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與建國初期投機資本的較量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在決定進城工作的大政方針的同時，決定建立中央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在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中，陳雲主持過陝甘寧邊區和東北解放區財經工作，有領導財經工作的經驗，因此，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前，周恩來建議調陳雲回中央主持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這一建議立即得到毛澤東的贊成。1949年2月初，毛澤東電請陳雲來中央一敘。幾天后，陳雲從東北風塵僕僕地到達西柏坡，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交換意見後，挑起了主持新中國財政經濟工作的重擔。因為東北的工作還很多，陳雲未及參加七屆二中全會，便迅速折返東北，交接那裡的工作。在此期間，周恩來於3月14日為中央起草了一份關於經濟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出中央應立即成立財經委員會，並於4月初、4月底和5月初再三電催陳雲速來中央工作。陳雲迅速結束了東北的工作，於5月9日離開瀋陽，10日到達北陳雲一到北平就走馬上任，同劉少奇、朱德一起參加了在香山召開的財政經濟工作會議。會後，他立即開始了組建中央財經委員會的工作。31日，中共中央頒發了劉少奇起草的《關於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的檔案，確定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6月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各級黨政機關負責人和各民主黨派人士會議，正式宣布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派陳雲負責籌備組織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工作。陳雲也在會上講了話，對為什麼要成立中財委、中財委的任務、中財委的組織機構等問題做了說明。7月12日，陳雲主持召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會議。會上，陳雲宣布，中財委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併組成，以解決全國性經濟工作要應付的各種複雜的經濟問題。
1949年9月2l至30日，陳雲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後，陳雲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中財委主任，以後又兼任重工業部部長，1950年10月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在這個崗位上，他領導了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
銀元之戰
新中國成立之初，經濟工作面臨的頭一件大事，是消除已經肆虐中國12年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當時的通貨膨脹形勢十分嚴峻。一方面，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從1948年4月發行金圓券到1949年5月，上海物價就上漲了近14萬倍，紙幣幾乎變得毫無信用、一文不值。另一方面，當時新生的人民政以為了支援前方作戰，維持生產和民眾生活，恢復國民經濟，露要支出很大的軍政費用，而收入則一時難有大量增加，財政赤字仍然很大，只能靠增發貨幣來彌補，因此通貨膨脹不但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投機資本利用這種形勢，囤積居奇、興風作浪，造成市場動盪的局面。一時間，上海投機活動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成為全國市場嚴重動盪的根源。投機資本家說：“共產黨是軍事100分，政治80分，財經打零分”，要在經濟上與我進行較量。這一問題不解決，經濟就不可能穩定，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問題就不能解決，新生政權也必將受到嚴重的威脅。
