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毛澤東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隨著西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為期不遠，你們的奮鬥即將獲得最後的成功。我們衷心地歡迎你們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來參加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如蒙同意，請趕於九月上旬到達北平。謹此電達，並希賜復。
電報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我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中國的勝利。包括全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各解放區、國內各少數民族及海外華僑在內的新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經過慎重籌備之後，即將在九月內召開全體會議。此屆全體會議除制定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選舉自己的全國委員會外，並須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隨著西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為期不遠，你們的奮鬥即將獲得最後的成功。我們衷心地歡迎你們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來參加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如蒙同意，請趕於九月上旬到達北平。謹此電達，並希賜復。
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主任毛澤東
八月十八日北平
根據毛澤東修改件刊印。
注釋
[1]阿哈買提江（一九一四――一九四九），新疆伊犁人。是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區人民自治區域的領導人，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赴北平參加新政協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
毛澤東與新疆
鄧小平曾經說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就是一個生動的明證。每當歷史的關鍵時刻，總是毛澤東給新疆各族人民指明方向。
胸懷全局，關注新疆各族人民歷史命運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公元前60年開始，中央政府就在新疆行施行政管理權，新疆各族人民都為中華歷史和中華文化作出過重大貢獻。
近代新疆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封建社會。新疆各族人民不僅遭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而且遭受了封建勢力的壓迫和剝削；不僅受漢族反動統治者的壓迫和奴役，而且受本民族內部封建勢力的剝削和壓迫。新疆各族人民為了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反抗反動統治階級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長期以來曾經不斷地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
毛澤東對新疆各族人民的歷史命運極為關注。早在1920年12月，毛澤東在給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到新疆，他在民主革命時期的著作和為黨起草的檔案中多次提到了新疆和維吾爾族。1933年，蘇聯與新疆地方實力派盛世才結盟，建立了親蘇政權，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要重視對新疆的工作，從此，打通國際路線，解決革命根據地的戰略依託問題，就成了中國共產黨一貫的戰略方針。1935年6月16日，中央軍委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今後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戰略方針應是占領陝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紅軍東征是為了打通國際路線，因蔣介石、閻錫山的阻撓，為了團結抗日，黨中央決定回師陝北。
西征目的也是為了打通國際路線。打通蘇聯的道路有二：一是寧夏及綏西，一是經甘、涼、肅州到新疆。為了實施寧夏戰役計畫，1936年10月25日，中革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之三十軍渡過黃河；隨後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及紅五軍、紅九軍也渡過黃河。11月，綏遠抗戰爆發，蘇聯方面通過外蒙援助紅軍的計畫難以實施。不得已，共產國際決定改由新疆哈密向紅軍提供援助。為此，共產國際特派出陳雲(化名施平)、滕代遠(化名李廣)、段子俊、馮鉉(即何曉理)、李春田5人前往新疆，進行各項準備工作。11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命令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西進打通新疆。在4個多月的時間裡，西路軍以殊死的戰鬥譜寫了英勇悲壯的史詩。毛澤東和黨中央對西路軍指戰員關懷備至，多次指示行動方針，為援救西路軍多方奔走。毛澤東電示西路軍左支隊“視情可向新疆轉移，並委派陳雲和滕代遠同志迎接。”1937年4月陳雲、滕代遠等五人，由盛世才派官員和專車從中蘇邊境接到迪化，迎接西路軍左支隊餘部。
