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京師大學堂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l1日至9月21日戊戌變法期間，為了“廣育人才，講求實務”，清光緒皇帝頒布的新政措施中，有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一項。同年7月，京師大學堂在北京創辦，由大臣孫家鼐管理。當時規定學堂的辦學方針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並用，觀其會通”。起初，大學堂擬設道學、政學、農學、工學、商學等10科。戊戌變法失敗後，新政被廢除，京師大學堂雖然總算保留下來，但教育方針和教學內容都發生了變化，學堂規模也較原計畫大為縮小。課程僅開設了詩、書、易、禮四堂及春秋二堂，仍為封建書院式教學，每堂只有十多人。1900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後，學堂一度停辦。1902年復校，增設預備科（政科、藝科）及速成科（仕學館、師範館），次年又增設進士館、譯學館和醫學實業館，對畢業生分別授予貢生、舉人、進士的學位。1910年，學堂改設為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於1912年5月改名為北京大學。
創辦背景
京師大學堂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二(1898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上《請推廣學校折》，第一次向清廷提出設立京師大學堂的建議。七月，清廷命管理官書局大臣孫家鼐“察度情形，妥籌辦理”。
同月，孫家鼐上《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提出六項辦法：
一、京師大學堂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宗旨。
二、應於京師擇寬曠地點作為堂址，必使講堂齋舍“爽塏宜人”，儀器圖書“庋藏合度”。
三、擬分天學、地學、道學、政學、文學、武學、農學、工學、商學、醫學10科。
四、應延聘中西總教習各2人。中國教習應選取品行端正，學問淵深，又通達中外大勢者擔任；外國教習既須深通西學，又須“精識華文”。
五、慎選生徒，切實考驗考生的中西各學，擇優選取；並須“性行純正，身家清白”。
六、畢業學生如科舉不中，由學堂發給“金牌文憑”，派往總署充譯員，或任教習；或分送南北洋海軍、陸軍、船政、製造各局為幫辦等，以廣出路。
京師大學堂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7年6月11日)的“明定國是詔”宣布“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並命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會同妥速議奏”。
五月康有為上《請開學校折》，奏請加速籌辦京師大學堂。初十，光緒帝諭軍機大臣等，令著總理衙門“妥擬”籌辦京師大學堂及譯書局詳細章程，迅速具奏。十五日總理衙門復奏籌辦京師大學堂的草定章程，其要旨有：
一、寬籌經費；
二、宏建學舍；
三、慎選管學大臣；
四、簡派總教習。
並附有梁啓超代為草擬的《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
同日光緒帝頒諭，稱京師大學堂章程“綱舉目張，尚屬周備，即著照所議辦理”，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必須規模閎遠，始足以隆觀聽而育人材”。派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原設官書局及新設譯書局均併入大學堂。一般即將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作為京師大學堂創辦之日。
根據梁啓超代理總理衙門草擬的辦學章程，京師大學堂不僅是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是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機關，各省學堂都歸大學堂管轄，各省會暨外府州縣所有已設立學堂，均須將學堂章程、教習姓名、學生額數，咨送大學堂考。因各省中學尚值草創，不能為大學堂提供足夠的生源，故京師大學堂兼辦中、國小堂，分列班次，循級而升。
歷史
京師大學堂1900年，帝國主義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京師大學堂遭到破壞，校務停頓。
1902年學堂恢復（京師同文館1902年亦併入京師大學堂），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先設速成、預備兩科。速成科分仕學、師範兩館，預備科分政科及藝科。
1903年增設進士館、譯學館及醫學實業館。同年改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統轄全國學務。另設總監督,專管京師大學堂事宜，派張亨嘉為第一任總監督,京師大學堂遂成為單純的高等學校。
1910年發展為設有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的大學。
1912年始更名為北京大學。
1913年底大學專門分科學生226人畢業，是為北京大學第一批本科畢業生。
教育方針
