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
NDF向來被視為即期匯率的先行指標。人民幣NDF市場始於1996年6月,在新加坡開始交易。從長期看,人民幣NDF的變化會對人民幣匯率變化產生正向影響。人民幣NDF價格的形成特點決定了其升貼水點數能反映交易雙方對人民幣的預期升貶值幅度。數據表明,NDF的波動與各個時期海外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是基本一致的。2008年底,受經濟下滑等因素影響,NDF市場首次出現了自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的貶值預期,最低貶值預期達到2%~3%,這種貶值預期一直持續至2009年第一季度末。從2009年4月份開始,在美元貶值預期下,NDF市場人民幣匯率預期重拾升值態勢,表明人民幣再次面臨著升值壓力
同步指標
同步指標的變動時間一般與經濟情況基本一致,可以顯示經濟發展的總趨勢,並確定或否定先行指標預示的經濟發展趨勢。這些指標的轉折點大致與國民經濟周期的轉變同時發生,表示國民經濟正在發生的情況。
我國常採用如下指標作為一致同步指標:工業總產值、全民工業總產值、預算內工業企業銷售收入、社會商品零售額、國內商品純購進、國內商品純銷售、海關進口額、廣義貨幣M2等。這些指標多為常規性指標。傳統觀點認為,常規性指標不能表明經濟運行趨勢,其實並不盡然。這些經濟金融指標的同比或環比都體現出一些趨勢性的東西。比如,2009年初以來,M1同比增速的上行速度遠快於M2同比增速的上行速度,M1與M2之間的剪刀差連續回落,從1月份的12.1個百分點縮減至6月份的3.67個百分點。這是經濟活動趨於活躍的反映,充裕的資金面對經濟持續回暖也構成了進一步的支撐。
應關注經濟景氣調查分析指標。當前,世界上有50多個國家都在進行企業景氣調查,並把它作為一項重要的統計調查制度,促其形成很規範的景氣調查體系。與一般調查相比,景氣調查的最獨特之處在於,問卷中的問題主要以定性判斷的選擇題形式出現,極少有數量指標,調查對象只需就調查內容的“好”、“一般”、“不好”或“上升”、“不變”、“下降”三個答案作出選擇即可,最後經過擴散指數將定性判斷定量化。也就是說,景氣調查通過對定性問題出現的頻率進行計算分析比較,從而達到判斷巨觀經濟景氣和企業生產經營景氣的目的。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為滿足各級政府進行巨觀決策以及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需要,我國有關部門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借鑑國外的經驗開展景氣調查,例如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國家信息中心等。以人民銀行為例,目前已建立的景氣調查分析制度有5000戶企業問卷調查制度、銀行家問卷調查制度、居民儲蓄問卷調查制度以及進出口調查問卷制度。
運行指標
在我國,觀察區域經濟金融運行走勢對了解整體經濟運行趨勢有很大幫助,有助於對巨觀政策進行適當的動態微調。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各區域經濟對外依存度存在較大差異。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凸顯了區域分析的重要性。金融危機對我國不同地區的影響和傳導是不同的。比如,外向型經濟發達的地區如浙江、上海、江蘇、福建、山東等較早受到金融危機衝擊,突出表現為對外訂單下降、外資撤資、進出口急劇下滑等。通過區域經濟指標分析,有助於了解巨觀經濟政策效力的區域非對稱特徵,有助於性針對不同經濟區域實施差別化巨觀調控的對策,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動態均衡和協調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各個國家和地區對經濟運行指標的側重點有所區別。在對不同國家或地區進行經濟趨勢分析時,我們必須首先掌握其分析體系的指標構成以及每個指標的確切含義。
