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背景
二十年代初，一方面是受到日本“言文一致”運動的啟發，一方面是受到中國白話文運動的影響，新文學運動在台灣如火如荼地展開。其中主要的關鍵人物是旅居北京求學的台灣作家張我軍。雖然早期也有黃朝琴、黃呈聰等人提倡白話文，但一直是零星的呼籲，沒有立即的影響。到張我軍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下旬回台北，擔任《台灣民報》的主編後，才展開系統性、策略性的推廣；他左批舊文學，右打日本殖民政府，又積極推介“五四”文學，賦予台灣新文學在政治、文化認同上的意涵。
張我軍就在《台灣民報》上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一文，在他的詮釋下，舊文學和新文學象徵兩種階級的對立。他詬病“古典文學”代表“陳腐衰頹”，舊詩已淪為“遊戲”、“器具”、“詩玩”，除了排遣酸氣以外，就是乞求日本在台“總督大人”的“秋波”。換句話說，他點名批判的“詩伯”、“詩翁”之流，和殖民者互通聲氣，儼然形成一班“自以為儒文典雅”的階級。就張我軍而言，這批詩伯詩翁更大的罪惡是養成沽名釣譽的“惡習”，戕害了“活活潑潑的青年”。也就是說，舊詩是台灣人自甘奴隸性格的象徵，而新文學才能改造台灣人的奴性，讓青年展現改革社會的活力和清新性格，台灣社會才有光明。
次年一月，張我軍又進一步發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一文，詳細介紹胡適的“八不主義”、陳獨秀的“三大主義”等文學革命理論，更陸續轉載名噪一時的“五四”作家作品，如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 ，淦女士（即馮沅君）的《隔絕》、冰心的《超人》、郭沫若的新詩《仰望》等。台灣新文學運動就此展開序幕。
《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一文，除了推介五四新文學的理論和作品，更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影響、變遷時，“支流”就“自然而然”地隨之影響、變遷。這種說法，必須放在當時台灣的政治、文化、社會情境中解讀。歸根究底，張我軍有這樣的主張，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分治”：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大陸人與台灣人同為漢族，卻由兩個敵對政權統治，文化上的認同問題自然不可避免。從這篇文章看來，張我軍在日本和中國之間，選擇認同中國，以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相對的，對日本殖民者而言，台灣文學當然是“日本文學的一翼”；這是在台的日本帝國大學講師島田謹二的看法。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在日人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中，發表《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主張相對於日本內地的文學，台灣文學是“外地文學”：“跟內地風土、人和社會都不同的地方——那裡必然會產生和內地不同特色的文學。表現其特殊性的文學名之為外地文學。”然而，就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而言，即使不認同日本文化，張我軍的說法，他們也並不見得全都贊成；這就是為什麼不久之後，台灣話文的論爭會展開。
從台灣新文學運動之始，知識分子對所謂“白話文”和台灣話文之間的關係，就各自有不同的主張。最早對這個問題提出看法的人包括黃呈聰，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發表《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認為台灣話文“使用的區域太少”，而且“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背後沒有一個大勢力的文字來幫助保存我們的文字、不久便就受他方面有勢力的文字來打消我們的文字了”。他主張與其使用台灣話文，不如研究中國白話文，如此不但把台灣的範圍“擴大到中國的地方”，也方便到中國行事；有這樣的眼界，“就我們的台灣雖是孤島，也有了大陸的氣概了！”一九二四年三月，《台灣民報》繼續有兩篇持反對台灣話作為白話文的主張。施文杞的《對於台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認為“台灣人做的白話文”常有文法錯誤，用了許多“啦”和泉漳的方言“鳥仔”、“狗仔”等，而且用日本語的名詞如“開催”（主辦）、“都和”（情況，方便）等。他主張應該參考中國大陸的白話文，認為以地方的方言寫作白話文會“鬧笑話”。逸民的《對在台灣研究白話文的我見》，也認為“台灣的方言”、“變形的台灣方言”，做起文章來經常文言和白話不分，不但別省人看不懂，連泉漳人都看不懂。最後又批判張洪南所著的台灣話文羅馬拼音法，認為某種程度的漢學根底加上多研究“中國國語”，白話文才能推廣。
