獎嗎？
余英時（以下簡稱余）：這個獎項的評選保密工作實施得非常嚴格，得知獲獎訊息時我很意外。克魯格獎從2003年創立時，第一屆獲獎者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神學的，第二屆的兩位得主分別研究基督教史和法國詮釋學，今年我和非裔學者約翰·富蘭克林的獲獎說明該獎項在美國內部已離開了白人主流學術圈，也表示獎項的西方評審已慢慢解除“西方中心”的觀念，西方主流學術界已將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這在50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其中有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學界將近兩代人努力的貢獻，也有西方50多年來中國研究者的功勞，這都是我的研究受到重視的前提。我想這次把獎項頒給我是因為我在美國大學教了四十幾年書，審查委員會的人對我的背景比較了解，知道我是從世界學術的視角出發研究中國，並作出了一些成績，而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
東方早報：中國研究從一種地域性研究到進入世界學術主流，這之間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余：18、19世紀時，世界上講的“漢學”就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學科，沒有將哲學、歷史、社會、人類學等學科結合在一起。這50多年來，西方的變化很大，歐洲漢學家受美國漢學界的影響，已經從單純考據式地研究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追求知識的淵博轉向一種現代性、具有普遍學術視角的中國研究，在考據之外還提出解釋，使歷史真相慢慢還原、復活，而不僅僅是把中國當作一個新奇的對象來看待。
歷史研究檢視人性深層
東方早報：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靈頓在頒獎詞中稱您的學術以一種深遠的方式，檢視攸關人性深層事實的主要課題，您自己如何理解他所說的“學術”與“人性”的關聯？
余：西方人認為，要了解人性，歷史是關鍵，心理學則是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從歷史中可以看出當事人種種不同的反應和人性的複雜，從個人早年接受的教育、價值觀變遷和當時的處境等因素中，真正了解一種具有連續性的古老文化，特別是像中國這樣連續性傳統非常強的文化。人有意志、情感、欲望、嚮往，這些都找不出一定的規律，所以，機械地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式尋找歷史規律是找不到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過去假定人類社會都經過統一的發展階段只是一個假說。中國與西方相比，歷史上沒有黑暗時代、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這樣很明顯的里程碑式的時代，朝代更替並不能說明社會的一種必然變化。事實上，世界上只有一個社會產生了資本主義，那就是西歐。所以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要先被概念束縛住了，歷史是開放、鮮活的，最沒意思的歷史就是造一個公式到處套用。
東方早報：這是否也是您個人治史方法上的一個特點？您求學過程中有哪些導師對您的影響比較大？
余：我的求學經歷比較特殊：小時候在鄉下的9年根本沒上過什麼學，16歲隨在瀋陽工作的父親到瀋陽上學，已經沒有機會再從頭學數、理、化了，就只能學文科，而自己則一直對歷史感興趣。
從1950年開始，我在新亞書院和錢穆先生有了接觸，受他的影響，我對“五四”的認識修正了許多，了解到“五四”確實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很重要的運動。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那以後，精神領域還沒有再經歷過比之更大的轉折，像1980年代的文化熱，也是還沒成型就中斷了。但反對“五四”的人也有其重要性，這兩種立場在當時屬於激進和保守兩種思想認識的不同。後來我在研究史料中發現，1920年代胡適在北大的入學考試中出了關於“五四”運動的考題，不少學生答不出來，可見“五四”的影響某種程度上被後人誇大了。經新亞書院推薦，1955年時我來到哈佛燕京學社，受教於清華經濟系畢業的楊聯升先生。他的社會經濟史研究也使我受益頗多。我早年的英文著述《漢代的貿易與擴張》就是受楊先生影響。他也影響我後來看任何思想，都不會把它放在真空中，而是放到整個社會經濟、歷史的背景下來看，希望儘量用想像力來還原歷史，思考一種制度如何誕生，在運用中會發生什麼問題，而不光在材料上做文章。
