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電影]](/img/c/f46/nBnauM3X1gTNwUzMzETM4AzN5QTMxEzNwQTMzQTNwAzMwIzLxEzLzU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新女性》[電影]")
《新女性》《新女性》是中國黑白故事影片。聯華影業公司1934年攝製。影片通過女主人公韋明為爭取婚姻自主、獨立生活而終於被折磨致死的悲慘身世，生動地反映了在30年代的中國正直的知識婦女被迫害被污辱的命運，控訴了黑暗社會吃人的罪惡。《新女性》觸痛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罪惡勢力，黃色報紙、所謂的“新聞記者公會”大肆攻擊，製造了轟動一時的“《新女性》事件”。飾演韋明的阮玲玉竟至在拍完這部影片不久自殺身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蔡楚生和鄭君里曾在60年代將影片重新剪輯並配音。這部影片是左翼電影運動興起的三十年代里產生的一部優秀的婦女題材片。
基本資料
《新女性》電影片名：《新女性》
影片類型：劇情片
國家/地區：中國
對白語言：漢語國語
色彩：黑白
混音：蠟盤配音
時長：105分鐘
製作公司：聯華影業公司 Lianhua Film Company
年份：1934年
演職員表
《新女性》導演 Director：蔡楚生 Chusheng Cai
編劇 Writer：孫師毅 Shiyi Sun
演員 Actor：
阮玲玉 Lingyu Ruan
鄭君里 Junli Zheng
王乃東 Naidong Wang
湯天繡 Tianxiu Tang
攝影 Cinematography：周達明 Daming Zhou
劇情介紹
《新女性》韋明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雖然用自己的力量爭取到了婚姻自由，嫁給了自己所愛的人，並且生有一個女兒，但是不久卻被拋棄。韋明只得去做了音樂教師，被學校的校董王博士看中，但韋明對王博士不予理睬。韋明又和一個出版公司的編輯余海濤相識，韋明愛上了余海濤，但是她因自己以前痛苦的經歷，又不願同餘海濤結婚。韋明的鄰居，工人出身的知識分子李阿英逐漸地和韋明成了朋友。校董王博士為報復韋明，將她辭退，王博士又假惺惺地看望韋明，並以鑽戒相誘惑，堅強的韋明拒絕了王博士的引誘。韋明的女兒患了肺炎，越來越重，韋明寫小說但稿費不能預付。生活逼迫下，韋明只得做了“一夜的奴隸”，沒料到嫖客竟是王博士。韋明一怒之下打了王博士一個耳光，跑了出來。韋明再也忍受不了這一切了，服毒自殺。新聞記者將韋明自殺的訊息登在報上，余海濤帶韋明在醫院搶救，韋明稍稍清醒過來後，經過李阿英的啟發，發出“我要活，我要報復”的吶喊。但是，醫生再也不能將韋明搶救過來，她終於在悲憤中死去。
影片運用質樸的現實主義手法，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它抨擊惡勢力之尖銳，曾引起反動的“新聞記者公會”的“抗議”和一些黃色報刊對編導和演員的人身攻擊。 封建勢力的束縛，紈絝子弟的玩弄，失業貧病的壓力，暗娼鴇母的無恥，書店老闆的唯利是圖以及黃色小報的造謠勒索，這一切緊緊纏繞著韋明，最後吞噬了她。與韋明相對照，影片創造了李阿黃這個有覺悟的先進女工形像。通過她，否定了韋明消極抵抗的軟弱性，批評了她自殺的抗議方式。影片最後，許多女工迎著朝霞踏著報紙上韋明的死訊前進的畫面，表達了作者對婦女解放正確道路的認識。通過先進女工李阿英的形象，正面指出婦女解放鬥爭的正確道路。
角色原型
影片基本上取材於1934年2月自殺的明星公司女演員艾霞的生平與遭遇。艾霞是個北平姑娘，因反對包辦婚姻，憤而離家，一個人來到上海，靠自己的奮鬥和努力走上文藝之路。在她生活難以為繼時，應朋友介紹，曾有求助於素不相識的蔡楚生。蔡楚生八她介紹給了“南國劇社”的田漢。艾霞多才多藝，還能寫作，明星公司的《現代一女性》就是他自編自演的影片。可是這個很有前途、發憤自強的女性，卻在黑暗社會的壓迫下，於1934年拍完《現代一女性》之後服毒自殺。
