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戲劇理論家、劇作家、民俗學家齊如山回憶他在同文館的學習生活
同文館乃經曾襲侯紀澤等奏請，於同治元年成立，即附庸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最初只有英文法文。在乾隆年間，因西北邊疆屢與俄國有交涉，所以在北京設立了一個俄羅斯文館，附屬在理番院，因同文館成立，也就歸併了這邊，共有三國文字。普法之戰以後（即德法之戰），德國日強，於是又添了德文，我入同文館之初，還名曰布文，通稱布國文字，布者布魯斯也，後來稱普魯斯，後來才改寫德文二字。甲午中日之戰，日本已強，又添了日本文，彼時名曰東文館。其所以名為東文館者，有兩種原因，說來也很可笑，一因甲午之戰，官員們為堂堂中國同一小日本打仗，說起來丟人，意思是它不配與中國為敵，避免中日合稱，而雲中東之戰，所以名曰東文，二因其他四國文字都是西文，所以此名曰東文。其實都是鄙陋之見。館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學生，因為風氣未開，無人肯入，大家以為學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國。在漢人一方面，政府無法控制，招學生太費事，於是由八旗官學中挑選，雖然是奉官調學生，但有人情可托的學生誰也不去，所挑選者，大多數都是沒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學生。因為這種的學生，向來功課成績不好，八旗官學雖腐敗，這種學生也站不住、或將被革，倘到同文館，或者還可以混一個時期。這是最初招生的情形，而且還有一層，這些學生入了同文館以後，親戚朋友對於本人，因為他是小孩，還沒有什麼鄙視，對於學生們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說他墮落，有許多人便同他們斷絕親戚關係，斷絕來往。甚而至於人家很好的兒媳婦，因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館，便一家瞧不起這個媳婦，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氣。社會的思想，對於這件事情看得這樣的嚴重，大家子弟不但不願入，而且不敢入，因之後來之招生就更難了。因為不容易招學生，所以訂立的章程，對於學生有極優的待遇。初進館，便每一個學生每月給三兩銀子的膏火，這個數字就等於旗門子弟的一份馬甲錢糧，旗門中的子弟，靠念書吃飯的固然也有，如中舉人進士等等，但是千不挑一。平常所希望者，就是成年之後，靠著拉弓射箭，挑一份錢糧，就是入營當兵之義，每月有一擔米之外，還有三兩銀子，這是旗門中唯一的希望。於是同文館想以利誘，入了同文館，就等於挑上錢糧，以為如此一來，則大家一定都是願來的了，其實還沒有人願來，於是把每月膏火逐漸增加，初進館每月三兩，學一二年之後，洋文有成績者，則增至六兩，再過一期增為八兩，後增為十二兩。彼時每月十二兩銀子，這個數字是很大的，一個翰林，給中堂尚書家教讀，每月最多也不過八兩銀子。學生得到八兩銀子，便不完全是學生了，就得幫助教新來的學生，但自己仍須接著學習，最高得到十五兩，那就完全是副教習，自己不再學習了。以上這種待遇，已經很優了，可是還有特別的。館中的章程是三年一次大考，不過不滿三年的學生，不準與考。考試最優者，可以保舉為部司務，再三年如果考的再優，則可保舉為主事。主事已經是六品官員，而且科舉中了進士，前二十幾名為翰林，其次就為主事，分與各部當差，從此就是國家的命官，一個未出學校門的學生，登時就變成國家的官員，請看這待學生還要多優？不但此，入館學幾年稍有根底後，駐各國的使臣，還要以奏調充當翻譯官，待遇更優，且也有保舉。
京師同文館
簡稱同文館。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九日，恭親王奕訢、李鴻章、曾國藩奏準在北京設立同文館，附屬於總理衙門。設管理大臣﹑專管大臣﹑提調﹑幫提調及總教習﹑副教習等職。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任監察官﹐實際操縱館務。先後在館任職的外籍教習有包爾騰﹑傅蘭雅﹑歐禮斐﹑馬士等。中國教習有李善蘭﹑徐壽等。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自1869年起任總教習﹐歷二十五年之久。 該館為培養翻譯人員的“洋務學堂”，最初只設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後陸續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學等班。招生對象開始限於十四歲以下八旗子弟，1862年6月入學的僅十人，以後擴大招收年齡較大的八旗子弟和漢族學生，以及30歲以下的秀才、舉人、進士和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入學學生逐年增多。學習期限初定三年畢業，自光緒二年（1876）後改為兩種：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學、測地諸學者，八年畢業；年歲稍長，僅借譯本而求諸學者，五年畢業。