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杜維明杜維明 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被稱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發表論文數百篇。由於其傑出的貢獻，杜維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別榮獲第九屆國際T’oegye研究獎和聯合國頒發的生態宗教獎等獎項。
祖籍廣東南海，1940 年生於雲南省昆明市。1961 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後獲得哈佛—燕京獎學金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相繼取得碩士博士學位，1976 年加入美國籍。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年始任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教授並曾擔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自1996年開始出任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長至今。1990年借調夏威夷東西中心擔任文化與傳播研究所所長。1995年應印度哲學委員會之邀，在南亞五大學府發表“國家講座”。2010年12月20日，被北京大學聘為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此外，他還擔任長江商學院名譽教授、長江人文委員會主席。
學術研究
杜維明作為現代新儒家學派的新生代學人，杜維明把自己“看作一個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將儒家文化置於世界思潮的背景中來進行研究， 直接關切如何使傳統文化與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接軌，從而自20世紀80 年代以來通過借鑑哲學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比較文化學、比較宗教學、知識社會學等跨學科研究的方法，比較多地闡發了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和儒家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勾畫了當代新儒學理論的基本構架，在東亞和西方世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學術發展過程
杜維明自述：“在台灣的中學時代因受周文杰老師的啟蒙而走上詮釋儒家傳統的學術道路，而在東海大學親炙牟宗三和徐復觀的教誨才是促使我體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質理由”，爾後負笈哈佛，“以比較思想史為範圍集中探索儒學傳統的核心價值”。此後，他抱定志向據此為業，經過了三十多年的風雨兼程，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釋、傳播儒家文化。
杜維明杜維明將自身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學術起步到七十年代上半期，他決心鼓起心力對儒家的精神價值作長期的探索，以此作為自己專業上的承諾。他努力詮釋儒學傳統，主要“反映了當時為推進一種既有群體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識所做的努力”；第二階段即1978年至20世紀80年代末，他的關懷重心在闡發儒家傳統的內在體驗和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這一時期，他所關注並拓展的論域有“傳統與現代”、“儒學創新”、“儒學三期”、“工業東亞”、“東亞核心價值”、“軸心文明”等。“我關懷的重心在闡發儒家傳統的內在體驗和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第三階段，指20世紀90年代以來，他進一步拓展論說領域，更加關注“文明對話”、“文化中國”、“全球倫理”、“人文精神”、“啟蒙反思”、“印度啟示”、“新軸心文明”等問題。“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及本土化互動影響的氛圍里，如何為儒學第三期的展開拓展理論和實踐的空間，是我近來的思想焦點”。這些論域與“儒學創新”緊密相關。第一階段是他的思想形成期，第二階段是其發展成熟期，第三階段是其進一步發展期。儘管杜維明的思想在不斷的變化發展中，但他的思想活動始終關懷著一個主題，即儒學思想的現代命運。
下面對杜維明的新儒學理論的主要方面作一點簡要的介紹。
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
杜維明杜維明早年以研究宋、明儒學思想而成名。但是進入80年代以來，他講得最多的是儒家思想所具備的現代意義，和儒學發展的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因此，用“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來形容杜維明的努力，無疑是最貼切不過的。
五四以來的“工具理性”使儒家精神價值、傳統中國文化、東方文明頓然成為糟粕，棄之惟恐不及。因此，重新揭示蘊含在儒家傳統中的心性傳統的意義與價值，就成為杜維明著作的中心論題之一；另一方面，“要想從價值根源處尋求扭轉此一狀況的途徑，我們必須深沉反思代表現代西方精神的啟蒙心態並從其基本的生命取向掌握其論據的來龍去脈”。這是杜維明為新儒學的出路所設計的方向。因此，杜維明的儒學研究，實際上都是這樣的一種回應。
在杜維明的思想核心之中，第三期儒學如何發展的問題，始終是他所關注的主題。對儒學的發展，杜維明是這樣分期的：第一期發展是從先秦到漢。漢以後一直到唐代，主要是佛教思想的傳播，儒學的發展相對處於低潮；從宋代開始，儒學對佛教思想的挑戰，有了一個創造性的回應，因而形成了從宋到明清的第二期的發展，並從某一角度成為整個東亞社會的文化核心；鴉片戰爭以後，儒學式微，儒門淡泊，儒學有無第三期發展的可能，取決於它能否對西方文化的挑戰有一個創建性的回應。即儒學“吸收西方文化的菁華，最終成為世界文明的組成部分乃至核心內容”。
杜維明的儒學三期說引入了國際視野，將儒學擱置於東亞乃至香港、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華僑之中，最終將世界各國認同儒學觀念的非華人也包含在內，這是從世界主義的情懷出發對儒學所作的發展，
杜維明從理論上看，儒家的第三期發展的首要任務是哲學的重建，除此以外，杜維明提出還要從三個層次上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第一是超越的層次，主要是指基督教傳統。儒家對於基督教所提出的問題，尤其是對於他們對超越的理解和身心性命之學應有創造性的回應。第二是社會政治的層次，這一層次有多方面的挑戰，主要是馬克思主義。他非常希望儒學和馬克思主義進行深入的對話，並在其中找到結合點。第三個層次是所謂的“深度心理學”，如佛洛伊德的學說，特別是關於人性陰暗面的理論。他以為存在主義等思想和這種深度心理學也有某種聯繫。他深知儒家對人性陰暗面的理解比較膚淺，因此期望在人性論上能回應深度心理學的挑戰。
杜維明自述：他提出和探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乃是“針對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斷定儒家傳統業已死亡一結論而發”。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歷史系教授， 他在三卷本巨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認為：儒家思想“在產生它並需要它的社會開始瓦解之後，它成為一片陰影，只棲息在一些人的心底，無所為地只在心底像古玩般地被珍愛著”。杜維明認為，列文森的觀念很有代表性， 因為“這是一條為許多治現代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所遵循的思路”。顯然，對儒家思想的現代命運及其未來走向的論斷必定是基於對於歷史上儒家學說的思想特質及其真髓的理解和把握。