在蘇聯的推動下，1937年，中國共產黨與盛世才建立了統戰關係，陳雲任中國共產黨駐新疆第一任代表。應盛世才的請求，黨中央和毛澤東派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100餘名中共黨員來新疆工作。他們發展教育事業，哺育新疆一代革命青年成長；開展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列主義和進步文化；辦好《新疆日報》，大造抗戰輿論；整頓財政，改革幣制，穩定物價，發展經濟；清除帝國主義勢力，鞏固邊防；改革政治，加強民族團結，為各族人民辦好事。在蘇聯和中共幫助下，六大政策的執行給新疆社會帶來了新的生機，不僅創造了解放前新疆經濟發展的最高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新疆各族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從此，閉塞的新疆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直接聯繫起來。
盛世才的本質是個軍閥，為人陰險狠毒，惟利是圖，野心很大，他不可能將六大政策堅持到底，當盛世才在新疆的統治鞏固以後，當他看到人民民眾覺醒了以後，他又舉起屠刀將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和大批進步力量殺害，把新疆各族人民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淵。毛澤東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犧牲了一位親人。
英明決策，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是中國革命在全範圍內勝利的一年。新疆各族人民渴盼解放，如大旱之望雲霓。毛澤東深切地了解新疆各族人民的心愿，運籌帷幄，英明決策，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語重心長地勉勵王震，要繼續發揚英勇奮戰，不怕艱苦的革命精神，準備帶領部隊進軍新疆，去為各族人民多辦好事。4月下旬，國共和談破裂後，國民黨政府首席代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張治中留在北平。中共中央考慮利用張治中的關係促進新疆和平解放。4月28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北問題。看樣子，此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張治中等人現在決定留平，並向我方靠攏。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北問題這件事，我們或須考慮通過張治中的幫助去做。
1949年7月初，劉少奇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秘密訪蘇，與史達林商討建國的有關問題。在兩黨會談中，蘇方向我黨談到了新疆問題，並向我黨提供了一些情況和建議。蘇方談到隨著我黨解放全國的形勢，美國人在策動一個陰謀，即鼓動西北五馬軍閥(指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馬呈祥)把部隊撤退到新疆，成立一個“伊斯蘭國”，與我們對抗。如果美國人的這個陰謀得逞，我們國內戰爭的問題，就將成為國際問題，那樣事情就不好辦了，所以蘇方建議我們提前解放新疆。
原先中央軍委決定“明春開始經營新疆”。中共中央得知蘇聯提供的情況後，再綜合全國的局勢分析，中央決定提前解決新疆問題。7月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描繪了解決西北和新疆問題的藍圖。電報指出：“除用戰鬥方式解決外，尚須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放，對此你們有何意見？我們認為，西北地區甚廣，民族甚複雜，我黨有威信的回民幹部甚少，欲求徹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決，必須採用政治方式，以為戰鬥方式的輔助。現在我軍占優勢，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辦法即為利用靠攏我們的國民黨人和我們的人一道組織軍政委員會，以為臨時過渡機構。這樣的國民黨人就是張治中、傅作義、鄧寶珊。”“陶峙岳現在動搖，有和平解決新疆的意向。我們認為應利用張治中組織新疆軍政委員會，以張治中為主席，我們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為副主席，以為過渡機關。”7月23日，毛澤東就打馬戰役及進軍新疆問題致電彭德懷，指出：“如能於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馬戰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進，十月占領蘭州、西寧及甘、涼、肅三州，則有可能於冬季占領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指蘇聯一引者)極盼早占新疆，彼可給以種種協助，包括幾十架飛機的助戰。少奇、高崗、稼祥現在彼處，只要你們進軍計畫確定，彼方即可考慮協助問題。”“照我想，只要平涼戰役能殲兩馬主力，西北戰局即可基本解決，往後占領甘、寧、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問題，沒有嚴重的作戰問題，辰兄又能用空軍協助，則占領新疆是不難的。”
7月24日至8月11日，第一野戰軍發起隴東追擊戰(平涼戰役)，追殲馬步芳、馬鴻逵部，解放平涼、天水等大片地區。8月4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告知：自胡宗南主力被殲後，兩馬節節後退，我一路已占平涼固原，另路日內可占天水，接著向蘭州進軍。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領蘭州，那時即可準備進取新疆。同時，彭德懷發出關於攻取蘭州、西寧的作戰命令，決定集中優勢兵力首先殲滅國民黨軍馬步芳部。
