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中國國民黨史著作中國國民黨自誕生至今已百年有餘，曾經對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生、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直至現在，國民黨在海峽兩岸關係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深入研究中國國民黨史，不僅是研究中國革命史的需要，也是解決兩岸關係，使台灣早日回歸祖國的需要。以前有關此課題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較大。國民黨方面學者的研究為國民黨政治服務，立足歌頌；大陸學者在建國初期對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時期的國民黨均持批判的態度，不敢著意研究，直到80年代才有所啟動，但仍有許多框框和顧慮。由於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干擾，致使既往研究“視野不夠開放，就事論事多”“對領導人功過是非評價多”，“思想理念的分析則較少”。二是對國民黨這一“百年老店”，大多數著作只寫到1949年，對其後的半個多世紀語焉不詳。1992年由江蘇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王家典所長、天津南開大學劉健清教授以及徐梁伯研究員共同主編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史》雖然寫到“李登輝上台”，亦失之簡略。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興衰嬗變、未來的走向如何等等，仍有許多空白之處。所有歷史的和現實的需求，都向海內外學者提出了對中國國民党進一步進行全面深入細緻的研究要求。
總序
中國國民黨史中國古代無黨，實行“帝治”，靠以皇帝為絕對權威的官僚系統治國。政黨的出現是中國歷史進入“近代”階段以後的產物。最初在歷史舞台上活動的是鬆散的政治性團體，然後才逐漸出現有明確政綱、黨綱和特定組織形式的政黨。政黨的主要活動是從政。因此，寫一個政黨的歷史，就不僅要寫這個黨本身的黨務和組織發展，而且要寫它的政治方針及治國經歷。中國國民黨主張以黨治國，長期一黨專政，實行“黨治”，因此，寫國民黨的黨史，最重要的是寫出它在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全書的軸心。以此為軸，然後寫出它的方方面面。
從興中會算起，中國國民黨已經走過113年的歷史，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百年老店”。自1894年至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是它的革命時期，其對象是腐朽、頑固的滿清政府；自1912年至1927年“四·一二”政變前，是它的繼續革命時期，其對象是北洋軍閥。從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南京，是它統治中國的執政時期。1949年之後則是它的退守台灣時期。在這一百餘年中，中國國民黨在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留下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經過反覆思考、研究，決定嘗試一種新的寫法，即條塊結合，經緯相成，分門別類，深入考察國民黨史上的若干問題，例如思想理論、黨務組織、內外政策、國共關係、執政工具等，每一方面寫一本書。分之可為國民黨的若干專門史，合之則為國民黨的總體史。這種寫法，有助於對國民黨史的深入和全面開拓，也有助於為讀者提供在一般著作中不易獲得的知識。
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與許多仁人志士為“振興中華”而建立的革命政黨。它在歷史上為中華民族建立過四大功績。一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統治，終結帝制，開闢共和，實現了中國歷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飛躍。一是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實行北伐，在這種合作破裂後，繼續北伐，推翻了辛亥革命後北洋軍閥對中國的十六年統治，試圖重建國家統一。一是再次和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擊日本侵略，最終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挽救了近代中國最嚴重的一次亡國危機。一是退守台灣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堅決反對台獨勢力，並且實行經濟、政治改革，促進了台灣的經濟起飛和兩岸關係的改善。當然，在其歷史長途中，中國國民黨也犯過這樣、那樣的過錯，給中國人民帶來過許多災難。如1927年的“清黨”，對蘇區的十年圍剿，抗戰勝利後的三年內戰，等等。國民黨的功績和過錯都是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部分，都應該科學地加以闡述和總結。
在組織類型和治國模式上，國民黨最初效法西方政黨。自上一世紀二十年代起，它接受蘇共模式，實行一黨制，至四十年代，國民黨先後召開“制憲國大”和“行憲國大”，號稱“還政於民”，而一黨制的實質未變。政治上的高度專制，統治層的普遍腐敗，多年戰爭帶來的經濟上的不堪重荷與一系列的政策失誤，特別是在它執政的二十多年間，始終未能解決孫中山視為歷史重心的“民生”問題，長期不能滿足農民的溫飽和土地需求，終於使它成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的對象，並且因此失去了對中國大陸的統治。退守台灣後，它痛定思痛，實行在大陸時期早就想實行而未果的對黨的改造，推行了部分新政策，但是，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使它在2000年的政黨競爭中未能保住執政地位。這些，也都應該科學地加以闡述和總結。至於它是否能歷劫不磨，浴火重生，則有待於它自己的努力。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雖然有過兩次合作，但也有過兩次分裂。關係不同，彼此對於對方的評價也就因之不同。合作的時候，彼此之間自然會或多或少地稱揚對方；雙方分裂、廝打的時候，為了要將對手打翻在地，除了使用武器的批判外，也還要使用批判的武器。