杜維明中國文化要想獲得徹底的復興，儒學第三期發展必須經過相當曲折的道路，儒學必須面臨美國文化、歐洲文化、東亞文化（即工業東亞） 的挑戰，把它真正的內涵在一個多元的文化背景中展示出來，並在這些文化中播種生根，然後才能以康莊的姿態回到中國，健康地發展。他自稱“對此相當樂觀”。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的兩極張力下，杜維明對儒學第三期復興的前景作出了展望。他要以儒學的“文法”理解和講述西方文化，或者用現代西方文化的“辭彙”來豐富和潤澤儒家傳統，再以按這種方式達到第三期發展的儒家傳統重新涵蓋中國文化。這就是他的結論。
“儒教中國”和“儒學傳統”
杜維明分疏了“儒教中國”和“儒學傳統”兩個概念。前者是“以政治化的儒家倫理為主導思想的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及其在現代文化中各種曲折的表現”，人們通常所說的封建遺毒是指儒教中國而言，而儒家傳統則是“使得中華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泉源活水；它是塑造中國知識分子那種涵蓋天地的氣度和胸襟的價值淵源；也是培育中國農民那種堅韌強毅的性格和素質的精神財富。”前者的主體是“政權化的儒家”，後者的主體是“以人文理想轉化政權的儒家”，兩者“既不屬於同一類型的歷史現象，又不屬於同一層次的價值系統”。後者代表了儒家之道的“自覺反省，主動地批判地創造人文價值”的真精神。“儒家傳統和儒教中國既不屬於同一類型的歷史現象，又不屬於同一層次的價值系統”。近現代中國文化的悲慘命運是由儒教中國所導致的“文化全面政治化和政治過程的一體化”的必然惡果。因而，儒學的現代轉化應是儒家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儒家傳統”是一個體現“終極關切”的精神文明：在最壞的客觀條件下表現出最好的人性光輝；具有可貴的抗議精神——超越性與現實性的結合；儒家文化不是超越而外在，而是超越而內在。因此，“儒學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為主的， 它所代表的是一種涵蓋性很強的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和西方那種反自然、反神學的人文主義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萬物一體”。這種人文主義，是入世的，要參與現實政治，但又不是現實政權勢力的一個環節，它“有著相當深刻的批判精神， 即力圖通過道德理想來轉化現實政治，這就是所謂‘聖王’的思想。從聖到王是儒學的真精神”，儒家思想的核心體現在“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外，儒家還具有強烈的宗教情懷。“我認為，不僅孔子，包括孟子、荀子，都有相當強烈的宗教情操。儒家基本上是一種哲學的人類學，是一種人文主義，但是，這種人文主義既不排斥超越的層面‘天’也不排斥自然。所以，它是一種涵蓋性比較大的“人文主義”“儒家的性命天道雖不代表一種特定的宗教信仰，卻含有濃厚的宗教意義。不過儒家的宗教性並不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氣氛中，而表現在個人人格發展的莊嚴性、超越性與無限性上”。
儒學傳統是文化認同的基礎，不僅是中國現代化的源頭活水，而且是全球文明健康發展的內在資源。我們應“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和西方比較傑出的思想家進行公平的對話”。所謂“真正的立場”是在儒家具有超越意義的基礎上而言的，而儒家的終極關懷是自我轉化。
多元的軸心文明----文明衝突與文明對話
杜維明說，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決不是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主流。亨氏對文化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是站在一種狹隘的政治學立場上，反映了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社會一些人的一種不健康的心態。儘管“文明衝突論”產生了相當影響，並且這種思想還在發展，但今後它的影響會越來越薄弱，因為它的理據有問題。我們認為，衝突不一定存在於不同的文明體系之間。在一個文明體系的內部，同樣會有衝突。當今世界，很多民族都面臨著經濟的發展與環境的破壞之間的衝突、物質生活的提高與精神價值的淪落之間的衝突，等等。這類文明體系內部的衝突，在不同的文明體系中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說很多文明體系中都存在著這類衝突。這就決定了不同的文明體系之間可以、而且應該進行廣泛的對話。
20世紀40年代，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大約從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人類文明經歷了一個極其輝煌的“軸心時代”：中國、印度、希臘、以色列都形成了高度的精神文明，產生了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以及猶太教的先知等一批代表當時人類文化精華的偉大哲人。以色列的猶太教、希臘的哲學、中國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等，是當時人類文明的幾大精神支柱。這些不同的文明體系相互溝通，共同構成了世界文化的第一次“軸心時代”。這幾大文明體系，也就成了代表人類一文明的幾個主要精神傳統，體現了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對話、溝通的重要意義。杜維明說，我們面臨21世紀，各種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體系之間應該有更多的溝通、交流，形成一種全球性的“文明對話”，乃至“第二次軸心時代的出現”。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各種產物，諸如東亞、南亞地區的印度教、伊斯蘭教，還有耆那教；中國的儒家、道家，還有大乘佛教；中東地區的猶太教，西方的基督教；等等，都應該進行廣泛的對話。西方文化與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之間，通過對話，完全可以相互取長補短，求得共同發展，因此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之間，即使在某種意義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文明衝突”，也不能否定文明對話是全球文明發展的主要趨勢。也可以說，正因為一定程度地存在著文明衝突的可能性，就更有必要進行文明對話。總之，文明之間的對話歷來是人類文明創造和諧條件的一個重要機制，是全球文明發展的重要機制。而當今世界的文明對話，就其廣度和深度來說，完全可以、而且應該超過雅斯貝爾斯所說的人類文明的第一次“軸心時代”。
杜維明認為，儒學文明至今仍然具有作為全球軸心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精神力量，具有現代價值。在當代世界的文明對話中，以儒家、道家和大乘佛家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應該是十分積極的參與者。