為了配合人民解放軍向西北的進軍，蘇聯主動提出在新疆有三區革命，與國民黨對立，建議我們進行聯絡，以牽制國民黨，有利於新疆解放。中央考慮，如果再從國內派人去來不及，路也不好走，所以臨時決定派代表團政治秘書鄧力群，以中共中央聯絡員身份，從莫斯科赴伊寧。毛澤東認為：“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是我黨和維族的緊密合作，在此基礎上迫使國民黨就範，並使張治中、陶峙岳、劉孟純等為我服務，使新疆能夠和平地少破壞地接收過來並有秩序地改編國民黨軍隊。”這可以說是中央解決新疆問題的基本方針。8月18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主任的名義給阿合買提江寫信，邀請三區派出新疆代表出席即將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高度評價了新疆三區革命，稱三區革命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伊犁、塔城、阿山三區人民的奮鬥，對於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國的解放，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又說：我們認為民族軍是較有訓練的維吾爾族的人民軍隊，在過去數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動鉗制了國民黨反動軍隊十萬人，對於中國革命起了相當大的配合作用。
在人民解放車向全國和西北勝利進軍的形勢下，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鮑爾漢等愛國將領和愛國人士“認為國民黨已無前途，無力再做軍事抵抗，所以傾向和平，積極進行活動”，策劃和平起義。然而陶峙岳等策划起義的工作是艱難的。因為，陶峙岳不掌握軍隊實權，當時新疆的國民黨部隊一部分是馬步芳的(整編騎一師)，大部分是胡宗南的(整編七十八、四十二師)。騎一師師長馬呈祥，七十八師師長葉成，及七十八師所屬一七九旅旅長羅恕人堅決主張反共戰爭。當馬步芳沒有被打垮時，馬呈祥對馬步芳的忠心是不會改變的，當胡宗南沒陷入困境時，葉成、羅恕人也不願動搖，陶峙岳都很難影響他們。所以策划起義的工作不能不經曲折的過程，不能不採取一步做好再走一步的步驟。
8月26日，人民解放軍攻占蘭州。9月5日，解放西寧，馬家盤踞數十年的巢穴，全部摧毀。形勢的發展更加有利於新疆和平起義。馬、葉、羅迫於形勢，一致同意和平轉變，但不願在新疆受伊犁方面的改編，而願開到酒泉等候人民解放軍改編。陶峙岳等找蘇聯駐迪化總領事薩維列也夫，保證對人民解放軍方面不做任何抵抗，並且要求通過蘇聯方面與中共方面取得聯繫，開始具體談判。9月6日，馬呈祥、葉成駐綏來、奇台的軍隊開始撤退。但是，因為歷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閡，隨著國軍的撤退，回漢民族一部分人跟著國軍向東跑，而其他少數民族一部分人則向特區跑，引起各族民眾極度不安，家家驚擾，人人自危。馬、葉、羅妄圖乘機反撲，新疆處在危機之中。
為了加速促進陶峙岳、鮑爾漢和平起義，毛澤東針對新疆的情況作出幾項重大決策：第一，根據迪化方面與三區存在的隔閡，針對民眾中驚慌情緒，中央沒有批准三區提出的派民族軍跟著國軍撤退接防的建議，並令陶峙岳所屬部隊應照原樣在各區各縣駐防，不要調動集中，待人民解放軍入疆分別換防時再行調動集中編整，以免秩序混亂。第二，9月8日，毛澤東約見張治中，告訴他解放大軍已經決定由蘭州和青海分兩路向新疆進軍，希望他致電新疆軍政負責人起義，還說，只要他去電，他們是一定照辦的。張治中欣然同意。9月10日給陶峙岳、鮑爾漢拍發了電報，11日又給陶發了一封電報。陶峙岳接到張治中的來電覺得光明在望，一切行動增添了無窮力量，所以也就一往無前了。第三，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要求抓緊向新疆進軍。9月10日，一野發起了河西戰役。第二兵團司令員許光達率部沿蘭新公路向西北追擊。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王震率二軍由青海取捷徑進入河西。9月19日占領張掖，20日第一、二兵團在張掖會師，並繼續向酒泉挺進，直叩新疆大門。第四，毛澤東致電鄧力群，要求鄧力群儘快進駐迪化。鄧力群在蘇聯駐迪化副總領事葉謝也夫的陪同下，9月15日到達迪化，16日與陶峙岳、鮑爾漢會談，並傳達中央指示要陶、鮑立即派員至蘭州與彭德懷洽商和平解決新疆問題。
此時，發生了一個小周折，蘇聯駐伊寧總領事阿里斯托夫對陶峙岳放馬呈祥、伊敏等人出走一事提出異議，要求中共中央命令陶峙岳扣押馬呈祥等反動分子。是放還是扣？9月19日，毛澤東致電鄧力群指出：馬呈祥、羅恕人、葉成及其他壞分子，只要有可能，應讓他們乘飛機逃走，愈逃得多愈有利。
9月25日、26日，陶峙岳、鮑爾漢分別領銜發布起義通電。9月28日，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給陶峙岳、鮑爾漢及新疆軍政起義人員發來電報，對他們和平起義表示嘉勉。與此同時，毛澤東命令一兵團向新疆開進，新疆實現了和平解放，從此掀開了新的歷史篇章。
民族團結，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後，怎樣領導新疆各族人民建設新新疆？當時百業凋蔽，百廢待興，問題成堆，什麼是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是我黨和維族的緊密合作”。10月23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新疆問題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再次強調；人民解放軍只有和維吾爾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關係，才有可能建設人民民主的新新疆。新疆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維吾爾族是新疆的主體民族，因此，搞好民族團結至關重要，這是進行各項工作的前提和基本保證。人民解放軍進疆後，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之下，執行共同綱領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根本上改變了歷史上的民族關係，實行了民族平等團結，建立了各族人民友愛合作的新關係。