例如，抗戰初期，毛澤東曾肯定國民黨“有它光榮的歷史”，“有光明的前途”，而後來則指責其統治集團代表的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又如，對蔣介石，毛澤東在1938年曾經譽之為國民黨歷史上繼孫中山之後的第二位“偉大的領袖”。然而，蔣介石發動反共內戰以後，就被指斥為“獨夫、民賊”和“人民公敵”了。這種情況，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緣由，可以說是政治鬥爭中的常見現象。只有在塵埃落定、雨過雲收之後，人們才有可能撇開一時的恩怨和偏見，冷卻愛恨情仇，不是局限於某時某事，而是縱觀前後，通覽全局，對既往的歷史做出全面、公正、客觀的評價。今天，擺在海峽兩岸人民和政治家面前的課題是結束敵對狀態，交流對話，協商談判，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為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中國國民黨的歷史作科學的、全面的審視，不僅必要，而且可能了。
唯物主義的研究原則是充分占有和研究歷史資料，在此基礎上按歷史事實寫作，盡最大可能還原歷史本相。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既是歷史科學的源泉，又是檢驗一切歷史觀念和判斷的唯一標準。人們一直勉勵自己，努力按照這一原則進行研究和寫作，也希望讀者用這一原則來檢驗和評判成果。近、現代的歷史距今未遠，人們的政治態度不同，對這段歷史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認識並不奇怪，重要的是允許討論，允許探索，允許爭鳴，在討論、探索、爭鳴中不斷接近真相和真理。
歷史軌跡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是中國同盟會。在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說在中國有了廣泛的市場，在留學生的推動下，這些革命思想不斷傳播；同時，各革命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他們在各地開展反封、反帝的活動，但各地分散的起義紛紛失敗，孫中山意識到“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聯絡，各自號召，，終必成秦末二十餘國之爭”，“故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為必要。”正是基於以上原因和認識，孫中山和黃興、宋教仁等人在聯合興中會、同盟會、日知會的基礎上於1905年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其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政治綱領。它的成立使中國革命有了統一的組織和領導，也有了明確的革命綱領，因此，其成立標誌著中國民主革命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此後，同盟會的勇士開始用他們的血淚和生命來捍衛祖國的尊嚴，謀求人民的利益，彰顯著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和愛國主義。雖然這未能改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凌辱，但這種精神和情操成為後人的榜樣，如1993年許歷農在台灣創立新同盟會，他說新同盟會與100多年前孫中山建立的中國同盟會沒有太大的傳承關係，但他表示，新同盟會要繼承中國同盟會的革命精神和愛國主義，致力於國家統一大業。
然而，在近代那淒風苦雨的黑暗中，中國同盟會勇士們的血淚甚至是生命終究沒有喚醒獨裁者們的良知，因此，有了國民黨這一名稱的出現，此即中國國民黨的第一次改組。由於辛亥革命的爆發損害了列強在華利益，他們在“嚴守中立”的幌子下積極扶植袁世凱作為其統治中國的工具，1912年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果實，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國開始了北洋軍閥的統治時期。袁世凱上台後，加緊實行獨裁專制，違背了中華民國的主旨，根據當時責任內閣制的規定，同盟會代理宋教仁為了造就當時的國會第一大黨，通過國會選舉重新組閣以限制袁世凱的權力，因此，同盟會聯合了當時的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等四個小黨派改組成為國民黨，在不久之後的國會選舉中贏得參眾兩院的大多數議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國民黨的第一次軍事演練──二次革命中，卻因其力量渙散而敗北。袁世凱的勢力也因此從北方擴展到南方，為其稱帝準備了條件，而正是在其稱帝的過程中，於1913年11月解散了國民黨。國民黨曇花一現的命運體現了民主在專制獨裁面前極其脆弱的時代特點。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同時，二次革命的失敗也充分暴露了國民黨組織嚴重不純、人心渙散等特點，這表明其已無力領導中國革命繼續前行。於是，孫中山為重新集結革命力量，恢復同盟會革命精神，決心重新組建新黨。由於他在總結革命失敗的教訓時認識到“國名黨徒以組織號召同志，但求主義之相同，不計品流之純糅”，“故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分歧”，“至於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因此，其於1913年9月27日親自擬定入黨的誓約，其中之一規定：入黨者必須絕對服從其領導，無論資格多老，都要重立誓約，加按手印。儘管這一規定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對（如國民黨元首黃興），但還是如期於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東京舉行大會，正式宣告中華革命黨的成立。其以5月10日創辦的《民國》雜誌為機關刊物，以實現民權、民生主義為宗旨，以推翻袁世凱專制政府，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因此，武裝討袁成為其首要任務。從成立到1919年10月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之前的6年多時間裡，通過武裝起義、暗殺活動、軍事討袁等多種措施，在全國範圍內牽制了袁世凱的軍事力量。可以說，中華革命黨是二次革命失敗後，長期堅持武裝討袁鬥爭，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而努力鬥爭的唯一政黨。但它自始至終都未提出反帝的要求，這說明孫中山對民族主義的理解仍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同時，組織上採取個人絕對服從，這就孫中山的本意，應是為了扭轉國民黨的軟弱、渙散，以確保革命的勝利，是出於公心，但這種“領袖主義”發生在極力推崇歐美民主的孫中山身上，在一方面體現了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追求民主過程中的魄力與無奈，也從另一方面凸現了中國培植民主的土壤的極度貧乏。正由於此，才使每一個事關民主的舉措顯得步履維艱，在此後維護民主的過程中，孫中山屢次因軍閥背叛而慘遭失敗，在極度困難中有了中國國民黨歷史上的第二次改組。
