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經過
19世紀未，力主變革的北京強學會遭封禁後，上海的強學會也只得解散，但強學會的主要人士並未就此罷手，把原來強學會的機關報《強學報》改為《時務報》，以期繼續推行其維新變法的政治主張。1896年春，遠在廣東的康有為與在上海的黃遵憲積極籌劃改報事宜。黃遵憲請來汪康年、梁啓超等人反覆磋商，決定用強學會上海分會的餘款一千二百元和黃遵憲的捐款一千元、鄒凌翰和捐款五百元作為《時務報》的開辦經費。由汪康年任經理，梁啓超為主筆，聘請張少塘為英文翻譯。經過幾個月積極籌備，《時務報》在1896年8月9日與讀者見面。
《時務報》內頁中的《目錄》1898年7月26日，清廷下諭，改《時務報》為官辦報紙。並命康有為前往上海督辦報務。為示區別，把報名改成《中外日報》。汪康年等人對此十分不滿，於是帶了時務報的主要人馬去辦了《昌言報》。1898年8月8日《時務報》終刊。
報館機構和人事
《時務報》或許是由於報館初創、處境艱難，前景未定，此時雙方尚能同舟共濟，偶爾互有不滿，也只是在報紙管理方面的小摩擦。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就起了變化。
一方面，梁啓超看不慣汪康年吃花酒的作風，並對汪獨攬大權的管理方式暗自不快：例如，報館收到捐款後要函謝捐款人，起初梁啓超建議由五名創辦人共同署名，但汪康年決定只由汪梁兩人署名便可，後來又只署汪康年一人之名；報館的其他雜務，也一向由汪康年及其弟汪詒年定奪，甚至新僱人員也不和梁商量。更大的問題是隨著自己的時務文章越來越出名，梁啓超已非初入館時的“吳下阿蒙”，難免對報館的權力有了一些想法，至少已不是開初的那種心態。
《時務報》此時汪梁雖然互有不滿，但彼此都隱忍不發，殊不知點滴不滿累積心頭，便成了日後互相攻擊的靶子。不管怎樣，直到1897年1月梁啓超回滬之前，汪梁的關係還算是風平浪靜。兩人各司其職，加上友人們的多方幫護，《時務報》館的內在矛盾終被隱沒在興旺景象之下。
派別與權力之爭
1897年3月，黃遵憲致函汪康年，再次提議汪康年改任董事，“其任在聯絡館外之友，伺察館中之事”，而要聘龍澤厚（康門弟子）或吳樵“總司一切”；同時建議讓當時實際管理報館庶務的汪詒年（汪康年之弟）專司校對；而對梁啓超的同門麥孟華等則予以讚揚，並提議給梁啓超加薪。此信一出，一時館中大亂，吳德瀟等人皆替汪康年抱屈，汪詒年則大嚷辭職。
黃遵憲力主設董事，本意是在報館引入近代化的管理模式，其動機不可謂不善；“總理”和“主筆”的權力，也的確需要一個有力的機制來加以制衡。但汪康年對此無法理解：《時務報》是我費盡周折苦心創辦的，現在你卻要來“撓我權利”！再加上黃信中對汪梁截然不同的態度，事情就變得複雜了：在汪康年看來，這是黃遵憲和梁啓超聯合起來排擠自己。而梁在後來寫給汪的信中也提到“幾疑弟穿為一氣”。
實際上，梁與此事並非沒有關聯。1897年1月，他從廣東回滬，由於有人在其耳邊搬弄是非，對汪康年更為不滿，在給黃遵憲寫信時，忍不住“多說幾句”。同時，他在給康有為的信中，的確有讓龍澤厚“入主報事”的想法。