毛澤東認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幹部，是不可能的。”在新疆少數民族中，由於蘇聯的長期影響，一些人到蘇聯學習，又經過一定時期的鬥爭，故在少數民族中已有一些先進的共產主義分子或同情者，他們以前組織過共產主義者同盟，後又成立保衛和平民主同盟，所以，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建立共產黨的組織已有相當的基礎。1949年10月15日，賽福鼎·艾則孜在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向中共中央寫了入黨申請書，並轉達其他同志請求入黨的堅強志願。10月23日，毛澤東在賽福鼎入黨申請書上寫了批語：“同意賽福鼎同志入黨。此信由賽本人帶交彭德懷同志即存彭處。待新疆分局成立後，由賽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寫入黨表手續。”1949年12月下旬，經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決定並報中央批准，首先吸收了賽福鼎·艾則孜(維吾爾族)等15名黨員。這15名黨員，包括7個民族，少數民族14人，其中維吾爾族8名。從1950年初開始，迪化市委和各區黨委、地委開始直接吸收黨員，截至1950年11月底，共發展黨員995名，其中絕大多數是三區革命的骨幹和進步組織的負責人。
為了培養少數民族幹部，毛澤東當時要求青海、甘肅、新疆、寧夏、陝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數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應開辦少數民族幹部訓練班，要求新疆在3年內要培養出1萬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聯繫民眾的忠實於人民利益的民族幹部。根據毛澤東的這個要求，新疆分局立即著手開辦地方民族幹部訓練班，分局辦的第一期地方民族幹部訓練班於1950年4月初開學。王震在開學典禮上把地方民族幹部訓練班比喻為“製造人民幹部的工廠”。地方民族幹部訓練班不僅新疆分局辦，區黨委、地委、縣委也辦。地方民族幹部訓練班的學員畢業後，參加各種社會改革實踐，在實踐中鍛鍊，增長才幹，表現好的則吸收入黨入團。我黨培養的第一代少數民族幹部很快成長起來，成為各級領導班子的骨幹。據1950年10月統計，全疆正副專員、縣長165人中，少數民族幹部為107人。
要解決民族問題，搞好民族團結，就必須為各族人民多辦好事。駐疆人民解放軍遵照毛主席關於你們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務是為各族人民多辦好事，要以替歷史上壓迫少數民族的反動統治者還債的精神在那裡工作的指示，發揚人民解放軍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的優良傳統，勝利地進行了剿匪平叛的鬥爭，保護了人民生命財產，穩定了社會秩序；參加地方建黨、建政工作，結束了各族人民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使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特別是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領導下，回響毛澤東關於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王震明確指出：我們不是與民爭食，相反地要助民求食，我們要以集體勞動、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示範於新疆人民。王震從長遠的觀點出發，把軍隊屯墾看成建設邊疆，減輕新疆各族人民負擔，加強民族團結，鞏固西北邊疆的戰略措施。
部隊參加生產，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按1950年1月計算，要解決部隊19.3萬人全年的糧食問題，除本省調運2萬噸外，尚需從蘇聯進口2萬噸，每噸3000盧布，糧價和運費至少需要人民幣1620億元(舊幣)。由於部隊生產，6、7月間糧食開始自己供應，沒有再進口，為國家節省了一大筆錢。同時省內調運糧食也減少了。減輕了各族人民的負擔。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農民交的田賦和附加負擔是70餘萬石糧食，更沉重的負擔是還要出“公差”，南疆的民眾用小毛驢把軍隊的給養運到迪化，運到北疆，往返一次，少則一兩個月，多則要半年，因此，老百姓把出“公差”看成畏途。解放後，由於部隊生產自給，1950年農民只交了44萬石糧食，“公差”也免除了。這就是說，新疆的部隊增加了一倍，而民眾的負擔卻減少了將近一半。新疆各族人民從這裡看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本質，同國民黨軍隊壓迫、掠奪人民是根本不同的。對此，毛澤東曾經作了高度評價，他說：我王震部入疆，尚且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細算，自力更生，生產自給。現在他們已站穩腳跟，取得少數民族熱烈擁護。
慎重穩進，有步驟地進行社會改革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要真正解決民族問題，必須進行社會改革。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失。”“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那末，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應該採取什麼方針呢？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躁，急了會出毛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要進行重大的改革。”“沒有民眾條件，沒有人民武裝，沒有少數民族自己的幹部，就不要進行任何帶民眾性的改革工作。”
在北京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王震、鄧力群於6月12日致電中共新疆分局，電稱：“中央對於新疆民族區域的社會改革事宜肯定推遲。目前工作中心是培養訓練本地民族幹部。舉凡屬於社會改革性質問題如反惡霸等均應立即停止。”中共中央認為，新疆是多民族地區，各項工作必須照顧民族特點，聯繫民族問題考慮，應充分估計新疆宗教問題的複雜性和民眾的落後性。中央承認新疆的特殊性，因此，某些中央規定的法令，在新疆可以緩行，如果條件成熟，民眾自動起來要求若干社會改革(如減租減息等)，可以進行調解，實行若干改革，但必須經過請示，而早要徵得少數民族中經過民眾選擇的領袖同意。1950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新疆分局，在新疆進行社會改革必須採取穩重和謹慎的步驟，在今年除極少數地區進行試驗性的減租外，一般不要進行減租，但應積極準備。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從1950年9月至1951年10月，在全省各地的農業區的147個鄉試辦了減租。從1951年9月開始，在全疆農業區普遍開展減租反霸鬥爭。至1952年5月，在全疆9個專區的58個縣，1500多個鄉，近400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減租反霸任務，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減租反霸只是削弱了封建勢力，並沒有徹底改變封建的土地制度。許多農民民眾說：地主階級和封建土地制度是一座山，惡霸等反革命分子是山上的狼，減租反霸中把這批狼打倒了，可是這座山還擋著我們前進的路。這充分說明農民在減租反霸後，對於土地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