杜維明特地指出，儘管儒學文明對於當今人類文明建設具有啟發意義，卻不能單獨成為世界文明發展的主導，因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正在呈現出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明顯的多元化格局。儒學在當代的復興和發展是以全球文明多元化為背景的，這是我們談論傳統儒學的現代意義問題時的基本前提。在當代任何一種文明體系都不可能單獨在全球文明發展中居於主導地位。正如“歐洲中心論”已經破產、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一樣，人類文明發展也並不等於“儒化”。說儒學文明在現代社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並不意味著只有儒學文明才有價值，其他文明系統同樣有各自的重要價值同樣是全球多元文明格局的組成部分。
現代人文主義
在全球文化視野的背景中，考察人類的基本價值，從中凸顯儒學的現代人文精神。杜維明以“探究真實存在”的本體論方式解析在現代與後現代時代人類生存發展的種種困境，指出儒學心性之學所代表的那種“內在於現實世界並轉化之”的人文精神能夠有助於人類處境的改善，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整個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下半期以來，人類已經在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特別值得關注、值得欣慰的是，伴隨著這種反思，已經出現了一種有別於啟蒙以來人文主義思潮的“新人文主義”思想，它不贊成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反對片面追求物質性、工具性、技術性和實用性。儒家的人文主義精神和這種新人文主義思想在價值取向上是十分契合的。儒家思想對於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有著相當深刻的反省，它提倡天人合一，萬物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一種涵蓋性很強的人文主義。它以個人與社會、人類與自然、人心與天道的和諧為原則，這也正是新人文主義的精神方向，因此兩者可以溝通。而儒學儘管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歷史演變，基本宗旨卻始終是主張個人與他人、與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在這方面積累了很多富於人文關懷的深刻見解。例如儒家提出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就是這樣一種見解。這表明，儒學人文主義對於新人文主義具有啟發意義，這種啟發對於當前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當然，就傳統儒學來說，它必須實行創造性的現代轉換，才能更好地適應當今人類文明進步的需要。
杜維明對儒學的一個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認為它所講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適用於全人類。它的價值取向，在於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靈、神各個層面進行通盤的反省，在於促進人格的無窮無盡的發展，從個人修身，一直到成聖成賢。杜維明認為，它的意義，絕對不僅僅限於道德實踐的範疇，而是有著相當深厚的宗教內涵。聖賢人格作為體現其超越性的最高理想，卻可以激勵人們進行長期不斷的奮鬥，成為現實世界中的人體現其生命價值的內在動源。這種理想人格、理想境界的追求，不排斥宗教，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內涵和終極信仰，又可以具體地落實到現實世界的日用倫常、外王事功與自我修養上來。這是儒家的“哲學的人學”。儒家的人文主義與宗教精神並不相悖。
學術評價
杜維明對儒學精神的現代認同與顯揚，做了大量艱苦而又頗具開拓性的工作。這集中體現在以《人性與自我修養》，《儒學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中與庸：論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等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包容的人文主義”。因此，杜維明極力倡導的儒學第三期發展決非一種出自個人喜歡的非理性意願，而是其學術理性在深思熟慮之後自覺創造的結果。從一定意義上說，“現代新儒學”在中國大陸絕響30年後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興趣，在很大程度上和杜維明的講學和宣傳活動是分不開的。與此相應，80年代也正是新加坡在高中大力推行儒家倫理教學，日本文部省支援大專院校從事探討儒家倫理與東亞現代化關係十年計畫，韓國退溪學會全面展開儒學國際化活動，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開始組織儒學研究隊伍的時期。作為現代新儒家新生代的一員，杜維明與其前輩相比，他是站在一個更高的基點上和以更開放的胸襟來看待儒學在當今世界中所起到的作用及所處的地位等問題的。杜維明對儒教中國與儒家傳統的區分，對儒學精神與五四精神關係的分析，表明他對儒學的評價更為客觀、公正。從研究方法來看，他採用了一種“進去——出來”的研究法。所謂“進去”，即內在於研究對象的邏輯來掌握它的真理性；所謂“出來”即作為一個旁觀者來對研究對象進行考察。杜的這一方法既與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過分強調在傳統文化研究中需要一種“敬意”與“同情”的主觀情感的態度形成對照，也與西方漢學家將中國文化視為一個死物、一種古董的“客觀”研究方法完全不同，這些都顯示了杜維明的學術特質。
作為現代新儒家新生代的一員，杜維明與其前輩相比不同的第二點就是，在其以前的現代新儒家學者，大都是試圖說明儒家的內聖之學應該而且可以成為現代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民主與科學的形上基礎，認為科學與民主是儒家哲學本身的應有之意，因此這些人一般都致力於說明儒家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同近代的科學民主精神是相融合的，所以，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存在著“比附”大於“論證”的傾向。而杜維明則抓住七、八十年代以來，“東亞工業”社會出現的解釋，則部分地將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生，歸於儒家文化導致的“不期而遇”的結果，體現出一種從儒學的社會功能的角度對其進行解釋的傾向。
作為現代新儒家新生代的一員，杜維明與其前輩相比不同的第三點就是，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等人是出入於儒學與佛學之間，或援佛入儒，或由佛歸儒，他們的哲學中雖然有西方哲學的背景，但更多的是中國哲學與文化；馮友蘭是借用新實在論、實用主義、邏輯經驗主義的思想來配合中國傳統哲學來進行自己哲學體系的架構；牟宗三的一生正如其自己所言是配合著康德的哲學來進行哲學思考；唐君毅是配合著黑格爾的哲學進行哲學探究。而杜維明在面對世界性的現實經驗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的衝突中， 則是廣泛地吸納各種現代思想資源和哲學理念來論證自己的命題和觀點，通過借鑑哲學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比較文化學、比較宗教學、知識社會學等跨學科研究的方法，取得了一系列學術成果，從而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杜維明杜維明站在人類現代文化發展的基線上，用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開闊眼光審視傳統儒學，力圖通過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使中國文化走在世界文化發展的康莊大道上，這表達了一位海外華裔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留念之情。他“希望中國文化能實現其現代化與世界化， 希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內聖之學’得以發揚”，我們深信是有意義的。實際上，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對傳統儒學的“照察”對儒教中國及其命運的分析，對“儒學第三期發展”前景的展望，不乏真知灼見，具有理論創新的意義。
