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人來進貢一趟有多難?

朝鮮半島自進入朝鮮李朝之後,與中國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成為了藩屬國關係中的典範。而用於維繫這種外交關係的重要紐帶便是使團外交。

從明初開始,朝鮮每年派往北京的使節往往有四五個批次,多時甚至有六七個批次,而且使節名目複雜繁多,每逢冬至、元旦、皇帝生辰、皇帝駕崩、皇帝即位等,朝鮮都要遣使朝覲。一個專業的朝鮮外交官根本就不會在漢城出現,他不是在北京,就是在去北京的路上。

這是怎樣的歷史盛況啊!

坎坷的朝天燕行之路

以清代的朝鮮使節團為例,除了正式使節、翻譯、軍官等外,隨行人員頗多,多達二三百人,並有一兩百匹馬。代表著國體的使節團接到命令出發後,在朝鮮國內一路綠燈,當地官員會精心準備食宿和娛樂活動,可是美差一件。

在前現代國家的政治能力下

要治理遼闊的國土並領導周邊鄰國殊為不易

除了要以多種手段維持與朝鮮、越南等的宗藩關係

在國內也是多種制度並行以維持向心力

(底圖來自中國歷史地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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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一踏入我國遼東境內,那情況就不一樣了。

使團去北京的路線大致可分三段。

第一段是從義州到遼東,第二段從遼東到廣寧,第三段從廣寧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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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清廷下令在使節上京沿線修葺“察院”以供使團住宿,但地方官員對此事卻並不上心,再加上沒有上頭的財政支持,他們往往任憑這些房子頹毀破敗。一到雨天,更是房屋滲漏,炕上積水,水深過膝,難以居住。

在國內好吃好喝的朝鮮使團有時因為大雨,甚至只能露宿荒郊野嶺。

這朝貢使團走著走著

要是在東北的大山里迷了路可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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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住在外時,固然會碰到慷慨大方不計房錢的主人,但更多時候碰到的卻是藉此上調房價、勒索錢財的房主。如果房錢不能滿足房主要求,房主甚至鎖住房門不讓使團離開。民風如此彪悍,又人生地不熟,使團往往只得多交房錢以求太平。

除了房主店家容易勒索使團外,使團還需要打點一路上所見的清朝軍士、官吏,送出去的禮物也價值不小。

路途遙遠,人多速度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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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使團出使明朝住在某地,一位明朝軍官與使團分別時特地派人贈送了一些禮物。使團出於禮節,也把國內帶來的扇子和帽子作為象徵性的禮物送了出去。來人看到這些禮物後覺得太少,便發怒棄之而去。過了會兒其中一人又再度折回,把扔在地上的禮物撿起來帶走。朝鮮使臣見狀,不免在日記中大罵此人貪得無厭,不知廉恥。

有時情面上的事也讓人發怵。

由於常常借住民家,經常來往中朝,所以有一些外交官與當地民家相熟。而民家也經常以子女許給朝鮮使團隨行驛卒、譯員等,與他們結成親家或以義父義子相稱。使團過來時,其家必定以酒饌善待,同樣使團也需要用朝鮮土特產作為回報。

李朝學者朴趾源就碰到過這種事兒,當時有店主換了新衣服,帶著八九歲“面貌悍惡”的女兒出來,叫女兒叩頭,希望讓他認了這個干女兒。朴趾源當下就拒絕了,表示自己是外國人,“此去後不可復來,造次結緣,他日相思之苦還是冤業”。

朴趾源:不不不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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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朴趾源當時認下這個干女兒,他日返程時又要以“京貨”作為情禮送給對方,實在划不來。不過由於這種風俗極為興盛,很多時候使團成員很難完全避免。

到北京後,使團一般住在會同館內,即明清兩朝專門用於安置朝貢國使團的居所。不過和路上的館舍一樣,這裡總是沒有好好維護,經常需要朝鮮使團自己掏錢出力進行修葺維護。結果使團到北京後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為整修房屋奔波。

當然房屋的破敗,一方面是清廷管理不善,一方面也是基層官吏故意破壞,逼得朝鮮使團下次再來還得重新修繕,這樣便能趁機高價索取各種維修費用。清方管理人員可謂是“生財有道”了。

最後,回家也不太平,使節們免不了被中方護送兵士敲詐一筆。

明代某朝鮮大臣出使北京後回國途經遼東時,聞敵軍來襲,便請求遼東都司派兵護送。快到國境時,使臣表示不勞將軍繼續護送。明軍指揮官表示他自己既然受了都司的命令,就應該一直護送到邊境。於是明軍將朝鮮使團送過邊境後,朝鮮為表感謝還特地設宴款待明軍將士,並贈送了一些禮物。

