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要
《新人口論》《新人口論》共分十個部分：
1.中國人口增殖太快
2.中國資金積累不夠快
3.在兩年前就主張控制人口
4.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的錯誤及其破產
5.人口理論在立場上和馬爾薩斯是不同的
6.不但要積累資金而且要加快積累資金
7.從工業原料方面看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8.為促進科學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9.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10.幾點建議。
特點
馬寅初---《新人口論》《新人口論》站在學科前沿，觀點鮮明、邏輯清晰、思路縝密、數據詳實，主要具有以下5個特點：
研究主題的戰略性
馬寅初《新人口論》研究主題涉及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重大問題。指出人口因素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重大、首要因素；國家建設規模受到改善人們生活和人口再生產的限制；過快人口增長占用有限資金，資源需求過度，制約經濟發展，從而確立了人口問題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馬寅初的這些重要理論，對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進一步發揮了巨觀指導作用，也成為新世紀人口發展戰略的核心思想。
研究理論的規律性
人口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性。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的核心是人類自身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生產相協調、相適應，必須堅持“兩種生產”一起抓，促進客觀的、全局的、戰略的比例關係協調發展。馬寅初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從積累與消費等諸多矛盾的框架，分析人口增長與資金積累的關係，指出人口過快增長與經濟發展的比例不協調，提出經濟發展有計畫、人口發展也要有計畫。這一科學論斷成為制定中國人口政策的主要指導思想，是指導中國全面推行計畫生育的重要理論基礎。
研究成果的開創性
馬寅初《新人口論》系統地提出了人口發展的大思路，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總量，更要注重人口素質、人力資源和技術更新，注重人口與就業、人口與資源環境等重大問題。突出跨學科交叉研究，將人口學、經濟學和系統工程學等有機結合，開拓人口研究領域，開創人口調控和人口發展制度創新的先河，為市場經濟條件下處理好人口與發展的關係，統籌解決好中國人口問題奠定了重要基礎。
研究方法的科學性
人口研究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性研究，具有很強的實證性。馬寅初《新人口論》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獲取客觀數據，探索和尋找重大經濟發展問題的解決方法和途徑；他充分利用數據資料，運用定量方法，對人口問題進行深層次思考，歸納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使研究成果更具說服力和可信度，極大地帶動了中國人口研究向科學、系統、縱深發展。
對策方案的操作性
馬寅初提出針對性、漸進式、人道主義控制人口的系統方案:實行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動態統計，為人口和經濟政策提供準確數據支撐;實行計畫生育，首先普遍宣傳避孕，然後修改婚姻法，運用獎勵和徵稅等經濟手段和有效的行政手段推行計畫生育，達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人口控制的實現方式切實可行，體現對生命的愛護、對女性健康的關懷、對民眾意願的尊重，踐行人口控制思想的“人本”精神。
理論上不同
《新人口論》學術研討會人口理論在立場上和馬爾薩斯是不同的理論上不同
馬爾薩斯從掩蓋資產階級政府的錯誤措施出發，我則從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農民的文化和物質生活水平出發。讓我用中國的實際情形來說明這個不同之點。
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機械化倉庫最近正式投入生產。這座倉庫高達三十五公尺，有二十四個圓倉和十二個星形糧倉，能夠儲放七萬噸糧食。糧食的一端，有一個六十公尺高的工作塔，糧食用火車運來後，卸車、運送、濾塵、篩選、計量、測溫等都是用工作塔里機械操作，自動電鏟只用幾分鐘的時間就能把一車廂糧食卸完。糧倉里設有電阻溫度計，化驗工人在地下工作室里就能通過自動測溫儀表箱準確地測量每個糧倉里的溫度。發現倉里溫度高，把電鈕打開，在六天內就能把七萬噸糧食全部進行一次通風。如果用人工翻曬這些糧食，需要三百個勞動力連續曬一年半才能曬完。這座機械化倉庫是為石家莊食品製造工業儲藏原料建設的，對保證產品質量有很大作用（根據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大公報）。關於糧倉問題我曾與糧食部的負責人談過，知道糧食集中在政府手中者今年約有一千億斤左右（包括農業稅和徵購之數），此外尚須加上二百億斤從上年留下來的，約共一千二百億斤。一億斤等於五萬噸，共等於六千萬噸。若這個數量的糧食，皆用機械化倉庫來儲藏，共需建築八百五十七座，每座建設費約在三百萬元左右，共需二十五億五千萬元。但實際上每座糧倉的利用率不過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為年歲有豐歉之別，豐收時，收集的糧食可以堆滿倉庫，但歉收時，或只能利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此我們要建設可以容納一億噸糧食的倉庫一千四百二十八座，共需投資四十二億八千萬元，試問資金在哪裡？有了資金，鋼鐵、水泥、木材在哪裡？