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的建立，是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標誌，其最大特色是在繼承中國古代文明的基礎上引進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和近代科學文化。其辦學方針遵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原則，強調“中西並重”，務使二者“會通”，缺一不可。對於西學，又強調西文僅為“學堂之一門”，而非“學堂之全體”；僅以西文為“西學之發凡”，而不為“西學之究竟”。課程設定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辦法，分普通學科和專門學科兩類。普通學科為全體學生必修課，包括經學、理學、掌故、諸子、初等算學、格致、政治、地理、文學、體操10科。專門學科由學生任選其中一或兩門，包括高等算學、格致、政治、地理、農礦、工程、商學、兵學、衛生學等科。另設英、法、俄、德、日5種外語，學生凡年在30歲以下者必須修一門外語；30歲以上者可免修。
孫家鼐的治學方針
京師大學堂孫家鼐被任為管學大臣後，又於六月二十二日上《奏籌辦京師大學堂大概情形折》8條，主要內容為：
一、為舉人、進士出身之京官設立仕學院，以習西學專門為主。
二、大學堂應為畢業生代籌出路，其已授職者，由管學大臣出具考語，各就所長請旨優獎；其未仕者，亦由管學大臣嚴核其品學，請旨錄用。
三、精簡學科門類，如經學、理學可合併為一門，兵學宜另設武備學堂。
四、編譯局主要應編譯西學各書，舊有經書仍應以“列聖所欽定者為定本”，即使非欽定本，也不得增減一字，以示尊經之意。
五、總教習可設2人，分管中學和西學。西學教習薪水應從優。
六、應取消學生“膏火”(即生活津貼費)，而改為獎賞，以激勵學生努力向學。
經孫家鼐推薦，任命許景澄(1845―1900)為中學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大學堂校址設在地安門內馬神廟和嘉公主舊第，原有房340多間，又新建130多間，即後來的北大二院，又在北河沿購置房舍一所，開辦譯學館，即後來的北大三院。大學堂辦學經費為30萬兩，常年用費為200，630兩。戶部指定從華俄道勝銀行中國政府存款500萬兩的利息中支付；不敷之數，由戶部補足。
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
京師大學堂《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將大學堂分為預備科(簡稱預科)、大學專門分科和大學院三級。預科又分政、藝兩科，政科包括經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財；藝科包括聲、光、化、農、工、醫、算學。預科學制三年，畢業後可升入大學專門分科，並給予舉人出身資格。大學專門分科相當於後來的大學本科，分科相當於學院；科下又分門目，相當於後來的系。規定共設7科：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務、醫術。每科下設幾個門目，7科共設35門。大學專門分科學制3―4年，畢業後可升入大學院(相當於後來的研究生院)深造，並給予進士出身。大學堂另設速成科，包括仕學、師範二館，學制3至4年，畢業後可任初級官吏或學堂教習。當年九月十三日正式舉行速成科招生考試，十月二十六日又第二次招考，兩次共錄取182名，十一月十八日(12月17日)開學。1949年以前即以公曆12月17日為北京大學校慶日。
奏定大學章程
光緒二十九年，清廷命洋務派官僚首領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改定學制，對京師大學堂的章程也作了修改，修改後的章程――《奏定大學章程》，較之《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有幾點不同：
一、大學專門分科將原來7科35門改為8科46門，主要是增設了經學科，下分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春秋三傳、周禮、易禮、禮記、論語、孟子、理學11門課程，突出了經學的地位。
二、大學院改名通儒院，年限規定為5年。
三、大學堂設總監督，總管全學堂各分科事務，統率全學校人員，相當於後來的大學校長，受總理學務大臣之節制。
從光緒三十年開始，清政府專設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與管學大臣職務分開。光緒三十三年第一批速成科學生畢業。宣統元年(1909)第一批預科學生畢業。宣統二年8個專門分科除醫科外，均正式招生開辦，惟各科分門比原計畫為少。
招生考試
1902年10月14日，京師大學堂經過一段時期的籌備，正式舉行了招生考試。為作好招生工作，京師大學堂向全國各省督撫發出了通知，要求各地給予積極配合和支持。各地方官接到通知後，先在本地選拔，擇優錄取，然後再送到京師參加全國統一考試。京師大學堂這次招生的首先是速成科。考生成績評定採用百分制，以60分為及格。這種評分辦法是中國高等學校以60分為及格標準計算學生考試成績的開始，這次考試也是京師大學堂第一次舉行的較正規的招生考試。本次共錄取200名學生。
形同虛設
戊戌政變後，清廷恢復舊制，京師大學堂是百日維新的僅存碩果。但實際上也一度陷於停頓，光緒二十四年十月開學時，學生不及百人。原定開10科，實際只辦了詩、書、易、禮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不過10餘人，所學內容仍舊是孔孟經書和朱子理學，性質仍近似於舊式書院。而且，因恢復了八股取士制度，大學畢業生也只有參加科舉考試得中後，才能進入仕途，故每於科舉考期，學生紛紛請假赴考，學堂形同虛設。
抗日時期南遷歷史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長沙，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初，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匯聚三校菁華，以剛毅堅卓精神，維繫中華教育命脈。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返回故園，於1946年10月正式復學。
愛國傳統