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名黨。（黨名加“中國”二字以區別於原國名黨）。《中國國民黨黨約》總綱規定：“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為廣泛吸收黨員，中國國民黨放棄了中華革命黨的秘密組織形式，轉為公開；並放棄了中華革命黨所規定的入黨須按指印，並宣誓絕對服從其個人領導等苛刻條件，並大量吸收青年入黨。從此，中國國民黨又以新的起點在革命征途中揚帆前行。當中共於1921誕生之後，國共兩黨在分分合合、恩恩怨怨中推動著中國歷史的發展，磨礪著中華民族的精神。
由於“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共同需求，加之第三國際的援助，國共兩黨於1924年實現了第一次合作，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黃埔軍校的建立；北伐順利進軍；基本推翻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但隨著孫中山的逝世，蔣介石、汪精衛拋棄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打擊、排斥共產黨人，製造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和國共合作的破裂。血雨腥風的十年內戰開始了。在國共兩黨的對峙中，由於蔣介石報定了滅共的信念，五次圍剿中共，而“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日本帝國主義乘隙而入，正是這一外力的介入，促使國共兩黨以西安事變為基點實現第二次合作，共同走上了抗日戰場。從1937年七月至1945年八月，中華民國的政府發動的大型會戰二十二次，小型戰鬥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200餘位。有被周恩來譽為中國軍人楷模的張自忠，有李家鈺、郝夢齡等。以上的數字警示人們，在八年抗戰中，可以說不論國民黨的中央軍、地方軍或系原軍閥隸屬的舊軍隊，甚至是曾經屢屢製造叛亂的“叛軍”，他們在抗日救國的偉大精神感召下，絕大多數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部隊。公正的講，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抗戰中都承擔了自己的歷史責任，我們不應該由於歷史上的黨派紛爭而互相抹煞對方在抗戰中為民族所做的貢獻，不能死守成王敗寇的鐵律。
抗日戰爭的勝利，國民黨的軍隊功不可沒。但是長期共苦之後的國共兩黨還來不及分享勝利的喜悅，就掉入了戰爭的深淵，兩黨再次決裂、內戰。三年的內戰中，蔣介石在失民心中失去了天下，逃到台灣。由於韓戰的爆發，中國人民解放軍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被迫暫時擱置“武裝解放台灣”的行動，搖搖欲墜的蔣介石政權在美國武力保護下，獲得了在夾縫中生存的條件，與中央人民政府對抗。此後，台灣處於“蔣家王朝”的統治之下長達半個世紀。
蔣氏父子（蔣介石、蔣經國）經營台灣的半個世紀中，在政治方面，儘管敵視大陸政權，但仍然秉承“一個中國”的民族觀念，使台灣民眾不用為自己的歸屬而感到彷徨；在經濟方面，從50年代開始，國民黨當局就在台灣實行農村“土地改革”，為日後台灣本土私營工商業發展打下了基礎；從60年代開始，利用美國等西方國家提供的資金和技術，大力發展出口加工業，逐步實現了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變；進入70年代，大力發展高薪技術產業，使台灣經濟出現了持續的高速的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可以說，台灣經濟的發展成就是國民黨最引以為豪的地方，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最肯定也是經濟的成功發展。然而，當1988年蔣經國逝世後，中國國民黨在具有濃厚分裂意識的領導人李登輝的把持下，逐步背離了一個中國的理念，製造“兩國論”和“一中一台”，加之大權獨攬，大搞黑金政治，國名黨出現分裂，致使在2000年的台灣領導人選舉中，遭到慘敗，失去了在台灣50餘年的執政黨的地位，李登輝辭職。此後的中國國民党進入連戰時代，期間，堅持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認同中華民族，主張通過加強兩岸經貿交流實現互利互贏。於是他領導國民黨逐步清除李登輝的惡劣影響，恢復過去的歷史傳統，即便是“在野”黨的身份也未放棄對台灣民眾負責，對兩岸關係的關注。2005年4月，他率黨團訪問大陸，並與胡錦濤主席進行時隔60年的歷史性握手，體現了兩黨共同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決心和誠意，也體現了兩黨以兩岸同胞福祉為重，以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為重，由此，海峽兩岸同步掀起了大陸熱與台灣熱。今日，這個百年老黨在馬英九等精英的帶領下已重現勃勃生機，祝願中國國民黨能勵精圖治，重回歷史舞台的前排，勇挑重擔。
在國民黨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中，人們看到了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順逆之中彰顯過與功，其過使國民黨自身受到了懲罰；從今天的時代需要出發，人們應充分肯定其在推動歷史發展方面的功績，這才能促進兩岸經貿、文化交流，推動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緩和，對逐步構建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