歷史背景
阮玲玉婦女和愛情題材的影片在中國電影系譜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無聲電影的早期（1905－1921）從簡單紀錄走向重現生活，開始引入敘事時，就拍攝了《難夫難妻》和《莊子試妻》（1913）這類最早的女性題材故事；探索時期（1922－1926）的中國電影熱衷於描寫男女之間感情糾葛和關係變化，至20年代中期取代社會片，成為占據當時電影創作主導地位的電影類型，影片有《勞工之愛情》、《愛情與黃金》等；而從1932年左翼電影運動興起到1937年，中國電影處於發展成熟的時期，出現一段空前繁榮的局面，產生了一批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不同以往的優秀作品，婦女題材影片創作在本時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左翼和進步電影作品對婦女問題有相當的涉及，一批比之前更為純粹的婦女題材影片創作取得了更高的成就。《新女性》是這一題材影片的代表作之一。
“新女性”在中國歷史上是個革命的具有悲愴意味的名詞，負載著複雜的意識形態意義。渲染和表述“新女性”這一形象的電影在人文思想相對開放，多重思想意識互相碰撞的20世紀30年代大量湧現。《新女性》得以在當時轟動一時，進而成為經典，很大程度上在於一是它的主題內容和表達出來的意識形態正迎合了當時之需；二是由於影片於公共空間內的重重影人事件帶來的新聞效應所致。如今重新觀看這部經典之作，不僅能夠再發現其作為電影形式的純粹的藝術精妙之處，而且在思想主題的接受上也能突破表面的情節傳達，發掘和批判隱藏在影片內外的意識形態。
影片特色
聯華影業公司這部電影創作於1934年，由聯華公司出品，導演蔡楚生，主演為阮玲玉、鄭君里等。作為標誌著蔡楚生電影事業邁向成熟的輝煌篇章，《新女性》這部影片可圈可點之處實在不少。該片上映時有插曲而無對白，可以看作是中國電影由無聲通往有聲的過渡橋樑。影片中，阮玲玉的表演也可謂入味三分，哀艷絕倫。《新女性》在創作上的有三點特色。
一、敘事流暢
《新女性》最大的特色便在於它在敘事上的流暢。而這從來都是蔡楚生電影吸引觀眾的一大亮點。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青年女性韋明，出生於封建的書香門第。她不僅面容姣好，身段妖嬈，更是多才多藝，有知識有文化。韋明為了追求自由戀愛，脫離家庭，與戀人離家私自生下一女。但不久後韋明卻遭遺棄，只得隻身來到上海，在一所私立學校里做了音樂老師。容貌出眾的韋明不幸被學校里的董事王博士看中，但面對王的猛烈追求，韋卻不予理睬。工作之餘，韋常向報社投稿，認識並喜歡上了編輯余海濤。鑒於從前的痛苦經歷，韋從未向余道出真情。韋的鄰居李阿英是一個進步的女青年，在相處之中同韋交上了好朋友。王博士為了報復韋，設局將韋辭退，之後便可假惺惺地關照韋，但韋不為所動，拒絕了王。禍不單行，韋與幼女重逢後不久，女兒患上了肺炎，急需治療。為生活所迫，為只得聽從房東的安排做“一夜的奴隸”。沒料到嫖客居然是王，韋一氣之下摑了王一耳光，沖了出來。眼睜睜見著女兒在自己的懷裡斷氣，為再也無法忍耐，在悲痛之中服毒自殺。還好余剛好趕到，將韋送往醫院搶救。韋稍稍清醒之後，經過李的啟發，發出了“我要活，我要活”的時代強音。但是，醫生也無力回天，最終韋在悲憤中香銷玉損。
不少人在觀賞影片時跟隨故事情節一起，時而開懷大笑，時而揪心哭泣。電影讓他們恨壞人，愛好人，同情主人公的遭遇和命運。這部影片之所以對觀眾有莫大的感染力，除了引人入勝的劇本之外，更在於導演在敘事流暢上下的苦工。不僅場景與場景之間的蒙太奇用得十分順暢，就連單個的場景也是費盡心思。由此，影片在敘事上呈現出脈絡清晰，層次分明，時空轉換地絲毫不留痕跡的美感。導演蔡楚生巧妙地運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用交叉敘事和對比敘事相結合的形式，在同一時間下轉換空間，從而步步展開情節。
