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最早用石印印書的出版機構。由英國商人美查1879年創辦於上海，聘中國人邱子昂為石印技師。首先以照相縮印技術翻印木刻古籍，如用殿版《康熙字典》縮印，獲利甚巨。還印《佩文韻府》,《淵鑒類函》,中、英文合璧的《四書》等大部頭書及中外輿圖、西文書籍、碑帖畫譜等。1884年 5月 8日出版《點石齋畫報》旬刊，連史紙印。內容為各國風俗景物、火車輪船、著名建築及聲、光、化、電等新事物。執筆者有吳友如、金蟾香等畫家。共出36卷。既開畫報出版的先聲，又以畫新事物影響當時的畫風。
規模
1909年，與圖書集成鉛印局、申昌書局、開明書店合併為集成圖書公司,為上海當時鉛、石印全備的最大出版印刷機構。
點石齋石印書局出版作品
《點石齋畫報》
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的石印版印刷的繪畫畫報。因由申報館點石齋石印書局出版，故名。1884年5月8日創刊於上海旬刊,逢6出版每期幅式一律,線裝本,8頁9圖。吳友如主編，繪畫者吳友如、周慕橋、何元俊、金蟾香、張志瀛等。內容多是與盜賊、流氓、妓女等有關及與市民生活有關的社會新聞。少部分以朝政、軍事、科技等方面的新聞為題材。對清朝官場的黑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有所揭露；但也宣揚了一些封建禮教、迷信思想和社會畸形生活。在中法戰爭期間，所刊中國軍民反抗法國侵略軍的繪畫，受到廣泛歡迎。畫用單線白描，有的出自寫生，有的臨摹照片，有的出於想像。該畫報反映了清代末年社會、政治的風貌，改變了當時重情趣、輕內容、不求形似的畫風，發展了風俗畫，為後世研究近代社會政治歷史提供了形象的史料。1896年底停刊。共出版12年半，528冊。
點石齋石印畫報書局創刊經歷
創刊於1884年5月8日，終刊於1898年8月的《點石齋畫報》，十五年間，共刊出四千餘幅帶文的圖畫，這對於今人之直接觸摸“晚清”，理解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是個不可多得的寶庫。正因如此，近年學界頗有將其作為重點研究對象的。儘管目前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尚未大批面世，但不難感覺到春潮正在涌動。
伴隨著晚清社會研究的急劇升溫、大眾文化研究的迅速推進，以及圖文互釋閱讀趣味的逐漸形成，《點石齋畫報》必將普遍站立在下個世紀的近代中國研究者的書架上，對於這一點，我堅信不疑。研究思路可能迥異前人，可對於這批文化史料的價值之確認，我想，不會有太大的分歧。
作為晚清西學東漸大潮中的標誌性事件，《點石齋畫報》的創辦，涉及諸多至關重要的領域。首先，它開啟了圖文並茂因而可能雅俗共賞的“畫報”體式，這既是傳播新知的大好途徑，又是體現平民趣味的絕妙場所，日後大有發展餘地。其次，“畫報”之兼及“新聞”與“美術”，既追求逼真，也包含美感，前者為我們保留了晚清社會的諸面相，後者則讓我們體會到中國美術的嬗變。再次，“畫報”之兼及圖文，二者之間，既可能若合符節，也可能存在不小的縫隙，而正是這些縫隙，讓我們對晚清的社會風尚、文化思潮以及審美趣味的複雜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最後，那些並非無關緊要的圖中之文，對於我們理解晚清報刊文體的變化，同樣也不無意義。
至於百年來諸多文人學者對此“遺蹟”之追摹、懷念與憑弔，則從另外一個側面，幫助我們理解這一晚清獨特的文化景觀。