所謂“舉之入主報事”，也許有兩種可能：一是梁確有打算讓龍澤厚取汪康年而代之，使《時務報》館完全置於康門的控制之下；二是“入主”只是一個籠統說法，梁只是打算讓龍澤厚參與報館管理，但並沒有讓他取代汪康年之意。但不管怎樣，康門的結黨色彩以及野心開始顯露出來了。早在《時務報》創辦之初，康有為就想要在報上採用“孔子紀年”，梁啓超給他回信說，由於眾人反對，自己“亦不復力爭”；但他也表示，“此事惟公度（黃遵憲）一人全力舉之，而公度於弟子以非常相待，此館全權，時時可以在我。”可見從一開始，康梁就有把報館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的企圖。
其實，當初讓梁啓超參與辦報，便意味著汪康年與康有為一派合作。汪對此心知肚明同時也是心存疑慮。恰如其友葉瀚所說，將來“局勢一成，又將交排”。這才有在剛開辦時，大張旗鼓“改章公舉，一以洽眾志，一以免中變”之舉，不料仍是難免。
此時的《時務報》館裡，康門勢力漸厚，麥孟華、歐榘甲、韓曇首、龍澤厚以及梁啓超之弟梁啟勛、學生梁作霖等，已先後由梁啓超引入。汪康年也不甘示弱，讓胞弟汪詒年管理報館庶務，並牢牢掌握行政大權。就這樣，各自引入同鄉、親友以維持雙方的平衡，但同時又強化了對抗。
1897年初，章炳麟應汪康年之邀抵滬，擔任《時務報》館主筆。作為汪康年同鄉的章炳麟，與康派在學術上本就不是一路，“自與梁、麥諸子相遇，論及學派，輒如冰炭。”既然如此，加上他的個性，衝突只是遲早。果不其然，不久章炳麟“以酒醉失言，詆康長素教匪”，康門弟子聞訊前來與他爭辯，甚至發生鬥毆。事後章炳麟退出報館，外間《時務報》“將盡逐浙人而用粵人”的流言蜂起，報館中本來似隱似露的浙、粵地方界線，因此而顯明，無疑增添了彼此的戒心。不僅如此，此事在汪康年腦中又凸現了康梁一派的霸道和“黨同伐異”，進一步導致他對“康學”及其弟子的反感。
對梁啓超文章的壓制
汪康年等人曾對梁啓超論說的進行干涉，即汪詒年不肯印發梁啓超為扶持《知新報》所作的《說群自序》，緣由是不讓“康”字出現在報中，梁啓超對此憤憤不平、大加駁斥。
汪康年之所以不願讓“康”字出現在報中，這一方面是出於避觸時忌、維護報館的考慮；另一方面，他對康有為確有微詞，不排除雙方因矛盾而意氣用事的成分，但無論如何，與維新保守或者張之洞的關係不大。實際上，在辦報的過程中，汪康年倒常常以“總理不能管主筆之事”為理由，頂住來自張之洞方面的壓力。以致1897年底《時務報》刊登徐勤的《中國除害議》一文後，梁鼎芬責問汪康年：“徐文太悍直，詆南皮(張之洞)何以聽之？弟不能無咎也。弟自雲不附康，何以至是？”又：“徐文專攻南皮，弟何以刻之？豈此亦無權耶？”這，至少在一定程度證明了張之洞並未能控制《時務報》。所謂汪康年是其代理人，也缺乏依據。汪康年當初要辦報，張之洞就頗為不悅，他是希望汪康年繼續隨他到湖北，做他手下的教書匠。汪康年最後選擇了報館而非教館，是違張之洞意願而行，談不上什麼有意安插。
由於梁啓超的堅持，《說群自序》最後雖仍舊刊出，但汪氏兄弟此時對康門不滿已是不爭事實。儘管兩人後來有過長談，並表示“自今日起誓滅意見”，但“離心力”既生，彼此關係的裂痕似乎已再難彌合。就連報館的下人，也各自選定了自己的立場。
待到梁啓超受黃遵憲之邀赴湘主持時務學堂，由於以往的“意見”，加上事務繁忙，梁啓超對《時務報》的熱情似大不如前，不僅難於按時寄送文章，且作文多敷衍（寄文三篇皆“序言”），汪康年一方自然不滿，便也賭氣把梁反覆囑託刊登的大同譯書局“告白”和不纏足會《女學歌》一拖再拖。1898年2月，汪康年寫信告訴梁啓超，打算聘請鄭孝胥擔任總主筆，而只給他留下一個“正主筆”之名；梁啓超當然不能接受這種安排，不久他就致信汪康年，發出了本文開篇提到的“有我無你”的“最後通牒”，“《時務報》的紛爭”公開化。