儒學傳統應是文化認同的基礎，不僅是中國現代化的源頭活水，而且是全球文明健康發展的內在資源。我們應“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和西方比較傑出的思想家進行公平的對話”。所謂“真正的立場”是在儒家具有超越意義的基礎上而言的，而儒家的終極關懷是自我轉化。
活動年表
1940年 庚辰，2月出生於雲南昆明。祖籍廣東省南海縣西樵鄉。
1945年 隨家遷上海。入國小。
1949年 隨家遷台灣。入台北女師附小。
1951年 台北女師附小畢業。秋，進入台北建國中學念國中。初次接觸王陽明詩文。
1954年 赴菲律賓參加“世界童子軍大會”。夏，國中畢業。秋，繼續在建國中學念高中。在周文杰老師指導下始讀《四書》。
1955年 暑假期間旁聽牟宗三先生講授“中國哲學”課。初識徐復觀先生。
1956年 5月，《四書》課畢。8月，在台北市郊淡水竹林初見唐君毅先生，時已讀唐的《心物與人生》等著作。
1957年 夏，建國中學高中畢業。秋，以第一名成績考入台中東海大學外文系。
1958年 轉入中文系隨徐復觀先生攻讀儒學。
1959年 從魯實先先生學習“文字學”、“歷代文選”。
1960年 從孫克寬先生學習“杜詩”。從梁容若先生學習“中國文學”，並由梁指導完成學位論文。
1961年 夏，東海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10月，服兵役。
1962年 8月，在嘉義退伍。9月，獲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赴哈佛大學留學。
1963年 獲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碩士學位。
1964年 從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選修“宗教社會學”。從艾律克森（Erik H．Erikson）選修“深度心理學”。
1965年 為準備博士口試研讀“歐洲及美國現代思想史”、“西方哲學”和“中國思想史”。
1966年 修完研究院課程並通過博士口試。6月，在美國伊利諾斯州向檳“明代思想會議”上初晤岡田武彥，會見唐君毅先生。7月，訪荷蘭萊頓大學。遊歷奧地利維也納。在丹麥哥本哈根憑弔克爾凱郭爾墓。返台灣任東海大學人文學講師，講授“文化認同與社會變遷”。撰寫博士論文。
1967年 遊歷香港、日本京都、韓國漢城等地。在香港從牟宗三、徐復觀先生凡六周。在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會見唐君毅。在漢城拜訪韓國大儒李相殷，參觀奎童閣藏書。秋，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兼職講師。
1968年 獲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聯合博士學位。升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9月，參加奧地利維也納第十四屆國際哲學大會。
1969年 夏，參加美國夏威夷第五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在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暑期班聽唐君毅先生講授宋明儒學五周。在夏威夷東西中心會見日本哲人西谷啟治。
1970年 夏，旅居義大利、葡萄牙。在義大利柯木湖會見唐君毅先生。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會見唐。在普林斯頓大學與勞思光共同主持“現代中國思想研討會”和“海外華人文化認同研討會”，醞釀“保衛釣魚島”運動。秋，西谷啟治在天普（Temple）大學講學，居費城；兩度前往參加研討會，並邀西谷到普林斯頓小住。經西谷介紹結識日本禪師佐佐木承周。12月，參加印度馬德拉斯世界哲學會議。
1971年 轉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參加科羅拉多州艾思本人文研究中心“亞洲思想研討會”。4月，參加中國留學生在華盛頓舉行的“保衛釣魚島”示威。在香港新亞書院會見唐君毅。冬，赴澳洲開會。
1972年 6月，參加夏威夷“比較研究王陽明暨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周年”學術討論會。6月下旬，訪游艾思本人文研究中心。冬，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讀明儒薛瑄《讀書錄》及劉宗周著作。
1973年 升任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遊歷希臘德爾菲。8月，赴艾思本人文研究中心開會。9月，赴瑞士蘇黎世參加世界象徵學會舉辦的思想研討會。
1974年 到美國密西根州安娜堡主持亞洲學會籌備會。
1975年 到香港、台北、日本東京等地。
1977年 升任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1978年 隨美國海洋學代表團首次回中國大陸，為期一個月；在北京師範大學作關於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的學術報告。
1980年 參加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到北京師範大學進修。
1981年 轉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中國歷史及哲學教授，哈佛儒學研討會主持人。春，獲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贈熊十力《尊聞錄》原版書一冊。3月，到芝加哥參加宗教哲學演講會。參加韓國“退溪學會會議”和台北“漢學會議”。
1982年 到夏威夷東西中心出席“國際朱子學會議”並宣讀論文。受新加坡政府聘任，幫助完善學校儒家倫理課程，共事者有餘英時、許倬雲、唐德剛等。應瑞士蘇黎世大學哲學部邀請，前往參加“國際禪學討論會”，並參加“蘇黎世交談”（Zurich Discourse）演講會。
1983年 1月，赴德國法蘭克福巴洪堡(Bad Homburg）參加“軸心時代的起源及分化”（The Origins of the Axial Age and Its Diversity）國際會議。2月，赴以色列參加由希伯來大學杜魯門研究中心及東亞研究系舉辦的“儒家——一個傳統的動力”國際會議，以紀念陸彬（V．Rubin）教授，年底，在“康橋新語”聚會中闡釋“儒家三期發展說”。
1984年 任哈佛大學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迄於1987年。受聘為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海外董事，迄於1992年。
1985年 作為美國富布賴特基金資助訪問學者，在北京大學講授儒家哲學。同時擔任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到湖北黃岡出席武漢大學等單位主辦的“紀念熊十力先生誕生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報告論文。在武漢大學主辦的中國文化講習班上作演講。
1986年 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主任，迄於1989年。