百年後重談《點石齋畫報》，首先碰到的問題是，是否還將其作為“中國最早的畫報”看待。對於三十年代以前的國人來說，這儼然已成定論。可史家的介入，使得問題複雜化了。爭“第一”本身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可這涉及到對於“中國的畫報”特色的理解，以及詮釋《點石齋畫報》之策略，故不敢輕易放過。
1920年上海《時報》出版《圖畫周刊》，此後，石印畫報逐漸被淘汰，中國畫報進入了薩空了所說的“銅版時代”。已經退出歷史舞台的《點石齋畫報》，並沒有迅速被世人遺忘。除了魯迅等人曾不斷提及外（詳見下文），1926年創辦於天津的《北洋畫報》，更在第六卷的卷首號刊出武越所撰的《畫報進步談》，將《點石齋畫報》作為中國畫報的“始祖”來表彰：
在吾國之談畫報歷史者，莫不首數上海《點石齋畫報》。是報創始於四十四年前，其時初有石印法，畫工甚精，極受時人歡迎。去此以前為木刻時代，在吾國未必再有畫報者也。
這裡強調“石印”的重要性，稱“木刻時代”不可能有畫報，雖系直觀感覺，未經詳細論證，卻也值得認真重視。因此後的許多爭論，恰好在於如何看待這一新的技術手段。
同樣看重“石印”技術的張若谷先生，在《紀元前五年上海北京畫報之一瞥》中，理所當然地強調《點石齋畫報》的開創性意義：
中國報紙上最初所印的畫圖，都是不出乎曆象、生物、汽機、風景一類的範圍，圖畫都是用銅版鏤雕的，費錢很多……到了紀元前三0年間（光緒初葉），石印術流行起來，才開始有關於時事新聞的畫報出世，最著名的有紀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緒十年，即公元1884年）出版的《點石齋畫報》等。這個時期的畫報，還偏於書畫美術方面，圖畫的題材，也只以社會風尚為對象。
稱《點石齋畫報》只以“社會風尚”為表現對象，以及指責其“無關國事大局”，應該說是很不準確的；但從費錢多少，將“銅版”和“石印”對立起來，可以幫助理解“畫報”的生產過程以及流通方式。
不過，張若谷的說法，當即受到胡道靜的挑戰。在《最早的畫報》一文中，胡先生稱上海通志館已經收集到若干份創刊於1875年的《小孩畫報》，完全可以解答戈公振、薩空了等只聞芳名未見蹤影的困惑。而在《報壇逸話》中，胡君說得更為明確：
最早的畫報為上海清心書院所出的《小孩月報》，其次為《瀛寰畫報》，第三為清心書院所出的《畫圖新報》，第四才挨到《點石齋畫報》。
胡君的考證，言之鑿鑿，此問題似乎已是板上釘釘，無可爭辯；可在我看來，還是頗有商榷餘地的。
其實，薩空了撰文時已經耳聞《小孩月報》等的存在，可依舊推《點石齋畫報》為“中國畫報之始祖”。理由是，“惟此等畫報（指《小孩月報》--引者注）流行似不如《點石齋畫報》為廣，迄今日已不易覓得，故不為人所知，而使《點石齋畫報》得膺中國畫報始祖之榮名”。
既是追根溯源，就應該以時間先後為第一要素，而不該考慮其是否流行。薩君的辯解，用心良苦，可有悖考據學的基本原則，故很難被歷史學家所接受。倒是另外一個同樣對版本學有特殊興趣的學者阿英的意見，值得認真關注。
在《中國畫報發展之經過》中，阿英承認《小孩月報》等創刊在先，可對其“是否能稱為中國最早的畫報”則表示懷疑：
因為《小孩月報》，實系一種文字刊物，附加插圖，目之為畫報，是不大適當的。《瀛寰畫報》內容，也只是些世界各國風土人情的紀載，缺乏新聞性。……無論其為《小孩月報》，為《畫圖新報》，為《瀛寰畫報》，其圖皆出自西人手，製圖亦皆用鏤版。
以是否具備新聞性以及採用何種製圖工藝作為判別標準，阿英此說大有見地。可惜話音剛落，作者又趕緊後退，稱此乃“第一時期的畫報”。將採用“西法石印”、“以時事畫為主”的《點石齋畫報》，放在“第二時期的畫報”來論述，關鍵不在於評價高低，而是模糊了“畫報”的性質--只講“圖文並茂”，而相對忽略了其從屬於近代報刊這一特性。