一個很好的例子便是影片在敘述韋明與身邊的人物——王博士、李阿英、于海濤——的關係時所運用的蒙太奇。韋明在電車上遇到于海濤和分別多年的同窗王夫人之後，便一同前往自己的寓所敘舊。也就是在韋明與王夫人閒聊的時候，王夫人的丈夫王博士開始了梳妝打扮預備同韋約會。其中場景的轉換與銜接處理得都相當自然。之後，韋對王的軟硬兼施無可奈何，只好與他同往歌舞廳。與此同時，工會的李阿英正在工人文化補習班給工人教課。於是，鏡頭在這兩個場景中來回切換，很好的將韋的墮落與李的進步相對比。
同樣，這種手法還出現在影片結尾部分。絕望的韋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憤而服安眠藥自盡。經搶救之後，暫時脫離危險。與此同時，卑劣的王博士羞辱韋明反遭韋怒摑一耳光之後，想出了更加惡毒的辦法來報復。他勾結無恥的報社記者，歪曲事實，把韋描述成私生活混亂不堪的女人，並以此作為韋的自殺原因報導了出來。這一過程中，鏡頭反覆在醫院與餐廳之間切換，將在苦難中奮力掙扎的韋與可恥的王進行比較，對比愈加明顯。
二、畫面細膩
在電影語言上，影片的另一大特點便是細膩。導演蔡楚生十分注重鏡頭拍攝和組接對內容表達的清晰和準確，以及畫面視覺上的明麗、優美。這些都可以從一些細節處理上具體地體現出來。
當韋明靠窗坐在汽車裡，想起與前夫相愛相離的回憶。於是，當年場景的一幕幕映在車窗上，形成當下與往事的聯構。不用過多的筆墨渲染，往昔的故事自然而然地交代清楚，並且顯得形式新穎。
韋明從歌舞廳回來，在弄堂口遇上教完夜課的李阿英。鏡頭裡，從韋明身旁走過去的李阿英的影子越拉越大，以致形成一個巨人，由此也意味深長地蘊含對新女性的讚美。
為拯救病危的女兒，只得聽從“拉皮條”房東的安排，去當“一夜的奴隸”。當韋梳妝打扮好之後，她久久地凝望著鏡子裡的自己。在這個場景中，導演給了幾個特寫，重點突出韋在此刻的無奈，同時也映襯了現實的黑暗和女性獨立之不易。韋走出房間後，一度十分猶疑。而房東受暴利的驅使，假惺惺地安慰著韋。此時鏡頭在醜惡的房東奸笑的臉部特寫與韋悲痛不已的面部特寫之間切換，再一次形成對比。在生動形象地描繪了向金錢出賣靈魂的這類角色的醜態之餘，更加勾起關者對主人公的同情。
韋明拚死不從，奪門而出之後，一腳踩空，從樓梯上摔落下來，她掙扎而起，奔出門外，坐上一輛黃包車回家。這時出現一個特寫鏡頭：在豪華旅館搖曳不定的燈光照射下，顯出韋明切齒痛恨、悲憤難抑的臉和顫抖著的身軀。可以想見，此時的韋是何等的悲痛。回到家中，余海濤去籌借搶救孩子的醫藥費尚未歸來，孩子已經奄奄一息。韋明抱著孩子，內心如焚，她貼緊女兒的臉，萬念俱灰。此時，導演再一次用大特寫鏡頭來表現韋的內心寫照，深刻而動人。韋貼著孩子的臉，斷斷續續地說道：“孩子，我……們是……沒有希……望的！你去了！媽媽也就跟你來了！”孩子死後，韋明的姐姐哭得死去活來，而韋卻異常地平靜。這裡的對比也是通過鏡頭切換與特寫表現出來的。當韋一片一片地慢慢吞進安眠藥，導演再一次不吝惜大量使用特寫鏡頭。對人生的絕望，與外在的鎮靜取得了相輔相成的效果。豐富的內心活動凝結在心如死灰的神情之中，正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只有她的那雙眼睛，怔怔地望著人世的彼岸，絕望、無告、悲哀、憤怒從她的眼中快速閃過，最後歸於平靜。連對人生的最後一點依戀也沒有了，也就只剩下虛無和冷漠。
三、誇張表現
影片另一大特色便是誇張。影片活生生地牽動著觀眾的神經，讓觀眾的感情跟著影片的情節一道走，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誇張的表現形式。且不談演員生動又略顯誇張的表演，在鏡頭蒙太奇的使用上也是極盡誇張的表現手法。