課程設定最初只有英、法、俄、漢文，同治六年後增設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除漢文外其它課程多由外國人擔任教習。其經費、人事等權基本控制在總稅務司赫德手中。同治八年，赫德提名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擔任同文館總教習，總管校務近三十年。光緒二十七年（1902）併入京師大學堂。 清代在北京開辦的採用班級授課制的第一所洋務學堂。清政府自鴉片戰爭後，屢次與帝國主義列強交涉，深感語言不通、文字隔閡，也是受欺矇遭失敗的原因之一。左宗棠、李鴻章等堅持學習西方，於是在同治元年（1862）設立了京師同文館，學生為十三、四歲的八旗子弟十人。次年增設法文館、俄文館。再後又增設德文、日文。館中教習均聘外國人。1866年底改為入館學習者皆取正途人員，如舉人、優等貢生及由此出身的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且年齡的30歲以下的人。1867年增天文算學館。1869年聘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任總教習。1872年擬訂了八年課程計畫，計為：第一年認字、寫字，講解淺書；第二年練習句法，翻譯條子；第三年講讀各國地理及史略，翻譯選編；第四年講求數理啟蒙及代數學，翻譯公文；第五年講求格物、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練習譯書；第六年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第七年講求化學、天文、驗算、萬國公法，練習譯書；第八年講求天文、測算、地理、金石、富國策，練習譯書。考試嚴格，有月課、季考、歲考三種。每三年舉行大考一次，列入優等者升官階，次等者記優留館，劣等者除名。館內待遇較優，除膳食、書籍、紙筆由官家供給外，每月尚有薪水銀10兩。京師同文館有統一的課程設定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學“四書五經”之類的傳統科目，被人視為中國近代新式學校的發端。學生畢業後大半任政府譯員﹑外交官員﹑洋務機構官員﹑學堂教習。該館附設印書處﹑翻譯處﹐曾先後編譯﹑出版自然科學及國際法﹑經濟學書籍二十餘種。此外還設有化學實驗室﹑博物館﹑天文台等。 1902年1月(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年併入1898年創建的中國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京師大學堂。中國高校第一祖墳 東堂子胡同同文館舊址
協和門診大樓向北百餘米路東，是東堂子胡同，從西口進去不遠，就見路北一個院牆上鑲著一塊漢白玉石牌，上面刻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築遺存”。這就是“同文館”舊址！
廣州同文館
繼京師同文館、上海同文館後，中國第三所外國語學校。是洋務派在廣州所辦的第一件較重大的洋務事業。同治元年（1862）李鴻章奏請在廣州建立同文館。同治三年（1864）創辦，位於廣州市北大門朝天街（今廣州朝天路朝天國小）。第一任提調為王鎮雄，第一任館長為談廣楠和湯森，第一任漢文教習為吳嘉善，第一任英文教習為美國人譚訓。第一期招收14～20歲的正途學生20人（另有5人附學生），其中滿漢八旗子弟16人，漢人世家子弟4人，學制三年，學習科目主要有英語、漢語和算學。光緒五年（1879）添設法文、德文兩館，每館各招學生10人，其中10人來自原英文館中英語已經通曉者，其餘選自八旗子弟。學制增至八年，第一年學習讀法、寫法、拼法；第二年學習讀法、文法、會話和翻譯句子；第三年學習世界史地，練習翻譯電報等；第四年學習算術、代數，練習翻譯公文；第五年除繼續學習翻譯外，學習物理、幾何、三角；第六年學習機械、微積分、航海測算；第七年學習譯書、化學、測算和萬國公法；第八年除譯書外，學習天文、地理。另外，還開設生理學、解剖學等選修課。後又增設東語（日語）館和俄語館，專門培養日語、俄語方面的翻譯人才。清政府駐英屬新加坡的第一任總領事左秉隆為該館的首屆學生，學生傅柏山曾出任外交部署主事，學生楊樞、長秀曾合譯《各國史略》。光緒三十一年（1905）改名為譯學館。後又幾度易名。抗日戰爭勝利後，改名為市立第一國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更名為惠福區中心國小、北區第一中心國小、解放中街第一國小、朝天路國小、朝陽路國小。至1993年定名朝天國小。北宋同文館
同文館在宋朝屬特定的外交機構。北宋同文館位於東京（汴梁）梁門外安州巷。宋初，樞密院設禮房，專掌宋遼國信之事。元豐後，樞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國信（《宋會要輯稿》職官6之15），南宋沿襲之。兩宋針對不同的外交對象，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並使之專門化。宋王朝在京城設定了大型的外交接待館驛，作為國家接待各國使節的地方。《東京夢華錄·元旦朝會》中記載了諸國使節入賀正旦的盛大場面和宋王朝安排各國使節就館的情況。其中，同文館為宋朝接待高麗國大使的地方。元祐年間，蘇轍曾針對朝廷過分縱容高麗使節的貿易活動，專門上奏對都亭驛和都亭西驛以及同文館的管理條例進行對比，認為朝廷過於寬待高麗使節，不利於外事工作的開展（《欒城集》卷46）。
