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簡介
：《朱熹年譜長編》浙江大學束景南教授長期從事朱子學研究，在國內外享有盛譽。著有《朱子大傳》、《朱熹佚文輯考》等傳世之作，今又出版了《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上、下卷，105萬字)一書。讀罷《長編》，對比以往的朱熹《年譜》，深感束先生所著的《長編》記事全面，考證詳密，博考精審，重點突出，以朱熹學術思想演進發展的脈絡為線索，詳記精考，對朱熹一生的重要思想、重要學術活動，以朱熹為中心的重大學術事件等作了詳細記述、按評，給人們提供了全面的朱熹生平學術活動的思想史料，並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學術性，為學術界的朱子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內容簡介
概括說來，束先生的《朱熹年譜長編》具有以下突出特點：一、重原始文獻，糾舊譜之誤宋元以降，朱熹年譜所作甚多,《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即收朱熹年譜五十七種(尚未全備)。較為重要的有朱熹門人南宋李方子所作《紫陽年譜》，南宋末王柏所作《朱子系年錄》，明代戴銑所作《朱子實錄》，李默所作《紫陽文公先生年譜》，清代洪嘉植所作《朱子年譜》，王懋竑所作《朱子年譜》等。這些年譜對記錄朱熹生平學術活動各有特點和側重，為研究朱熹思想提供了程度不同的參考，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也存在著某些欠缺，不能令人完全滿意。如李方子所作《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作序)，輯朱熹生平之言行，可供參考，然明時亡佚，後多被人竄亂，從中輾轉抄襲；戴銑所作《朱子實錄》，主於鋪張褒贈，以夸講學之榮，但於譜發明無多；李默所作《紫陽文公先生年譜》，由於李氏之學出於陽明，主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故對於舊譜多所竄亂，彌失其真；洪嘉植所作《朱子年譜》則過於簡略，考辨有所不精；王懋竑所作《朱子年譜》雖較為精核，其鉤稽朱熹生平事跡，辨別異同，記行事始末，糾舊譜闕失，多有創穫，度越前人，是以往學術界研究朱熹的重要參考材料，但該譜也有其缺陷，即在前人所作的舊譜中翻新，取李本、洪本等年譜相互參考，辨證舊誤，訂補錯漏，而非自作新譜。而束景南先生所作《朱熹年譜長編》，則建立在自己長期深入研究朱熹生平學術思想的基礎上，不以舊譜為標準，不以舊譜為依據，而是從全面收集原始文獻人手，直接就朱熹文集、語錄等材料中，考辨朱熹生平行事，重原始文獻，詳細考證，糾舊譜之誤，使舊譜之闕得而明，由此跳出以往舊譜窠臼，著成一全新的朱熹年譜。
在束先生所著《朱熹年譜長編》中，不拘泥於舊譜陳說，其糾舊譜之誤，比比皆是。如王懋竑主朱學而攻陽明，回護朱熹，多產生偏見而失實。對朱熹早年好佛而求學於禪師宗杲、道謙，晚年耽道而作《周易參同契考異》、《陰符經考異》，均諱而不記，並判定朱熹文集中《答袁機仲》書為偽書，又認為《周易本義》中《易九圖》、《筮儀》為後人竄入。在這些方面，束先生對白田王譜之誤都作了糾正。又如朱熹曾作《家禮》，見於李方子《紫陽年譜》所記，而王懋竑未見《紫陽年譜》，竟以《家禮》非朱熹作而徑刪此條。束先生從南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三十一中輯出《紫陽年譜》，《紫陽年譜》文中明言朱熹曾作《家禮》，以此束先生糾白田舊譜之失<見《長編》第424頁)。再如朱熹所作《通書解》，諸本年譜將其與《太極圖說解》一併繫於乾道九年(1173)。束先生經過考證《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周子通書後記》，確定《通書解》當作於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並以朱熹文集中諸多文章加以佐證(參見《長編》第871-872頁)，如此對諸舊譜之誤作了糾正。束先生在諸如此類的考證中，重原始文獻，以事實材料為依據，以糾舊譜之誤，為朱子學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思想史料。