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准，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農區分四期進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來壓在各族人民頭上的地主階級，徹底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萬農民，分得737萬多畝土地，使各族農民不僅擺脫了漢族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且結束了本民族內部的以地主階級為代表的封建勢力的壓迫和剝削，真正在政治上、經濟上得到了翻身。各族農民歡欣鼓舞，他們更加熱愛毛主席，更加信賴中國共產黨。1952年3月23日，疏附縣帕哈太克里鄉維吾爾族農民在慶祝土地改革勝利的大會上，以長詩形式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致敬信——《獻給毛澤東》，傾訴過去的苦難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悅，抒發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無比熱愛的深厚感情。8月30日，毛澤東覆信給帕哈太克里鄉全體農民，鼓勵他們“在愛國豐產的口號之下，更加團結，努力生產，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並在這個基礎之上，一步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一項根本政策。1953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新疆民族區域自治計畫草案，並且指出，必須貫徹“慎重穩進”的方針，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過程還可以拉長一點時間，不要著急，以做好工作，進一步加強各民族的團結。1954年，新疆建立了行署級區域自治單位1個，專署級區域自治單位4個，縣級區域自治單位6個。1955年10月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民族區域自治的實現，是新疆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個具有歷史性的巨大勝利。
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標誌著在新疆基本上消滅剝削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新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為實現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互助、團結合作、共同繁榮和幸福生活，開闢了廣闊的前途。
總的來說，在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贊成的。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謝毛澤東給他們帶來新的美好生活。和田地區維吾爾老人庫爾班·吐魯木決心要騎著毛驢到北京，去感謝毛澤東。這件事一時傳為美談，強烈地震撼人們的心靈。它充分表達了新疆各族人民對毛澤東的無比熱愛和無限深情。
穩定和發展，當代新疆的兩大主題
在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後，民族地區的工作以什麼為中心？或者說什麼是民族地區第一位的工作？這個問題在較長一段時間裡沒有正確解決。不過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同樣顯示了他的理論智慧。
1962年，新疆發生了伊塔事件。1962年4月，伊犁、塔城邊境地區6萬餘居民逃往蘇聯，5月29日，伊寧市少數暴徒又製造了暴亂事件。伊塔事件發生的原因，主要是蘇聯當局長期以來有組織、有計畫地策動的結果。但我們對各族人民生活安排不好，照顧不夠，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自治區黨委、區人委正確地、果斷地處理了這一事件。為新疆的穩定，中央命令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對邊民外逃地區遺留下來的農牧業生產和基層工作實行代耕、代牧、代管，並要求兵團沿中蘇邊界建立國營農(牧、林、礦)場帶。
新疆發生的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1963年9月2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經濟工作，農業、畜牧業、工業要一年比一年發展，經濟要一年比一年繁榮，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要有積累，但積累不能過多；糧食要徵購，但任務不能過重，徵購不能過頭。要減輕人民的負擔，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二，要政治掛帥，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搞好民族關係，增強民族團結”。