讓人映像最為深刻的是韋明在死之前喊出的那句“我要活，我要活”。導演對韋明尋死是懷有批判態度的，便可從此處的吶喊看出來。韋明本是省悟了的，她是憤怒著喊出這句話的。韋明的吶喊並未挽救自己的生命，但在此刻，生命早已顯得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她所喊出的這句話本身。可以看出，這句話並非是單純的、發自韋明的吶喊，它更是影片對這殘酷歪斜的社會最真切的控訴，也是替處在社會底層的女性同胞們發出的對真正的新女性的呼喚。
在這部影片的前半部片子中，韋對余海濤的細膩、複雜和感情的克制也表現地十分誇張。當余來到韋的住所商量長篇小說出版的事宜。餘一本正經地談論著出版事宜，可韋卻心裡尋思著和余要好的事。這裡，無論導演有意無意，結果的確如此。或許有人認為此處是由於阮玲玉理性多於直覺的錯誤表演，此舉也歪打正著。由此，它為這部沉重的影片平添幾分幽默之趣。
相似的場景同樣發生在韋的處所里。當經常對韋胡吹亂捧的報紙記者來到韋的房間拿她的照片，見她此時落難，也動了無恥的念頭。他正對著鏡子整理著裝，想像著同韋要好的情景，不僅誇張，更是有點搞笑之嫌。然而無傷大雅，這種程度的幽默正是觀眾所喜愛的。
在刻畫勞動女性李阿英時，影片便更顯誇張了。當韋悲憤地跑回寓所，王博士也緊跟而來。王本想再一次羞辱韋，卻在爭執之中被李打得抱頭倉皇而逃。這裡的敘述節奏都是輕快的，這也是在影片表現手法上的誇張表現。看著李輕輕鬆鬆地將王推個人仰馬翻，觀眾也深感痛快。
四、戲劇化情節
在情節內容上《新女性》繼承了中國傳統戲劇的矛盾迭起的特點，體現了現代中國電影豐富修辭、誇張表演和強調道德的通俗劇傳統。這一傳統的劇情目的和效果在當時必然是明顯的，它試圖把一群期待鮮明的是非判斷的觀眾，帶入到發生在日常生活的表層之下的善惡衝突中去。當時作為主流的左翼評論話語，把焦點都集中在了這一飽含革命訓誡意味的情節上，似乎婦女愛情體裁影片的價值就在於這樣的情節屬性，他們默然對待影片的形式風格問題，甚至把重視電影語言形式的評論視為反動言論。然而時隔大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再看《新女性》，那種表面的情節迭起和道德強調卻遠不及現代性的電影語言修辭更令人折服。一向強調電影創作技巧的《新女性》的導演蔡楚生，在電影形式與風格的各個層面上嘗試了多種現代性的技巧套用，構築了流暢簡練的敘事風格和一個個充滿隱喻的畫面，而且，較為平衡地考量電影的情節內容與藝術形式兩個層面，也更有利於看清語言形成與其背後意識的深層關係。
如果以為這是部單純的讚美新女性的影片，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的這部影片所揭露了的社會黑暗視野十分之廣闊。不僅入骨三分地揭露了剝削階級的荒淫無恥和陰險卑劣，而且揭露過去極少涉及的新聞界、教育界、出版界的黑暗和腐敗，此外對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們更加是充滿悲憫與同情。
在極具創作特色的表現下，人們認識到了導演等創作人員的思想境界之高。揭黑不在話下，而且暗示著人們應該向工人階層學習，面對慘澹的人生，要克服軟弱，堅強地活下去。
影片評價
演員鄭君里 《新女性》作為一部經典的女性題材電影，同時作為一部左翼進步電影的代表作，它的表述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女性內里的實質？建構了一個怎樣的女性表述？