假定每座倉庫需用三百個勞動力（舊式倉庫的一個保管員只管五十萬斤），共需用四十二萬八千四百人，尚且要花一年半的時間才能曬完。而現在每座只需十五個技工在六天內就能把七萬噸糧食進行一次通風。就是只要原來人數的二十分之一就可完成任務了。其餘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是多餘的。因為這十五個技工的工作效率高，所以他們的平均工資是八十元，因為工資高，所以購買力大，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社會主義的目的可以達到。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用什麼方法來提高呢？在目前六億四千萬人口的壓力之下，要提高他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們已覺得很吃力，若每年還要生出一千三百萬人來，這個問題就日益嚴重，不知要嚴重到什麼程度。
深信社會主義事業愈發展，機械化、自動化必然隨之擴大，從前一千個人做的事，機械化、自動化以後，五十個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處都是二十分之一），請問其餘九百五十人怎么辦？因此，我就考慮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機械化和自動化。我們現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業，要多搞中、小型工業，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中、小型工業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國搞社會主義，就應當多搞大工業，列寧也說過，沒有大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列寧文集第七冊第一百五十一頁）。然而，我們過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們高速度工業化的後腿，使我們不能大踏步前進。有人稱我為馬爾薩斯主義者，我則稱他們為教條主義者、反列寧主義者。
增加的一千三百萬人，能在工業中安插的不過一百萬人（據李富春副總理的第二個五年計畫說明），其餘一千二百萬人要在鄉村中工作，但今日的農民，每人每年為國家所創造的財富，至多不過八十多元，而工廠中的工人因有新式的技術裝備，每年可以為國家創造四千多元的財富。二個生產率的對比如一與五十之比，二者的生產率相差如此之巨，主要原因是工業生產能利用新式技術裝備（有些是最新式的）而農業生產只能利用畜力為主要動力，加以近來有些省份牲畜瘦弱死亡不少，致有用人力拉犁來耕地的現象，更影響到農業生產。且要發展農業生產，必須有二個條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須有水，施肥才有用。如果沒有水利設備，遇到旱災或者水災，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產。北方農民缺乏積肥習慣，與水利條件太差是有關係的。中國技術工程落後，對於水旱災害尚無控制把握，同時因工業落後，國家尚不能供應大量化肥。凡此皆是工業和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相差懸殊的主要原因。我說這些話，工人方面或可能發生一種錯覺誤認為他們為國家創造的財富多，他們的功勞大，因而要求增加工資，殊不知很多工業部門的生產資料是由農業部門創造的，它們的貨幣積累一部分是由其他部門造成的，不過製造的最後階段落在他們的部門之內，因而最後的結果在他們的部門內體現出來而已。
《新人口論》若進一步把以上所述的一百萬工人和在鄉村中安插的一千二百萬農民合併計算，則每人的平均勞動生產率一定低得可憐，問題是如何提高這一千二百萬農民的勞動生產率。若要提高，非把農業電氣化、機械化不可，非大大地增加化學肥料不可。但資金在哪裡？積累在哪裡？有了積累，物資如鋼材、水泥等在哪裡？洪水為患自古已然，於今尤烈，一九五四年的洪水，可以作證。於是我想到要解除農民被洪水淹沒的損失和淹死的危險，最好能在三峽興建一個能夠防禦千年一遇的大洪水的水庫，從此一勞永逸可以使農民高枕無憂，明知投資數目不小，工程浩大，長江上游淹沒損失也可觀，但從國家和農民的長遠利益出發，還是合算的，據電力工業部水電總局總工程師陸欽侃先生的估計，三峽工程造價達一百餘億元；為配合這樣大的電能，還要建設相應的工廠企業來充分利用。它們的造價（投資）要達五六百億到一千億元。哪裡來這許多錢？有了錢，哪裡來這許多鋼材和水泥？況工程浩大，二十年內恐不能完成修建。一旦完成之後，農民不知要得到多少好處。不但水利建設、電力建設會把農村全面改觀，即機械、肥料、運輸、燃料以及建築材料等等亦將大量出現於農村，為農業服務，農村將成為重工業的重要市場，不過今日尚須耐心等待一個時期。
