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信息
書籍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圖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圖書品相:10成品相
庫存量:3本
圖書售價:22.00元優惠價:18.70元圖書原價:22.00
圖書類別:政治
圖書標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人民出版社
上書時間:2011-01-04
出版時間:2009
開本:32開頁數:350頁
ISBN:9787010023236
內容簡介
積極利用城市的各界代表會議及各縣的全縣代表會議,將一切施政中的重大問題逐一提出自己有了準備的想過了的有了辦法的問題向會議作報告,並交付討論,徵求他們的意見。此種會議,黨員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子總共超過二分之一,能保證通過我們的意見即夠,以便團結大批的中間分子及一部分必須拉攏的右翼分子,使他們向我們靠攏。
原文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
饒漱石[1]同志:
陳雲[2]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會議上作了報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會議[3]決定的總方針及許多具體辦法。我們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不輕議遷移,不輕議裁員。著重整理稅收,以增加收入。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多餘人員設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崗位上去。自願和可能遷移的工廠、學校,必須精密籌劃到新地後能夠維持下去,並有前途,否則不要遷移。對難民的遷移,亦須如此。著重節約那些本來可以減少的開支,但不要減少那些必不可少的開支。著重反對浪費,從這裡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錢。封鎖在目前時期對於我們極為有利,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萬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滿,應加以處理。其辦法是立即加以調查,分別自己有辦法生活和自己無辦法生活的兩類,對於後一類人,應予收回,給以飯吃。現在無事做,也應給以飯吃,維持他們,使他們活下去,否則政治上對我們極為不利。就全局來說,全國養九百萬至一千萬人是完全有辦法的。各級領導人多和黨外各界人士接觸,如像陳雲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談話、你找三個舊職員談話那樣,探聽各界氣候,將具體問題向他們請教及交換意見,而不是泛泛的交際性的接觸。積極利用城市的各界代表會議及各縣的全縣代表會議,將一切施政中的重大問題逐一提出自己有了準備的想過了的有了辦法的問題向會議作報告,並交付討論,徵求他們的意見。此種會議,黨員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子總共超過二分之一,能保證通過我們的意見即夠,以便團結大批的中間分子及一部分必須拉攏的右翼分子,使他們向我們靠攏。此種會議,城市最好每月開會一次或三月開會兩次,各縣似以兩月開會一次為宜。新區各縣的各界代表會議我們尚無經驗,請你考慮選擇上海附近一二個縣親自領導,開一二次會試試。以上各點,請以你的意見告我為盼。
注 釋
[1]饒漱石,當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
[2]陳雲(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當時受中共中央委託組建中央財經委員會並主持工作。
[3]上海會議,指陳雲受中共中央委託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十五日在上海主持召開的財政經濟會議。參加的有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個地區的財政、金融、貿易部門領導人。會議確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戰爭徹底勝利和維持新解放區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針,並就統一財政經濟、控制市場物價提出了具體措施和步驟。