為了穩定市場、平抑物價，陳雲領導了打擊投機資本的戰鬥。投機資本首先是在金融領域活動的。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進占上海後，投機資本家憑藉他們掌握的足以擾亂金融物價的經濟實力，用黃金、銀元、美鈔把人民幣排斥在上海市場之外。軍管會頒布外匯管理辦法後，投機分子便把投機的重點集中在了銀元上面。在他們的操縱下，銀元價格在短短10多天的時間內上漲近兩倍。銀元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批發物價指數猛漲兩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價格上漲2．24倍，棉紗上漲1．49倍。南京路四大私營百貨公司便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也聞風仿效，使人民幣的信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為了穩住市場，人民政府曾採取了拋售銀元的辦法。但銀元拋出後，全被投機分子吃進去了，沒有穩住市場，對這一情況，陳雲進行了細緻的分析。他感到：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貨不是金圓券而是銀元，此種情況是在平律解放及我軍渡江後，金圓券迅速崩潰，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在金融上遭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硬的銀元。過江以前，解放戰爭一般是先解放鄉村，包圍大中城市，然後解放之。這樣在金融貿易上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幣占領市場，恢復城鄉交流是比較容易的(如瀋陽、平律)。過江以後，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後占鄉村，城鄉均是銀元市場，給推廣我幣增加了困難。
在對情況進行了認真的分析之後，6月8日，中財委致電華東財委，命令採取強硬手段，查封證券大樓，嚴懲銀元販子。同時，採取了一系列的經濟措施以穩定金融市場。這些措施包括：明令鐵路交通事業(包括市政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券；稅收一律徵收人民券；以地方為單位，首先是上海酌發實物公債；驗資，像平津一樣，通令各私人銀行查驗資金；開放各解放區間的匯兌，以老區比較堅強的貨幣陣地，支持南方新占領的貨幣陣地，使人民幣在上海開始站穩腳跟。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派出軍警力量，於上午10時查封了投機分子操縱銀元市場的大本營——證券大樓。這樣，政治和經濟兩種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猖狂的銀元風波即被平息下去。
棉紗之戰
但是，投機資本勢力很大，這次還沒有傷其根本，為了避免打擊，他們將投機從金融領域轉向商品流通領域，迅速掀起了又一輪物價猛漲浪。從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個多月中，上海的投機資本乘國民黨殘敵對人民政權實行武裝封鎖、搗亂和一些地區遭受水災、風災之機，操縱市場，以米價帶 頭，紗布跟進，帶動物價全面上漲。上海米價猛漲4倍，紗價上漲1倍，同時又影響到整個華東和華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價比6月上漲1．8倍。面對這樣的情況，陳雲7月17日率領中財委抵達上海。到上海，陳雲首先指示大力組織運輸，特別是內河運輸，以調運物資進入上海。當時前方還在打仗，軍運任務很重，但是為了保證上海這一特殊戰鬥的需，中共中央對華東鐵路運輸做了特殊的安排。上海的糧、煤庫存迅速上升。國營貿易公司手中有了實力，就運用相機蒐集物資的辦法來調節供需。與此同時，工商行政部門整頓了市場秩序，制定了新的市場管理辦法。7月下旬以後，物價漲勢暫時轉入緩和。
但緩和是暫時的。7月27日至8月15日，陳雲主持召開了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個大區的財經會議，商討解決上海和全國面臨的嚴峻經濟形勢問題和對策。他認為，解決上海問題和穩定全國物價的關鍵，是抓住“兩白一黑”(即大米、紗布、煤炭)。“兩白一黑”中的關鍵又是大米和紗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場力量的大小”。“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在會上，他要求加緊調運大米和棉花，設好防線，警惕新的物價漲風。上海會議後，8、9兩個月，全國物價雖呈平穩態勢，但投機勢力卻在職蓄力量，抓緊醞釀一場新的攻勢。10月初，在財政赤字仍然很大，而國家又不能不大量收購棉花等物資的情況下，陳雲感到投機資本決不會放過機會，便向毛澤東匯報說，預計物價將有發生“劇烈跳躍之可能”。果然，隨著國家開始大量購買物資，從10月15日起，投機資本掀起了又一場物價大波動，使物價漲風從上海和天津向全國蔓延起來。一時間，幣值大跌，物價猛漲。進入11月份，上海和天津物價上升更為猛烈，這次投機分子集中攻擊紗布，上海的棉紗價格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上漲了3．8倍，棉布上漲了3．5倍，棉紗和棉布價格的上漲也導致了其他商品價格的上能。
為了制止物價猛漲，11月13日，陳云為中財委起草電報，分析了這次物價猛張的原因，發布了十二道密令：