缺點是消費多、積累少，一九五六年我們的國民收入將近九百億元。其中消費占百分之七十九，積累只占百分之二十一，即等於一百八十多億元，這筆資金要分攤在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包括林業、畜牧業、漁業）、運輸業、建築業、商業（包括對外貿易業）這許多單位之中，每個單位分到的，為數極微，當然不能大踏步的前進。資金積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決“資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難矣哉？我們不屑向美國借款，我們亦不能用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的方法來榨取資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賠款作為工業化的本錢，我們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積累，但自身的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九與百分之二十一之比，可否把消費減少一些，把積累增加一些呢？一看我國實際情況，這是帶有危險性的。
1957年7月5日 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 ...國民收入只有這一點，分為積累和消費兩部分。積累多了，消費就少了，對於人民的生活，難免照顧得不夠。反之，消費多了，積累就少了。就必然推遲工業化的完成，故二者之間必須求得一個平衡。至於如何平衡，要看實際情況。在蘇聯消費占百分之七十五，而積累占百分之二十五，即占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在中國由於人民生活水平較低，人口較多，消費比重當然要高一些，所以有百分之七十九與百分之二十一之比。我們不能如蘇聯一樣把積累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把消費壓低到百分之七十五，那就等於說我們只顧工業化，不顧人民了，不免會出亂子。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由於政府只顧工業化，不顧人民需要，使人民對於工業化的熱望一變而為對生活的失望，因此出了亂子。我們現在把每年增殖出來的一千二百萬多餘人口放在農村，雖然出於不得已，但難免發生副作用。今日的農民對於自己生產出來的糧食，總想多留一些，對於生活上的需要逐漸要向城市居民看齊。他們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緊張超過糧食，他們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夠（當然棉花不夠也是一個原因），所以布票要折半使用。因此把每年增殖出來的一千二百萬人口安插在農村，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在短期內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齊，長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對於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雖不致蹈波、匈的復轍，然亦不免給政府帶來很多的困難。因此，我主張要提高農民勞動生產率，一面要積累資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話，徒勞無功。
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所指的恩德是：在土改勝利之後，三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了七億畝的土地，並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繳納的租糧六百億斤及各種超出任務的剝削，土改後，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六年七年中，國家對水利的基本建設撥款共達三十億七千多萬元，發放救災救濟經費十三億一千餘萬元，用於推廣優良品種、新式農具、提高農業生產技術及防治病蟲害的經費十二億八千餘萬元。以上三項共五十六億六千餘萬元。此外農民在七年中得到國家八十億元的低利貸款，從此不再受高利貸的剝削。此外今天即最貧窮的農民亦不致賣男賣女，挨餓受凍，流落街頭，沿街乞討。他們在農業社的照顧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在農村中還實行了五保制，使老有所恃。我的意思政府對人口問題若不再設法控制，這些恩德不免一變而為失望與不滿。
系列矛盾
中國人口增長圖《新人口論》中指出，“人口多資金少，是中國的一個很突出的矛盾”。建國4年來中國人口增殖率為2%，照此推算，如果不控制人口，50年後，中國人口將達到16億。人口增長太快勢必將引起一系列的矛盾。主要有：
第一，人口同資金積累的矛盾，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矛盾。如1956年中國國民收入將近900億元，其中消費點79%，積累只占21%。社會主義國家只能靠自身積累，而消費多了積累就少。
第二，人口多同農業機械化、自動化也有矛盾，同農民也有矛盾。國民收入中積累只占21%，分配到各行各業就更少了。日前農業生產率低於工業，要不得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需要大量資金。也說，現在每年增加人口1300萬，工業只能安置100萬，其餘1200萬需在農村安置，這樣下去，難免引發農民的捻與不滿，不免要給政府帶來很多困難。
第三，人口多同糧食、工業原料、勞動就業、人民生活有矛盾。他指出，中國人口多了，人均耕地少，許多荒地由於缺乏資金也無法開墾。就糧食而言也需要控制人口，工業原料來自農業，糧食需求多，經濟作物面積就將縮小，影響到工業。要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就需要生活資料的增長必須比人口增長快，人口多就會限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四、人口多同科學研究的矛盾。他認為，要奠定科學研究的物質基礎必須道德推進產業部門的技術裝備，加速提高勞動生產率。現在我國科學研究條件雖然有很大的改善，但由於受現有工定水平和國家財力限制還不能全面滿足開展科研的要求，因此，要控制人口，不讓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學研究的後腿。