在我看來，所謂“畫報”，首先應該是“報”，而後才是有“畫”的“報”。也就是說，新聞性應是第一位的。否則，單講“圖文並茂”，中國人早有成功的先例，不待西學大潮的催促與帶動。也正是從“新聞性”角度，才能理解為何石印術的引進，對於中國畫報之崛起，是如此的“生死攸關”。
美國傳教士范約翰主編的《小孩月報》，1875年在上海創刊，內容包括詩歌、故事、博物、科學知識等，插圖用黃楊木刻，印刷精良。上海聖教會編的《畫圖新報》，1880年創刊於上海，內容著重介紹西方文明及科學知識，所用圖像大都為英、美教會早年用過的陳版，近乎“廢物利用”。二者的共同特點，在於其基本上沒有時間性，也不涉及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是“雜誌”，但並非“新聞”。
在這兩者之間，還有出版於1877年的《瀛寰畫報》。後者乃《申報》所推介與銷售，故常有人將其作為《申報》館主編，甚至稱：“說《瀛寰畫報》是《點石齋畫報》的前身，也未嘗不可以吧。”
《瀛寰畫報》倒是在景物之外，有些許時事介紹，可惜用的不是中國人的眼睛。不妨先看看《申報館書目》中對此畫報的介紹：
《瀛寰畫報》一卷：是圖為英國名畫師所繪，而縷馨仙史志之。計共九幅，一為英古宮溫色加士之圖，規模壯麗，墓址崇閎，恍親其境；二為英國太子遊歷火船名喔士辨之圖，畫舫掠波，錦帆耀目，如在目前；三為日本新更冠服之圖；四為日本女士乘車遊覽之圖，人物豐昌，神情逼肖，仿佛李龍眠之白描高手也；五為印度秘加普王古陵之圖，與第一幅同為考古之助；六為英國時新裝束之圖，釧環襟袖，簇簇生新；七為印度所造不用鐵條之火車圖；八為火車行山洞中之圖，巧奪天工，神遊地軸；另為中國天壇大祭之圖，衣冠肅穆，典麗矞皇，此紙篇幅較大，不能訂入，故附售焉。閱之者於列邦之風土人情，恍若與接，為搆不僅如宗少文之作臥遊計也。計每卷一本，價洋一角。
《申報》館強調的，一是風土與時尚，二是遊歷與考古，三是“神情逼肖”的繪畫技巧。至於中國人的生存處境或時事政治，則未見絲毫蹤影。這也難怪，本來就是道地的“外國貨”，只不過“引進”時讓蔡爾康翻譯了文字說明。硬要把它當“中國畫報”看待，自是感覺扞格。
若干年後，《點石齋畫報》創刊並大獲成功，於是有了見所見齋的《閱畫報書後》，將其與此前慘敗的《瀛寰畫報》相比照：
畫報之行，歐洲各國皆有之。曩年尊聞閣曾取而譯之，印售於人。其卷中有紀英太子遊歷印度諸事，與五印度各部風尚禮制之異同，極詳且備。乃印不數卷，而問者寥寥，方慨人情之迂拘，將終古而不能化。而孰意今之畫報出，盡旬日之期，而購閱者無慮數千萬卷也。噫，是殆風氣之轉移，其權固不自人操之，抑前之仿印者為西國畫法，而今之畫則不越乎中國古名家之遺，見所習見與見所未見，固有不同焉者歟？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提及《瀛寰畫報》，不說《申報》館主編，而稱“尊聞閣取而譯之”。這一說法，恰好與1879年11月10日《申報》上刊出的“《瀛寰畫報》第二次來華發賣”的啟事相一致。後者稱：
在英出版之《瀛寰畫報》，於今年四月間郵寄上海申報館代銷之英國畫八幅，共一萬多張，現已售去甚多。茲又續畫八幅，仍托申報館發售。
將此啟事與《申報館書目》相對照，馬上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第一卷《瀛寰畫報》中的第九幅“中國天壇大祭之圖”並非原有，乃《申報》館為適合中國人的口味臨時加上的，這就難怪“此紙篇幅較大，不能訂入”，故只好“附售焉”。
“見所見齋”何許人也，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從上下文可以看出，此君與《申報》以及《點石齋畫報》的創辦者美查十分熟稔，也了解其辦刊思路。甚至其從畫法之中西來分辨畫報之成功與否，也是從“尊聞閣主人”美查（ErnestMajor）為《點石齋畫報》所撰“緣啟”中得到靈感的。