特點
中國國民黨史以1984年5月南京召開的中華民國史學術研討會和1985 年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為標誌， 國民黨史研究成為史學領域工作者關注的焦點。1985年10月、1988年8月和12月，先後由河南人民出版社、 光明日報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和檔案出版社出版了《中華民國史綱》（張憲文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大事記》（李松林等編著）、《中國國民黨簡史》（李友仁、郭傳璽主編），國民黨史研究步入了新的階段。進入90年代之後，國民黨史研究不僅成為史學界的研究熱點，而且在部分高校還開設了中國國民黨史課程，中國現代史學會又於1990年3月和11 月先後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國民黨史教學與研究座談會和“中國國民黨性質”專題研討會。1991年和1994年，中國近百名研究中國國民黨史的專家和學者先後在上海和西安召開中國國民黨史研討會，從而把國民黨史研究推向新的熱潮。儘管國民黨史研究已經成為90年代史學界的熱點課題，但因起步晚，研究狀況仍屬初步階段。
其一，巨觀研究成果多，微觀研究成果少。任何一門成熟的學科，應該既有巨觀研究，又有微觀研究，二者相輔相成。然而國民黨史研究微觀成果太少，必然使巨觀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很難得出科學的結論。
其二，資料性、敘述性的成果較多，論述性的成果少。綜觀90年代國民黨史研究成果，包括文章與著作，依然是資料性、敘述性的成果多於論述性的成果。這一特徵反映了國民黨史研究仍處於起始階段。
其三，缺乏全面的、系統的研究。這種狀況也正好反映了國民黨史研究處於起始階段的特徵。
發展概況
中國國民黨成立於1894年，自1949年遷台後，一直以“執政黨”身份掌控台灣政局。在2000年3月的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選舉中，因國民黨本身分裂導致票源分散，而喪失執政權，淪為在野黨。
一、基本實力
在2000年前，國民黨因長期執政而幾乎壟斷了島內所有的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資源，並依憑執政資源在島內各種大小型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下台後，尤其親民黨從國民黨內分裂出去後，國民黨的實力迅速下滑。
(一)表現在選票上的實力迅速下滑。在“一黨專政”時期，國民黨不僅在全島性的“總統”、“立法委員”、縣市長等大型選舉中一般都能獲得過半數的選票和席次，在縣市議員、鄉鎮市長以及村里長等基層選舉中，更是經常囊括80%以上的席次。下台後，雖然國民黨在基層選舉中仍能獲得70%以上的席次，但在大型選舉中的得票率卻迅速下降。如在“總統”選舉中的得票率由1996年的54%下滑為2000年的23.1%；“立委”選舉得票率由1998年的46.43%下降為2001年的28.56%，席次由123席下滑為68席；縣市長選舉得票率由1997年的42.22%下滑為2001年的35.15%，獲得9個席次，連同台北市，目前執政的縣市共有10個。
(二)政黨認同度迅速下跌。根據島內各種民調機構所做的民調顯示，在2000年以前，國民黨的政黨認同度一般都能保持在30%以上，但是下野後卻急劇下跌到20%以下，目前一直在14%左右徘徊，居於民進黨、親民黨之後。
(三)黨員人數下降。在2000年以前，國民黨自己號稱有200萬黨員。下台後，為了凝聚黨員的向心力，國民黨自2000年9月起進行的了為期4個月的黨員重新登記。雖然國民黨官方數字顯示，參加黨員重新登記的黨員人數已突破100萬，但黨中央私下訪查發現，實際上真正自行繳交黨費、承認自己仍屬國民黨員的僅餘34萬人。
二、組織架構
國民黨的黨務組織架構主要分中央、縣市(包括直轄市)、區級黨部三級。國民黨以“全國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行使職權，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由中央常務委員會執行職權。2000年3月下台，國民黨為“浴火重生、從零開始”，於2000年6月後開啟了黨務改造工作，改造後的組織架構主要為：
(一)“全國代表大會”。為該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每兩年召開一次會議，代表任期為4年。主要職權為：修改黨章，決定政綱、政策，檢討中央委員工作，討論黨務與政治議題，同意任命黨主席提名的副主席，通過黨主席提名的中央評議委員，通過黨提名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二)主席。國民黨設主席1名，自2001年後改由黨代表選舉產生為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產生，任期4年，連選可連任一次。2001年3月，國民黨首次舉行黨主席由黨員直選活動，現任黨主席連戰以高達97.09%的得票率當選。主席綜理全黨黨務，為“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及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主席，在主要決策上擁有最後的決定權。另外，國民黨可提名數名副主席，經“全國代表大會”同意任命。目前國民黨共有6名副主席，依順為：共有6位副主席，依次為前“行政院長”蕭萬長、“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前“內政部長”吳伯雄、林澄枝、“立法院副院長”江丙坤、現任台北市長馬英九。
(三)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置委員210人，候補委員105人，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任期4年。中央委員會主要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並對外代表該黨，討論及處理黨務與政治事項，選舉中央常務委員等等。中央委員會設有秘書長1人，副秘書長1-3人，主要黨主席提名、中央委員會通過任命。秘書長直接掌管中央委員會屬下的各個機關，在國民黨的決策機構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現任秘書長為林豐正。