還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傳導的過程異常複雜,即使運用完備的指標分析體系有時也難以準確把握經濟變化的趨勢。比如,我國對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認識就經歷了一個不斷提高和深化的過程。在2008年上半年,雖然很多經濟體的金融市場綜合指數有較大幅度調整,但經濟運行常規性指標並沒有表現出過度的異常,特別是經濟運行的一些先行指標,如BDI、PMI及人民幣NDF等一直保持相對平穩狀態,只是到了下半年以後才逐漸發生變化。因此,我們對危機的認識具有一定的滯後性,這直接影響到我們應對措施的制定和實施。
此外,在危機狀態下,經濟形勢的突然逆轉或加速變化以及主要經濟體對發展模式進行的較大調整,都會使形勢變得撲朔迷離。因此,分析經濟形勢離不開對經濟周期和經濟發展階段等大勢的判斷,這是進行指標分析的基礎和前提。
經濟形勢判斷
中國經濟的熱點問題,離不開國際金融危機這個大背景。我們先從這次國際金融風暴給我們的經驗和教訓談起。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我們就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教訓:必須加快銀行不良資產的剝離,必須加快中國商業銀行的體制改革。正因為有了這個工作取得的成績,所以在這次國際金融風暴中,我們金融業受的衝擊是比較小的。所以,現在回想起來,1997年以後我們剝離銀行的不良資產和加快商業銀行的改造是有積極意義的。那么,這一次國際金融風暴給我們什麼樣的經驗教訓呢?首要一個就是必須加強金融監管。這是大家都公認的。
貨幣政策調整
從理論上講,總量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因為微觀經濟是巨觀經濟的基礎,而微觀單位是千差萬別的,一項政策出來以後,按總量調控就很容易搞成一刀切。對流動性偏大問題應該做進一步的分析,比如以當前來說,國內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還要繼續保持;另一種意見,貨幣政策應該轉到偏緊或者收緊的狀態。如果不談結構分析,只看總量分析,是不解決問題的,因為信貸量過大,大家都知道這是從總量分析的結果。但是如果從結構方面分析,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
第一,銀行信貸資金出來以後,有多少是在實體經濟內,有多少還停留在虛擬經濟領域內?虛擬經濟領域內如果過多,隨著虛擬經濟價格的上升、股市的上升,對實體經濟是不利的。
第二,有多少信貸資金流到了中小企業手中呢?我們政協經濟組最近在廣東、遼寧調查了解到,中小企業從銀行的貸款從指標上來講可能是已經到了,可實際上很多中小企業沒有得到,得到的可能是中等偏上的企業。廣大中等企業沒有得到,小企業更沒有指望。我們在廣東調查的時候,小企業直接跟我們反映,他們只有靠互相幫助來解決,不然就只有用高利貸解決。所以,結構分析法就能看出有多少資金能夠真正落到中小企業身上,特別是那些急需發展的企業。
第三,從結構方面分析還可以看到,有多少信貸資金進入到產能過剩或產能正在面臨過剩的行業中,有多少信貸資金進入到那些短板行業,進入到高新技術行業,這些都可以調查分析出來。
所以,信貸量過大,只是問題的一面。從結構分析來講,當前更重要的是進行結構性調整,讓資金從虛擬經濟領域進入到實體經濟領域,讓中小企業能更多地得到貸款,讓那些短缺產品的行業能夠發展起來,高新技術行業能發展起來,而產能過剩的和即將過剩的行業就得不到貸款。
另外,關於流動性偏大的問題,我們今年春天的調查發現:從銀行來講,流動性已經開始偏大了;從企業來講,卻普遍感到資金不足,流動性是不足的。原來,在國際金融風暴衝擊下,企業感到了經濟困難,都手持現金,用流行的一句話說,就是“現金為王”,他們手頭都留足了現金。所以,對銀行來說資金是出去了,但市場上的資金沒有流動,每個企業都有超常規的現金儲備,以防備資金鍊斷裂。所以,分析資本的流動性,僅從總量分析的確是不解決問題的。
通貨膨脹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通貨膨脹還沒有到。為什麼這么說呢?因為我們的消費物價指數、生產資料物價指數環比增加,而同比還是下降的。另外一點,根據經驗,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的主要是三種價格,這三者對通貨膨脹與否影響很大。
