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是 1902 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她開創了中國現代高等師範教育的先河。 1908 年改稱京師優級師範學堂，獨立設校。 1912 年改名北京高等師範學校， 1923 年更名為北京師範大學，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所師範大學， 1931 年和 1952 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先後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併。
一百年來，北京師範大學始終同中華民族爭取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進步事業同呼吸，共命運，師範學堂及其後的師大師生在 “ 五 · 四 ” 、 “ 一二 · 九 ” 等愛國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李大釗、魯迅、梁啓超、錢玄同、吳承仕、黎錦熙、陳垣、黃現璠、范文瀾、侯外廬、白壽彝、鍾敬文、啟功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名師先後在這裡弘文勵教。百餘年來，北京師範大學培養了 20 余萬優秀師資和各類專門人才，為中華民族的教育文化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北京師範大學形成了以對祖國未來和民族命運的高度責任感為核心的 “ 愛國進步、誠信質樸、求真創新、為人師表 ” 的優良傳統和 “ 學為人師，行為世范 ” 的校訓，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書寫了光輝篇章。
歷史事件
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的成立
1908年5月，清政府決定京師大學堂優級師範科改為京師優級師範學堂，就廠甸五城學堂地方改建校舍，奏派陳問鹹為監督。這是我國高等師範學校獨立設定的開始。其校址，也就是北京師範大學1952年前在和平門外的校址。而五城學堂則在原校址的東面另建校舍，校名改稱五城中學，則是現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前身。11月14日京師優級師範學堂舉行隆重開學典禮，學部大臣張之洞及左侍郎嚴修、右侍郎寶熙等均出席。張之洞發示訓辭：師範教育，是為一切教育發源處，而京師優級師範，為全國教育之標準。故京師師範，若眾星之拱北斗，而北斗光細，則眾星帶不辨其為北斗矣。是以京師師範關係重大，惟望諸君子善體此義，勉學勿怠。膺此重寄，期為他日之一師表雲。張之洞不僅強調了師範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以眾星拱北斗，比喻京師優級師範是全國高等師範教育的帶頭雁，強調於國家“關係重大”，“膺此重寄”，希望不負重託，興旺發達，光芒萬丈。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的建制是撤銷了，但它與京師優級師範學堂一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一北京師範大學，薪火相傳，一脈相承。今天，北京師範大學不僅是我國高師院校的領頭雁，而且是國內外知名的重要學府。北京師範大學正準備迎接百年校慶，同時為與時俱進，在新的世紀再創輝煌，她新近復提出了建設綜合性、有特色、國內一流、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學新的辦學目標。梁啓超、張百熙、張之洞諸先賢，地下有知，當含笑日：吾道不孤。
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作用
師範館雖然前後只存在了7年時間，但它在中國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師範教育史上卻是開篇之作，占有重要的地位。綜而言之，可以引出以下的認識：
其一，師範館辦學嚴謹，成效卓著。王道元說：“師範館前後有兩期畢業生，在清末與民初，有不少風雲人物，自然功過亦不相掩。自余作終身教育職務的，亦所在多有。”[6](‘前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優級師範概況》)是平實之論。以第1期學生為例，足見其人才輩出，燦若群星。例如，第1名畢業生廖道傳，畢業當年赴日本考察學務，同年歸國後即出任廣西優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1913—1917年任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中山大學前身)校長。胡仁源，辛亥革命後曾一度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03年奉派出國留學的學生中，人才尤多。何育傑，1909年歸國，先後任北京大學、北京高師教授，為我國著名物理學家。1940年中央研究院曾專門設立“何育傑物理學紀念獎金”。