《台灣民報》對台灣話文沒有既定的立場，也有許多知識分子發表文章主張應該改良台灣話，使其適於文字書寫。著名的《台灣通史》作者連溫卿，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和一九二五年二月連載發表《將來之台灣語》，指出台灣語言的流動性：“先受了宗教上用羅馬字宣傳的影響……後來受了日本教育的影響，及交通便捷的緣故，台灣言語每說了一句話便有新名詞在。”加上台灣住民泉、漳、客人等發音各異，新名詞的翻譯自然有別，發音未必與中國大陸相同。他認為如果要有效地表達思想，應該改良台灣話，步驟是“第一要考究音韻學以削除假字”、“第二要一個標準的發音”、“第三要立一個文法”。張我軍本人寫作時選擇用北京話文，卻也認為北京話和台灣話都是中國方言，都可以是白話文。一九二五年二月在《復鄭軍我書》一文中，他說道：“我們之所謂白話文乃中國之國語文，不僅僅以北京語寫作。這層是台灣人常常要誤會的，以為白話文就是北京話，其實北京話是國語的一部分（一大部分）而已……不僅是北京話寫作的才能叫做白話文。”他認為，“如我們能造出新名詞、新字眼而能通行也可以，何必拘泥官音呢？”但是他這樣的主張，有一個前提：台灣人的話應按照中國語來改造。
同年八月他發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首先借用胡適的話，說明為什麼要建設白話文，然後闡釋改造台灣語言的必要。他認為台灣日常所用的話，多半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因此他認為應該“把我們的土話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語言。我們欲依傍中國的語言來改造台灣的土語。換句話說，我們欲把台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語，再換句話說，是把我們現在所用的話改成與中國語合致的……倘能如此，我們的文化就得以不與中國文化分斷，白話文學的基礎又能確立，台灣的語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這豈不是一舉三四得的嗎？”這種主張，當然是合乎他一貫立場的。
文章內容
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文章中，他對新文學運動的一系列問題如：台灣新文學的屬性，文學的內容與形式，語言建設，東西文化的關係等作了比較深入和細緻的闡述。他的主張緊密地結合台灣文壇的實際，著力解決具體問題，從而使新文學理論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推動了台灣新文學創作的發生與發展。
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一文中，張我軍論述如何改造台灣話文時說：“如果欲照我們的目標改造台灣的語言，需多讀中國的以白話文寫作的詩文。”只有多讀、多學習，才能在學習、模仿的基礎上進行創造。
作者簡介
張我軍，原名張清榮，筆名一郎、速生、野馬、以齋等。台灣台北縣人。中國台灣作家，文藝理論家。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奠基者。1926年始陸續發表小說《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誘惑》。作品有力地揭露與批判了黑暗時代，有“台灣文學清道夫”、“台灣的胡適”盛稱。
眾所周知，早在北平淪陷以前，張我軍就已經是華北地區名重一時的日語教授和日文翻譯家了。他翻譯出版了大量的日文譯著，對於人們了解日本，學習新的知識有很大的幫助。在北平淪陷期間他也一直沒有放棄譯介活動，這一方面是由於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從事日文翻譯是他鍾愛的事業。
張我軍在批判台灣舊文學、引介大陸新文學運動實績和經驗的同時，一方面努力於新文學的創作，另一方面還積極引介兩岸新文學的優秀作品，致力於兩岸文學實績的交流。可以說，張我軍在使兩岸新文學實績得以交流和溝通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
台灣作家張我軍作品
| 張我軍，原名張清榮，筆名一郎、速生、野馬、以齋等。台灣台北縣人。中國台灣作家，文藝理論家。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奠基者。1926年始陸續發表小說《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誘惑》。作品有力地揭露與批判了黑暗時代，有“台灣文學清道夫”、“台灣的胡適”盛稱。本任務為台灣作家張我軍作品的介紹與解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