第五、人口數量與質量有矛盾。人口問題不僅有數量問題，也有質量問題。在一窮二白的中國，人口多固然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要保住這個大資源，去掉這個大負擔，辦法是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的數量。
必要性
《新人口論》中國人口增殖太快
一九五三年的普查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普查，普查結果表明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國人口一共有六億零一百九十三萬八千零三十五人，這是一個靜態的紀錄，如果五三年以後每年都有人口統計數字，這樣就成為動態的人口紀錄。可惜的是這些數字現在沒有，今後必須建立生命統計，登記各個區域人口出生、死亡、結婚、離婚、遷入、遷出的人數，這樣才有正確的人口統計。現在一般估計中國人口大概每年增加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三百萬，增殖率千分之二十，如果這樣估計下去，三十年後同實際的人口數字一比，就會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增殖率千分之二十是怎樣得來的呢？一九五三年政府在二十九個大中城市、寧夏全省、其餘各省每省選十個縣進行普查，另有三十五個縣只查一區、兩鎮、五十八個鄉、九個村、共有人口三千零一十八萬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一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為千分之二十，並且說城市的增殖率高於鄉村；上海一地的增殖率是千分之三十九，城鄉平均起來每年增加千分之二十。很懷疑四年來增殖率是否仍舊是千分之二十呢？普查的數字在當時是正確的，但拿千分之二十來解釋以後四年的情況（自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恐怕有出入。由於以下七方面的考慮，增殖率或超過千分之二十：
（一）結婚人數增加，在解放以前青年人畢業即失業；現在畢業以後，國家分配工作，經濟情況改善就具備了組成家庭的條件。社會上大家都有職業，對於父兄、親友的接濟少了，負擔減輕，也促使結婚人數增加，並且政府照顧已婚夫婦，原則上分配在一個城市內工作，生育的機會也就增加了。（二）政府對於孕婦產婦和嬰兒的福利照顧，產婦產前產後有五十六天的休假，這在解放前是沒有的。隨著衛生事業的發展，鄉村中產婆接生已為正規接生所代替，嬰兒死亡率下降，託兒機構普遍建立，可替多子女的家庭，進行一部分教養兒童工作，子女入學可以享受公費待遇（三）老年人死亡率減少了，以往是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是人生七十多來兮。對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顧，退休有養老金，真是鰥寡孤獨皆有所養。（四）以往幾乎年年有內戰，人民遭受兵燹，水旱災害，流離失所，大量死亡。現在國內秩序空前安定，內戰消滅，盜匪絕跡，兇殺案件減少，人民死於非命的減少。（五）隨著社會制度的改變。尼姑與和尚大半還俗結婚，將來和尚和尼姑的人數也不會多。在資本主義國家不能解決的娼妓問題，我們也徹底解決，大家都知道妓女因丈夫太多，是不能生育的。（六）農業合作化以後，人民生活改善，老年人尚有舊思想的殘餘，希望多福多壽，什麼五世其昌，兒孫滿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種種格言，到處傳播。只要經濟上許可，就忙著替兒子娶媳婦，成家立業。（七）政府對於一胎多嬰的家庭，除了獎勵以外，還有經濟上的補助。諸如此類，都是增加出生率，減少死亡率的因素。因此，我認為近四年來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
從工業原料方面著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我們要積累資金，最好發展輕工業，因為輕工業的特點是投資少，建設易、獲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積累資金，用來更多更快地發展重工業。現在新建一個十萬紗錠，三千五百檯布機的棉紡織廠，共需投資三千五百萬元。在正式投入生產以後，只要一年時間，就可收回全部投資（包括工業、商業利潤和稅收）。印染、毛紡織廠等收回的時間還要快一些。因此輕工業的擴大，不僅不會影響重工業的建設，而且有利於重工業的發展。
但擴大輕工業的建設，必須在資金和原料足夠的條件下進行，因此我們要談一談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係。輕工業的原料絕大部分來自農業，我們要建設棉紡織業，一定要向農業取得棉花；要發展絲紡織業，一定要向農業取得蠶繭，要發展制油廠，一定要取得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籽等等；要發展製糖廠，一定要取得甘蔗和甜菜；要發展毛織業，一定要取得羊毛。今日油、糖、布的供應，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的日益增長的需要；它們的緊張情況，超過糧食。要增加這些物品的供應，一定要擴大棉花、蠶桑、大豆、花生、芝麻、甘蔗、甜菜等經濟作物的面積，這不得不縮小了生產糧食的面積，而糧食產量就受到了影響。所以各種經濟作物與糧食互爭土地，二者之間一定要求得一個適當的平衡。若人口無限增殖，這一適當平衡將更被破壞，因人口增殖，糧食必須增產，經濟作物的面積就要縮小，直接影響到輕工業，間接影響到重工業。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積累的減少，也就是工業化的推遲，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新人口論》現在食糖異常缺少，緊張情況，不亞於食油。若擴大種植甜菜的面積，不啻與糧食爭地。吉林省境內的新中國製糖廠和范家屯糖廠的甜菜原料，主要依靠中部地區的榆樹、懷德、九台、德惠等縣供應。但是這些縣份又是吉林省出產糧食和大豆最多的縣份。如果在這裡大量發展甜菜生產，就會削減糧食和大豆的播種面積。同時，因為土地少，不能進行合理輪作，反而會影響甜菜產量和質量的提高。如一九五三年甜菜每公頃產量為二萬四千斤左右，含糖率平均占百分之十四點三；到一九五五年每公頃甜菜產量就降低到一萬八千斤，含糖率平均只達到百分之十一點四。象這樣發展下去，製糖工業只有退縮，不能前進。
