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傷痕》《傷痕》，短篇小說，作者盧新華。1978年初，24歲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新生盧新華寫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傷痕》。他將自己的作品交給朋友和老師閱讀，反響平平。之後，在一次班級策劃的牆報上，盧新華貼出了這篇小說。令他毫無思想準備的是，在復旦校園，這篇小說被迅速傳抄。牆報欄前人潮湧動。當年8月11日，在反覆醞釀和修改以後，《文匯報》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這篇7000餘字的學生作品。因為《傷痕》，當天的《文匯報》加印至150萬份。一夜之間，“盧新華”這個名字為國人所熟知，“傷痕”一詞很快成為一種文學思潮的名稱，“傷痕文學”也經由這篇小說發軔、命名。
作者介紹
盧新華盧新華，江蘇如皋人。中共黨員。生於1954年。1982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學畢業後赴農村插隊務農，1972年應徵入伍，後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文匯報》記者。
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1978年，24歲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新生盧新華因發表《傷痕》而一舉成名，“傷痕”一詞之後成為追溯文革記憶的文學思潮的名稱。大學畢業後不久盧新華就下海經商，隨後赴美，事業上幾起幾落，曾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以發牌為生。他2004年推出的新作《紫禁女》講述的是一個生理殘疾的女子和三個男人的情感故事。作者坦言：“儘管自己早已遠離文壇，在美國辦公司、做金融，甚至蹬三輪都和文學沒有絲毫關係，但內心從未對文學忘懷。”
創作歷程
盧新華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個標誌性的人物。1978年8月， 《文匯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獨家發表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新生盧新華的小說《傷痕》。讓歷經“文革”浩劫的中國人，痛痛快快地釋放出鬱積在心中整整10年的冤屈、苦悶和眼淚。盧新華也由此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增添了一個新名詞——“傷痕文學”。
上個世紀70年代的中國剛剛從“文革”浩劫的惡夢中甦醒，面對不可知的未來，人們在思索，盧新華也在尋找自己的答案。1978年4月初的一個周末，剛剛以優異成績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盧新華，趴在未婚妻家小閣樓的縫紉機上，寫下了小說《傷痕》的第一句：“除夕的夜裡，車窗外墨一般的漆黑……”從此盧新華的命運緊緊地與它連在了一起。
30年後從記錄著《傷痕》原稿的黑色筆記本上依稀還能看到當年被淚水模糊了的字跡，那個傍晚，盧新華的思緒猶如天啟，8000多字的作品就那么真真切切、自自然然地一如溪水般汩汩流淌，那種感覺不是創作，是記錄。截稿時，淚流滿面的盧新華早已被自己筆下的情節、人物深深打動，那一刻盧新華覺得，即便死了，只要能留下這部作品，也值了。
遺憾的是這篇小說被老師認為難以發表，盧新華只好把它當牆報稿交了差。幾天后的一個清晨，他發現在宿舍外樓梯拐角處的牆報欄，位於頭條位置的《傷痕》已被絡繹不絕前來觀看的師生們圍得水泄不通，很多女生流著淚默默地看著、抄著。連續數周，校園都沉浸在爭論與思考中。
《傷痕》在復旦大學的轟動很快引起了《文匯報》的注意，那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還沒有發表，“兩個凡是”的藩籬尚存，發表這樣的作品其風險可想而知。儘管報社大多數領導贊同發表，但為了慎重，還是打出了小樣在上海各界廣泛徵求意見，經過3個多月的醞釀，文章改動了16處。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終於以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小說《傷痕》。當天的報紙被搶購一空，最終加印至150萬份，盧新華和同學騎著腳踏車跑遍了學校附近的所有郵局，還是空手而歸。