1987年 參加山東曲阜“國際儒學研討會”。
1988年 當選為美國文理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受聘為台灣大學哲學與歷史系訪問教授。在香港法住文化學院出席首屆“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並報告論文。
1989年 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第十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香港大學第一屆“金庸講座”講授儒家哲學。
1990年 借調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任文化與傳播研究所所長，主持“文化中國”及“文明對話”研究項目。在美國柏克萊聯合神學院畢業典禮發表演說。
1991年 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主任，迄於1992年。受聘為法國巴黎高深學院（L’Ecole Practique des Haute Etudes）訪問教授，講授儒家哲學。
1993年 主持美國艾思本人文中心（Aspen Institute）“全球社群中的華人”研討會、美國羅德島大學“威廉·奧利弗·馬丁（William Oliver Martin）講座”、美國史沃斯摩（Swarth more）學院畢業典禮特邀嘉賓講座、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傑出人才講座”。
1994年 參加山東鄒城“孟子學術會議”。出席北京由中國孔子基金會等單位主辦的“紀念孔子誕辰254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被新成立的國際儒學聯合會推選為副理事長。到香港中文大學出席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言。
1995年 應印度哲學委員會之邀，在南亞五大學府主持“國家講座”。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第一屆“吳德耀文化講座”和台灣東海大學第一屆“吳德耀人文講座”講學。在夏威夷第七屆東西方哲學家大會作特邀主題發言。出席香港中文大學“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學術研討會”並演講。在馬來亞大學回儒對話會議作特邀主題發言。應聯合國邀請參加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的社會發展高峰會議。任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出席成都第二屆“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在武漢大學“海峽兩岸徐復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論會”上作主題演講。受聘為武漢大學客座教授，並演講《文化中國與儒學創新》。任“世界華裔館（新加坡）”董事。
1996年 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賴世和講座”、伯克萊加州大學“弗斯特（Foerster）講座”、新墨西哥州立大學“杜沃（Dural）講座”講學。受聘為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人文論叢》學術顧問，並在武漢大學演講《人文精神與全球倫理》。
1997年 任馬來亞大學文明對話中心海外諮詢委員。受聘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格林（Green）訪問教授”。在美國聖地亞哥加州大學“歐金納·伯克（Eugene Burke）講座”講學。到日本京都出席“陽明學術研討會”。到印度講學。
1998年 任美國哲學學會規劃委員會諮詢委員。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文理學院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迄於2000年。在夏威夷大學“陳榮捷講座”講學。在第20屆世界哲學大學全會作特邀嘉賓發言。代表哈佛大學校長出席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大會並發表《人文學者的社會責任》的講話，同時出席北京大學“漢學研究國際會議”並作報告。主持“儒學的人論”學術研討會並作總結報告。到越南胡志明大學講學。出席韓國成均館大學建校600周年大會並發言。到山東濟南出席“牟宗三與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並講話。
1999年 任“哈佛燕京中國歷史及哲學與儒家研究講座教授”。到北京出席國際儒學聯合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的“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被選為第二屆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兩度到武漢大學，1月，演講《儒學與自由主義》；10月，主持由武漢大學與哈佛燕京學社合辦的“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致詞、演講。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講座”講學。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第一屆“方亨利（Henry Y．H．Fong）中國研究講座”講學。應邀參加“世界經濟論壇”並作主題發言。
杜維明2000年 獲“托馬斯·伯利（Thomas Berry）生態與宗教獎”。獲美國禮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榮譽博士學位。受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之邀，參加聯合國“推動文明對話的傑出人士小組”（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for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在馬來亞大學“國際宗教研究會議”作特邀主題發言。在香港中文大學“偉倫紀念講座”講學。在聯合國“千禧年世界和平會議”作特邀發言。在韓國成均館大學“尋求東亞研究新方向國際會議”和韓國園光大學“未來社會與宗教國際會議”作特邀主題發言。在美國肯塔基大學“托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講座”講學。在台灣“國策研究所”“新世紀文化體系之變遷與挑戰國際會議”作特邀主題發言。在華東師範大學“紀念朱熹誕辰870周年國際會議”作特邀主題發言。在上海“21世紀創造教育論壇”作特邀主題發言。在中山大學“現代性與傳統學術研討會”上作會議評論。
2001年 獲得第九屆國際李退溪研究會獎。
杜維明先後受聘為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曲阜師範大學、華中理工大學等校客座教授，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中國旅美社會科學教授協會顧問、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顧問，並擔任《哈佛亞洲研究學報》（美國）、《東西方哲學》（美國）、《中國哲學史》（中國）、《人文論叢》（中國武漢大學）、《當代》（中國台灣）、《二十一世紀》（中國香港）、《明報月刊》（中國香港）、《亞洲文化》（新加坡）、《人文雜誌》（馬來西亞）等學術刊物的顧問或編委。
主要著作
《傳統的中國》（合編，英文），美國新澤西學徒堂1970年版
《三年的蓄艾》，台北志成出版社1970年版