王桐齡，1912年歸國後一直在北京高師任教授，為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馮祖苟，歸國後同樣在北京高師任教授，為我國著名的物理學家與教育家。俞同奎，歸國任為北京大學教授，是我國著名的化學家。如果說，以上諸人是教育界的翹楚；那末，谷鍾秀等人則多為政界名流。谷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參議會議員、眾議院議員。張耀曾，曾任參議院議員、北京大學法科教授、司法總長。吳景濂，同盟會員，曾任參議院議員、議長等職。一期畢業生中能湧現出如此多的英才，實屬難能可貴。當然，師範館兩期畢業生中，更多的人是從事教職，他們對中國現代師範教育的形成與發展，貢獻良多。與此同時，如前所述，師範館學生政治熱情高漲，他們是京師大學堂學生愛國活動的主力軍。這固然與其時全國民族主義高漲的大背景有關，但是，也要看到，大學堂的主持人與教師，多是具愛國之思的志士仁人，其對學生的潛移默化，不容忽視。管學大臣張百熙，重建京師大學堂，慘談經營，意在教育救國。他於學生的愛國行動十分同情，實予默認和袒護。學生對此十分了解，故張在學生中聲望素著。大學堂師生舉行拒俄集會，首先登台演講並令學生痛哭流涕，感奮不已的，正是教習范源廉。而林紓對師範館學生的臨別贈言，也正是以愛國敬業，諄諄善誘。北京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同是富有革命傳統的兩所名校，她們顯然都繼承了以師範館學生為中堅的京師大學堂學生的愛國傳統。
其二，師範館作為中國高等師範教育的起點，影響深遠。首先，從教育理念看，師範館的設立標誌著國人已形成了愈加明確的師範教育的觀念。京師大學堂是近代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的國立大學，師範館不僅是她的核心與基礎，而且師範館第一期畢業生，同時即是她的首屆畢業生，這是耐人尋味釩“辦理學堂，首重師範”它說明，師範教育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故張之洞說“師範教育，是為一切教育發源處”。百年來，“師範教育是整個教育工作的母機”，久已浸成了國人的共識。在確立了科教興國國策的今天，如何繼承和弘揚這一優良的教育傳統，顯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其次，從教育體制上看，師範館的設立意味著高初等師範教育構成了垂直完整的系統。而其後師範館脫離大學堂，另立京師優級師範學堂，則標誌著近代中國獨立設定的高等師範院校系統的確立。其後一百年來，儘管爭論時起，但這相對獨立的高師院校不僅沒有被取消，相反，卻獲得了蓬勃發展。這說明，此一體制符合國情，它支撐了世界上規模最為龐大的基礎教育的大廈，對於中國百年來教育發展與社會進步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是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的；最後，師範館所設計的專業課程與教育課程混編的課程結構與教師養成範式，也從根本上奠定了百年來中國高師辦學的基礎與模式。
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的局限
固然，師範館的局限也是明顯的。由於學生年齡偏大，程度偏低(主要指現代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許多人且未擺脫功名利祿封建思想的羈絆，師資隊伍也不足，這些自然制約了師範館的辦學層次與質量。更主要的是，京師大學堂終究是由腐朽的清政府舉辦的，它堅持忠君衛道的辦學方針，從根本上束縛了包括師範館在內整個京師大學堂的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些論者認為，“其實質仍是一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學校。距離近代大學的要求還很遠。”但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重要的問題在於，師範館終究是歷史性的舉，發凡起例，功不可沒。俞同奎說：“這塊園地，是戊戌京師大學堂孫家鼐開墾的，播佳良種子，卻是張百熙先生。我寫到這裡，不能不追念他老人家。當時計畫遠到和宏大，排除百般困難，培養這個嬌嫩的幼苗，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京師大學堂對於中國教育史，占有重要的一頁。我們這個張百熙先生，在這一頁教育史上亦實在占有重要的位置。”[8](四十六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對張百熙先生應作如是觀，對由張先生手創的師範館，同樣也應作如是觀。此外，雖然經百年發展，今天我國的高等師範教育正面臨著深刻的轉型，北京師範大學提出了建設綜合性、有特色、國際知名的研究型大學新的目標，也意味著她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高師院校了。但是，由師範館設立本身所彰顯的教師教育的基礎性、全局性作用和教師專業化的歷史大趨勢，卻具有恆久的意義，值得我們在貫徹科教興國戰略過程中，深長思之和自覺把握。研究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的現實性意義，也正在於此。
