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文化三教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涉及儒、釋、道三家，三家的學術內涵構成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歷史。儒家最高稱聖，佛家最高稱佛，道家最高稱仙。聖、佛、仙皆由人成。成者，非天生，而是修學的成果。儒、釋、道文化是人類智慧的精神財富，是人類對主客體認識的知識結晶。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以及現代、未來的文明人類的前途，都與儒、釋、道傳統文化密切相關。繼承、研究、融合、發展儒、釋、道的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文明的承前啟後。
內容概述
三教文化展廳儒、釋、道的文化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都先後宗教化了，由儒、釋、道各自的學說、哲理演變成一種宗教理論，從而形成了歷史上的儒、釋、道三教。在談儒、釋、道文化時，必然與儒、釋、道三教相聯繫，由於這種文化的宗教化長達千百年的歷史，談其文化時，無法從其宗教學說中割裂開來。所以，歷史上都習慣地稱為三教文化。事實上把任何一種學說和哲理絕對化，把其操作實踐形式化，那么這種學說和哲理最終就會宗教化。現在講的宗教含意和古代稱的儒、釋、道三教並不完全相同。宗教一詞來自佛教，佛教中以釋迦牟尼所說的內容為教，以其弟子所說的內容為宗。教大於宗，教是主幹，宗是教的分派和分枝，合起來就稱為宗教。所以，佛教所稱的宗教，是指佛教的學說和理論。現在用的“宗教”概念來自西方文化的名詞，英文中“宗教”一詞為“religion”，“religion”的意義遠比佛教稱謂的宗教內涵廣泛得多。“religion”是指相信和崇拜超自然上帝的存在，相信人的靈魂不滅並受上帝的支配。
少林寺文化中國歷史上所稱的儒、釋、道三教和“religion”是不相同的，它主要是指儒、釋、道的學說理論體系，名為教，實為家。按“religion”的詞意，儒、釋、道三家稱為宗教是不完全對應的。但以其社會功用來看，把三家稱為三教也未嘗不可。正如任繼愈在論證儒教是宗教時所提出的：“我認為宗教不是一個模式。有的宗教以創世的說法表達上帝的存在，如基督教、猶太教，這只是許多宗教中的一種，並非所有的宗教都宣傳上帝創造世界。佛教不講上帝創世說，認為世界是由四大構成的，但沒有任何理由說佛教不是宗教。用基督教的模式作為衡量一切宗教的標準，在方法上不科學；這就像以西方人的身高、膚色作為‘人’的標準一樣。看一種宗教是否成其為宗教，應當從其內在的因素，即從本質上考察。……中國的宗教表現的形式較細緻，不那么粗糙簡單。……儒教就是在中國的特殊社會環境中產生的一種宗教。”由於中國宗教的特點，中國歷史上所稱的三教和王重陽主張的三教合一，都要從學說哲理上來理解，而不能只從宗教的形式上去講究。
歷史發展
三教文化孔子三教文化產生於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三教文化的差異與三教文化創始人的學說傳承、認識方法、適用對象、目的追求不同而密切相關。所以，形成了三教不同的文化體系。由於它的不同和差異，三教文化在其融合中經歷了不可避免的衝突、曲折和情感折磨。這種磨合過程中，各家都以自己的理論、認識和習慣為其標準，用來衡量並責求對方之理論、認識和習慣，這樣不免造成各說各優，各稱各強，甚至互相吹毛求疵，以致達到互相戕害的程度。儒道二家根植於中土，從創立到漢唐，並沒有本質的衝突，實際的衝突主要發生在儒道二家與佛家之間。
從西漢到西晉，佛教文化大量傳入中國，道家衍變成名符其實的道教。這一時期三教各自完善其體系，三家還處於互不熟悉的認識階段，這一階段儒家處於獨尊的主導地位。東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站住了腳根並得到發展，道教也完成了整頓和發展，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從而打破了儒家的主導地位，形成了三教鼎立之勢。
隋唐時期，三教的衝突趨於緩和，三教融合的風氣更為盛行，尤其唐代三教共舉和鼓勵的政策,使三教融合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唐太宗不但進一步神化孔子，而且崇道獎佛，封孔子為先聖，詔令各州縣建立孔子廟。表明唐太宗所推崇的“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
宋代三教合一之潮更為深入，三教在理論上進行融合，三家都互相向對方靠攏，互相滲透，互相融化。北宋的道士陳摶是由儒入道，精通佛理，他的《無極圖》和內丹理論，就是三教文化融合的產物。宋代三教融合的另一重要標誌，是儒家吸收了佛道二家文化，創立了以儒為主，兼熔釋、道文化於一爐的理學體系。理學開創者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來自道家的傳承，用易理和道家的術語來闡述宇宙生成的理論。