《中與庸：論儒學的宗教性》（英文），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89年二版；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中譯版，題為《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
《人文心靈的震盪》，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76年版
《行動中的宋明儒家思想：王陽明的青年時代（1472—1509）》（英文），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
《仁與修身：儒家思想論文集》（英文），美國柏克萊亞洲人文出版社1979年版；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中譯版，題為《人性與自我修養》；美國波士頓Cheng & Tsui出版社1988年版；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中譯版，題為《人性與自我修養》
《今日的儒家倫理：新加坡的挑戰》（英文），新加坡聯邦出版社1984年版；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中譯版，題為《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
《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英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譯版，題為《儒家思想新論——創造性轉換的自我》；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中譯版，題為《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
《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版
《儒家自我意識的反思》，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版
《三重和弦：儒家倫理、工業東亞及韋伯》（主編，英文），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1991年版
《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杜維明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
《儒家世界的透視：當代東亞儒家人文精神的討論》（主編，英文），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1992年版
《道、學、政：論儒家知識分子》（英文），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1989年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譯版
《常青樹：今天做中國人的意義》（主編，英文），美國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轉化中的中國》（主編，英文），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東亞現代性中的儒家傳統：日本和“四小龍”的道德教育與經濟文化》（主編，英文），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年版；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
《儒學發展的巨觀透視：新加坡1988年儒學群英會紀實》（主編），台北正中書局1997年版
《一陽來復》，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儒學與人權》（合編，英文），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十年機緣待儒學》（周勤），香港牛津出版社1999年版
《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台北稻鄉出版社1999年版
《杜維明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尋求文化的尊嚴：余秋雨和杜維明談中國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杜維明：文明的衝突與對話》，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杜維明文集》（五卷），武漢出版社2002年版
《儒家精神性》（合編，英文），美國紐約十字路口出版社，2000年
《儒家的人論》（合編，英文），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0年
主要論文
1995年
《東亞發展模式中的儒家向度》（英文），載Tzong—shian Yu and J．S．Lee編《儒家與經濟發展》，台北中華經濟研究所1995年刊
《儒家的幸福之道》（英文），載L．Rouner編《追求幸福》，Notre Dame University出版社1995年版
《文化中國與儒家傳統》，收入《學術集林》卷四，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
《作為生活現實的全球社群：開發社會發展的精神資源》（英文)，載《社會改革與社會進步》，紐約聯合國1995年版
《儒家精神資源與21世紀；杜維明訪談錄》（於春松），載《開放時代》1995年第1期
《以現代化儒學回應全球危機》，載《亞洲周刊》1995年1月8日
《關於“文化中國”》，載《現代與傳統》1995年第2輯
《如是我聞一時俱在檀香山：達賴、凱納海里與穆剎法的宗教對話》，載《當代》1995年2月
《重建理性溝通和開放心性——儒學和基督教的一場對話》，載
《文化中國》（加拿大）1995年3月號
《杜維明教授談東西方價值觀》，載《聯合早報》1995年4月9日
《關於“文化中國”若干問題的對話》，載《現代與傳統》1995年第4輯
《唐君毅的人文反思》，載《中華文化論壇》1995年第4期
《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載《當代》1995年第111期，1995年7月
《後現代主義的語言實踐》，載《當代》第112期，1995年8月1日
《開發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載《二十一世紀》1995年10月號
《為儒學發展不懈陳辭》，載《讀書》1995年第10期
《儒學的超越性及其宗教向度》，載《中國文化》第12期，1995年12月；又載美國《傾向》1996年第7—8期合刊，收入《十年機緣待儒學》
《聯合國五十年：發展高峰、媒體霸權和台灣意識》，載《當代》第116期，1995年12月1日
1996年
《東亞發展模式中的儒家向度》（英文），載克萊勒編《傳統思想在當今日本的影響》，慕尼黑伊迪斯姆出版社1996年版
《文化中國與儒家傳統》，收入《首屆吳德耀文化講座》，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從儒家觀點看人權》，同上
《闡釋中華民族覺醒的文化信息》，載《明報月刊》1996年
《儒家之風引領新亞洲》，載《天下》雜誌1996年1月1日
《關於知識分子概念的界定》，載《明報月刊》1996年1月1日
《儒家傳統及其現代取向——訪知名學者杜維明教授》（居敬波），載《開放時代》1996年第1期；收入朱漢明等編《杜維明：文明的衝突與對話》，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文化中國”精神資源的開發與創見》，載《東方》1996年第1期
《立志作“第一等”人：訪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黎綺華、陳尚琨），載《法燈》1996年2月1日
《宋明儒學的中心課題》，載《天府新論》1996年第2期