後來，同文館中特設一間監獄。在哲宗年間（公元1086-1100），章敦、蔡卞等製造了一起重大案件，罪犯即關押在同文館內，史稱“同文館之獄”。
同文館逸事
同文館初設，學生不是年齡太小，就是太大。最初新學只有外語一科，調派八旗子弟，充任學員，年限14歲以下。幾年後設科學館，滿漢舉人、生員、五品以下京外官員皆可投考。兩個月後，“投考者寥寥”，只好放寬要求，沒正途出身的也收。這樣一來，終於有98人投考。可到了日子，真來考試的只有72名，最後錄取30名。這就是中國第一所新學堂中最早學習科學的第一批新學生。
總教習丁韙良稱這批新學生為“老青年”，但究竟有多老，最初他也不甚了了。有一天，他看見一個學生帶著一個孩子，便問：“這是令郎嗎？”對方微笑著答道：“是我小孫子。”丁韙良這才發現，同文館學生幾乎全部已婚，其中還有兩對已是父子。又一天，丁韙良問一個學生：“什麼事？你這么滿面愁容的？”學生答道：“老師，我的孩子死了。”這些學生大多仕途落魄，功名坎坷，這才來學新學―――近代西方科學；另外一個原因，是你只要來上新學堂，政府就付給高薪。但當時，他們為有科舉功名者所不屑，被斥之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他們自己也覺得是這么回事。“許多人連公開承認他們是同文館學生的勇氣都沒有。” 初設外語教學班，總署（外交部）到處尋找既懂外語又通漢文的教師。傳教士中原有這等人才，但事關意識形態，為中國第一所新學堂所不取。後來教英文的有了，可其他語種，久不得人。急得總署大臣奕訢到外國使館公幹時，也是一心二用，“留心訪查”。後來法國和俄國公使分別推薦兩人，一個叫司默靈，一個叫柏林。奕訢親自考核，發現二人雙語並精。但司默靈是法國傳教士，奕訢一聽，很不高興，當即拒絕。法國公使再三解釋，說這人是傳教士，可早就不傳教了，而且老實、忠誠、可靠，當外語老師沒問題。於是奕訢請旨定奪。奏摺上說（譯文），臣見了這個司默靈，表面上的確“看不出有傳教士習氣，再三言定，你到我同文館是教書的，斷然不準傳教，一旦發現，立即辭退”，並要法國公使擔保。至於那個叫柏林的，“臣等接見，覺得此人看上去不是那種特別狡詐的傢伙，教咱們的學生學習俄語，好像問題不大。”詔準。同文館從此有了法語和俄語班。
中國最早的新學老師，很少科班出身，多是半路出家。丁韙良在《同文館記》中說，有個叫方根拔的，德國人，同文館天文學教授，很喜歡標新立異，決心推翻牛頓的萬有引力學說。一個夏日，他車上滿載書籍，到八大處去，中途遇暴雨，車子翻了，書籍散落地面，綿亘數里。丁韙良安慰他時，他說：“唉，那雨水啊！二十年的工作毀於一旦，牛頓時代又可以苟延好幾個世紀了。”丁韙良笑道：“說不定再過若干世紀，第二個方根拔還不能出生呢！”對這些老師，政府確是不大放心，於是自己所派的國語教師，都負有“暗為查察之責”，一旦發現洋教習在政治或學術上出軌，小報告立刻就到了政府主管部門。
新學科目根據師資情況，逐年增加。每添設一門新學，都需要新教學設備，這很難辦，必須總署批准才成。一天，丁韙良弄來一套電報機，想通過這“新奇的發明”，誘導中方同意他增設物理教學科目。他請總署派人到他家，看他作電報試驗。恭親王奕訢派來4個人。丁韙良興致勃勃地作實驗，發現對方只是望著，既不了解，也沒興趣。其中的一個翰林說：“中國4000年來沒有過電報，固仍泱泱大國也。”誘導失敗，丁韙良於是送給這4個人一些新鮮玩意兒，這下子他們高興了。那是帶磁性的魚和鵝。他們看著，玩著，撫掌歡笑，嘆為神奇，擺弄了很久。丁韙良心中嘆道：“唉，在文學上他們是成人，在科學上他們還是孩提啊！”後雖又有人來看過演示，電報機還是在總理衙門整整放了一年，最後被當作無用之物藏在同文館的陳列室內。 幾經風雨，同文館的科學教育，終以八年學制，漸漸有了把學堂升為大學的條件，於1902年歸併於中國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從被動的意義上講，中國近代史的大門是1840年英國炮艦轟開的，但直到懂得了“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句話的真正涵義，中國人才開始自覺進入近代史。
瀋陽同文館
瀋陽同文館語言文化工作室——專門從事中西語言間比較的研究機構，著重於“漢英同源”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漢英同源”也是“漢印歐同源”的一部分，是當今語言學界新興的一種學說，即漢語與歐洲的英、德、法、俄、西等語言有共同的來源。我們完全可以通過這種同源關係找出學習西方語言的捷徑，同時也可以通過此關係找到西方人學漢語的捷徑，為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化做出不可估量的貢獻。
“漢英同源”的例子隨處可見，漢語的“背”就是英語的back，漢語說“肥”，在英語裡就是fat，“給”就是give，“飛”就是fly，“割”就是cut，“聲”就是sound，“壯”就是strong，“路”就是road。這絕不是巧合，而是大量存在的，只是一直沒有人將它們歸納起來罷了。有這種諧音現象也同樣存在於漢語與其他歐洲語言中。
現今，利用“漢英同源”關係來指導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書已出版，即《中國人應該這樣記單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