從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重工業與輕工業間的關係，還不如重工業與農業間的關係之為密切。我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如農業不能很快地發展，難望重工業可以大踏闊步地前進。今年緊張情況的解除，其希望懸於秋季之大豐收。
我國各項建設，首先是重工業建設，所必需的成套設備和各種重要物資，好多是從國外輸入的，但要進口多少重工業物資，得先看出口多少農業和輕工業物資，而輕工業物資也要用農業物資作原料。由於中國化學工業特別是有機化學工業還不發達，輕工業的原料，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要依靠農業，故農業的擴大或縮小，豐收或歉收，對重工業或工業化有決定性的影響。若人口的增殖聽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業化的進程，未有不受其影響者。
為促進科學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二十世紀根本的社會變化和卓越的科學技術成就，不是時間上的巧合，它們之間有著內部的必然的聯繫，因為物質生產的發展是它們的共同基礎。航空、無線電技術和遙控技術的出現，尤其是原子能的發現，沒有現代的強大工業是不可能的。不必說別的，就如不鏽鋼我們自己不能製造，蘇聯也不多，向其他國家去買也是很困難。我們在四川新建的化肥廠，還不能解決它的不鏽鋼問題。建設一個化肥廠，從設計、建築、安裝到開工，大體也要五、六年，一般講來，應該建築在工業化有了基礎的國家，甚至於有高度工業化基礎的國家，才能大量發展肥料工廠，因為技術比較高用的材料也比較高。這個增長了的生產力，乃是深刻的科學發展的物質基礎，俟科學發展之後又回過頭來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理論與實際結合得好，會使我們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從實踐提高到理論，再用理論來進一步指導實踐。這樣一個循環的過程，是科學工作者的準繩，也是追求科學真理的唯一途徑。中國科學院工作報告草案向全國人民指出了它的較有基礎部分和不足部分的狀況。例如得獎的論著主要屬於我國目前基礎較好的學科；一些新興的學科，特別是中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所急需的幾種學科，得獎的論著很少。這正是過去歷史情況的真實反映，可以喚起科學界的注意。“正確地更多地轉移力量於急需的薄弱方面。”但同時如果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繼續向前推進，自然而然會促進本門內的科學研究，有重點地建立新機構並充實研究力量。以技術科學的研究工作而論，所謂技術科學的研究工作，就是對實際問題求取理論上的解答，並將這些理論套用到實踐中去考驗。現在有許多地方國營農場和農業生產合作社提出一大批有關農業生產技術上的問題，要求農業科學研究機關予以解答，我們必須滿足他們的要求，而研究工作者在解答農業生產中不斷出現的新的科學技術問題時，找到了新資料。這些新資料是新理論最豐富的源泉。脫離實際來談技術科學研究，是不能想像的。我們要使中國的科學趕上世界水平，只有在生產發展的條件下才能達到。我們不能把科學研究分成理論和套用兩部分，因為所謂理論就是為實際問題求取理論上的解答的理論，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過去蘇聯科學院曾經作過這樣的劃分，現在知其不恰當，已把它去掉了。此外，科學研究，一定要在生產要求的壓力下，才能加速推進。如我們的生產部門不能在十二年內趕上世界先進國家的水平，而獨要督促研究部門單刀匹馬、長驅直入，無異緣木求魚。周總理在一九五七年“政府工作報告”關於向科學進軍一節中亦說：“新中國科學事業的特點，是科學和生產的密切結合。生產對於科學是基本的推動力量。在國民黨時代，由於工農業生產的衰落，科學家們雖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無法在生產上發揮作用。解放後八年來，生產部門向科學研究部門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們的科學家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貢獻”。由此觀之，我們必須首先推進產業部門的技術裝備，從速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後才能奠定科學研究的物質基礎，但欲達到這個目的，惟有加速積累資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讓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學研究前進的後腿。
