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5日，蘇聯《紅星報》最後一版不顯眼處，刊登了一條塔斯社的快訊，標題為《“勝利”號輪船發生不幸》：“傲德薩9月4日電：八月初，‘勝利’號輪船從紐約啟航，駛往傲德薩……因處置不慎，致使電影膠片著火，船在途中發生火災。有人員傷亡，死者中有馮玉祥元帥和他的女兒。該船已被帶至傲德薩。調查仍在進行中。”這篇報導還說，裝殮馮玉祥屍體的靈柩已空運到莫斯科，按照元帥遺孀的願意，屍體已被火化。死者的幾名家眷、蘇軍和社會代表參加了葬禮，死者享受到了陣亡軍人的待遇。
1925年，馮玉祥的孩子們在莫斯科
馮玉祥夫婦與女兒在美國的合影
這篇快訊引起了俄羅斯黑海艦隊老兵奧克佳布里·巴爾-比留科夫的好奇。要知道，在1948年秋，馮玉祥身死“勝利號”，這一事件在西方轟動一時，歐美媒體紛紛報導，但蘇聯報紙對這一“不幸事件”卻諱莫如深。
當時巴爾即將從加里寧格勒高等海軍學校畢業。他想方設法打探情況，但除得知已成立一個高級調查委員會外，什麼也沒有打聽出來。幾個月後，巴爾從加里寧格勒高等海軍學校畢業，被授予了海軍準尉軍銜，並再度被派回黑海艦隊。雖然他聽說關於“勝利”號的調查正在進行中，但怎樣進行的卻幾乎無人知曉。巴爾後來還打聽到，調查在保密狀態下持續了幾個月，史達林曾親自過問進展情況。1949年初，蘇聯法院對這一事件進行了秘密審判。“勝利”號上的相關人員被判有罪，後來也沒有得到減刑。
在1948年秋前往蘇聯，這對馮玉祥來說絕非偶然。1948年7月，應中共中央邀請，他準備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如果不是在歸國途中遭遇不幸，他也許會在新中國政府中擔任要職。作為未來新中國的關鍵人物之一，他的意外辭世給人們帶來了不盡的猜測。
由於極想解開馮將軍身死之謎，巴爾經過多年鍥而不捨地研究查證，尋找與當年事故有關的細節，試圖揭示“勝利”號火災的真相。
“勝利”號
二戰結束後，蘇軍打撈起一些半沉的德國舊船，在德國造船廠進行了維修，然後將其充實到了蘇聯商業船隊。在這些船隻中，有一艘1928年造的班輪“伊貝利亞”號。該船滿載排水量為14039噸，全長153米，寬18.6米，高18米，舷高9米，吃水7.49米，航速15.5節(28.7公里/小時)。蘇聯船隊接手後，為它起了個驕傲的名字，叫“勝利”號。在那個年代，它算得上是一艘相當大型的客貨兩用船，可以搭載旅客340人，並可同時裝載4000噸貨物。
經過改造，“勝利”號的載客量達到了600人。分布於四層甲板的客艙檔次各不相同，既有寬敞明亮的高級包間，也有下層甲板狹窄擁擠的小艙。為向乘客提供配套服務，船上設有一個音樂沙龍、數個餐廳、幾間寬敞的休息室和其他公共活動場所。在船頭和船尾還有六個貨艙，可以存放乘客攜帶的物品和商業貨物。這艘船的救生設備不錯，約有十條大舢板和大量救生圈。但船上消防設施明顯不足，輪機艙內的消防泵只能在局部使用，無力撲滅大火，或撲救船橋及別處的火災。為了彌補這一缺陷，船上的辦公場所和走廊到處都擺滿了滅火器。
1948年春，“勝利”號被劃歸黑海航運局，開始往返於傲德薩和紐約之間，沿途搭載從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回蘇聯的旅客和貨物。“勝利”號船上乘務人員總計199人，船長帕霍洛克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老海員，從小在海邊長大。他的防火助理叫納博金，接受過專門的防火培訓。船上其他指揮人員也都經驗豐富，完全能勝任本職工作。