歷史地位
中國高等師範教育的開端
縱觀世界教育發展史，師範作為專門培養教師的教育機構，最早起源於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和德國。在中國，師範教育產生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1897年盛宣懷在上海首創南洋公學，特設的“師範院”為中國師範教育之始。1902年，京師大學堂設立師範館，為我國高等師範教育之始。因此，北京師大不僅是我國設立最早的高等師範學校，而且其建設的過程也真實地記載了我國高等師範教育發展的歷程。
十九世紀末，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之後，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國的有識之士痛感時局之危急，急起救亡圖存。許多愛國志士提出，救國之本在於開辦新學、培養人才。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制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京師大學堂分普通學與專門學兩類，同時，設師範齋和編譯局等部門。以後，歷經“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等變故，京師大學堂以致停辦。1901年清政府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主持重建京師大學堂。因考慮“國家需材孔亟”，先設速成科，下分“仕學館”和“師範館”。師範館首先招生，於1902年12月17日正式開學。京師大學堂的師範館，不僅是北京師範大學的開端，也成為中國現代師範教育的源頭。
1904年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把師範教育單列系統，把師範學校分為初級(各省設立的師範學堂)和優級(京師大學堂的師範館)兩類，專門制定了師範學堂章程，詳細規定了辦學宗旨、學科分類、課程設定、入學要求、畢業效力義務等。1908年5月，京師大學堂優級師範科改名為京師優級師範學堂，這是我國高等師範學校獨立設校的開始。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編制課程，引進國外現代課程，編撰教材，初步奠定了我國師範教育的基礎。從此，我國有了比較完善正規的師範教育體系。
中華民國成立之初，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但國內的有識之士仍不忘發展現代教育。1912年，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改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3年，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經當時的教育部批准，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為國立北京師範大學。1925年，始建於1908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亦改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師範大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它預示著中國教育將步入一個嶄新的時期。
一部北京師大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國高等師範教育的歷史，也是一部濃縮了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北師大師生不但致力於鑽研學問，而且時刻關心祖國的命運。1919年5月，北洋政府代表準備在出賣主權的巴黎和約上籤字的訊息傳到了國內，3日晚，北京高師工學會星夜與北大等學校聯絡，4日，北京高師的隊伍最先到達天安門廣場，與相繼趕來的北大等學校學生一起，憤怒聲討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在這一震驚中外的歷史壯舉中，高師學生為“五四”運動的發生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使北京高師成為“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之一。
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發生，日本侵占了北平，北平師範大學被迫遷往西安，與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組成西安臨時大學。1938年春，西安臨時大學遷至漢中，並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北平師大為西北聯大教育學院，後改為師範學院。1940年，西北師院奉命遷往甘肅蘭州，在黃河岸邊的荒灘上再次平地起家。從而使其成為除陝西以外的大西北第一所國立高等學校，為西北地區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發展均作出了卓越貢獻。