第一是石油。石油雖然停留在70美元左右,最近稍有上升。但是影響石油市場最大的是美國,美國經濟還在緩慢地復甦。美國經濟在緩慢復甦的情況下石油價格可能稍有上升,但是絕對不會在短期內恢復到去年130、140美元的水平。這樣的話,石油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影響並不如有些同志說的那么大。
第二是生產資料價格。根據中國歷史上的經驗,增長率超過9%—10%了,鋼材、有色金屬等生產資料價格會漲得非常快。但是現在看來,今年“保8”(即“保持GDP年均增長8%”)沒問題,可能還超過8,明年估計能夠在8跟9之間徘徊。所以,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能夠到10%的情況,這樣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上升也不是現實。
第三,農產品價格。農產品價格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年雖然自然災害多,但是基本上還是有一個好收成。農產品價格比較穩定,而且農產品價格周期性非常明顯,就是價格有點上升,也是屬於恢復性的上升。
這樣看來,大局是穩定的。我的意見是,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目前不能變。因為這個一變以後,就容易把前一段改革採取的措施,巨觀調控的成績抵消了。
改革方向
中國經濟陷入了一個多年的怪圈當中。怪圈是什麼呢?第一,地方積極要求經濟發展以解決地方的經濟問題,增加稅收、增加就業,這樣就要求增加投資,結果投資增大了,信貸就跟著增大了。這樣又造成一個結果,產能就開始過剩了,並且物價上漲。這兩個達到一定程度,政府就趕快收緊。一收緊以後地方經濟困難,又再次循環。
多年來沒有擺脫這種困境,中國經濟怪圈背後實際上是體制問題,因為我們有很多體制改革現在仍然需要繼續。國有體制改革完成了嗎?還沒有,行業壟斷還沒有解除。資源價格問題、定價制度還不合理,不合理的定價制度,只會使人們大量浪費資源,多用資源。
還有,城鄉二元體制這個格局改變了嗎?沒有改變。這個格局沒有改變,就使中國人的就業問題特別困難。為什麼?我以前曾講過,去年11月國際金融風暴發生以後,我到西歐去講學,跟西歐經濟學家座談的時候,他們問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在西歐國家年增長率保持2%—3%就很高興了,因為失業問題不會出現。為什麼中國增長率一定要到10%才感到失業問題緩解了呢?我當時這樣跟他們講,我們的國情跟西歐不一樣,西歐的工業化已經200年了,農村剩餘勞動力都已經釋放完了,現在農業人口只剩百分之幾,而且都是家庭農場制,在農村中有土地,有自己的農場,有自己的房子,而且生活方面跟城市沒有差別,他們的社會福利待遇與城市是一樣的,他們為什麼要進城打工去?西歐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從北非來的移民工人,從東歐過來的移民工人,所以增長率保持在2%—3%就行了。
中國不一樣,正處在工業化中期,農村人口還占55%,城市人口占45%。而且城鄉二元體制,待遇是不一樣的。現在中國出來打工的農民都叫“新生代農民工”,這跟上世紀80年代中期是不一樣的,80年代的那批人到城裡來打工,他的心、根是在農村的,他賺了錢回家討老婆、蓋房子、生兒育女,他還是在農村。新生代的農民工不一樣,他不願意回農村了。他就想為什麼城裡人的福利是這樣的,我為什麼不是這樣的,我的孩子進城為什麼不在那裡上學,我的醫療為什麼沒有城市居民那種待遇?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
經濟成長前景
中國現在正在進入一個大改革階段,就是城鄉一體化,破除城鄉二元體制。這是影響到中國深遠的問題,可以這么說,現在城鎮化率45%,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30年之後可以達到75%,以後還會提高。在這么大的國家中,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兩千萬農民要進城。城市要擴大建設,縣城、鎮要增加住房,辦學校,辦醫院,搞公共服務設施,在全國範圍內,這是多大的建設規模?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么大的潛力?所以,我們今後若干年仍可以保持比較高的經濟成長率。我們對中國經濟成長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