追溯30年前的記憶，盧新華說：其實真正意義上的《傷痕》不是我寫的，是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用他們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難、血淚和生命體驗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傷痕》的轟動是眾緣所成。幸運的是，命運選擇了我來執筆。
《傷痕》《傷痕》的發表使盧新華一夜成名。1978年他榮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不久成為“文革”後首批加入中國作協的會員中的年輕作家並獲得了很多榮譽。頻繁的會議演講、接待外賓讓年輕的盧新華開心過，但他很快就清醒了。畢業分配時盧新華儘管機會很多，但是經過一番思前想後，最終還是選擇了去《文匯報》當一名記者。
但是，此後發表的幾部小說就像被《傷痕》的光芒遮住了似的，都不曾引起特別的反響。有一天，工、農、兵、學都乾過的盧新華突然向報社遞上辭呈，毅然“下海”經商；不久他又告別妻子女兒遠赴大洋彼岸，開始了他留學美國的生涯。
1986年，盧新華懷揣僅有的500美元來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報到。敢於放棄榮譽和安逸，在盧新華的履歷上不是第一次，但是人生真的一切歸零，僅靠勇氣，遠遠不夠。交完300美元註冊費，盧新華明顯感到底氣不足。有段時間，他甚至幻想著上學路上能撿到一張百萬英鎊的支票，以解燃眉之急。
那時每當周末，人們在洛杉磯西木區那璀璨的街燈映照下，經常可以看到一個穿著白襯衫、打著黑領結的東方青年，與一群載著觀光客的白皮膚學生打工仔一起歡快地蹬著三輪車，瀟灑地甩著手招攬生意，那樣子十分引人注目，他就是盧新華。儘管第一天出車沒開張就吃了警察的罰單，儘管一連等了幾個小時才拿到第一單生意，但在一陣汗流浹背的付出後，盧新華拿到了25美元的工錢和20美元的小費。講起在美國蹬三輪車，盧新華全然沒有國內所傳的“傷痕作家”在異國以蹬三輪潦倒度日的悲情苦態；相反，那段多姿多彩的生活至今還讓盧新華興奮不已。
盧新華羅列著蹬三輪的好處：“晚上打工不會影響上課，還能免費練習英語口語；不僅能鍛鍊身體，還能掙到小費；最重要的是，它能幫助我卸下曾經的光環，一切從零做起。”就這樣憑著蹬三輪掙來的錢，兩年後盧新華拿下了碩士學位，並把妻子、女兒接到了美國，有人說盧新華不識時務，也有人說他不夠安分。但千舟競過，盧新華始終保持著寵辱不驚的微笑。其實，盧新華心中早有規劃，當初他的離開，就是為了今天更好地回來，回來圓冥冥之中的那個文學夢。
創作前後
大學時的盧新華盧新華大學畢業時，因為是黨員，退伍軍人，又是上海市青聯常委，中國作協會員，就業前景很好。其中最誘人的去向就是《人民日報》社要我去做團委書記。當時學校管分配的老師一共找作者談過三次話，前兩次作者已經表明了自己不願意去的態度。最後一次他動員作者：盧新華，你知道《人民日報》社團委書記是個什麼概念嗎？如果外放，就是個地委書記！
這對作者的誘惑力確實是很大的，作者從部隊退伍時不過是個偵察班長。但作者思前想後，作者很清楚自己的性格，我是個很情緒化的人，當不了官。再說作者希望有一種比較自由的生活。所以，最後去《文匯報》當了一名記者。
《傷痕》是作者上大一時的一篇習作。作為響噹噹的紅五類，作者並沒有《傷痕》主人公王曉華的經歷，但作者在現實中確實看到過、聽到過大量發生在“王曉華們”身上的故事，“傷痕”是文革留在我心靈中最深刻的印記。
作為恢復聯考後首批錄取的大學生，作者那時剛剛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同學們意氣風發，成立了幾個興趣小組，作者寫過詩，理所當然被分到詩歌組，後來才“跳槽”到小說組。當時班級要辦一期牆報，每人必須根據自己所在興趣小組交一篇相應的作品。作者之前沒寫過小說，寫什麼呢？
這個故事的框架大致是寫一個女青年，在母親被四人幫打成“叛徒”後信以為真，選擇與家庭決裂。在與家人斷絕聯繫的9年裡，她在革命、狂熱和繼之而來的消沉、掙扎、孤獨、彷徨中煎熬。戀人由於她的家庭問題不能上大學，兩人被迫中止交往。最後歷史和她開了一個玩笑，粉碎四人幫之後，她才知道母親蒙冤。在經歷一番內心的懺悔和掙扎後，她趕回家中，不料剛獲平反的母親已經離開人世。
這個王曉華完全是個虛構的人物，不過她的模樣是根據作者當時的戀人、現在的妻子描摹的，稿子最後也是在她家小閣樓上一台縫紉機上寫好的。那天晚上一口氣寫到凌晨兩點，扔下筆才發現自己哭成了淚人。後來，這篇習作經過小說組組長倪鑣之手，貼到了班級牆報的頭條。作者當時把小說交出去後並沒放在心上，兩三天后的清早，忽然聽見宿舍門口人聲嘈雜，打開門探頭一看，原來很多人正圍著看我那17張稿紙的《傷痕》。以後一連好幾天，牆報欄前總是擠滿了人，唏噓聲響成一片。還有同學邊看邊抄，淚水不斷灑落在筆記本上。直到《傷痕》在《文匯報》上發表，牆報欄前讀者始終絡繹不絕。眾人對著牆報傷心流淚，成了復旦一景。