1949年，一輪紅日照亮了中國大地。沐浴著新中國的曙光，中國的教育事業從此獲得了新生。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對高等師範教育的發展非常重視。進北京不久，毛澤東主席就親臨北師大探望老師黎錦熙等教授，聽取他們對建國、辦學的意見。不久，毛主席又為北師大題寫校名。毛主席還親自召見師大校長，指示各行政機關應為辦好師大提供方便，使師大在全國師範院校中起到“示範”的作用。在黨和政府的關心和扶持下，“七五”、“八五”期間，學校被確定為國家首批重點建設的十所大學之一；“九五”期間，學校被首批列入國家“211工程”建設計畫。[1]
中國師範教育的旗手
中國高等教育，包括中國高等師範教育，從誕生之日起，就同近代中國革命一樣，經歷了艱難而曲折的歷程。自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建立至今，既是中國現代教育曲折發展的100年，也是中國現代史曲折發展的100年。
戊戌變法前夕，梁啓超在其起草的《京師大學堂章程》中提出設立“師範齋”的構想，並疾呼：“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為第一義。”戊戌變法失敗後，圍繞京師大學堂，清政府內部新舊勢力鬥爭非常激烈。清廷任命的管學大臣孫家鼐提出的有關設立仕學院等8大事宜中，對於師範齋，諱莫如深，不贊一詞。在這種情況下，梁啓超等維新派所構想的高等師範教育，無從談起。1902年，張百熙受命籌建京師大學堂後，他勇敢地繼承和發展了梁啓超的師範教育思想，強調“辦理學堂首重師範”，創設了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從而推動中國高等師範教育最終邁出了歷史性的第一步。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在全國劃定了6個高等師範區，北京為首區。1928年，國民政府一度把北平九所大學合併為北平大學，在師生們的極力反對下，1929年北平師大恢復獨立，1931年與北平女師大合併，形成新的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新校形成後，北師大整合學科設定，正待重振雄風之時，1931年至1932年國內又出現了取消師範大學的激烈爭論。其實，自1921年學制改革後，原來全國6所高師中，除北師大之外，或相繼與普通大學合併，或停辦，只有北師大仍獨樹一幟，堅持師範教育辦學方向，積極探索高等師範教育的發展道路。這場爭論雖未通過，但卻使學校的建設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在我國高等師範教育的歷史上，再一次有關高師的爭論，發生在1966年“文革”以前，當時在高等師範教育中出現了兩個口號的爭論：一種口號是高師教育要“面向中學”，另一種口號是要“向綜合大學看齊”。有人甚至提出要取消師範院校。1961年，在全國師範教育會議上，大家就高等師範教育辦學中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高等師範不是辦不辦的問題，而是如何辦好的問題。實際上這場爭論並沒有結束，這一問題到二十世紀在80年代又一次被提了出來。在這次爭論中，實質上就是對師範教育本質的認識。許多專家提出師範教育應強調師範性與學術性的一致。在爭論中，北京師大始終站在爭論的最前哨，從理論和教師教育的價值上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同時，學校在教師教育的實踐中不斷探索，注意拓寬專業，加強科研，不斷提高學校的辦學水平，為學校未來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歷史是最好的鏡子。100年來，儘管人們關於師範教育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不時的有人主張取消高師院校的設定，但是我國相對獨立的高師院校不僅沒有被取消，相反中國高等師範教育自成體系，卻獲得了蓬勃發展。從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設立，到京師優級師範學堂，到北京師範高等學校，再到北京師範大學，百年學府薪火相傳、一脈相承。今天北京師大不僅成為我國高等師範教育的領頭雁，而且成為國內外知名的高等學府。這說明，百年高師的發展符合我們窮國辦大教育的中國的基本國情。我國是個教育大國，百年來，各級師範教育，不僅支撐著目前世界上規模最為龐大的基礎教育巨廈，也對中國社會和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貢獻。今天，站在新世紀新的起點上，回眸歷史，我們如何評價師範教育的作用都不為過。
秉承百年歷史積澱，歷經百年風雨滄桑，建校百年來，北師大始終高舉高等師範教育的旗幟，在“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校訓鞭策下，逐步形成了“愛國進步，誠信質樸，求真創新，為人師表”的優良校風。師生們始終把熱愛祖國、追求進步作為崇高理想，教學科研工作的動力；把誠信待人、質樸立身作為行為準則，教師的道德標準；把求真創新作為鞭策自己的科學精神；把為人師表作為一生的自我追求，為中國師範教育的發展譜寫了輝煌的篇章。[1]