中央委員會下面設定政策、組織發展、文化傳播、行政管理4個委員會及“國家發展研究院”、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考核紀委委員會三個直屬運作單位。
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由中央常務委員會執行職務，是國民黨的最高決策機關，舉凡黨政的重大決策和決議，均在此會議中決定。中央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31人，下台後改由黨主席指定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互相票選產生，並隨著“立法院”黨團在黨內決策地位的提高，“立委”在中常委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占半數左右。
(四)中央評議委員會。它是國民黨的諮詢機構，其成員由黨主席聘任，提請“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或追認。中央評議委員以會議方式行使職權，置主席團主席若干人，主持會議。
(五)地方黨部。國民黨由於歷史悠久，加之長期執政，在各地都設立了綿密的地方黨部與基層組織。
三、政策主張
在李登輝主政的12年期間，逐漸偏離一個中國路線，將中國國民黨改造為“台灣國民黨”，導致黨內理念不清、路線爭議不斷，新黨、親民黨相繼出走。為凝聚人心，國民黨決定重新確立立黨理念和路線。
(一)政治定位方面：明確聲明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不是外省黨，也不是台灣黨，更不是台獨黨”，“本土化”絕不是族群化、省籍化、更不是“去中國化”。
(二)兩岸關係方面：全面清除李登輝分裂路線影響，回歸“一個中國”路線。強調國民黨對於“一個中國”的立場始終如一，依循“國統綱領”，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追求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建構台海和平區，在台灣優先的前提上，逐步邁向民主、自由、均富的統一。兩岸擱置政治爭議，從事制度競賽，走向全面政經建設，形朔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現代化國家。積極恢復兩岸制度化協商，加強全方位交流，推動城市交流、政黨交流、高層互訪。推動兩岸經貿鬆綁，促進兩岸資金、人員及資訊移動透明化，創造國際企業策略聯盟的環境。
(三)在“國防外交”方面：建構全民參與的現代化“國防”，以精實軍隊戰力，落實“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戰略指導。擴大區域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及國際組織，鞏固、增進與“邦交國”的關係，積極拓展與其它非“邦交國”的實質關係。團結全球華僑，宏揚中華文化，共同建構全球華僑的生命共同體。
(四)政治方面：遵守“憲法”及“增修條文”，堅決貫徹“雙首長制”；堅持政黨政治與責任政治原則，建立優質化民主。制定政黨法及政治獻金法，並對政黨投資或經營營利事業進行合理規範與限制。進行選區重劃，“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等等。
(五)經濟方面：提升科技研發水準，編列研發經費，引導民間投入研發工作，以強化產業競爭力。開放“三通”、鬆綁“戒急用忍”，建構以台灣為中心的矽谷台北、上海以及東京、台北、上海“雙黃金三角”，以鞏固台灣在全球經貿體系中的關鍵地位。促進就業機會、改善就業環境，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資和諧。
研究重點評述
中國國民黨史進入90年代後，中國國民黨研究又取得了新進展，學者們在研究過程中提出不少新問題和新見解，並對其中一些問題展開了討論。由於篇幅所限，僅將幾個重要問題作些扼要的評述。
（一）關於“攘外必先安內”方針
“攘外必先安內”是“九一八”事變前後至西安事變前國民黨政府處理內政、外交的基本準則與總方針。對這一方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何時形成與如何評價上
對於“攘外必先安內”方針何時提出有兩種說法:一種觀點認為“九一八”事變前在1931年7月23 日蔣介石《告全國同胞書》中就提出了；另一種觀點認為是“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在11月30日顧維鈞宣誓就職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依筆者之見，“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的形成有一個過程，最初提出應為1931年7月23 日蔣介石的《告全國同胞書》。書中稱:“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蠢”。“故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在這裡已經表述得相當明確了。但這一方針從提出到最後確立，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從“九一八”事變到1931年12月蔣介石下野之前，這一方針逐漸演變為安內的武力政策暫時停止，由對外不抵抗轉變為一面訴諸國聯，一面準備抵抗；從1931年12月孫科組閣到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此方針逐漸演變為一面聲稱要“積極抵抗”日寇， 一面主張對日“和平絕交”； 從“一·二八”事變到1932年5月《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又一度演變為“攘外”為主， “安內”為輔。《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蔣介石隨即宣布實施“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至此，這一方針正式確立。
如何評價“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呢？台灣學者歷來認為這一方針的執行造就了中國建設的黃金時期，並為八年抗戰作了充分準備。大陸學者的傳統觀點認為，這一方針是“只剿共，不抗日”的妥協、投降方針。而近年來，台灣一些學者不再像過去那樣對這一方針持一味讚美的觀點，而建議對這一“謀國”手段是否合宜有效進行評估檢討；大陸學術界也不再將此方針簡單地歸結為投降戰略與不抵抗政策，而是根據大量史料對其作全方位的深入評價。
