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會浙東大飢，宰相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腳踏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湊。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腳踏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厘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慶元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
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會浙東大飢，宰相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腳踏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湊。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腳踏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厘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慶元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
朱熹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又稱紫陽先生、考亭先生、滄州病叟、雲谷老人、滄洲病叟、逆翁。諡文，又稱朱文公。漢族，祖籍南宋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
生平
淳熙二年（1175年），與陸九淵為首的另一學派在信州（今上饒）鵝湖寺相聚，就兩學派之間的哲學分歧展開辯論。淳熙五年（1178年），經宰相史浩推薦，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縣）知軍。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鹽常平提舉，來到撫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間，他募集錢糧賑濟災民，百姓得以安生。擬調直秘閣，他以捐賑者未得獎賞不就職。宰相王淮以浙東大荒，改薦朱熹為浙東常平提舉。待捐賑者得到獎勵，他才赴紹興就職。後官至秘閣修撰、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紹熙間(1190～1194)，朱熹應在祥芝芝山講學的著名學者邱葵的邀請，到芝山遊覽，與邱葵互相唱和，並留下題詠芝山的文，其詩曰：“床頭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懷過鳥語，獨聞山雨對花時。”後人將此詩刻石立碑於芝山上。慶元二年（1196年），為避權臣韓侂胄之禍，朱熹與門人黃乾、蔡沈、黃鐘來到新城福山（今黎川縣社苹鄉竹山村）雙林寺側的武夷堂講學，並寫下《福山》一詩。在此期間，他往來於南城、南豐。在南城應利元吉、鄧約禮之邀作《建昌軍進士題名記》一文，文中對建昌人才輩出發出由衷讚美。又應南城縣上塘蛤蟆窩村吳倫、吳常兄弟之邀，到該村講學，為吳氏廳堂書寫“榮木軒”，為讀書亭書寫“書樓”，並為吳氏兄弟創辦的社倉撰寫了《社倉記》。還在該村寫下了“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觀書有感》）的著名詩句。朱熹離村後，村民便將蛤蟆窩村改為源頭村，民國時曾設活水鄉（今屬上塘鎮）以紀念朱熹。在南豐曾鞏讀書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書“書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書“墨池”二字。朱熹還先後到過樂安、金溪、東鄉等地。在樂安流坑為村口“狀元樓”題寫了匾額。應陸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書院講學，並書“一家兄弟學，千古聖賢心”相贈。在東鄉路過潤溪（水名）時，留有《過潤溪》詩。慶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詔賜遺表恩澤。淳熙九年，馮去疾提舉江南西路，特建南湖書院（今富奇汽車廠址），以紀念朱熹。
朱熹傳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熹十分熱衷道學，與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 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為“延平四賢”。朱熹受教於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的上方有什麼？”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於道學，同時於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禪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為表誠意，他步行幾百里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朱熹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準，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準，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壞和諧的是“人慾”。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於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為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善良，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美好事物，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係緊張，金統治者完顏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準備出海南逃，由於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訊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為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平反了岳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檜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二）罷黜和議；（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為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為。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御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定之後，宋金結為侄叔，關係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鑽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餘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並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詔不應。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儘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學規。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為各書院的楷模，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於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於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復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的。局法官法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為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於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為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飢，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於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併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併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於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札，陳述時弊。到職後，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污吏的劣跡，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於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為“偽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朱熹傳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後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寧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為“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為寧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藉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於使寧宗不滿，加以干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慶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趙汝愚受韓侂胄排擠被罷相位，韓勢盛極一時。韓因朱熹曾參與趙汝愚攻擊自己的活動，於是發動了一場抨擊“理學”的運動。慶元二年葉翥上書，要求把道學家的書“除毀”，科舉取士，凡涉程朱義理不取。監察御史沈繼祖乘機指控朱熹十罪，請斬。朱熹的得意門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時理學威風掃地，被斥為“偽學”，朱熹被斥為“偽師”，學生被斥為“偽徒”。寧宗一改舊態，下詔命凡薦舉為官，一律不取“偽學”之士。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終於在建陽家裡憂憤而死，享年七十一歲。臨死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可見他是如何矢志於樹立自己的理學，然而生前終未如願。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朱熹的長期從事講學活動，精心編撰了《四書集注》等多種教材，培養了眾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是論述“國小”和“大學”教育，二是關於“朱子讀書法”。