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9世紀末民族危機嚴重之時，故其誕生伊始，即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光緒二十九年為反對沙俄長期侵占東北，京師大學堂師生積極參加了全國各界的拒俄運動，四月初四(4月30日)，速成科、仕學館、師範館的師生200餘人舉行集會，聲討沙俄侵略。師生幾十人憤怒發表演說，要求清政府拒絕沙俄無理要求，會後由73人署名草擬了《京師大學堂師範、仕學兩館學生上管學大臣請代奏拒俄書》，要求清政府拒約抗俄，推動了全國拒俄運動的發展，並為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樹立了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
建築遺存
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迄今在北京仍有一些建築遺存，一部分位於景山東門對面的沙灘后街55、57、59號院，為原京師大學堂的馬神廟公主府校舍舊址；另一處位於東城黃寺地區，為京師大學堂分科大學校舍。
大講堂
在景山東門對面，沙灘后街55號人民教育出版社院內，現存有一座大學堂和老北大時期使用的重要建築——大講堂。它原是公主府的正殿，過去是公主與駙馬舉行重要禮儀活動的場所，外觀是大式硬山筒瓦大脊帶前廊的建築，前廊四根紅色的立柱，室內屋頂上有精巧的藻井。在清末大學堂時期，此殿就稱為大講堂，也是當時學校內最大的教室。民國初年作為文科第一教室，以後又改為可容納200人上大課的階梯大教室。在老北大歷史上，一些講座和聽眾多的課以及集會，常常選擇在這裡舉行。當時國內外知名學者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梁漱溟等等，經常在此演講和上課。西側耳房，是名人和教授講課間隙休息的地方。如今只有大講堂孤零零地矗立在原地，其他建築在使用單位建設宿舍樓過程中全部拆除。即便如此，因使用單位為擴大面積，沿著前廊的廊柱位置砌上牆，裝上簡易的門窗，室內又用石膏板吊了頂，使得現有的大講堂建築，也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模樣。
總監督（校長）辦公處
沙灘后街57號院內北側原為公主府的宅院，清末為大學堂總監督的辦公處。從民國初期直到抗日戰爭爆發，這裡一直是老北大的校長辦公室及總務、教務等部門所在地。校長辦公室是其中的南邊一個小院。一進院的九間南房是文牘課、會計組辦公室；五間北房是教務提調處，民國初年過廳左右房間分別為理科學長和工科學長的辦公室，後為學校庶務組使用。此院東廂已拆改，西廂處有一幢大學堂時期建的“凸”字形的西式建築，這就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使用的辦公室，後改為會議室。此建築的外形輪廓基本尚存，但屋面的瓦及窗戶已被拆改，失去原有的面目。往北穿過過廳，進入二進院。有正房五間，前出廊，中三間出抱廈，東西廂房各三間，四周環遊廊。以上均為硬山筒瓦過壟脊。正房大學堂時期為總監督辦公處，民國初為國史館，蔣夢麟任北大校長期間，其辦公室設在正房靠東頭的兩間。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期間，他的辦公室在這進院落的東廂房。
西齋學生宿舍
沙灘后街西口59號院門口懸掛著“京師大學堂建築遺存”的標誌。這裡曾是大學堂學生宿舍，後稱為西齋，民國時期也叫北大第一寄宿舍。大門是北京四合院傳統的金柱門，正對門有影壁。從右側繞過影壁，便看見一條長長的甬道，西邊是15排平房，建築形式為中式硬山頂，但它的窗戶設計卻是西式半圓券拱窗，整個建築中西合璧。北大紅樓建成前，這裡有部分房間曾用作文科教室。西齋大約有165間學生宿舍，並設有飯廳。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訊息後，就在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1921年鄧中夏、黃日葵等19人，在李大釗先生大力支持下，發起成立“馬克斯學說研究會”。他們在西齋兩間學生宿舍存放了很多外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供會員研究之用，並稱那裡為“亢慕義齋”。“亢慕義”是德文譯音，意即“共產主義”。西齋現為擁擠不堪和雜亂無章的大雜院，只有甬道西側的學生宿舍，還能依稀看出原來的模樣。房與房之間，已蓋起各種小廚房，各家還搭起儲煤棚，使通道變得更加狹窄，存在消防隱患。公共教室樓
公共教室樓
在沙灘后街55號人民教育出版社辦公樓後，有一棟校舍建築（大約在1904年至1905年間落成），一直作為公共教室樓。它為二層磚木結構，建築外廓每面27.05米。四面和中央各有一處入口。十字交叉的走道，將平面劃分為每層四間方形教室，全樓共八間教室。教室除樓內走廊有門外，還另有兩門直通外廊，在西門進入走廊後有一單跑樓梯直通二層。建築總高11.45米。在大學堂時期被稱作大洋樓，民國初年一度作為理科大樓，在1915年的《關於未來計畫事項》中，曾將其規劃為文科樓。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數學系計畫使用此樓，因此又曾稱作數學樓，北大從西南聯大復校後，二樓曾作為動植物學系的標本參列室和實驗室，一樓仍為公共教室。這棟樓是目前保存最為完整的京師大學堂早期校園建築。大學堂分科大學校舍
京師大學堂分科大學校舍建築遺存位於東城區德勝門外安德里北街總政黃寺營區西院大門附近，建於1911年。主樓為磚木結構，灰磚清水牆，三角桁架，坡屋頂，造型粗獷厚重，是北京早期折中主義形式的作品。兩側配樓風格同主樓一致，建築質量較主樓稍差。該組建築由日本近代建築師真水英夫於1907年設計。現存四幢建築都是二層樓房，分為兩種類型，東部與西部東西向灰磚樓為同一類型，據說為格致科樓；其餘兩幢為又一類型，分別為經科樓和文科樓。經科樓與文科樓為地上兩層，地下一層，體量較大。南立面長88.92米，總寬度23.4米，總高18.65米。格致科樓平面尺寸則長約46米，寬約16米。
運動會
1905年4月，京師大學堂舉辦了第一次運動會。校方特彆強調開運動會的目的是培養青年“臨事不辭難，事君不惜死”的精神，在這次運動會上。還要運動員一再高呼“皇太后聖壽元疆，皇上聖壽無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