“攘外必先安內”與民族統一的關係問題，是如何評價這一方針的焦點之一。台灣學者認為“統一是抗日的前提條件”，對“攘外必先安內”方針採取了肯定的態度。大陸學者認為，上述“統一是抗日前提條件”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理由是:“九一八”事變後，要做到全民族一致抗日，只有處於執政地位的國民黨停止“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筆者也以為前一種觀點是錯誤的，毛澤東、周恩來早就批評過“統一是抗日前提條件”的錯誤觀點，認為蔣介石在政治上用以打擊中共的有力武器就是“統一”這個口號。如果僅就抗日需要集中國力而言，國民黨標榜“統一”無可非議。但問題是:究竟是統一在民主的基礎上，國共合作抗日，還是統一在專制的基礎上，讓國民黨消滅共產黨？很顯然，蔣介石是借“統一”消滅共產黨與異己勢力；同時也是其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擋箭牌。就“抗日必先剿共”而論，這是對中國革命的破壞和對歷史的反動。從哲學角度看，它違背了中日民族矛盾與國內階級矛盾的主次關係。
與此問題相關聯的，是“攘外必先安內”方針與抗戰的關係問題，即在“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形成及實施過程中，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到底有沒有抗戰思想與抗戰準備？
過去大陸史學界一直認為抗戰爆發前，國民黨政府毫無準備，以至倉促應戰，造成一潰千里的局面。經過近年對此問題的研究，史學界認為抗戰爆發前國民黨政府一方面推行“安內”政策，一方面進行了各種抗戰準備。筆者認為後一種觀點是不容抹煞的客觀事實，就連日本的阿部信行也說過:“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即是整理財政、整理軍備與新生活運動。”應該說，當時日本人對於他的敵人還是比較了解的。然而筆者不能同意台灣學者提出的抗戰準備的最初時間。蔣緯國在《抗日禦侮》一書中寫道:“考據史學，中國決心抗日，在民國17年發生五三慘案之時，即已決定。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之後，立即著手對日備戰”。蔣緯國的根據不過是“五三”慘案後的蔣介石的一段日記而已。然而事實上“五三”慘案發生時，他要求部下對屠殺中國軍民的日寇“絕對不開槍”，“為救一日人，雖殺10人亦可”。事後，中日兩國就濟南慘案談判時，南京政府又實行屈辱的外交政策。“九一八”事變時，南京政府又實行絕對不抵抗主義。因此把國民黨抗戰準備的時間放在“五三”濟南慘案之時是錯誤的。他們的目的一方面頌揚蔣介石抗戰的決心，另一方面掩蓋國民黨不抵抗的罪責。那么，國民黨什麼時候準備抵抗日寇呢？筆者認為是在“一·二八”淞滬戰爭之後，最早也只能在1931年9月下旬，從蔣介石發出的一些電報中， 看到了“抵抗”的字眼。11月14日，國民黨四大對外宣言中宣稱要“抵抗”日寇“收復失地”。即使在此時，國民黨第一位的任務也不是抵抗日寇，而是剿共。直到華北事變後，國民黨事實上才將抗日放在首位。國民黨不僅調整國共兩黨間的關係，同時在軍事與經濟上，調兵北上平漢、津浦和隴海線，整編中國陸軍，構築國防工事，加強財政、工業、交通和水利等方面的建設，調整美、蔣關係等。
（二）關於國民黨的土地政策
傳統觀點認為，由於孫中山先生過早病逝，使其“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未能付諸實踐，國民黨內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在北伐後期又相繼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大陸執政的22年中，始終沒有開展土地改革，最終導致國民黨失去了農民，並使農民成為它的最大反對者。隨著國民黨史研究的深入，史學界將國民黨的土地政策與實踐作了全面的考察與客觀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
首先，大革命時期廣東農民運動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實乃國共兩黨合作所促成，筆者以為這種說法是與歷史相符的。因為大革命時期的各級農民機構不僅掛著國民黨的招牌，而且許多國民黨要人也在從事和支持農民運動。如廖仲愷、彭素民等人積極貫徹中山先生的民生主張，不僅自己出席各種農民會議、作報告，而且派人員分赴各地宣傳組織農民，還立案對農民運動予以保護。這些舉措使廣東農民運動得到了迅速發展。孫中山病逝後，鄧演達成為國民黨內最堅定地主張實行平均地權的人。鄧在多次講話、報告和文章中，公開支持農民運動，提出要實現耕者有其田，進行減租減息等。他還同共產黨人毛澤東、譚平山等人共同討論解決土地問題的途徑和方法。當然，大革命時期，國民黨並未在自己統轄的範圍內付諸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並且最終鎮壓了農民運動，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前期對農民運動的支持。
其次，國民黨在22年統治中，曾頒布了一系列土地政策法令，並在個別地方搞過一點改革和實行減租減息。眾所周知，國民黨南京政權建立之初，為維護其統治需要，繼續宣稱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實施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因而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政策法令:1928年制定了《佃農保護法案》，1929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二五減租決議案，1930年6月正式頒布了《土地法》，1935年公布《土地法實施法》，明令1936年向中國推行，但因抗戰很快爆發，《土地法》被拋之一邊。從1927年至1937年間，國民黨雖然頒布了一系列土地政策，但真正在中國部分省份推行的只有減租政策和土地陳報，即使是這兩項，也只是在極少數省份部分地區取得一些微小的成績。到了抗戰時期國民黨又擬定了《戰時土地政策綱領》，設立了地政署，但這一綱領未能加以實施，只是在湖北和福建龍巖等地搞了一點減租和土地改革。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由於忙於內戰，更無心搞什麼土地改革，雖然頒布了《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但也並未實施。正是從上述意義上講，從全局看，國民黨在大陸22年中並沒有認真地進行土地改革。國民黨真正推展土地改革運動則是到台灣以後，為了維持統治和解決生機問題，1949年至1952年在台灣開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依筆者之見，國民黨在台灣搞的土地改革，使大量無地少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從而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緩解了台灣出現的經濟危機，對於穩定政局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台灣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地主利益；同時，僅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地權，遠未做到平均地權。