此後我國的科學研究力量大部分放在科學院，一百六七十所高等學校和許許多多產業部門，它們不僅集中了大批科學研究人材，並且它們研究的方面很多，又分布在全國各個地區，這對於促進科學事業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因為每門科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某門科學愈向前進，就愈需要其他有關科學的配合，這更需要所有有關生產部門都能按平衡原則向前推進。這有待於更多資金的積累和人口的嚴格控制。
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關於人口與糧食的關係，因限於篇幅，不願在這裡多談，擬另作一文專論之。在這裡，我只說中國地少人多，全國六億四千萬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畝地。雖有人說中國有十五億畝荒地，但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沒有水源的，有的是少數民族世世代代藉以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開墾的，到底有多少荒地可以開墾，迄無確實統計，加以工業落後，財力有限，一時尚不能大規模進行墾荒。雖然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之間，每年開墾了一千四百多萬畝荒地，但由於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一九五三年的二畝八分降至一九五五年二畝七分。況自然災害影響著農業生產，使農民的收入極不穩定。如江蘇省在一九五五年每戶農民平均收入是三百零六元（這是抽查的材料，不能完全代表江蘇省全部情況），假定一戶四口，每口不過分到七十六元五角。該省一九五六年遇到災害，全省農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四十九元九角。農民收入之不穩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災害的發生，必需多興辦象三門峽這樣的大水利工程，這有待於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推行，尤有待於資金的多多積累。故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作者
馬寅初 (1882—1982) ,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教育家、人口學家。1882年6月24日生於浙江嵊縣。190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選學礦冶專業。1907年赴美國留學, 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在北京大學擔任經濟學講師、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務長。1927年到浙江財務學校任教並任浙江省省府委員。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員, 1929年後, 出任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經濟委員會委員長, 兼任南京中央大學、陸軍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教授。1938年初, 任重慶商學院院長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蔣介石逮捕，被長期關押和軟禁，直至抗戰勝利才恢復自由。1946年9月, 到上海私立中華工商專科學校任教。1949年8月, 出任浙江大學校長，1951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並先後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第一、二屆常委會委員、政協第一、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等職。
在50年代，他提出了以節制生育、提高質量為中心的《新人口論》，為我國人口科學的發展以及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實踐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由於受“左”的錯誤的影響，馬寅初的人口觀點曾一度受到批判，1960年1月，馬寅初被迫辭去北大校長職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以糾正。1979年9月, 平反後擔任北大名譽校長, 並增補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1981年2月27日, 當選為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 1981年3 月29日, 當選為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第一屆理事會顧問。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 《通貨新論》(1944)、《戰時經濟論文集》(1945)、《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1958)、《中國國外匯兌》(1925)、《中國銀行論》(1929)、《中國關稅問題》(1930)、《資本主義發展史》(1934)、《中國經濟改造》(1935)、《經濟學概論》(1943)、《新人口論(重版)》(1979)、《馬寅初經濟論文集(上、下)》(1981)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