結果此後明軍養成了慣例,每當使團快過境時,照例會差官兵護送,只是為了享受下朝鮮一方的款待和贈禮。可以說中方人員把敲竹槓的手段發揮到了極致。

“小中華”意識

按照清代的規定,中方官員不得隨意與朝鮮使團成員有過多交往,但這些規定卻也無法消滅中朝兩國文人惺惺相惜的性情。

儘管雙方語言不通,但由於朝鮮士大夫會寫漢字,雙方其實可以筆談。從《燕行錄》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朝鮮使團對清代百姓不識前明衣冠,稱之為戲服的這些現象,十分鄙夷,儼然有以“小中華”自居的優越心態。

朝鮮著名畫師金弘道筆下描繪使節團

出使活動的《燕行圖》之一

描繪的是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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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華”意識主導下的朝鮮使團當然就更看不上其他國家的使節了。

明萬曆二十五年,朝鮮人李睟光出使北京時恰好碰上了安南使臣馮克寬。結果雙方交流並不友善,李睟光屢屢出言揭安南的老底,令馮克寬頗為難堪。

兩國本無外交,但李睟光熟知安南國情,對安南後黎朝、莫朝等國家變革如數家珍,得益於朝鮮使團一定程度上“間諜”的角色。無論哪次使節團出使北京,使者都要事無巨細地記錄日常生活,包括記錄中國政治局勢、社會文化、民間風俗、其他朝貢國國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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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碰到俄羅斯人前來進貢,朝鮮人針對他們異樣外貌,譏其為“大鼻韃子”,不願與之一同住會同館,寧願搬出去住。這點也反映了朝鮮國人自視甚高的心態。

除了充當情報人員在北京打探中外虛實,朝鮮使團也肩負著對外貿易通商的任務。除了“朝貢貿易”外,還有“八包貿易”。

所謂“八包貿易”,即得到朝鮮國王賦予部分使團成員進行貿易的經濟特權。一般來說每位使團“正官”可以攜帶“八包”價值的貿易本金(約兩千兩到三千兩白銀,隨官員品級而變化)。其名稱由來據說源自起初赴明使團往往使用白銀,但這造成了朝鮮的白銀外流,因此後來只準每人攜帶八包人參赴明貿易。

《大夥把茶飲》:西洋使節看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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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清政府規定,朝鮮使團只得在居住地會同館後市進行貿易。而參與貿易的有清商,也有其他朝貢國商人。個別清商在後市貿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有一姓鄭的商家,竟然能夠長期壟斷朝鮮國內的綢緞供應,且李朝王室甚至指名道姓要買他家的。

但由於朝鮮一方從事貿易的人員一心逐利,以至出現了商業欺詐的行為。對此,中國政府對此不得不多加重視,加強了對朝鮮使團的管理和監視。

華夷秩序的崩潰

雖說朝鮮對明清兩朝都表現出了極為恭謹的“事大”態度,但朝鮮對清朝並不心悅誠服,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如此。李朝是懷著“再造藩邦”的感恩心態而衷心臣服於明朝的,其侍奉清朝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畏懼”。

朝鮮當年可是大明朝的左膀右臂

大明於朝鮮有救命之恩

戰場上輸了,大明衣冠也是不能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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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年和1636年,後金(清)為了解決後顧之憂,兩次侵入朝鮮半島,逼朝鮮與其簽訂城下之盟,即所謂的“丁卯胡亂”和“丙子胡亂”。這當年的蕞爾小國崛起為一強國,自然讓朝鮮人有點受不了。2017年韓國上映的電影《南漢山城》講述的便是這故事。

所以當皇太極稱帝,在太廟舉行典禮,群臣皆行三拜九叩之禮時,唯獨朝鮮使臣寧死不從,他們表示自從出生墜地開始,就只聽說過“大明天子”。

即使日後清朝成功入關統一中國,朝鮮文人筆下仍然隨處可見對大明的認同心,不但私下保留使用“崇禎”年號,還一直想著“反清復明”。直到雍正年間,還有朝鮮人痛哭甲申國變一事。所以清代的朝鮮使團留下的筆記中,不把去北京的出使稱之為“朝天”,而是“燕行”,前者是“朝覲天子”,後者僅僅是“去燕京走一圈”。

這種不和諧的宗藩關係持續到了19世紀中期。因江華島事件被迫開國的朝鮮,面對西方列強和強鄰日本的威脅,所能做的只有抱緊同病相憐的清朝的大腿。儘管清政府面對華夷秩序的逐漸崩潰,一直試圖維持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但內憂外困的清政府難以做出太多有效行動。

但不管怎樣,朝、中兩國面對日本的進一步挑釁,外交關係其實是加強了的。大名鼎鼎的袁世凱便是在此時進入朝鮮,架空了李朝國王的權力,短暫成為半島上實質上的控制者,暫時阻止了日本的進一步滲透。

不過甲午戰爭後,日本終結了中朝兩國長達五百年時間的宗藩關係,這也標誌著東亞華夷秩序的徹底崩潰。二戰後,朝鮮半島南北分治,朝韓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也各自轉為平等外交,其使團的待遇,也已經遠遠不是數百年前那種自掏腰包、風餐露宿的狀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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