（三）關於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地位與作用
正確評價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地位與作用，始終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以來史學界研究的熱點。首先在國民黨正面戰場問題上，經多年研究，史學界雖尚有分歧，但多數學者認為國民黨正面戰場在抗戰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起了主要作用；在抗戰中期（1938年10 月至1941年12月）國民黨正面戰場對中國抗戰的作用可以說得失相當，利害兼半；在抗戰後期（1942年至1945年8 月）國民黨正面戰場則起了消極作用，導致豫湘桂戰役大潰敗。筆者以為，上述評價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史學界對抗戰後期的國民黨還缺乏深入的研究，其結論還存在簡單化的傾向。應當看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中國政府立即對日對德宣戰。當英美軍在東南亞地區節節敗退之際，亞洲同日本相抗衡的最大力量就是中國戰場。1942年初，26國宣言簽訂，中國成為四大領銜國之一，同時，蔣介石又被推舉為新成立的中國戰區統帥部最高統帥。中國之所以能躋身大國行列，肩負起東南亞抗戰領導責任，是與正面戰場的地位和作用分不開的。國民黨軍隊不僅在國內牽制了大量日軍，還派遠征軍入緬作戰，對支持盟軍太平洋作戰起了重大作用。總之，國民黨正面戰場在中國抗戰中是起過一定積極作用的，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
關於國民黨戰時政治體制對抗日戰爭的影響問題，也引起史學界的關注。對此，一種觀點認為，國民黨政權實行戰時政治體制的作用就在於把全民族的力量集中起來，舉國對外，打敗日本侵略者。另一種觀點認為，國民黨戰時政治體制曾一度獲得中國認可，但它由最初有一定生氣和權威性的抗戰建國領導中心逐漸轉變為專制和腐朽的一黨專政工具，這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它在戰後走向徹底崩潰的命運。
眾所周知，所謂戰時政治體制其突出特點是：黨政獨裁化、黨政軍一體化和增設民意機構，政權有限開放。這一戰時政治體制始建於1938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中國代表大會。 大會既通過了確立“總裁制”的決議案，又通過了設立國民參政會的決議案，從而使國民黨政權的戰時政治體制從一開始就帶有獨裁化與民主化兩種趨向。對此，筆者以為首先應看到，國民黨戰時政治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國家統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及軍事獨裁化。國家統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在戰時條件下有利於集中中國各黨各派各階層力量投入戰爭；同時財經管理集中化軍事化，保證了抗戰財力物力的需要。就其民主化趨向而言，設立國民參政會，不僅能夠團結各黨派共同抗戰，發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形式的作用，而且在增添民主氣氛方面也具有積極作用。但國民黨戰時政治體制在強化集中統一的過程中，未能逐步擴大參政渠道，把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納入權力系統，而因固執狹隘的意識形態偏見，從維護少數人私利出發，始終把異己的政治力量排斥在真正權力圈之外，日益強化個人獨裁，以建立清一色的蔣系國民黨一黨專制。其結果，最終導致了自身的崩潰。
對於戰時國民黨政權的經濟政策的評價，有的著作認為國民黨政權在戰時借“統制”之名，行官僚資本獨占之實，大發國難財，使民族工業備受壓迫和摧殘。筆者以為，國民黨戰時經濟統制政策，既有進步性，又有掠奪性，在抗日情況下國民黨通過擴大國家資本來統制經濟，有利於發展大後方的生產和充實抗戰實力，這是應當加以肯定的；另一方面，這種政策又是國民黨政權在抗戰條件下實現剝削掠奪的手段。對於國民黨戰時財政金融措施中的通貨膨脹政策與工業內遷政策，一些著作又有新的論述，認為戰時通貨膨脹政策“不可避免”，雖導致“貪污投機風行”，但沒有達到惡性通貨膨脹階段。對於工業內遷，史學界一致認為此舉在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它為保存抗戰的經濟力量，奠定內地工礦業建設的物質基礎，改變中國工業的不合理布局，保障後方軍需民用的供給，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大大促進了後方經濟近代化的進程。
（四）關於國民黨統治在大陸失敗的原因
自國民黨兵敗大陸退守台灣之日起，海內外就展開了國民黨為什麼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丟失了全部大陸的討論。大陸學者對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形成了較為一致的看法。就國民黨失敗的政治原因而言，國民黨的內戰方針與獨裁政治體制，不僅違背歷史潮流，而且違反民意，是其在大陸失敗的根本原因；國民黨自身腐敗與內部派系紛爭則加速了國民黨政治統治的崩潰。就國民黨失敗的經濟原因而言，惡性通貨膨脹與官僚資本的巧取豪奪，導致經濟崩潰；頑固維護封建土地制度，拒絕進行土地改革，加速了經濟崩潰。就國民黨失敗的軍事原因而言，發動內戰的非正義性，是其軍事失敗的根本原因；軍隊紀綱敗壞、官兵對立則是其軍事失敗的另一重要原因。當然，中共路線、方針與政策的正確，無疑加速了國民黨統治大陸的迅速敗亡。總的講，上述觀點是無可非議的，是鐵定的事實。
