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從理論上講，張我軍依然堅持了他在淪陷前的思想，認為了解一個國家必須要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要對付日本必須對日本有一個徹底的了解。因此，他的翻譯、介紹活動是了解日本的一個重要環節。只不過，處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他的表達方式比較隱諱，他一再強調的是認識日本文化、進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以及一些關於翻譯日文的技巧問題，並沒有像淪陷以前那樣公開指出了解日本文化對於抵抗日本的威脅、侵略的重要意義。他有意迴避了政治性的問題。但有時在字裡行間，也掩飾不住對日本侵略者的譏諷和憤怒之情。
如在《日本文化的再認識》一文中，他寫道：“歷來和中國的一般大眾接觸下來的日本文化，具體說來，是日本的商品尤其是工業生產品。……這工業生產品盛行運到中國和中國一般大眾接觸，記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來的事。到了中國大眾手上的日本的工業生產品，東西既美觀價錢又低廉，一時不用說是大受歡迎的了。然而用起來一看，卻是脆弱不堪，再加以政治上宣傳的關係，‘劣貨’終至於成了日本的工業生產品的代名詞了。這時候，正是日本的商人乘著大戰的景氣，一陣兒把粗製濫造的商品送到中國把持了中國的市場，所以有這樣不幸的結果。這種由於唯利是圖的商人製造出來的粗製濫造的商品，被拿來做日本文化的標本，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文化諸君，也許要說豈有此理而惱怒吧。然而事實上，除了這工業生產品以外，中國一般大眾並沒有具體地和日本文化接觸的機會。所以中國人輕視日本文化的傾向，日本的商人應該擔負一部分助成的責任。”
這裡不但揭出了中國人抵制日本文化的原因，而且，在日寇的嚴酷統治下，把日本的產品稱為“劣貨”，進而指出這種“劣貨”就是日本文化的標本，這種譏諷和冷嘲在當時的情勢下是需要相當的膽略的。接下來作者寫道：“事實上我國一般大眾，就是想要認識日本文化也無從認識。所接觸的，除了商品以外就是飛機、大炮和軍艦而已，難怪乎前面所說的皮毛的日本文化觀會橫行於中國一般大眾之間也。”一句“除了商品以外就是飛機、大炮和軍艦而已”，其對侵略者怒不可遏的義憤之情已經力透紙背。當然，他的頭腦是清醒的，和在淪陷以前一樣，他指出了人們輕視日本文化以及因為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而仇視日本文化的錯誤傾向，再次強調了認識日本文化的重要性，認為：“須知研究人家的文化是我們所享的權利，並不是我們所負的義務；你不研究人家的文化，人家並不吃虧，吃虧的是你自己。局限自己的眼界，這虧吃得自然不小……如果自願局縮本國文化的內容，自願使本國文化孤立而至於落伍而至於受人征服，那就沒有話說，否則便須與任何國的文化交流合作，何況是和我國最接近而關係最密切的日本的文化呢？”
出處
張我軍：《日本文化的再認識》，見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15—220頁。他同時也指出了當時中日文化交流的糟糕情況，一些根本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人也在那裡大談文化交流，因此“希望大家發奮起來，就自己的專門或有興趣的方面，加以研究而介紹於同胞，使國人從新認識日本的文化”。我們從中不難看出張我軍意味深長之處，他的目標所向還是要使中國“不吃虧”，可謂用心良苦。而且，他還就有關翻譯日文的具體的技術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這些當然都來自於他自己多年教學和翻譯工作所積累的寶貴經驗。
作者
張我軍，原名張清榮，筆名一郎、速生、野馬、以齋等。台灣台北縣人。中國台灣作家，文藝理論家。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奠基者。1926年始陸續發表小說《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誘惑》 。作品有力地揭露與批判了黑暗時代，有“台灣文學清道夫”、“台灣的胡適”盛稱。
眾所周知，早在北平淪陷以前，張我軍就已經是華北地區名重一時的日語教授和日文翻譯家了。他翻譯出版了大量的日文譯著，對於人們了解日本，學習新的知識有很大的幫助。在北平淪陷期間他也一直沒有放棄譯介活動，這一方面是由於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從事日文翻譯是他鍾愛的事業。
台灣作家張我軍作品
| 張我軍，原名張清榮，筆名一郎、速生、野馬、以齋等。台灣台北縣人。中國台灣作家，文藝理論家。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奠基者。1926年始陸續發表小說《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誘惑》。作品有力地揭露與批判了黑暗時代，有“台灣文學清道夫”、“台灣的胡適”盛稱。本任務為台灣作家張我軍作品的介紹與解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