《自我認同的譜系：兼論儒家與自由主義》，載《中國研究月刊》1996年3月號
《讓魅力化成善種》，載《聯合報》1996年3月8日
《反思“文革”先要超脫集體健忘》，載《明報月刊》1996年第6期
《如何分析“文化中國”知識界的內耗問題》，載《明報月刊》1996年7月號
《人文反思與知識分子——新儒家的自我定位問題》，載《明報月刊）1996年8月號
《回儒對話尋文化革新》，載《亞洲周刊》1996年8月18日
《莫說儒門淡泊——杜維明教授談知識分子新定義》（林志光），載《明報》1996年8月19日
《儒家教育理念——當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儒家教育理念與人類文明國際研討會暨嶽麓書院創建1020周年紀念會”主題發言，1996年8月25—28日，載《國際儒聯簡報》1996年第3期
《儒家人文關懷與大學教育理念》，同上會閉幕式發言；收入朱漢民編《中國書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朱漢明等編《杜維明：文明的衝突與對話》（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大陸知識分子的儒學研究》，載《交流》（台北）第29期，1996年9月《減少內耗 加強協力——“文化中國”知識分子的自處之道》，載《文化中國》（加拿大）1996年9月號
《東亞現代性中的儒家傳統》（英文），載《美國人文、社會與科學院院訊》1996年11月號
《當代台灣的文化認同與承認政治》（英文），載《中國季刊》第148號，1996年12月；收入D．Shambaugh編《當代台灣》，牛津：克萊頓出版社1998年版；又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台灣）1999年6月號
《超脫集體健忘》，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文化中國：‘文革’三十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載《民主中國》1996年總第34期
1997年
《儒家傳統的啟蒙精神》，載《中華文化：發展與變遷》，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聯合會1997年版
《從“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看儒學發展的困境》，同上
《走向全球倫理：回儒對話的精神意涵》（英文），載O．Bakar編
《伊斯蘭與儒學：文明對話》，馬來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中國哲學概論》（英文），載E．道伊奇等編《世界哲學手冊》，牛津：布萊克維爾出版社1997年版
《危機和創造：儒家對第二個軸心時代的回應》（英文），載S．L．Chase編《理解之門：關於同類之愛的全球精神的話語》，美國伊利諾斯Quincy：Franciscan出版社1997年版
《徐復觀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國”知識分子為例》，載李維武編《徐復觀與中國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儒家發展的巨觀透視·序》，台北正中書局1997年版
《尋根的共識》，載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刊《總會三年》，1997年
《“文明對話”取代“文明衝突”——與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談文化》（丁果），載《世界周刊》1997年1月5日
《以公心辯國族主義》，載《明報月刊》1997年3月號
《走向新世紀的對話——關於東西方文化資源和現代化的討論》，載《文化中國》1997年第3期
《從多元的現代性看儒學創新》，載《明報》（北美版）1997年4月17日
《重視參與的傳統：儒家公眾知識分子》(英文），載《哈佛亞太評論》1997年夏季號
《儒學創新的契機》，載《讀書》1997年第9期
《儒家“體知”傳統的現代詮釋》，1997年11月；收入《十年機緣待儒學》
1998年
《<；百年中國哲學經典>；序》，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人文精神與全球倫理》，收入《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第2卷），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此篇有不少錯訛，應以《人文論叢》1999年卷為準）
《儒家視野中的全球社群的核心價值》（英文，轉譯德文），載 R．Moritz和李明輝編《論儒家》，德國1998年版
《梳理可用於理解變動世界的概念資源》（英文），載《新千禧年的國際研究：面對全球化的挑戰》，美國Westport：Praeger出版社1998年版
《儒家人文主義的“三綱”和“五倫”》（英文），載W．H．Slote and G．A．Devos編《儒家與家庭》，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國哲學的修身觀念》（英文），載E．Craig編《盧特理治哲學百科全書》，紐約盧特理治出版社1998年版
《中庸》（英文），同上
《漢學、中國學和儒學》，載《漢學世界》1998年創刊號，收入《十年機緣待儒學》
《現代化的憂思——訪杜維明》（譚庭浩），載《南方周末》1998年1月9日
《從亞洲危機談工業東亞模式》，1998年2月；收入《十年機緣待儒學》
《李慎之、杜維明對談錄》，載《國際儒聯簡報》1998年第3—4期
《杜維明先生訪談錄》（蔣慶），載《貴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3、4期
《感受北大，寄望北大——著名漢學家杜維明先生訪談錄》（盧寧），載《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4期
《“中國人”的三個境界》，載《文摘報》1998年4月9日
《本土經驗的全球意義——為<；世界漢學>創刊訪杜維明教授》（周勤)，載《世界漢學》創刊號，1998年5月
《儒家文化的新價值：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訪談》（陳麗智），載《新東方》1998年第5期
《人文學者的社會責任》，在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會議上的發言，1998年5月；中國教育熱線
《傳統儒學如何定位現代——訪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教授杜維明》（陳麗智），載《台聲》雜誌1998年7月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哈佛大學教授、儒學家杜維明訪談錄》（肖英、徐彤），載《中國青年報》1998年7月25日
《儒家人文精神與現代啟蒙心態——燕園訪杜維明》（蔣廣學），載《中國國情國力》1998年第8期
《全球化與本土化衝擊下的儒家人文精神》，載《聯合早報》1998年9月27日、11月10日言論版，收入《十年機緣待儒學》
《東西方的交融：儒學的人權觀》（英文），載《哈佛國際評論》1998年夏季號
《杜維明談“現代性中的傳統問題”》（孔明安），載《哲學動態》1998年第11期
1999年
《人文精神與全球倫理》，收入《人文論叢》（1999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郭店楚簡與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收入《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20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在“儒學的人論”學術研討會上的總結髮言》，收入《國際儒學研究》第6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從“體知”看人的尊嚴》（提綱），同上