在《點石齋畫報》創刊號上，尊聞閣主人感嘆盛行於泰西的畫報竟無法在中國立足，自稱經過一番苦苦思索，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
仆嘗揣知其故，大抵泰西之畫不與中國同。……要之，西畫以能肖為上，中畫以能工為貴。肖者真，工者不必真也。既不皆真，則記其事又胡取其有形乎哉？
不能說美查的說法毫無道理，從審美趣味出發，確實可以看出中國繪畫對於寫實的相對忽略。而這，無疑不利於其與新聞業的結盟。可單是這么理解還遠遠不夠，《瀛寰畫報》之不被中國人接納，與其說是畫法，不如說是題材。
其時的中國人，普遍還不習慣於放眼看世界，不可能對“遠在天邊”的印度或英國的某處景觀產生強烈而且持久的興趣。偶爾賣畫片還可以，辦畫報則絕對不行。倘若不能長久吸引本地讀者的目光，無論辦報辦刊，都不可能獲得成功。敏感的美查，其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同在此“緣啟”中，除了中畫西畫的技法比較，還有一段話，更能體現其辦刊策略：
近以法越搆釁，中朝決意用兵，敵愾之忱，薄海同具。好事者繪為戰捷之圖，市井購觀，恣為談助。於以知風氣使然，不僅新聞，即畫報亦從此可類推矣。爰倩精於繪事者，擇新奇可喜之事，摹而為圖。月出三次，次凡八幀。俾樂觀新聞者有以考證其事，而茗余酒後，展卷玩賞，亦足以增色舞眉飛之樂。
為滿足民眾了解戰事的興趣而創辦的《點石齋畫報》，配合新聞，注重時事，圖文之間互相詮釋，方才是其最大特色以及成功的秘訣。當然，也有風土人情、瑣事逸聞、幻想故事等，但對於“時事”的強烈關注，始終是“畫報”有別於一般“圖冊”的地方。與新聞結盟，使得畫報的“時間意識”非常突出，文字中因而常見“本月”、“上月”字樣。而以《力攻北寧》開篇，也很能表明編者與作者的興奮點所在。
1889年尊聞閣主人離滬歸國，後繼者基本上是蕭規曹隨，《點石齋畫報》依舊保持關注時事的特點。前期的報導“中法戰役”，固然令人拍案叫絕；後期的追蹤“甲午中日戰爭”以及台灣民眾之反抗日軍，也有絕佳的表現。一直到倒數第二號之以《強奪公所》、《法人殘忍》描摹四明公所事件，都還能看出其對於社會熱點問題的強烈關注。
正因其關注社會熱點問題，對上海以及周邊地區所發生的“新奇可喜之事”能給予及時報導，《點石齋畫報》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歡迎。吳友如等畫師的精湛技藝固然值得誇耀，但更重要的，還是畫報滿足了廣大讀者對發生在自己身邊或與之息息相關的事件、場景、細節之濃厚興趣。從《申報》館主人的大力推介（除最後兩年，每號畫報出版，《申報》上都有宣傳文字；剛創刊那幾期，精心撰寫的“廣告文章”經常連續十天占據頭版頭條），可見美查之創辦畫報，並非純粹的公益事業，而是有明確的商業目的。首先是商業運作，而後才是文化建設，這就決定了《點石齋畫報》對於讀者審美的以及經濟的接受能力的依賴。畫面精美、技法新穎，必須有出版及時以及價格低廉相伴隨，方能得到讀者的認可。而後兩者，與石印術的引進密切相關。
書局石印技術——石印術
石印術
發明於1796年，1876年方才引入中國。最初的使用者，乃上海徐家匯土家灣印刷所，可惜所印僅限於天主教之宣傳品。緊隨其後的點石齋石印書局，將此技術運用於一般書籍的印刷。據說，最初的技師還是從土家灣印刷所請來的。不過，我們看看1879年7月27日《申報》上署名“點石齋主人美查啟”的《點石齋印售書籍圖畫碑帖楹聯價目》，不難發現美查敏銳的商業眼光：
本齋於去年在泰西購得新式石印機器一付，照印各種書畫，皆能與元本不爽錙銖，且神采更覺煥發。至照成縮本，尤極精工，舟車攜帶者既無累墜之虞，且行列井然，不費目力，誠天地間有數之奇事也。