三教文化佛教金、元時期，三教文化的融合，從理論上的融化，到實踐上的操作，直到公開創立三教合一的全真道出現，使歷史上的三教文化，從融合、融化到合一，達到了一個新的起點。
明、清兩代雖然佛道衰微，但歷代三教融合的思潮有增無減，其特點不是體現在正統的或官方的三教代表人物方面，卻是滲透到民間信仰中。
任何一門宗教的理論，都是由一種學說、哲理演化而來的。一千多年的儒、釋、道合一之趨勢，使三教文化不斷發展和深化，不斷地認識和接受。從撞擊衝突到融合融化，再發展到匯成三教合一的大潮流，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的基本過程。這種三教合一的大潮流盛行數百年後，這個影響從近代、當代的各界人士身上都可看到。
近代的佛學大師（如印光、弘一、虛雲等）在講解佛教經典時，經常援引儒、道學說為之解釋。實際上不獨三教人士具有三教合一思想，世人的生活、言談舉止中都滲透著三教合一的氣息。三教合一思潮波及朝鮮、日本、東南亞各國，同樣影響極深。
三教合一
王重陽王重陽的全真道，公開打出三教合一的旗幟，建了一批以三教合一為特徵的教團，如：“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等，這些教團都公開以三教合一為內容，這是千百年來儒、釋、道文化大融合的教派形式的體現。王重陽在中國歷史上開創了以三教合一為宗旨的全真道，這不能不說是王重陽的膽識和遠見。
全真道把三教經典共同傳習和誦念，把三教的修持方法融會貫通而套用。王重陽的三教合一思想對後世的道教影響極大，好多著名的道教人士，大多繼承了王重陽三教合一的主張，並都極力論證儒、釋、道三教的同源一致性。
元初江南全真道的代表人物李道純，繼承王重陽的三教合一思想，認為“儒釋道三教，名殊理不殊”。他論證三教，雖名詞各異，意旨同一。達到窮理盡性之境界，完善和發展了王重陽三教合一的內丹修煉理論。
李道純三教合一的“守中”思想，在明朝尹真人高弟著的《性命圭旨》中得到繼承，“儒曰存心養性，道曰修心煉性，釋曰明心見性。
明代的張三豐也吸收了王重陽的三教合一思想，亦倡導三教同一之說，明時官方把張三豐也歸入全真一派。張三豐對三教合一的理論認識更為深刻，他認為只有正邪之分，沒有三教之異，所謂儒、釋、道三教只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創始人的表達各異，其所指相同，“牟尼、孔、老皆名曰道”。勸善渡化，其功一致，“修己利人，其趨一也”。
王重陽的三教合一思想，從創全真道到現在，影響一直存在，數百年間，傳承不斷，著名人物還有，伍守陽、柳華陽、沈常敬、劉一明、黃守中等，他們的理論都師承全真道的三教融合之說，或以儒闡道、或佛道互用，總之都源自王重陽的三教合一的開放思想。另一方面，王重陽的三教合一思想，在明、清兩代，滲透到民間宗教中去，什麼黃天教、紅陽教、圓頓教、三一教、真空教等，其思想根源和理論主張不能不說受到王重陽三教合一的影響回顧歷史，值得一提的是三教合一思想的全真道，從創立到官方認可，再到思想文化影響的深入，經歷艱難曲折的歷程，其中最重要最艱難的是人們認識的心理障礙。
王重陽三教合一思想的全真道問世，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應當把它作為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一部分來看待，不能只局限於道教的改革範圍。從傳統文化的融合來看，它是一次文化思想融合開放的轉折。王重陽的三教合一思想，打破了千百年來儒釋道狹隘的門戶之見，把遮羞布下的文化認同心理，經王重陽三教合一思想、理論、實踐的公開而廓清，這不能不說是文化融合史上的一個壯舉。
三教互補
混元三教九流圖佛教最初在印度產生，但由於印度教的制約，使佛教在印度沒有發展的空間，最終傳到了中國。在中國，與儒家、道家、禮教、道教聯繫在一起，又必須與當地文化相結合，這就是中國儒、釋、道的融合過程。中國儒、釋、道的融合基本上是自然轉化的狀態，是宗教對話的一個很好的典範。佛教面對人的環境而變化，能夠適應文化的需求、適應人的需求。佛教有內在發展的活力，就是因為面對人的整體性，面對不同的文化，能夠產生不同的融合。
宗教對話是很重要的。宗教對話既包括宗教之間的對話，也包括宗教自身的對話。中國宗教則從不傳教，中國可以接受外來宗教，只注重這種外來宗教是否是“善的宗教”，這是儒道所形成的中國宗教特質。
中國傳統可能提供化解西方宗教差異的最好模式——從儒釋道的融合中尋找方法，超越歷史恩怨，消除宗教對立的可能性。正如儒釋道可以看作同源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也可以看作是同源的，它們之間也應當並且可能進行對話。