背景材料
1949年,新中國統一全國財經始末
“部隊向前進,票子向後退”
解放戰爭進行到1949年,大勢已定。共產黨控制地區的經濟形勢卻很不樂觀。
從1月起,物價連續上漲。進入新解放區的野戰軍,無法像過去那樣得到根據地的直接物資補給,中央只好用發行貨幣來支撐部隊。但在新解放區,商人和民眾都不信任人民幣,加之生產一時難以恢復,軍隊就拿著人民幣到後方的大城市採購。願意使用人民幣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區購買物資。投機資本乘機作祟。陳雲後來說這是“部隊向前進,票子向後退”。
隨著解放軍跨過長江,情況愈演愈烈。此時,連同國民政府留下的軍政人員,中央政府需要保證各地750多萬脫產人員的吃飯問題。時任中財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後來回憶說,當時最為嚴重的情況是收支脫節:收入的大頭是公糧,都掌握在地方手裡,其他稅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樓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是野戰軍“吃皇糧”,由中央支付,“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的日子就過不去了。發行鈔票主要是中央有虧空。”
1949年,預計全年財政收入折合小米303億斤,支出則達到567億斤。
到7月底,人民幣發行總額達到2800億元,是1948年底的15倍,且多集中在大城市。
當時美國《時代周刊》的報導分析說,中共過去依靠簡單的供給模式,由分散的根據地直接用物資維持根據地內的軍隊,受貨幣規律影響小。現在使用無固定供給地的大兵團跨地域作戰,其方式與組織形態已與國民政府相似,由軍費增長引發的通貨膨脹不可避免。
1949年4月,中央兩次致電東北局,要求陳雲速到中央主持經濟工作。5月10日,“小個子”陳雲帶著周太和出現在北平,籌備一個全國性的財經領導機構:中央財經經濟委員會。
“只有承認山頭,才能消滅山頭”
7月,從華北財委調到中財委的李海,在全體幹部成立會上第一次見到了陳雲。
陳雲曾在陝甘寧邊區和東北解放區負責財經工作。據周太和回憶,陳雲在東北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成立東北財經委員會,統一全東北財經。在他的籌劃下,百萬東北野戰軍依靠著充足的給養,不僅打贏了遼瀋戰役,還入關完成了平津戰役。
陳雲的經濟才能一直受到毛澤東的欣賞。1949年初,毛澤東專門要求陳雲到西柏坡,徹夜長談,匯報東北經濟建設的經驗,隨後與周恩來商定,調陳雲主持中央財經工作,一統天下錢物。
中共早在1947年初就開始謀劃統一財經。當時,華北、華東、西北三大解放區已連成一片,原來各地獨立運行的經濟系統第一次互相接觸。當時,各解放區都有自己的銀行、貨幣,互相徵稅,甚至存在貿易壁壘。為了降低貿易逆差,一些解放區負責人還提高本地特產價格、拒絕其他解放區特產入境。
當時山東根據地出產最“強勢”的海鹽,山東解放區的貨幣北海幣比價最高;晉冀魯豫的冀鈔次之;西北地區因為物資最為匱乏,進口量大,發行的西北農幣比價最低。結果冀魯豫曾經抵制山東的海鹽,冀南還扣壓過冀中訂購的煤炭。
為了解決內部經濟問題,1947年3月、1948年4月,中共先後在邯鄲和石家莊召開會議,統一東北地區以外的財經工作。邯鄲會議開了近3個月,最後形成了2萬多字的報告。一再修改後,仍向中央發出了5000多字的會議決議。李海說,會議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確定各根據地貨幣之間的比價,後來根據這個比價,於1948年底發行了統一貨幣人民幣。
“山東的貨幣和晉冀魯豫定了1:1,大體相當;和晉察冀定了1:10,其實是山東‘吃虧’了。”當年代表山東根據地參加了兩次會議的楊波(後曾任輕工業部部長、國家計委主任)說,這次是中央出面進行了平衡。
由於中央擁有貨幣發行權,各大解放區的財政發生赤字需要彌補時,就必須報中央審查批准。這樣,中央就掌握了地方財政。
楊波說,在此之前中央根據地——陝甘寧在經濟上還比較薄弱,也沒有規定各解放區要向中央交錢。山東相對富裕一些,楊波等人去中央開會,就隨身用裝糧食的袋子帶著黃金,交給中央。
到1949年時,公糧和稅收等財政收支仍由地方控制。這也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國一直存在的情況。
“毛主席說過,只有承認山頭,才能消滅山頭。”楊波說。
上海暫時是個包袱
1949年夏天,鄧小平從上海回京。他向中央匯報說,上海“煤糧兩荒。接收舊人員十五萬人,工廠原料缺,運輸貴,開廠難,學校多,稅收少,開支大,被迫擴大發行貨幣”。
陳雲隨後致電東北財經委副主任李富春,除了向上海運輸糧食,還要準備接收一部分上海工廠學校。不久,中央正式開始準備疏散這個遠東最大的都市。