《文匯報》記者聽說這事後，就托人找作者要稿子。但稿子4個月之後才見報，中間過程很曲折，當時發表這樣的作品，報社也是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
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這篇作品。《傷痕》給作者的命運帶來的轉折，卻讓作者始料不及。就在那一年，還在讀大一的作者，成了文革後首批加入中國作協的作家。隨後，作者又被推舉為上海市青聯常委、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代表。那個時期，作者頻繁出席活動、參加會議，受到過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回到學校，還經常一周兩次接待絡繹來訪的中外記者。
《傷痕》發表後，有很多文章說它突破了這個禁區，突破了那個禁區，陳荒煤啊、王朝聞啊，很多大理論家都在寫這方面的文章。其實作者想說，自己什麼突破都沒有。他們看到的突破是從文革這一段看的，文革時期把什麼都弄得沒法寫了，三突出啊、高大全啊，純粹成了八股，作者對於文革時期確實是有許多突破，愛情的禁區、悲劇的禁區，什麼都是突破。可是要是對照二三十年代——魯迅的年代，作者一點突破也沒有，對照19世紀契珂夫、莫泊桑的時代，也沒有任何突破，充其量繼承了他們一點文風。其實作者寫《傷痕》之前想的就是，我要回到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魯迅的傳統。作者在文革期間沒寫過什麼東西，所以他們看了覺得不一樣，很清新，其實還是很拙劣的，跟那些大作家相比，顯得很稚嫩。
爭論
《傷痕》“傷痕文學”名稱的源出則與另一部受到廣泛閱讀和爭論的短篇《傷痕》。小說刊登於1978年8月11日的《文匯報》。它也在“反映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和“呼籲療治創傷”的意義上，得到當時推動文學新變的人們的首肯。隨後，揭露“文革”歷史創傷的小說紛紛湧現，影響較大的有《神聖的使命》（王亞平）、《高潔的青松》（王宋漢）、《靈魂的搏鬥》（吳強）、《獻身》（陸文夫）、《姻緣》（孔捷生）等知青創作，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等大牆文學，以及馮驥才早期在“傷痕文學”中藝術成就相對較高的《鋪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為代表的農村“傷痕文學”等。一些論者認為遲至1986年才出版的長篇《血色黃昏》（老鬼），也應看作是屬於這一範圍的作品。
從藝術內容來說，早期的“傷痕小說”大多把上山下鄉看作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歲月中苦難、悲慘的人生轉折，醜惡、相互欺騙、傾軋、相互利用的對於人類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調基本是一種憤懣不平心曲的渲泄，“表現祖國在動亂之中的巨大災難，表現道德良心在悲劇時代里的淪喪，表現青春、生命在非常時期內所遭到的凌辱與毀滅，表現愛的痛苦與失落，表現人的非人遭遇，成了文學的神聖使命。”
這一切都表現出對以往極左路線和政策強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識，在涉及個人經驗、情感時，則有著比較濃重的傷感情緒，對當下和未來的迷惘，失落，苦悶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這種感傷情緒在後來的“反思文學”中得以深化，轉為帶著對個人對社會對人生對未來深刻思索的有意識追求和奮進，將一場神聖與荒謬雜揉的運動不只簡單歸咎於社會，政治，同時也開始探討個人悲劇或命運與整個大社會大背景的聯繫。
從藝術審美來看，早期的“傷痕文學”藝術成就不高。剛剛從夢魘中醒來的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訴說，情緒激動，感情過於濃烈，敘述過於急切，揭露曝光醜惡的功利性過強，說教味濃重，藝術上的幼稚、矯揉造作，斧鑿的痕跡較明顯。
從“傷痕文學”的濫觴至今，對其評說爭論從未停止過，它甚至引發了當代文學史上幾次著名的文藝爭論。
“傷痕文學”最初是帶有貶斥含義的稱謂。這些作品的感傷的、悲劇性的情感基調以及揭露性的取材趨向，被一些批評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學”“寫陰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