《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人的教育》，收入樂黛雲主編《跨文化對話》（第2期），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文化資源和現代化模式》，收入《崩離與整合——當代智者對話》，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台灣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1999年刊
《修身：體現人性的教育》（英文），載《第20屆世界哲學大會論文集》第3卷“教育哲學卷”，美國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哲學文獻中心1999年版；收入R．T．Ames編《美學的轉向》，芝加哥Open Court Press 2000年版
《意義的追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宗教狀況》（英文），收入P． Berger編《世界的非凡俗化》，美國Willian B．Erdmans出版社1999年版
《製造轉化中的自我的根源：論董其昌的美學反思》（英文），《與杜維明論仁、聖愛與道》，美國Binghamton University IGCS1999年版
《人文學科與公眾知識分子》，載《自然辯證法研究》1999年第1期
《儒學的理論體系與發展前景》，載《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1期
《五四·普世價值·多元文化》，載《開放時代》1999年第2期
《杜維明訪談》（英文，Anja Steinbauer），載《當今哲學》（英國）1999年春季號
《回應與創新——就“哈佛儒學研討會”訪問杜維明先生》（李明華），載《求是學刊》1999年第4期
《從人文學看宗教研究》，載《宗教哲學》（台灣）1999年4月號
《家庭、國家與世界：新儒學對全球倫理的探索》，載《社會語義學》1998年8月號；中譯載《國外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收入朱漢明等編《杜維明：文明的衝突與對話》，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人文學——哈佛燕京學社的學術事業》，1999年6月8日
《全球倫理的儒家詮釋——東亞現代性的儒家含義》，“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研討會論文，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9年7月刊印
《21世紀中國文化教育的展望》，“21世紀中國與可持續發展的挑戰研討會”論文（美國，華盛頓），1999年9月3—5日
《儒家的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杜維明千年學府報告會》，收入朱漢明等編《杜維明：文明的衝突與對話》，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孔子；仁的信念的化身》（英文），載《世界與我》1999年11月號
《郭店楚墓竹簡如何改寫中國思想史·楚簡中的新知》，載《中國青年報》1999年11月7日，又載《新華文摘》2000年第2期
《杜維明談東亞文明的六個特點》，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動態》
2000年
《郭店楚簡的人文精神》，載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中國與西方的複雜聯繫》（英文），收入M. Tobias等編《心靈的議會：新千禧年的哲學》，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儒家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在湖南大學演講》，載《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第4卷），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新軸心時代的文明對話——兼論二十一世紀新儒家的使命》，載《南洋商報》2000年1月1日
《傳承與創新》，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1期，2000年3月
《多元現代化：儒家東亞的啟示》，在哈佛大學“回儒對話會議”上的演講，2000年5月21—23日
《儒家人文精神的宗教涵義》，載《哲學動態》2000年第5期
《知識分子的通權達變——初會丸山真男的斷想》，載《當代》2000年9月號
《儒家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載《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儒家人文精神與宗教研究》，載《台灣宗教研究》第1卷第1期，2000年10月
《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談全球化與文明對話》（專訪），鳳凰衛視中文台，2000年12月
《儒教東亞興起的涵義》（英文），載《代達魯斯》2000年冬季號
社會獎項
孔子文化獎
在山東曲阜2009年9月27日下午舉行的第二屆世界儒學大會上，首屆“孔子文化獎”揭曉，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和中國孔子基金會分別作為個人和機構獲此殊榮。“孔子文化獎”由中國文化部和山東省人民政府於2009年設立，主要表彰獎勵在儒學研究和普及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儒學研究者、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這個獎是中國文化部的最高獎項之一，每年評選一次。杜維明是第三代新儒學代表人物之一，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哈佛大學等學校，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杜維明倡導儒學的現代價值以及東西方文化的文明對話。
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
由國家文化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中央電視台共同主辦的《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評選》頒獎典禮，在中央電視台新台址隆重舉行。國際鋼琴巨星郎朗、國學大師杜維明、在世界各地推廣崑曲的白先勇、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籃球巨星姚明等十位個人以及孔子學院總部一個集體，獲得首屆“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稱號。這是目前國內最高規格的文化盛事，更是一場匯集了全球華人文化精英的文化盛典。
全球華人國學終身成就獎
2018年11月，第三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在北京舉行頒獎盛典，杜維明榮獲全球華人國學終身成就獎。
儒學人物
| 在中國歷史上，孔子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戰國時代儒墨並稱“顯學”。儒家的創始人就是孔子。他出身貧賤，以布衣之身聞名於世。他早年為了立足於世，於禮上多下功夫，提出了“克己復禮，仁也”的主張。他開辦教育，並抱經實濟民之志而遊說諸侯各國，以其人格魅力和感召力澆注了中華民族的品格。 |
海外漢學家
| 漢學家，是指從事中國古代、近代和現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一般特指國外的學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