歸途
1948年6月至7月，“勝利”號迎來了航海學校的50名見習生。他們隨船順利穿越大洋之後，7月31日又從紐約啟航，隨“勝利”號踏上了返回傲德薩的航程。在駛離紐約港時，船上只接納了323位乘客，277 噸貨物。除少量散客外，船上乘客以蘇聯外交部和對外貿易部工作人員及家屬為主。馮玉祥與家人也上了船，他們準備轉道蘇聯前往中國。
在海上航行數天以後，船長接到了黑海航運局的電報，命“勝利”號順路去埃及亞歷山大港，接收從埃及遣返回國的亞美尼亞人，把他們送回喬治亞海港巴統。8月22日，輪船離開亞歷山大港，向巴統駛去。船長隨即向局裡報告說，他接納了2020名遣返人員、6名蘇聯駐埃及使節及其家屬，同時又裝上了1500噸貨。在八月最後的幾天，“勝利”號終於靠上了巴統的碼頭。
8月31日，“勝利”號折返向西，駛向通往傲德薩。因大量亞美尼亞人離船，船上的旅客此刻只剩下310人。9月1日中午一點，位於傲德薩的黑海航運局電台接到船上發來的航行報告，說“勝利”號已經駛過新羅西斯克，9月2日凌晨兩點即可抵達傲德薩港。此後，船上的無線電通訊就中斷了，但起初並沒有人對此產生警覺。
直到9月2日早晨，黑海航運局才開始探究無線電靜默的原因，並請求出海輪船和沿途港口留意該船行蹤，但沒有人與“勝利”號取得過聯繫，也沒有聽見過“SOS”信號。航運局感覺事情不妙，連忙向黑海艦隊求援，幾架海軍航空兵飛機隨之被派到海上。當天晚上九點鐘，一位飛行員在空中報告說，在雅爾達東南70海里處，發現了已被燒焦的“勝利”號，輪船周圍還有五條載滿人的舢板。接到通報後，救援隊立即從費奧多西亞和塞瓦斯托波爾等地出發，火速奔向出事船隻。
1937年，蔣介石與馮玉祥
大火
“勝利”號船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蘇聯官方後來的說法是：9月1日13時，“勝利”號班輪駛經新羅西斯克後，繼續駛向傲德薩。當時的天氣不錯，可謂風和日麗。見船將駛向終點，代理放映員、無線電技師科瓦連科決定，將電影膠片收拾一下，以便靠岸後將影片送回文化基地。為此，他叫來了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請他在放映完畢後幫忙纏膠片。
電影膠片平時存放在船中部的一個小庫房內，它的旁邊是一些新近設立的三等客艙。電影膠片一部分裝在鐵盒子裡，另一些準備倒片的膠片則敞開放在桌上。除了許多部電影膠片外，這坐庫房裡還存放了大約兩千張留聲機唱片。在用手搖裝置倒膠片的過程中，因機械部件摩擦而迸出火花，進而引起膠片起火。火星又引燃了旁邊放著的膠片，火焰幾秒鐘就充滿了整個庫房。
見身上的衣服也被點燃，斯克利普尼科夫趕忙跳出庫房，返身關上了庫房的門，並一邊高喊救火，一邊向走廊另一頭跑去。此刻，庫房內熾熱的氣流衝倒房門，灼熱的火焰吞食著走廊的地毯和膠合板艙壁。強烈的氣流裹挾著火勢，沿走廊到達了軟梯旁。火焰順著軟梯進入上一層甲板的前廳，從那裡進入兩個垂直的樓梯豎井，並以極大的吸力迅速升至最上層的船橋。幾分鐘內，火焰包圍了輪船的中部，包括領航室、駕駛室、電台室、船長和領航員休息艙。隨後，火焰開始四處擴散，鏇風般蠶食沿路的住所，衝擊救生艇甲板，並逼近貨艙和輪機艙。