7月下旬,陳雲到達上海進行實際調查。當時上海遭遇30年一遇的颱風,黃浦江水漫上南京路,竟然可以行船。陳雲帶著周太和,涉水到各類物品交易所了解情況。
就在陳雲到達上海前一個月,投機商操縱上海銀元價格暴漲,帶動物價上行。上海市政府籌集了10萬塊銀元拋出,竟然毫無起色。最後,由曾任第9兵團司令員的宋時輪帶一營解放軍查處上海證券交易所,當場抓捕200多名投機骨幹,銀元之戰才以中共勝利告終。
投機資本隨後轉向大米、棉紗等物資領域,導致上海7月物價比6月上漲1倍,並波及北平、天津,致使兩地物價一個月內上漲3倍以上。
7月27日,毗鄰上海、最易受上海物價風暴波及的華中局建議,由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五大解放區財經負責人參加的財經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這也是所有共產黨控制的地區,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討財經對策。
陳雲在開幕會上就提出,上海的骨幹工廠不能外遷。這樣就只能由各大區承擔糧棉調撥任務,共同幫助上海恢復生產——從老解放區調棉花,從北方調煤,從上海周邊和四川調大米。
華東局向陳雲匯報說,常州不讓糧食運到上海,贛東北對杭州也是封鎖的。皖北、常熟、無錫等地,也對上海禁運。其他解放區有自己正當的理由:經過多年戰亂,糧棉自給都很不容易,調出去農民就會挨餓。再比如當時交通破壞嚴重,從四川運米到上海,運費與收購價相當。
楊波回憶,他曾與姚依林代表中財委去東北“要糧食”,一次運出數千萬斤,“討價還價的零頭也得幾百萬斤”。
周太和說,當時在一次領導人會議上陳雲提出,上海是個好地方,但暫時是個包袱,運進來的東西多,出去的東西少。當時運進的是“兩白一黑”,即大米、棉花和煤炭。只是因為上海沒有恢復生產,運往外地的工業品不多。
小困難服從大困難
由統一調撥糧棉解決上海問題,會議的中心轉移到了全國形勢上。
周太和說,會上主要研究了三個問題:統一財政收支,統一金融管理,統一重要物資調撥。“這三件事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有一些事還需要做許多協商說服和組織準備工作”。當時對於統一財經,認識並不相同。有的負責人認為統得太早,有的則認為根本不可能。
陳雲解釋說,當時實行財經工作統一管理確實提早了,但是困難並不算大,“我們不應因為統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難,而造成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難。”
陳雲還告訴各大區主要負責人,中央希望他們“說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權力,又勇於負責,以此精神共度難局”,“必須強調部分服從全體,地方服從中央”。
上海財經會議最後估算了1950年的財政收支情況,著手統一全國財經。陳雲在8月15日的閉幕報告中提出,第一,統一稅目、稅率,加強統一征管;第二,建立統一的人民幣發行庫,進一步掌握貨幣發行權;第三,建立糧食公司、紗布公司等,統一購銷。他特別提到,各地區對原屬野戰軍的支援物資,一般的要由中央統一調度。
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聽取陳雲匯報上海財經會議的情況後,表示同意會議的總方針,“我們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
上海財經會議落幕後,物價一度平穩。陳雲卻向毛澤東匯報,預計物價有“劇烈跳躍之可能”,並督促落實上海財經會議決定的各項措施。
10月,上海果然爆發“棉紗風波”:投機分子集中攻擊紗布,導致上海的紗布價格在一個月內上漲3.8倍,棉布上漲3.5倍。棉紗上漲帶動了其他物資價格,並波及華中、西北。
中財委按照既有計畫調撥物資,一戰而勝
1950年春節,上海的投機勢力開始囤積糧食。但此時中共從四川徵集的4億斤大米已進入上海,華中、東北的糧食也源源不斷地運到。再戰再勝,這就是“米糧之戰”。
“米糧之戰讓上海的投機勢力虧了老本,資金流動性不足還波及私營實業。政府於是用物資進行接濟,徹底控制了上海的工商業。”李海說。
集中調撥解決了軍隊的供應問題,加之1950年戰爭收尾,物資需求減緩,新中國的經濟終於走上正軌。1950年3月,當時的政務院在北京召開首屆全國財政會議,進一步明確統一全國財經。根據這個要求,成立全國編制委員會、頒布各級軍政機關編制和待遇標準,政府機關及軍隊不得自行添招人員。
至此,自1911年來,廣闊的中國大地,第一次實現了全國貨幣的統一。過去近40年間中國地方割據的經濟基礎,被徹底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