這是毛澤東生前對新疆廣大幹部和各族人民的殷切厚望和巨大關懷，它為解決新疆問題指明了方向。毛澤東的指示實際上提出了發展和穩定是當代新疆的兩大主題，是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是發展經濟的前提條件，沒有民族團結、社會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所以，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增強各民族團結。然而只有生產一年比一年發展，經濟一年比一年繁榮，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才會有真正的堅固的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發展是穩定的最可靠的保障。因此，發展經濟又是新疆第一位的工作。
這是因為：第一，馬克思主義最重視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社會主義尤其要致力於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也必須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因此，把發展經濟作為第一位的工作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第二，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建國以來雖然民族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正在消失，但是，無庸諱言，少數民族地區和內地漢族地區，西部地區與沿海地區經濟和文化發展上的差距還是很大的。只有大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才能逐步縮小這個差距，真正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才會有堅固的民族團結。第三，新疆地處祖國西北邊陲，與原蘇聯、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5國接壤，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只有生產發展了，經濟繁榮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會安定了，才會有鞏固的邊防，才能顯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新疆，經濟是否發展，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不僅對內影響民族團結，而且對外直接有國際影響。當時毛澤東就曾提出，新疆各族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僅要比國民黨時期好，而且要比蘇聯好。
毛澤東的指示，是繼1945年《論聯合政府》中關於“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論述之後，又一次提出了生產力標準問題，並且對生產力標準作了一個重要的完善，即不僅要看生產力是否一年比一年發展，而且要看人民生活是否一年比一年改善。因為生產力發展了，雖然給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物質保證，但並不是自然而然地就可以提高人民生活。如果高積累、高徵購、亂攤派，加重人民的負擔，即使生產發展了，經濟繁榮了，人民生活也不能改善。所以，毛澤東把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作為生產力標準的一個重要內容，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要改善人民的生活，除了發展生產外，還要減輕人民的負擔，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問題，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要有積累，但積累不能過多，糧食要徵購，但任務不能過重，徵購不能過頭。減輕人民的負擔，主要是減輕農民的負擔，不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就不可能有持續的農業、畜牧業生產的發展，最終也不會有工業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
自治區黨委和區人委堅決貫徹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區黨委向中央寫了《關於貫徹執行毛主席對新疆工作的指示，加強做好經濟工作的報告》和《關於貫徹執行毛主席對 新疆工作的指示，加強政治掛帥的報告》，這兩個檔案抓住了發展和穩定兩大主題，除去一些“左”的提法以外，基本上是正確的。因此，1963—1966年新疆經濟取得較大的發展。然而在十年動亂中，由於“以階級鬥爭為綱”，不可能真正做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毛澤東在世時，在新疆未能實現毛澤東的厚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下，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給新疆帶來了蓬勃生機，各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民族團結空前增強，“兩個離不開”的思想深入人心，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真正開始實現毛澤東關於“農業、畜牧業、工業要一年比一年發展，經濟要一年比一年繁榮，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的指示。然而在新疆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務是艱巨的。要實現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步驟，要縮小與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還得作長時間的艱苦努力。今後，毛澤東關於發展和穩定的指示仍然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