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接見外國公使夫人時 為何渾身顫抖痛哭流涕?

《辛丑條約》簽訂後,慈禧對列強“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表示感恩戴德,通過上諭向列強承認錯誤,聲稱:“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她的悔恨之情溢於言表;甚至對侵略者做出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保證。

此後,她盡力迎合列強的要求,“惕於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庚子之役後,列強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紛紛敦促清政府速行變法。日本的一家報紙就說:“籌善後之策,則目前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然革新內治,實為要求之第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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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慈禧試圖通過變革一改其保守形象,博取列強的同情,獲取列強的支持,以鞏固其政權,正是“敝國現議力行實政,正期圖報各大國之惠於後日”。也就是說,慈禧舉辦新政確實有迎合外國人的一面。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經歷了庚子年抵抗西方入侵的徹底失敗,慈禧對西方的強大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義和團失敗及北京淪陷的過程中,慈禧的經歷感性而深切,這比任何說教都來得直接而持久。

在這種認識的引導下,慈禧的對外觀念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濮蘭德對慈禧在庚子後向西方學習的心理做了分析,認為慈禧在義和團失敗以及北京淪陷的過程中,“所深印於心而不忘者即國力脆薄,國家危殆也,太后此時深知西方之物質文明,其力甚巨,中國之經學,不足以當之。苟欲自立於地球之上,必須慕效日本變法自強,整飭軍隊,非取法西方不可”。新政上諭所言:

“至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原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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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認識的引導下,慈禧的對外觀念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

首先,庚子之役後,慈禧樂於接納外來事務。據記載,慈禧於庚子迴鑾之後,“喜聞外國風俗,召裕庚留學德國之女(即裕德齡和裕容齡)入宮”;為了把自己的畫像送到美國參加路易斯博覽會,特地令美國畫家卡爾給自己畫像達九個月之久。1902年慈禧於頤和園內宴請各國公使,為此特地造了洋樓,陳設餐具等都是洋式的。慈禧還接受了攝影技術,曾經要求德齡之兄為其攝影。

據德齡追憶,慈禧曾言“吾國雖古,然無精美之建築如美國者……吾今老矣!不者,吾且週遊全球,一視各國風土。吾雖多所誦讀,然較之親臨其處而周覽之,則相去遠甚,雖然其中蓋有難言者。此後吾或可一行”。這是否慈禧原話,尚難確定,但是從上述做法來看,慈禧有如此或類似的心理則很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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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慈禧開始閱覽報紙,關心時事。《大公報》載:“皇太后近日頗看各種報章(由貝子溥倫等擇要宣讀)”。願意接納外國的先進事物,實際上就是承認了學習西方的合理性。

其次,外交策略有了某些改變。庚子西狩以前的慈禧對西人是沒有好感的,一方面固然由於西人幾次三番侵犯自己的無上權威,另一方面也在於她對西方的富強缺乏深切認識。經歷了庚子年抵抗的徹底失敗,為了獲得列強的承認,擺脫禍首的尷尬境地,慈禧改變了其外交策略,採取一系列方式向西人表示親善。

1901年 12月 17日慈禧在抵京前夕,下諭要求各國公使“早行覲見,以篤邦交而重使事”,並宣布覲見公使夫人,“用昭睦誼”。慈禧的目的是 “欲調和列強,凡可行者皆行之,使中外感情,重歸於好,以為異日施政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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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京以後,慈禧表達了對各國公使及公使夫人由衷的善意。美國駐華公使康格描寫到:1902年 1月 7日,當西太后乘坐的轎子經過使館人員站立的陽台時,“她在轎中欠起身來,以非常和藹的態度向他們回禮”。

1月 28日,慈禧接待各國公使,“召見從頭到尾是在格外多禮、格外莊重和給予外國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進行的”。2月 1日慈禧在接見外國公使的夫人時,“她渾身顫抖,抽泣哽咽地說進攻使館區是極大的錯誤,她後悔莫及”。

此後,她還經常在宮廷午餐上招待北京的各國公使夫人。除此而外並在瀛秀門內儀鑾殿舊址改建海晏堂,作為宴會外人之地。其中有佛照樓,系仿造西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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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載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一至初五日,“太后特命總管李蓮英備辦各種異色鮮花分贈各國公使夫人參贊夫人及在京各國女教士以示親睦。”

這些過於親昵的姿態無疑是慈禧“迴鑾之時,思以恩榮術籠絡外人”的策略,但這也折射出其外交手腕的靈活。畢竟,清廷通過慈禧所表現出來的親善友好政策,有利於清廷的外交活動,改善清廷所面對的國際環境。這體現了以慈禧為主導的清廷在對外政策上更為務實、靈活。

外交手段的改變來自於現實的教訓。以往的研究中常常將慈禧對列強所表現出的親善友好行為單純地抨擊為媚外,這就失之偏頗。慈禧知道列強是希望中國改革的,維新黨人之所以獲得列強的青睞,就是因為他們主張改革內政,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列強之所以“認定光緒二字,他非所知”,也是因為光緒主張改革,給列強以開明的印象。列強要求清政府變政,希望中國一定程度上的進步,這樣才能符合它們的利益。

自身認識的轉變、列強的要求以及外交手段的改變都是慈禧引導清政府走向變法之路的因素。正如論者所言,“這位大清帝國的統治者的觀念在變化,這也可能就是在庚子以後慈禧再行變法推行新政乃至實行君主立憲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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