當時在影片上映後，作為主流的左翼評論話語完全忽視了對影片手法與風格的發掘與探討，而將眼光全部聚焦在“誰是新女性”的問題上，答案也大多選擇了符合左翼精神的女典範李阿英。可是今天的觀眾在接受影片裡的女性形象群時，會生髮出很多不同當初的感受。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李阿英是蔡楚生導演暗中指涉的“新女性”代言人，但是片中對這個人物的刻畫著力不深，甚至略顯滑稽。例如，片中的李阿英不修邊幅，力大無比，不僅能輕鬆的攔腰抱起昏厥的韋明，而且還能與王博士揮拳相向，擊退對方。她生理上和氣質上的女性特徵都被掩蓋起來，被塑造成一個“政治正確”，但無血無肉的男性化的女性形象。難道當時有覺悟的女性們若想當“新女性”，都非得先把自己弄成男人嗎？還有王博士的妻子張秀真，奢侈嬌縱、一味充當上流女子；女校長虛偽勢利，任王博士擺布，辭退韋明；老鴇母奸詐虛偽，與流氓勾結誘勸韋明出賣身體；韋明的姐姐毫無生計能力，只於家庭關係的範疇里存在，片中除了韋明以外的所有女性角色，都是各式單薄的典型的形象，作用似乎只在於反襯並非“新女性”的韋明形象的複雜性。這樣的形象塑造怕是無法說服觀眾。
在戲內，男性編導者與攝影師們構建著對所謂“新女性”和眾女性的表述，戲外，代表“男權”意識形態的左翼話語也排他性地鞏固著對理想的新型政治女性的建構。正是這些男性話語與權力在與電影所處時代的現代女性經驗對話，使用他們看待現代女性的方式和假想，直接構建著當時都會公共空間內的“女性論述”。導演蔡楚生特意邀請一位體育運動員來扮演的極端男性化的“新女性”李阿英；左翼話語對韋明這一劇中唯一稍顯複雜的角色的評論，不在於人物的複雜衝突，而只一味批評她之所以不夠“新女性”在於她的戀愛之上和自殺的人生選擇。他們對韋明的扮演者，阮玲玉的評述，也延用了同樣的策略，並不在意還原女性的真實面貌。對人對戲，他們都從各個角度在建構一種新的人物典型、一種新的統一的意識形態。例如，當年多少所謂文人志士僅僅看到阮玲玉世紀遺書中的“人言可畏”字樣，便寫下一篇篇的聲討文字，將女性之死亡歸罪於他們早已深感不滿的方方面面。而隨著時間和科技手段的進步，如今已經提出新的說法：“人言可畏”的字樣的遺書其實是阮玲玉後來的情人唐季珊為了使自己免受譴責，把原版遺書交給賽珍珠的妹妹修改過的版本，“人言可畏”字樣也是後來加上去的。而原版遺書的首句內容說的是阮玲玉責備唐季珊對自己頻頻施暴，若不是遭他暴打，自己也絕對不會被逼到自殺的道路上去。建築在以“人言可畏”為基調的贗品遺書上的那些慷慨文字與言論，在這一實事面前多多少少落入了尷尬的境地，哪怕是一點點真實的被還原，都能撼動那些似模似樣的建構話語。
又有多少觀眾（不僅指看電影的觀眾，還包括所有關注這一電影和電影背後事件的社會人群）能夠依靠電影真正認識到現代性都市女性的出路，成為“新女性”？有多少觀眾著力於尋找戲內外女性的真切表述？一代代觀眾的觀看，大都是在左翼的政治論述與戲內外的女性行為操演之間的矛盾中遊蕩著，從戲內延展至戲外，很快變成一種窺視，將女演員從影片裡的戲劇演員變為成為公共空間裡的社會演員，參與建構了一組“文化表演”。《新女性》本來就是導演蔡楚生針對另一位女演員，也是他的好友艾霞在1934年自殺的悲劇而做的電影，這就賦予了《新女性》這部電影先天的“社會娛樂性”。阮玲玉先是在銀幕上演出艾霞的遭遇，接著她像是重複電影情節般的傳奇自殺，她們在現實中的死亡表述從一開始就模糊了現實與藝術、真實與虛構的界限。為不同時代的大眾提供了一個絕妙的觀看與幻想的舞台，一種參與建構的可能。觀眾將阮玲玉看成、說成是新女性，或者說當作是有可能成為新女性的現代都市女性的代表，但卻忽略她的自身作為女性的情慾表述，只把她作為他人論述的投射對象。1935年阮玲玉的葬禮上，靈堂里擺設的阮玲玉的臨終照片竟是那張她在《新女性》里反覆出現的劇照，阮玲玉的死亡仿佛又是一次對銀幕表演的複製。人們在觀看時把角色與演員的疊加，把電光幻影與現實生活的疊加，重建女明星的死亡表演，人們通過將電影空間擴展到都市公共空間，增強事件的娛樂性，一次次地滿足著大眾對於女性隱私的窺視癖。
“新女性”形象問題的提出與展示，紀錄了中國早期電影中的一批婦女題材影片的發展軌跡，也成就了一批經典之作。我們今天通過對代表作《新女性》鏡頭內外影像的重讀與剖析，批判性地揭示出當時電影裡的女性形象群，實際都是在“他人”掌控下存在的一個個表意單位，她們之所以欠缺足夠的飽滿度和說服力，最直接的原因就在於“左翼話語”，這一男性主導的他者話語的強大控制，使得無論是鏡頭內的女性人物形象，還是現實生活里的女演員，都喪失了完整與真實地表述自我的可能。左翼話語通過男性編劇、男性導演和男性評論者等的層層媒介，形成對觀眾解讀，對鏡頭表達和對歷史記憶的絕對控制，是他們在想像與表述一代“新女性”。戲中的“女性表述”與社會不同時期的女性形象、女性表述不斷相互形構，彼此參照與對話，後來者應該敢於挑戰慣性的歷史記憶，打破不合理的文化建構，讓真正的女性自覺意識，而不是表面上的婦女題材空想，在電影這個愈發重要的文化領域擁有一席之地。