中國現代教育的縮影
我國的現代教育產生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葉，京師大學堂及其師範館的建立，是我國第一所國立高等學府，也是我國完整意義上的教師專業化的起點，幾乎與我國現代教育體系的建立和現代教育思想理論的引進同步。因此，從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建立至今的百年，是我國現代教育從萌芽到成長、發展、壯大的百年。北京師大是歷史的見證，也是中國現代教育的縮影。
1903年，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光緒二十八年即壬寅年)，是為“壬寅學制”，正式規定了師範教育分師範館與師範學堂兩級，已初步有了師範教育初、高級形成的明確觀念與體制構想。這是中國第一個比較完備的新教育制度。當時“壬寅學制”雖然頒布，並未實行。1904年清政府重訂學制，另頒《奏定學堂章程》規定師範教育分優、初兩級，優級高於高等學堂，初級高於普通學堂。由此中國師範教育脫離了各學堂，開始形成了獨立的組織系統。
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作為中國高等師範教育的起點，其意義是深遠的。從教育理念看，京師大學堂是近代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國立大學，師範館是其核心和基礎。百年來，師範教育作為整個教育工作的母機，已成為國人的共識；從教育體制上看，師範館的設立，以及脫離大學堂，而另立學堂，則標誌著近代中國獨立設定的高等師範院校系統的確立；從學校課程體系看，師範館所設計的專業課程與教育課程混編的課程結構與教師養成範式，也從根本上奠定了百年來中國高師辦學的基礎與模式。[1]
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與心理學院歷史
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是1902年（光緒28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它的創辦，開啟了中國現代高等師範教育的先河，同時也成為中國心理學教育的開端。
據1902年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規定，學生通習的科目（相當於現在的公共必修課）即設有心理學。
1903年《奏定初級師範學堂章程》其中規定講教育原理，當講明心理學之大要。《奏定優級師範學堂章程》中規定各類科一概通習第一年心理學，第二年套用心理學，每周2時刻。
當時的學制基本上仿效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學校所用的教材或講義多譯於日本。當時的師範館和師範學堂還聘來教授心理學的日籍教師，服部宇之吉（1867-1939）是其中最為有名的一位。
服部宇之吉1902年到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赴任，擔任“正教習”。他是師範館教授心理學課的第一個心理學教師。現存有他所授之心理學講義線裝本及鉛印本。線裝本的出版時間約在1902～1903之間。
書中依心理活動的認識、感情和意志三部分論述的，並為當時西方心理學的最新內容。這一本心理學講義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心理學教科書，也是中國最早來自日本的心理學書。該書除作為師範學堂每個師範生的必讀心理學課本外，也是當時在中國和日本行銷的新書。[2]
京師大學堂師範館1902年外國史學考試題
在京師大學堂師範館1902年10月24日的外國史學考試題共有十二問：
問：泰西史家謂國之能造文明極軌者，必海線延長而江河灌輸，其說於古則征之希臘、羅馬，於近則驗之英吉得。然亞洲、南洋諸島及高麗南掌諸濱海國以便交通振古泊，茲未為上國，豈前例非歟，抑亦有他故也？
問：大彼得、華盛頓、維廉第一功德孰大？
問：歐洲名將三，其一曰亞歷山大，其一曰罕尼伯勒，其一曰拿破崙，三者將略因時各有殊致而亦有所短長。能各疏其梗概否？
問：義大利建國三傑為誰？其所事之異同若何？
問：古者文物之國，治安日久則困於塞野簡質之民族，此不獨泰東為然，希臘之於馬基頓、羅馬之於俄、日耳曼，其尤著也。自火器精而此事遂絕。能明其理歟？
問：回教興於何地？始自何人？當中國何時，其教主開宗事跡見於中國古籍最詳者何史？試約舉之。
問：普魯士之強於由於勝法，其先嘗用兵於附近之二國。能舉其事略否？
問：波蘭內政之腐敗，未必過於土耳其，然波蘭分而土耳其存者，其有故歟？
問：上古波斯、西臘交涉大略。
問：大秦國見中史乘昉方何出？為今歐洲何國？
問：普法戰爭本末大略。
問：美利堅建國本末大略。
上述十二個問題涉及了自然環境與文明起源發展的關係、自古至今先進民族與落後民族發展緩速的辯證關係（野蠻對文明的征服）、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以及古代的中西交通等問題。要求學生的也不僅僅是淺層次的基本史實的掌握和就事論事的回答，而是已經涉及某些深層次的理論問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等學校世界史的教學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