因此，圍繞《傷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文藝與意識形態、文藝的社會功用等命題得到的重新辯論與爭鳴。1979年1月陳恭敏在《戲劇藝術》上發表《工具論還是反映論——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同年4月《上海文學》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鬥爭工具”說》，兩文都有力駁斥了文藝純粹為功用政治附庸的說法，對“傷痕文學”暴露性描寫給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當我們今天重審這批“傷痕文學”作品，我們會發現，無論當初的爭論如何在肯定與否定中輾轉，在審美意識形態一元化的社會文化體制之中，“它雖然力圖掙脫，但在實際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帶有著舊的歷史印跡。過去的時代無論是在作家主體，還是在文本的主題話語，敘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辭等方面，均都體現出頑固不化的歷史影響”。
而從政治審美形態來說。“傷痕文學”無疑也秉承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意志。
《傷痕》關於現實主義的爭論，也圍繞現實主義“真實性”諸方面展開了討論，並在相關作品的具體分析中逐步深入。現實主義復歸的事實是當時審美“言說”的方式，這一言說對“歷史”（文革）的審視，對自我的探求（反思），對未來的追求和前進（改革文學）都與當時政治言說是高度一致的。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否認了文學作為政治傳聲筒的附屬地位，卻也明白，文藝在與現實相接的時刻不可能完全擺脫政治、權勢話語的囿限。即便作為思潮存在的“傷痕文學”離開政治因素，不僅無從表述，也毫無意義。“傷痕文學”的文化取值，政治選擇與民眾期望高度一致，文學言說與政治言說一致，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同時，“傷痕文學”後來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葉辛《蹉跎歲月》、《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及馮驥才的作品普遍表現出對於人性的關懷，對於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討論，引發了80年代前期規模最大的對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問題的文藝思想討論和對於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的呼喚。
作為一個時代的“證言”，“傷痕文學”無疑真實記錄了那一時代的血淚。隨著時代的反思，也許文學將進一步升華。“文革”題材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作家挖掘人性、內心的空間。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時代的代價不可能是單維度的，它在一個方面使我們失去了許多，也許會在另外的地方給我們補償。
影響
“儘管當年的‘傷痕文學’對當時民眾造成的精神創傷給予了控訴，並使文學回到了‘人學’的正常軌道，但由於作家與時代的局限性，‘傷痕文學’必然是短命的，在完成它的使命後便壽終正寢。”在京舉行的新書《紫禁女》媒體見面會上，盧新華在重審二十餘年前曾經繁榮的“傷痕文學”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1978年，盧新華因發表短篇小說《傷痕》轟動文壇，並由此掀起“傷痕文學”思潮。盧新華說，“傷痕文學”實際上是對極左政治思想運動給一個普通家庭造成的傷害的深刻揭露，儘管它使當代文學重新回到“人學”的正常軌道，並擺脫了“假、大、空”的浮泛創作風氣，從而備受推崇，但由於它過於注重情感的宣洩，篇篇作品充滿了悲情主義色彩，再加上特定時期的社會現實，“傷痕文學必然是短命的。”盧新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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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傷痕》中也留傷痕