二、客觀求實，重學術演進脈絡朱熹作為宋代理學及經學史上宋學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受到佛教、道教的影響，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他在批判地吸取佛、道思想的基礎上，融合儒、佛、道三教，把中國文化發展到一個高潮。朱熹又以宋學義理及新儒學的天理為基本價值取向，吸取漢唐經學訓詁註疏之長，去其沿襲墨守、忽視思想創新之弊，創造性地融合漢學與宋學，集漢學、宋學之大成，把中國經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然而，朱熹思想的最終成就，又是經歷了一個發展演進的過程。束先生在其《朱熹年譜長編》中，以客觀求實的態度，從事實材料出發，把握朱熹學術思想發展演進的脈絡，譜中所記，從朱熹早年、中年，到晚年，從初期諸種思想的提出、不定型，到中期的變化、成熟，再到晚年的定論，其間與同時代的各家各派學者相互交往，包括與理學各派、非理學各派、宋學各派，以及與佛、道學者展開相互辯難、相互借鑑、相互吸取，並提出己見，創造性地發展了中國文化。束先生如此客觀詳實地記述了朱熹學術思想演進發展的全過程，同時展現了以朱熹為中心，中國文化在南宋時波瀾壯闊發展的歷史畫卷。讀來令人感奮，而吸取良多。如朱熹早年曾從道謙禪師學佛，這對朱熹後來的思想影響甚大，而以往的年譜對此諱而不記，束先生則詳記此事，並在紹興十四年條下作《道謙考》(見《長編》第87-95頁)，又於紹興十七年條下記朱熹寄書宗杲問禪，宗杲答書朱熹(見第107頁)，並於紹興二十二年條下記道謙卒，朱熹作《祭開善謙禪師文》(從《佛法金湯編》卷十五和《歷朝釋氏資鑒》卷十一中輯出，見第153-154頁)，據此可見朱熹向道謙學禪之全歷程。對同一問題，四川大學的郭齊教授也有詳細論述和考證(參見郭齊：《朱熹新考》第325-341頁，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版)，這亦是研究朱熹早期涉佛思想的寶貴材料，可與束先生的《朱熹年譜長編》的有關內容互看。
此外，束先生詳盡記述了朱熹經學思想演變發展的全過程，其中包括朱熹的四書學、詩經學、易學、尚書學、禮學等組成朱熹經學的各個部分。因朱熹經學是朱熹整個學術思想的基礎和重要內容，關於這方面的記述，對研究朱熹十分重要，從中也足見束先生功力之深厚，為從事朱熹經學研究的學者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如對朱熹四書學思想的演進過程，束先生依年代先後，詳細考證了朱熹思想前後發生的變化，至最後走向成熟。先是朱熹於紹興二十九年(1159)草成《論語集解》(見《長編》第248頁)，於紹興三十年《孟子集解》稿成(見《長編》第264頁)，後又作《大學集解》、《中庸輯略》。其後，於淳熙四年(1177)，朱熹經過修改，序定了《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並寫成序定了《大學或問》和《中庸或問》，同時也把《論語孟子集注或問》定稿，由此基本確立並構築了一個以《四書章句集注》為代表的新經學體系(參見《長編》第585-588頁)。然而此時朱熹尚未把這四本書結集合刻，到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東提舉任上，首次把四書結集合刻，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第一次出現了(見《長編》第731-732頁)。四書合刻以後，朱熹又於淳熙十三年(1186)對《四書章句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後的改本分別由詹儀之刻印於桂林、趙汝愚刻印於成都(見《長編》第846-848頁)。然而這個本子後來又作了較大修改，朱熹於淳熙十五年在以往修改的基礎上，把自己自淳熙四年以來發展成熟的新思想歸納進去，而於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了《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這標誌著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完成(見《長編》第955-956頁)。這個序定本於紹熙三年(1192)由曾集刻印於南康，流行一時，南康本成為朱熹生前《四書章句集注》流傳行世的主要版本，後在慶元黨禁中朝廷嚴令禁毀，即為此版本(見《長編》第1064-1066頁)。後來朱熹對南康本又作了修定，而於慶元五年(1199)朱熹逝世前數月刻板於建陽，這就是《四書章句集注》最後的定本(參見束景南：《朱子大傳》第770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然而此事在《朱熹年譜長編》的慶元五年條下未載)。如此束先生在其《長編》中對朱熹的四書學思想作了詳盡考證，使讀者循時間先後，可知其思想發展演進的來龍去脈，又可得知在這個過程中朱熹與同時代學者相互交往、相互促進，使朱熹思想走向成熟的情形，由此把朱熹置於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從時、空、人多維角度完整地展現了朱熹學術思想演進的脈絡。這裡僅是以朱熹的四書學為例，其他諸經思想，以及朱熹學術思想的其他重要內容，束先生在《長編》中都有客觀求實的詳盡考述，使讀者獲益匪淺，這也體現了《朱熹年譜長編》的價值，而度越前賢。