在啟事後面，附有印製書籍、圖畫、碑帖、楹聯等的價格，可見晚清引領風騷的點石齋石印書局已經正式開張。讀讀《申報》上關於自家出版書籍的廣告，可以明白整個風氣的轉移。出版於1875年的《快心編》系“用活字版排印”，出版於1877的《後水滸傳》則是“本館購求善本，付諸手民，校對精詳”。以後可就沒那么麻煩了。從1878年購入石印機器起，新創建的點石齋石印書局，其出版速度大幅度提高。
就在《點石齋畫報》創刊的同一年，《申報》館附屬的申昌書畫室發售上海點石齋印行的上下兩卷《申江勝景圖》。全書共62圖，每圖配一詩或詞，圖由吳友如繪製，詩詞的作者則無法考定。上卷第三十圖題為《點石齋》，其配詩很好地表達了時人對於此一新工藝的強烈興趣：
古時經文皆勒石，孟蜀始以木版易；
茲乃翻新更出奇，又從石上創新格：
不用切磋與琢磨，不用雕鏤與刻畫，
赤文青簡頃刻成，神工鬼斧泯無跡。
機軋軋，石粼粼，搜羅簡策付貞珉。
點石成金何足算，將以嘉惠百千萬億之後人。
“將以嘉惠百千萬億之後人”的石印術，對於晚清的中國人來說，最直接的，莫過於使得圖書的出版速度與印刷質量大為提高。
1887年2月5日《申報》上刊有署名“委宛書傭”的《秘探石室》，述及點石齋石印書局對於晚清出版業的貢獻，雖有自我廣告之嫌，但大致可信：
石印書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滬上開點石齋，見者悉驚奇讚嘆。既而寧、粵各商仿效其法，爭相開設。而所印各書，無不鈎心鬥角，各炫所長，大都字跡雖細若蠶絲，無不明同犀理。其裝潢之古雅，校對之精良，更不待言。誠書城之奇觀，文林之盛事也。
這裡的“寧、粵各商”，指的是寧人之開設拜石山房和粵人之創建同文書房，正是這“三家鼎立，盛極一時”，推動了晚清出版業的大發展。
關於點石齋最早引進石印技術並大獲成功，進而帶動整個書業的發展，見黃協塤《淞南夢影錄》、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姚公鶴《上海閒話》以及《上海彝場景致》等。黃書更對石印工藝做了簡要的說明：
石印書籍，用西國石板，磨平如鏡，以電鏡映像之法，攝字跡於石上，然後傅以膠水，刷以油墨，千百萬頁之書，不難竟日而成，細若牛毛，明如犀角，剞劂氏二子可不煩磨厲以須矣。
採用石印技術，可以大大提高印刷速度，所謂“千百萬頁之書，不難竟日而成”，意味著巨大的商業利潤。
關於石印技術
早在影印舊本古籍之前，石印技術已經傳入我國並用來印書了。用得最早的是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附設的土山灣印書館，在同治十三年就用石印機印書。稍後，光緒五年英商美查在上海開設專門石印書籍的點石齋。光緒八年，廣東商人徐潤及其堂兄弟等又在上海開設了後來居上的同文書局。徐潤的《徐愚齋自敘年譜》在記述這個同文書局的創辦始末時說：“查石印書籍，始於英商點石齋，用機器將原書攝影上石，字跡清晰，與原書無毫髮爽，縮小放大，悉如人意。心竊慕之，乃集股創辦同文書局，建廠購機，搜羅書籍，以為樣本，鏇於京師寶文齋覓得殿版白紙《二十四史》全部，《圖書集成》全部，陸續印出《資治通鑑》、《通鑑綱目》、《通鑑輯覽》、《佩文韻府》、《佩文齋書畫譜》、《淵鑒類函》、《駢字類編》、《全唐詩》、《康熙字典》等不下數十萬本，各種法帖、大小題《文府》等數十萬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絕倫，鹹推為石印之冠。迨光緒十七年辛卯，內廷傳辦石印《圖書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書局承印，壬辰(光緒十八年)開辦，甲午年(二十年)全集告竣進呈，以此聲譽益隆。