中國儒釋道的發展為西方宗教提供了宗教認同的模式。西方宗教與中國宗教還要進行更深層次的相互對話、相互學習。在中國歷史上，以儒教為國教、以佛教、道教為兩翼，三教互補，各得其所，大道並行不悖。此是中國宗教界的優良傳統，我們應當繼承和發揚。在香港，有六宗教聯席會議，表現出宗教界團結合作之精神。
對中國文人思想的影響
三教融合白居易受三教合一的影響最為深刻，他曾經親自參加過三教論衡一事：《白居易集》卷六十八有《三教論衡》一文……，記敘了作者參與的一次這樣活動的大略。其首云：
“大和元年(827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賜紫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弘元。”
白以進士明經，但其詩風向以通俗，且精通三教著稱於史。早年謫貶江州，就寫出了“本是無有鄉，亦名不用處。行禪與忘機，同歸無異路。”(《睡坐晏起》)並自注曰：“道書雲‘無何有鄉’，禪經雲‘不用處’。二者殊名同歸。”晚年寫《三適》詩時，又有“禪那不動處，混沌未鑿時”之句。辭官歸鄉後，在《遇物感興因示子弟》詩的結尾中，又說“上尊周、孔訓，旁鑒老、莊言。不唯鞭其後，亦要軛其先。”後兩句是用《莊子·達生篇》之典，但是他仍然承認自己思想是以儒教為主導的。後世公認白氏深得三教圓融之旨，而且對宋明士大夫的思維及生活方式頗有影響。
儒道釋的思想伴隨蘇軾的一生，但就其明顯的人生哲學特點來說，蘇軾早歲是儒家，中期儒道兼有，晚年卻是儒道釋相融。晚年用世似儒家，超脫似道家，虛空似釋家。似儒家而非憂，似老莊而非玄，似佛祖而非空。
蘇軾是傳統文化發展到有宋一代，三教合流的明證、產物、代表。從某些程度，角度，方面來講，從他身上可以看到傳統文化發展到宋代的圓融匯通，成熟輝煌以及中國士人人生哲學的成熟定型。至少在文化的意義上，宋代是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時代之一；而蘇軾，是士大大群像中最為人稱道而又最可愛的一個。至少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走出宋代，還沒有走出蘇軾。
白居易和蘇軾算是兩個代表人物，中國文人中三教思想, 並存的恆河沙數，如李白、韋應物，柳宗元等等許許多多。
中國的藝術包括國畫，壁畫，書法，陶藝……也都無不受到三教歸一思想的影響……。
後世影響
三教聖地青龍洞當今的世界是物質財富飛速發展的時代，也就是科學技術創造“物質文明”的“輝煌”階段，在這個人類社會發展的特殊時期，人類的文明實際上是一種畸形的文明。這種文明的發展，使人類本能的屬性得到放縱和膨脹，而使人類本性的屬性受到潛隱和掩埋。人類社會的進步標誌，不僅是物質財富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精神財富的積累和充實。人類群體本能的淨化和本性的開顯，卻是人類社會文明的標誌。儒、釋、道的文化正是這種淨化本能和開顯本性的精神財富。
自發地攝取物質與能量，來維持生命的運轉和延續，這是物質世界周轉循環規律賦予一切動物的本能，為我自私的物慾就是這種本能的體現。
儒家提倡的仁、義、禮、智、信，是人類真正文明的體現。儒家文化倡導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就是人類異於動物的文明標誌。幸運的一點是“工業文明”的西方，已經有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這種文明的弊端，驀地回首，才意識到東方聖賢哲人的超前大智慧，紛紛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人類未來的出路，以及求索人類真正的文明何在。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生物界“硬體”的規律，它不符合人類高級“軟體”完善有序的程式。連達爾文本人在晚年也認識到他的理論忽視了人類人文因素而感到非常遺憾！英國的科學哲學家羅素也呼籲人類：“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餘。”這個“其餘”不正是人類本能的貪慾妄想和私心雜念嗎？
中國的傳統文化崇尚自然，反對肆意妄為；注重道德人倫，反對技巧奸詐；提倡格私慾，存天理；倡良知，顯自性。把仁、義、禮、智、信作為做人治世的根本；把尊老愛幼、憐貧恤孤、濟世利人、端方正直作為心靈淨化的表現；把舍己利人、先人後己、助人為樂、無私奉獻作為人格完善的體現；把抑惡揚善、積德向善、謙恭禮讓、正大光明、作為嚮往的美德；把仁愛善良、慈悲喜舍、大徹大悟、智慧圓滿作為追求的目標。
二十一世紀是東西方文化融合融化的世紀，在中國完成了儒釋道三教文化的融化合一之後，華夏大地又迎來東西方文化融化合一的時代，讓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為人類新的文明做出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