電影風波
導演蔡楚生1935年舊曆新年（2月3日），電影《新女性》在上海金城劇院正式上映。時逢年節，又加上名導演蔡楚生、名影星阮玲玉的宣傳，使該片還未上映就頗受矚目。《新女性》上映後獲得良好反響，但趙君豪、錢華、金華亭等記者觀後認為，片中塑造的記者角色有侮辱記者形象之處，對此深感不滿，遂聯名向上海新聞記者公會提議，請求召集緊急會議，對該片侮辱記者一事商議應付辦法。
《新女性》主要講述了一位知識女性韋明遭遇婚姻失敗後，期望依靠自身力量和女兒生活下去，最後卻在感情波折、生活苦難和流言蜚語的打擊下，走上自殺之途的悲劇故事。片中擔任小角色的那名記者曾與韋明有私人嫌隙，在她被送入醫院搶救期間，就迫不及待地將她服毒自殺的訊息，當作“獨家訊息”發表在當天晚報上。韋明被搶救醒來後，看到晚報上造謠侮辱她的訊息，由憤怒而覺醒，喊出“我要活，我要報復！”但最終仍含恨離開人世。影片通過韋明這個年輕女性的個人悲劇，對社會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也側面表達出對當時新聞界部分記者的嘲諷和不滿。因此，該片上映伊始就引起了新聞界的注意。《新女性》中的那位記者到底被塑造成怎樣的形象，以致引起趙君豪等記者如此不滿呢？當時人對片中這位小報記者是這樣描述的：《新女性》中的記者是一位學藝版（在上海說是“報屁股”）副刊編輯的記者，在整個新聞記者地位的比較上說，不過是很渺小的一員，在舞場裡發散刊發著不忠實的偽報的新聞，得意忘形地喝著舞女所施捨的白開水，對於廣告部和廣告主的顧全，對於豪客的諂媚，對於投稿者的欺弄，採訪新聞時的輕浮，可謂集中了流俗報導者的醜態。
這段話將一個媚俗、投機的記者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角色雖為虛構，但的確反映出生活中一部分記者的真實狀態。《新女性》上映後，當時的影評主要就片中塑造的新女性形象及主要角色進行評價，或從人物特點、情節設計方面提出不同意見，對那位頗有寓意、扮演著不光采角色的記者則未曾涉及。
那么記者在一般人心目的形象到底如何呢？當時記者的社會地位已有所提高，但整體形象仍不如人意，甚至因一部分報人無視職業道德的行為，在普通人中有所謂“報人無好人”之說。記者給人造成的不良印象已非一日，《新女性》則是把這種看法通過一個小角色表現出來而已。但對部分記者而言，《新女性》中的記者形象是他們不能接受的，並認為是對全體記者的侮辱。
1935年2月9日，當上海市民們還沉浸在舊曆年節的熱鬧氣氛中時，上海新聞記者公會召開執行委員會緊急會議，對趙君豪等記者提出的《新女性》侮辱記者的問題進行討論。會議最終決定向該片的製作公司上海聯華影業公司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將該片侮辱記者各點予以剪去；第二，登報向全國新聞記者道歉；第三，保證以後不再有此等事件發生。上海新聞記者公會隨後派出錢華、金華亭、蔣宗道等記者，與聯華公司進行交涉。
阮玲主在影片中有出色表演，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的形象，以她良好的藝術修養和對生活的深刻感受，準確而真實地表現出人物的感情世界，顯示出她至臻成熟的藝術才華。但在演完這部影片後，她也遭到社會惡勢力的侮辱和迫害，演出了一場與韋明同樣的悲劇。於1935“三八”節的早晨服毒自殺，以25歲的年華結束了她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