唯十餘年後，印書既多，壓本愈重，知難而退，遂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停辦。”此外，在上海出現的石印書局還有蜚英館、鴻寶齋、竹簡齋、史學齋、竢實齋、五洲同文書局、積山書局、鴻文書局、會文堂、文瑞樓、掃葉山房等等，在清末民國初年居然極一時之盛。當時石印古籍大體有這樣幾種辦法：(1)把原書攝影后按原大石印。這樣做紙張耗費多，成本高，因此只有同文書局承印的武英殿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這么辦，而且開本裝潢都完全仿照殿本原式，因為政府出得起錢，印得講究點沒有關係。(2)把原書攝影縮小後石印。同文書局以及後來五洲同文書局影印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就都這么做。同文書局印得較精美，可惜其中《舊五代史》用的並不是真殿本，而是據別的本子仿照殿本的字型款式重新寫過付印的，真殿本《舊五代史》版心上方題“乾隆四十九年校刊”，同文書局據別本重寫時不知道，和其他各史一樣都寫成了“乾隆四年校刊”。五洲同文書局石印《二十四史》才一律用真殿本，但印書的油墨不好，有浸潤到筆劃之外的毛病。(3)按行剪開原書，重新貼上，把原書一頁半、或兩頁、三頁甚至更多頁合併成一大頁，攝影縮小後石印。這樣可把原來幾十本、成百本的大書縮印成幾本、幾十本，不僅售價低廉，而且翻檢使用以至庋藏攜帶都大為方便。同文書局多數的石印書，如徐潤《年譜》中提到的《資治通鑑》、《通鑑綱目》等一大批，就都採用了這種並頁縮印的辦法。其中《康熙字典》把武英殿本四十冊縮印成六冊，《全唐詩》把殿本一百二十冊縮印成三十二冊，都極受讀者歡迎。當然，字縮得比較小，必須技術高明，才能清晰可讀。同文書局在這點上還做得比較好。竹簡齋石印的大本《二十四史》等也用此辦法，由於技術差，印本就欠清晰，加之剪貼並頁時又不認真細心，有錯行、脫漏等弊病，故不能取信於人。(4)不剪開原書，而把原書四頁分上下欄並成一大頁，或原書九頁分三欄並成一大頁，再攝影縮小後石印。積山書局石印《康熙字典》，史學齋石印《二十四史》等就用這種辦法。這比剪貼並頁的辦法要少些差錯，閱讀起來也不像剪貼的那種長行直下費眼力。(5)僱人將原書重新用楷書抄寫後攝影石印。當時石印的章回體舊小說以及供科舉考試夾帶用的《四書備旨》、《大題文府》、《小題文府》之類就多用這種辦法。夾帶進考場裡用的要開本小而內容多，因此往往在抄寫後攝影縮成蠅頭小字再付印。後起的石印書局掃葉山房最喜歡用這種辦法。手邊有一冊民國七年戊午正月重訂的《掃葉山房發行石印精本書籍目錄》，共列書四百十九種，據原本影印的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重寫後印，所幸字尚未縮得太小，只是俗陋得叫人閱讀起來感到不舒服。
以上這幾類石印本除重寫付印者外，實際上都可稱為影印本，因為都是用刻本古籍攝影后付印的。只是這些石印本所用的底本不怎么講究，多採用當時通行易得的武英殿本之類攝影后付印，而不去尋求宋元舊本、善本。因為當時書商石印這些古籍僅著眼於內容，只要內容適合購買者需要就印來賺錢，而不是為了保存舊本、善本的真面目才攝影石印，這和後來影印善本古籍走的是兩個路子。後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大書局大量印售古籍，精善的舊本用影印，滿足好古者和專家、學者的要求；普通的用鉛字排印，售價更低於石印本。舊式的石印書局逐漸被淘汰，只有掃葉山房拖延到五十年代初才歇業，但歇業前也久已奄奄一息，門可羅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