通過上述的種種考索分析，廖梅先生做出如是的結論，即汪梁之爭，其“導火線還是權力劃分，目的是為了爭奪報館管理支配權。”在這樣的矛盾中，又摻雜了汪康年與黃遵憲的不和、汪梁學術上的衝突，再加上書生意氣作祟、地方派別的因素等等，最後導致了《時務報》同仁走向分裂。
內容特點
《時務報》(一)政治性強。大部分譯文都間接與維新派要求變法的政論互為呼應，主要向國人揭示中國在強鄰環視下的危急情況，激發國人的變法欲望。如《論日本國勢》中“中日未戰以前，知日本最深者，亦謂其自取滅亡。蓋以華人身壯力強，地大物博，即使日本幸而小勝，終必為華所敗。詎知日之敗華，既速且準，無異乎昔時德之勝法也”(第1冊)的言論對於中國人普遍存在的盲目自大、不思進取是一個莫大的打擊。《中國度支論》中借用外國人之口抨擊中國度支弊政，揭露官員貪污公款中飽私囊的醜惡行徑，要求中國整頓度支。又如《天下四病人》（第14冊）借用外國人之口譴責中國“官無韜略之志，民少勇敢之氣，一旦強敵驟至，未有不棄甲而走矣”。這些無不與維新派要求變法的政治主張互為呼應。而《中國宜亟開民智論》（第43冊）則直接表達了維新派開民智的心聲。
(二)新聞性。《時務報》沒設新聞欄，但其譯報部分所刊登的內容與外報的時間差不多，一般在十天左右，個別時間差在一、二個月。所以譯報內容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報導國際新聞的作用。
(三)知識性。在69期《時務報》的譯報欄中，幾乎每一期都有大量介紹西學新知的文章，主要是科技新發明、科學新發現以及社會科學原理介紹。這些知識性文章增加了《時務報》的可讀性。
《時務報》另外，《時務報》的報導還有明顯的失實之處。如《意國需煤於日本》(第7冊)“日本煤炭之輸出於海外者，年有增加。率以亞細亞各地及北美為銷路。頃者義大利商人，亦購煤於日本”，“日煤一入歐洲之市場，則日後之銷路，自當益廣矣”。日本缺煤是眾所周知的常識，如果說翻譯者出現這種錯誤是由於地理知識缺乏的話，那么關於孫中山的一則報導錯誤則是翻譯與編輯的疏忽大意所致。《某報館訪事與麥參贊問答節略》(第14冊)最早記錄了孫中山的“倫敦被難”一事，但在許多細節上有誤。如稱孫中山為“廣東總督”，“精於歧黃，香港鹹知其名”。此外，地名翻譯水平也亟需提高。張元濟就指出其譯報“所譯地名，每無一定之字，能熟外國地理者能有幾人，似宜留意，乞裁酌”。
相關詞條
新聞傳播史
| 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歷史始於1866年，一名德國傳教士在廣州創辦了《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在此後半個世紀裡，外商和傳教士在中國創辦了近300種報紙，最著名的為1872年在上海創辦的《申報》。“五四”運動爆發，全國各地出現了大量的進步報刊。新中國建立後，新聞事業開始新的歷程，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新聞事業大幅發展，媒體數量大量增加，形成了一個大規模、科學化的新聞宣傳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