論述教育
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於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徵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成“國小”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階段，並提出了兩者不同的教育任務、內容和方法。朱熹認為8~15歲為國小教育階段，其任務是培養“聖賢坯璞”。鑒於國小兒童“智識未開”，思維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國小教育的內容是“學其事”，主張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具體行事，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範，養成一定的行為習慣，學習初步的文化知識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強調先入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動，能激發興趣；以《須知》、《學規》的形式培養兒童道德行為習慣。朱熹認為15歲以後大學教育，其任務是在“坯璞”的基礎上再“加光飾”，把他們培養成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認為，與重在“教事”的國小教育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對於大學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視自學，二是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相互交流。朱熹關於國小和大學教育的見解，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鮮的內容。
朱子讀書法
“朱子讀書法”六條，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這是由朱熹的弟子對朱熹讀書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漸進，包括三層意思：一是讀書應該按照一定次序，前後不要顛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謹守之”；三是不可囫圇吞棗，急於求成。熟讀精思即是讀書既要熟讀成誦，又要精於思考。虛心涵泳中的“虛心”，是指讀書時要反覆咀嚼，細心玩味。切己體察強調讀書必須要見之於自己的實際行動，要身體力行。著緊用力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是讀書必須抓緊時間，發憤忘食，反對悠悠然；二是必須精神抖擻，勇猛奮發，反對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強調讀書必須精神專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謂“持志”，就是要樹立遠大志向，並以頑強的毅力長期堅守。“朱子讀書法”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我國古代對於讀書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內容，值得我們借鑑。
哲學思想
理氣論
朱熹繼承周敦頤、二程，兼采釋、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範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繫的含義：①理是先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他認為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於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為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②理是事物的規律。③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④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於理的第二個範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係有主有次。理生氣並寓於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後，屬第二性。
動靜觀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並從氣展開了一分為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朱熹認為由對立統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並且相互統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格物致知論
朱熹用《大學》“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探討認識領域中的理論問題。在認識來源問題上，朱熹既講人生而有知的先驗論，也不否認見聞之知。他強調窮理離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窮其理。朱熹探討了知行關係。他認為知先行後，行重知輕。從知識來源上說，知在先；從社會效果上看，行為重。而且知行互發，“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論
在人性論上，朱熹發揮了張載和程頤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觀點，認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專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有善有不善，兩者統一在人身上，缺一則“做人不得”。與“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有聯繫的，還有“道心、人心”的理論。朱熹認為，“道心”出於天理或性命之正，本來便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發而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則為善。“人心”出於形氣之私，是指飢食渴飲之類。如是，雖聖人亦不能無人心。不過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他認為“道心”與“人心”的關係既矛盾又聯結，“道心”需要通過“人心”來安頓，“道心”與“人心”還有主從關係，“人心”須聽命於“道心”。朱熹從心性說出發，探討了天理人慾問題 。他以為人心有私慾，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慾而存天理”的主張。朱熹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欲望，反對佛教籠統地倡導無欲，他反對超過延續生存條件的物質欲望。
美學思想
朱熹的哲學體系中含有藝術美的理論。他認為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統一。基於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內在道德的善相統一的觀點，朱熹探討了文與質、文與道的問題。認為文與質、文與道和諧統一才是完美的。朱熹還多次談到樂的問題。他把樂與禮聯繫起來，貫穿了他把樂納入禮以維護統治秩序的理學根本精神。朱熹對“文”、“道”關係的解決，在哲學思辨的深度上超過了前人。他對《經》與《楚辭》的研究，也經常表現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文學著作
朱熹詞意境稍覺理性有餘，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薩蠻》（一）、《水調歌頭》（一）、《南鄉子》、《憶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薩蠻》（一）最有特色，該詞運用回文，每兩句互為顛倒，八句共四對，十分自然和諧，毫不牽強，而且頗有意境，構思之精巧極矣，足見晦庵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除詞外，還善作，《春日》和《觀書有感》是他最膾炙人口的詩作。其詞結有《晦庵詞》。
朱熹是劉子翬學生，他父親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許由於父、師的影響，他在道學中對文學的評價是比較公正的，也寫出過一些富於生活氣息的好詩。如這兩首當然是說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斷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斷有所發展提高才能活躍，免得停滯和僵化。後一首寫人的修養往往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階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無拘無束，自由自 在。這兩首詩以鮮明的形象表達自己在學習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啟發性，也並不缺乏詩味，所以陳衍評為“寓物說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書法，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於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