“人世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許壽裳對魯迅小說《祝福》的這句點評，一下點醒了還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的盧新華。他開始反思，過去的十年浩劫摧殘了一個時代，但更具悲劇的是它對這個時代中的人們精神上的傷害。於是，1978年，小說《傷痕》誕生了。盧新華也因此被封為“傷痕文學”的鼻祖。
然而，盧新華在說起這部反思文革的文學作品時，竟無奈地告訴記者，因為歷史原因，《傷痕》中也留下了許多時代的傷痕。
心灰意冷一度鎖進抽屜
盧新華告訴記者，《傷痕》是一個純粹虛構的故事。作品寫出來以後，他曾給部分同學和老師看過，可是他們的反應並不十分熱烈。有位老師就直言，小說寫得很好，可是因為是個悲劇，又因為小說主人公不是英雄人物，“人物和故事不夠典型，沒有正確地反映時代的本質和主流，是發表不出來的。”
還有的則擔心盧新華寫這樣的文章會在政治上出問題。深受打擊的盧新華連給報紙雜誌投稿的興趣也沒了，一氣之下將小說鎖到了抽屜里。直到班級里辦牆報，同學倪彪找他要小說稿，“第二天就要貼出來，我怎么來得及再寫一篇，所以我就乾脆從抽屜里又拿出來交差。”結果，第二天小說《傷痕》被作為頭條登出，“就貼在復旦四號樓底的一個牆角”，一下子轟動整個復旦。隨後，上海《文匯報》聞訊，專門要到文稿列印出來在上海文藝界廣泛徵求意見。“這當中，在同學鼓勵下，我還把它投給了《人民文學》 結果7月《人民文學》退稿，8月《文匯報》就發表了。”
《傷痕》里的傷痕
《傷痕》沒有了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沒有了假大空的政治口號，以《傷痕》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第一次將人的情感回歸到真實，第一次無所顧忌地揭開“文革”給人們造成的精神傷疤，宣洩了人們十年來積鬱心頭的大痛大恨。然而，《傷痕》的發表卻依舊沒能完全抹去那個時代的影子。
盧新華說，到現在他手上還有當時《文匯報》主編給他的十六條修改意見。其中第一條，“我原本寫的是‘除夕的夜裡，車窗外墨一般地漆黑’，但他們說這可能有影射，四人幫粉碎了，怎么還會漆黑一片呢？於是改為‘車窗外五彩繽紛的燈火時隱時現’。”第二條，“我原寫‘一對回滬探親的未婚青年男女在侃侃而談’，可是他們一定要在後面加上一對回滬探親的未婚青年男女‘在談著抓綱治國一年來的大好形勢’。”
還有，原小說寫王曉華“得到鄰居大娘的幫助”，發表時卻被要求改成“在當地的貧下中農的幫助下”，最後小說被要求加了一個光明的尾巴，“曉華大踏步地向南京路走去”等等這些改動，都使得小說在某些地方變得生澀。“這些東西讓我看了就如同吃一個蒼蠅一般難受，可是不修改就發不出來。”《傷痕》中也無奈地留下了那個時代劃下的傷痕。
曉華身上有妻子的影子
最讓大家感興趣的，就是小說《傷痕》是否有真實的人物原型？小說發表後，盧新華曾收到過3000多封讀者的來信。其中一位西安的知青告訴盧新華，她也叫王曉華，和小說中的主人公同時下鄉，她的母親也和小說中母親有一模一樣的遭遇，她很驚奇，遠在蘇北的盧新華是如何知道相隔千里的她的故事。
儘管盧新華也曾有過插隊生活的經歷，但比起那些老知青來說，他的知青生活還相對簡單。盧新華說，他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對於知青們的經歷、故事，他都非常了解，“有時聽別人說這些故事，聽著都會流淚。”小說《傷痕》就是集合了許多人的經歷寫成的。
不過，小說主人公王曉華倒確是根據一位真實的人物寫成的。這個人就是當時盧新華的未婚妻、現在的夫人。說來也巧，盧新華的夫人是盧新華舅舅的侄女，也曾在黑龍江兵團當知青，兩人15歲時相識，一年後盧新華讀高中時再次相見，從此便開始了鴻雁傳書。王曉華這個人物便是根據盧夫人的模樣塑造的。
評價
《傷痕》《傷痕》揭開隱秘的痛
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匯報》用一個整版刊登了一篇7000餘字的短篇小說，小說的題目叫《傷痕》。因為《傷痕》，當天的《文匯報》加印至150萬份，當時有種說法是：“全國讀者的眼淚足以流成一條河。”小說的作者，當時復旦大學中文系年僅24歲的新生盧新華一夜成名。
《傷痕》的故事很簡單，描寫了一個叫王曉華的女青年，“文革”中和被打成“反革命”的母親決裂，離家出走。八年後重病中的母親獲得平反，渴望見女兒一面。而當在農村插隊的王曉華趕回家時，母親已經離開了人世。小說揭開了那個時代人們心中隱秘的痛。
當年文壇剛剛甦醒，作家們還心有餘悸，而這篇小說由於率先衝破禁區，摒棄了“四人幫”宣揚的“高大全”那一套，擺脫了“假、大、空”的浮泛創作風氣,使當代文學重新回到“人學”的正常軌道，大膽地描寫人性和真實，受到了讀者的歡迎，開創了“傷痕文學”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