三、記事詳盡，博考精審，重點突出《朱熹年譜長編》以年代為線索，對朱熹整個一生的生平行事包括學術、教學、著述、政治活動，以及交友、唱酬、撰墓志銘等作了詳盡的記述，是一部大型的全面記載朱熹生平活動的年譜。由於朱熹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著名學者，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凡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幾乎都要在朱熹那裡涉獵一番，所以《長編》能夠滿足各方面人士的不同需要，這是《長編》的一大特點。此外，《長編》不僅記事詳盡而全面，而且對所記之事考證精密，鉤沉索隱，旁徵博引，所引材料，均註明出處，據實可信。並作到材料與觀點相結合，使對朱熹生平學術活動具體事件與思想性質及其變化發展的認定，建立在事實材料的可靠基礎上，既避免了主觀推斷而無確考，又不同於只羅列生平材料而無論斷、缺乏思想深度的一些年譜。這與朱熹本人的思想實際相符合，從而體現出《長編》的學術價值和思想性，而不僅僅是歷史資料的堆砌和羅列。如果不是對朱熹的學術思想及其變化發展有深入研究和把握，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以朱熹的《詩經》學為例，束先生在《長編》的淳熙四年(1177)條下，記“修訂《詩集解》成，序定之。”此序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名為《詩集傳序》，束先生在此處作長篇按語，認定“此序乃是其早年作主《毛序》之《詩集解》之序，而非其後來作黜《毛序》之《詩集傳》之序。”(見《長編》第591頁)認為作於淳熙四年，收入《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名為《詩集傳序》的這篇序，其實不是《詩集傳》之序，而是朱熹早年主《毛序》時而作的《詩集解》的序，並在按語中詳考朱熹的《詩經》學由主《毛序》而作《詩集解》，到後來疑、黜《毛序》而作《詩集傳》的思想轉變發展之過程，指出在朱熹早年主《毛序》作《詩集解》與後期廢棄《毛詩序》而作《詩集傳》之間，有一個介於二者之間，既存《小序》，又間為辨破的過程(參見《長編》第591-593頁)。至淳熙四年朱熹序定《詩集解》後，開始寫作《詩集傳》，而廢棄《詩序》。朱熹寫作《詩集傳》歷時多年，反覆修改，認識也不斷深化，直至淳熙十三年(1186)，定稿成書。對此，束先生在其《長編》淳熙十三年條下，記“《詩集傳》成，作《詩序辨說》附後，刻板於建安。”並在按語中對此詳加考辨(見《長編》第851-854頁)，由此可見朱熹《詩經》學思想轉變發展而走向成熟的過程以及朱熹《詩經》學思想的最後定論。束先生在《長編》中對朱熹諸如此類的重要思想都作了博考精審，讀來令人信服，而獲益不淺。
束先生在《長編》中，不僅對朱熹生平行事、學術活動及思想作了全面詳實的記述考辨，而且在此基礎上，提綱挈領，把握重點，對朱熹一生的重要活動、重要學術思想、重大學術政治事件又作了重點考辨，記述猶詳。如對朱熹的早年涉佛、中和之說、乾道三年訪張栻於湖南、諸經思想、朱陸之辯、朱陳之辯、人侍經筵、慶元黨禁等等都作了深入而詳盡的考辨記述。從這些重點記述中，足可見朱熹之為人、朱熹學術思想的形成與確立及其區別於其他學術流派的特點，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中國文化在南宋時期以朱熹為中心的大發展。這對於知人論世、了解朱子學、理學、宋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推薦
《長編》又在附錄中，附《朱熹著述考略》、李方之《紫陽年譜》(束景南輯)等，進一步體現了《長編》的思想史料價值。《長編》並附有《人名索引》和《書名索引》，便於讀者檢索。總而言之，束景南先生所著《朱熹年譜長編》，重原始文獻，糾舊譜之誤；客觀求實，重學術演進脈絡；記事詳盡，博考精審，重點突出，為人們提供了關於朱熹生平學術、政治、教育活動全面而詳實可靠的重要史料，是一部迄今最完備、最權威、最有學術價值和思想性的關於孔老之後中國最著名的思想家朱熹的《年譜》，為學術界的朱子學、理學、經學之宋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當然，如果在記述朱熹生平的每一年之首，列舉此年朱熹最重要的事跡和學術活動，則更為醒目；在目錄中加上每一年的頁碼，則更方便讀者翻檢閱讀。此外，對個別事跡的記述，尚有進一步認定和考辨商量之處。目錄
敘新安朱氏世系
朱熹年譜長編 卷上
朱熹年譜長編 卷下
朱熹年譜長編·附錄
朱熹著述考略
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實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黃乾）
宋史朱熹傳
紫陽年譜（李方子）（輯）
晦閹先生非素隱（李心傳）
跋
人名索引
書名索引
論文寫作參考書籍大全
| 學術論文是科學或者社會研究工作者在學術書籍或學術期刊上刊登的呈現自己研究成果的文章。學術論文往往強調原創性的工作總結，但當然也可以是對前人工作總結的回顧及做出評價，後者也往往被稱為綜述性文章（Review）。學術論文的出版正在經歷著重大變化，出現了從傳統的印刷版到網路上電子格式的興起。 論文中最重要的就是論點、論據和論證，所以在寫作中，一定要對這三點加以重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