但我覺得這項工作目前在整箇中國史學界還沒有真正開始。很多人現在因為害怕挑戰一些巨觀的框架，只做小問題的考證、研究，而不觸及社會性質、結構變化等大的判斷，這就像造了一個螺絲釘、一扇門、一個窗，但沒有整幢房子的構圖，關於中國歷史的形態描述幾乎就被放棄了。所以我側重研究各個時代變化的階段，希望能從中國歷史的大發展中找到一條整體性貫穿的線索、一種內在的變化，而不是讓外來概念籠罩它。
嚮往有人情味的生活
東方早報：能否向大家介紹一下您現在的生活狀態、新的治學動向？
余：我一般每天都和我太太一起散散步、聊聊天，我們是最好的朋友。別的朋友現在都離得比較遠，只能打打電話。我過去喜歡下圍棋，還給《圍棋天地》寫寫文章，現在年紀大了，做學問之外就不想再多傷自己的腦筋，只是看看別人下。每天的工作時間從3到10小時，或長或短，這已成為一個生活習慣。不是我比別人用功，而是因為我的工作和娛樂是結合在一起的。因為不需要在人前證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沒有寂寞感。我的朋友還有古人呢。（笑）
11月初到二十幾日，我讀完了顧頡剛600萬字的日記，寫了6萬字回顧顧頡剛生平的文章，準備給台灣聯經出版社將出版的顧頡剛日記作序言。最近我正在把原來散落於各種雜誌、書刊中的論文編輯成兩厚本英文的論文集，交給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下一步我想研究唐代最有創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兩種人———詩人與高僧，特別禪宗和尚的關係。
東方早報：如果什麼時候您打算回中國，最想到什麼地方看看？余：我的故鄉安徽潛山官莊，那是我7至16歲青少年時代生活過的地方。那裡是窮鄉僻壤，小時候從安慶出發坐人抬的轎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裡，沒有電燈，也沒有自來水，是一個完全傳統的中國農村。那時我們鄉下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治社會，農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沒辦法，永遠也不能趕他走。鄉里的人互相都是親戚、朋友，沾親帶故的，靠家族族規維繫，沒有現在這樣的警察、武力。由於人情關係，大家互不欺騙，互不欺負，很和諧、有人情味。我對中國傳統社會的了解全靠那幾年，比起許多在城市裡長大的同代學者，這是我的優勢。
東方早報：能形容一下您心中的理想生活嗎？
余：我嚮往的生活和絕大多數現代人大概沒什麼不同，即一個“和而不同”的多元社會。在這種社會和文化安排下，人與人之間能互相尊重、容忍，過的是有人情味的共同生活。我絕不主張極端的個人主義，但我相信社會必須以個人為本位。只有如此，所有不同的個人才都能發揮他（她）的天賦才能和追求一己的理想。中國古代有一首民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這一嚮往在今天更為迫切。“帝力”代表政治力量，作為維持群體的“秩序”，不能不存在，但它應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使人不覺其存在。政治力量對人生各方面的干涉，越少越好。這樣便會出現一種“有自由的秩序”或“有秩序的自由”。一百多年來，中國絕大多數人都在追求這樣一種合理的秩序。在這一追求中，知識人的責任最大，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所以中國知識人在自己的專業之外，還必須發揮公共知識人的批判精神，不為“勢”或“錢”所屈服。但是這是指建設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毀一切文化傳統———包括中國的和外來的,撕毀一切則最終必將陷入虛無主義。
儒學人物
| 在中國歷史上，孔子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戰國時代儒墨並稱“顯學”。儒家的創始人就是孔子。他出身貧賤，以布衣之身聞名於世。他早年為了立足於世，於禮上多下功夫，提出了“克己復禮，仁也”的主張。他開辦教育，並抱經實濟民之志而遊說諸侯各國，以其人格魅力和感召力澆注了中華民族的品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