一、以滬津兩地7月底物價平均指數為標準，力求只漲2倍或2．2倍。二、東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須每日運糧1000萬到1200萬斤入關，以應付平津需要。東北及平津貿易公司須全力保證裝卸車，鐵道部則應保證空車回撥。三、為保證漢口及湖北湖南紗布供應，派錢之光先到上海，後去漢口，適當調整兩地紗布存量，以便行動。同時催促華中棉花東運。四、由西北財委派員將隴海路沿線積存紗布儘速運至西安。五、財政部須自11月16至30日於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撥交貿易部2．1億斤公糧，以應付棉產區糧食銷售。六、人民銀行總行及各主要分行自電到日起，除中財委及各大區財委認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貸款一律暫停。在此期內，應按約收回貸款。何時解禁，聽候命令。七、各大城市應將幾種能起收縮銀根作用的稅收，於11月25日左右開徵。
八、工礦投資及收購資金，除中財委認可者外，由各大區財委負責，自此電到達日起一律暫停支付。九、中財委及各大區財委對各地軍費(除去倉庫建築等)應全部撥付，不得如壓。請當地黨政軍當局叮囑部隊後勤負責同志，不得投入商業活動。十、地方經費中，凡屬可以遲發半月或20天者，均應延續半月或20天。十一、目前各地貿易公司，除必須應付門售者外，暫時不宣將主要物資大量拋售，應從各方調集主要物資於主要地，並力爭於11月25日(至遲30日)完成；頸定11月底、12月初於全國各主要城市一齊拋售。為了解各地準備情況及避免拋售中此起披落，各地帶將準備情況報告中財委，以便大體上統一行動日期。十二、對於投機商人，應在此次行動中給以適當教訓。為此，(甲)在目前搶購風盛時，我應乘機將冷貨呆貨拋給投機商，但不要給其主要物。(乙)等到收縮銀報、物價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資時，我應乘機買進。
這封電報稿起草完後，陳雲當晚即上報中共中央。周恩來看後，感到這十二條密令必須馬上發出，便在電報上批示：如主席末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發後送閱。毛澤東當晚看到電報，當即批示：“即刻發，發後再送劉、朱。”電報速發往各地，從此拉開了在全國範圍內穩定物價、打擊投機戰鬥的帷幕。
11月25日，根據中財委命令，全國採取統一步驟，在上海、平律、武漢、瀋陽、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拋售紗布。開市後，上海等地的投機勢力一看有紗布售出，即拿出全部資金購入，甚至不借借高利貸。然而，他們打錯了算盤。隨著國營商店越拋越多，投機者才知道失算了，也趕忙拋售自己手中洋紗布，但他們越拋越跌，上海的紗布價格一天之內下降了一倍，投機分子大蝕其本。為了讓投機資本家得到“教訓”，陳雲接著提出三條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人銀行，不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企業貸款。第二，規定私營工廠不準關門，而且要照發工人工資。第三，加緊徵稅。還規定稅金不能遲繳，遲繳一天，就得罰應稅金額的3％。至此，投機資本家再也受不住了，參與投機的私營錢莊在短短几天便因大批貸款收不回來而遭到毀滅性打擊，上海和全國的物價迅速穩定下來。上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感嘆說：“6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他們不得不為共產黨對經濟手段“運用之妙”所折服。
米糧之戰
鑒於當時上海的存糧只有八九千萬斤，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面臨糧荒，而投機資本家還有反撲力量，因此，為防患於未然，陳雲於11月底開始籌劃在糧食問題上與投機資本再一次較量。12月12日，陳雲在中財委全國城市供應會議上講話，對全國範圍內統一調度糧食的工作做了具體部署。會後不久，即開始從四川徵集4億斤大米接濟上海，並要求華中、東北短期內運糧至上海，以備應急。在陳雲的安排下，兩個月的時間上海周圍即完成了三道防線的布置，準備了足夠上海周轉一年半的糧食。平律、武漢等大城市的糧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補充。不出陳雲所料，上海等地的投機資本以為國家糧食準備“不足”，也正把目光瞄準了糧食市場。上海春節後有糧價看漲的老規律，投機資本以為一定可以在糧食上大撈一把，便在春節前夕向糧食進軍。他們千方百計大量囤積糧食，能買多少大米就買下多少，一廂情願地以為肯定利市百倍，大撈一把。但是，春節過後，糧食價格不但沒有上漲，反而連續下跌。投機資本做夢也沒有想到，上海一下子冒出一批國營糧店，並連續拋售了2億多斤大米，迫使他們不得不在虧本的情況下把囤積的大米全部拋售掉。
陳雲同投機資本的較量，從整頓金融到控制產品市場，從銀元到棉、糧食，每一環都應付自如，遊刃有餘，其基本方法是運用政治和經濟手，集結優勢力量，選準時機，然後一聲令下，置敵於死地。經過這幾個回合的鬥爭，投機資本已大傷元氣，再也無力在市場上興風作浪了。再加上950年統一射經以及一系列財政貨幣政策的出台，使持續了十幾年的如脫僵野馬之勢的通貨膨脹迅速被制服。
打擊投機資本、反對通貨膨脹的鬥爭的勝利，是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它極大地提高了黨和政府在人民民眾中的威信，向全世界表明共產黨軍事上能打100分，經濟上同樣能打100分；它克服了全國經濟混亂的局面，穩定了形勢；它向全世界提供了物價工作管理的成功經驗。連西方經濟學家都說：制止通貨膨脹，穩定物價，中國最有經驗，有很成功的經驗，我們是要向你們學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