進入90年代以後，史學界在研究國民黨失敗原因時，又將視角集中到抗戰勝利後的接收與腐敗問題上。大陸學者把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的接收，稱之為“劫收”或“劫搜”。一種觀點認為，“劫收”成為國民黨政權走向衰敗的轉折點。與此相適應的一種觀點認為:“劫收”不僅急劇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而且基本毀掉或嚴重動搖了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基礎。也有文章認為腐敗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滅亡。然而，台灣學者認為這種評價對國民黨“不公平”，事實上是國民黨已“盡心盡力”，22年統治難治中國五千年之病。很顯然，這種觀點將中國“疾重難醫”作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重要原因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依筆者之見，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的接收，不僅造成天怒人怨，而且也進一步侵蝕了自身肌體，成為國民黨在大陸全面失敗的轉折點。因為：
其一，“劫收”使國民黨在政治上失掉了民心。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對淪陷區的接收，是為其獨裁內戰政策服務的。因而在接收過程中，採取洗劫式與掠奪性措施，殺雞取卵。這種禍國殃民的行徑，激起了淪陷區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他們稱接收為“劫收”，稱接收大員為“五子登科”人物，並以“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民謠來表達他們對國民黨政權的徹底失望和無比憤慨。就連國民黨經濟接收負責人邵毓麟也對此深以為慮，他向蔣介石進言說:“象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他認為“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
其二，“劫收”造成社會生產力急劇萎縮。八年戰爭已使社會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而戰後國民黨的接收，使本已遭受巨大破壞的社會生產幾近崩潰，社會生產力隨之急劇萎縮。這種狀況又與國民黨的惡性通貨膨脹政策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最終的經濟崩潰局面。
其三，“劫收”嚴重損傷了國民黨自身肌體。南京國民黨政權建立伊始，貪污腐化現象就已經滋生，抗戰時期軍政官吏藉機大發國難財，接收則使各級官吏貪污腐敗普遍化。“劫收”不僅使其吏制更加腐敗，軍紀蕩然無存，派系爭鬥激烈，信仰發生危機，組織渙散，自身肌體受到極大損失，而且引發了廣大人民對國民黨政權貪污腐敗的空前不滿，繼而走上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道路。
上述事實表明，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的“劫收”，不僅是其從抗戰走向腐敗的一次全面性暴露，而且也反映了國民黨政權衰敗的歷史必然性。
主要著作
《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下主要有：
彥奇、張同新主編，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史綱》；
宋春、於文藻主編， 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台灣40年史》；
郭緒印主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的《國民黨派系鬥爭史》等書。
彥奇、 張同新主編的《中國國民黨史綱》是國家教委重點科研項目，在編寫體例上和國民黨歷史時期劃分方面有獨創性。在內容上避免了台灣出版的同類著作僅以國民黨統治集團實權人物的言論、統治集團的歷史檔案為中心與是非標準的弊病，同時也克服了近年來大陸出版的同類著作把國民黨的歷史僅僅寫成中共黨史或革命史的擴展，以及寫成國共關係史、戰爭史、民國簡史等缺點，嚴格地從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政黨的基本理論出發，多層次、多角度地論證了中國國民黨自身的演變，從而科學地揭示了它產生、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該書對重大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依照唯物辯證法的原理，力求作出公正、全面、科學的評價。書中的許多論斷都是在反覆研究對比海內外、歷史與現實的各種觀點的基礎上，進行分析、推敲而提出的。另外這部著作集中了幾十年來這一領域的各方面的歷史資料與科研成果，包括占有多方面的檔案資料，歷史當事人的專訪資料，以及近年來各方陸續公布的原為秘密的資料。這部書的不足之處是僅僅寫到1950年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發起之前，如果將國民黨退台後的歷史寫上就更好了。
宋春、於文藻主編的《中國國民黨台灣40年史》是研究國民黨由大陸退居台灣後演變發展的歷史進程及其規律的一本專著。原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稱此書是近年來“全面、系統地研究台灣時期國民黨歷史的第一部專著”，“為祖國的統一大業作出積極的貢獻。”
郭緒印主編的《國民黨派系鬥爭史》如實地反映了國民黨派系鬥爭的歷史，填補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
由李松林主編，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8 月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史大辭典》，雖屬工具書，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為國家八五規劃重點選題。屈武先生生前閱讀書稿後，為該書作序稱:《中國國民黨史大辭典》是“中國國民黨成立以來第一部綜合性的、比較全面系統地介紹中國國民黨歷史知識與現狀的大型工具書。”該書是中國國民黨“由盛至衰的真實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