值班報務員韋傑涅耶夫被火焰包圍後，從無線電室的舷窗跳出，沒能來得及發出求援信號。船長得知此情形後，命令以備用電台發出SOS信號，但可惜它已在領航室被燒毀了。過了一段時間，船首的船鈴才向全船發出火災警報。接到火警以後，在輪機長茲沃羅波的帶領下，輪機班人員在機器旁用水龍頑強堵截火勢。在火勢剛起時，就有部分船員開始搶救乘客，一些救生艇和舢板被放入水中。大多數婦女和兒童被放入了五條舢板，並把船劃到了安全距離，男乘客則在船上幫助滅火。
經過全力撲救，火勢終於被控制住了。船雖能獨自航行，但損傷卻十分慘重。在輪船中部的上層建築和駕駛橋樓，所有木質壁板完全被燒毀，金屬壁板和構架則已扭曲變形。散步甲板上的所有餐廳、沙龍和其他艙室皆被燒毀，其他各層甲板的客艙、沙龍、餐廳、船務場所也遭到損壞。船頭貨艙被火花點燃，幸好滅火及時，火勢才沒有繼續擴大，但大部分旅客攜帶的物品已難以挽回。輪機艙不透水隔牆發揮了作用，頑強地把火焰擋在了艙外，才使船頭和船尾得以倖免。
除去物質損失之外，火災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其中大多數都是在烈焰襲擊客艙的最初幾分鐘倒下的。全船有40名乘客在火災中喪生，兩名乘務人員也被奪走性命：一位是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另一位是身著新潮尼龍服裝的餐廳女服務員貢揚。在死難者中，有19名為婦女，15人為16歲以下的兒童。
9月3日，當救援人員靠近事故船時，船上的大火已基本撲滅。9月5日，“勝利”號駛入傲德薩港，獲救乘客被轉移到了“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號輪船上。
人為?
在對火災事故進行調查時，調查人員還提出，火災也有人為破壞的可能。調查人員推測，在亞歷山大港口有大量乘客上船，一些破壞分子可能乘機混入其中，從而蓄意引發了火災。這個假設的依據是，這批遣返回國人員上船後，在船上不同地方都發現了一種塊狀物體，像是某種礦石。它們在燃燒時可以放出藍色火焰，並能達到很高的溫度。蘇聯國家安全人員涅普里亞欣當時也在船上，他出於職業習慣拿了一塊去琢磨，但他本人在火災中喪生。也許是由於普里亞欣已死，調查機關並沒有按人為破壞說繼續追查下去。
法務部門經過反覆研究，最終認定火災的主因仍是電影膠片起火。因此，編外放映員科瓦連科、船長帕霍洛克、兩名船長助理佩爾舒科夫和納波金、電台台長韋傑涅耶夫、甚至岸上的黑海航運局電台台長特列季亞克和船隊調度員涅費多夫都被收監。調查前後持續了大約5個月，黑海航運局海事檢察長、著名船長格里戈爾也被請到法庭作證。1949年2月8日，蘇聯最高法院水運庭專程趕往傲德薩，開庭審理。庭長烏斯片斯基會同各檢察員和律師，就火災所造成的人員和物質損失，對“勝利”號船上領導人員提起了訴訟。
在當時那個年代，世界電影業普遍使用的是硝化纖維素膠片，它除了柔軟、可塑、圖像清晰之外，還有一個要命的缺陷——易燃。因為化學成分與火藥十分接近，當把這種膠片加熱到40度時，它就會像火藥一樣猛烈燃燒。當時的老放映員時常開玩笑說，太陽光一照都能把它點燃。鑒於這種情況，當年制定了極其嚴格的防火規範。因而法庭指出，火災的起因是船上指揮人員和編外放映員的人為過失，是其粗暴違反防火安全規範的惡果。
在不完全否認“膠片因摩擦起火”的判斷的同時，法庭還得出另一推斷：火災跟死去的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有很大的關係。法庭經過調查後確認，在此次航程啟航前，在明知船上只有一個可存放8部電影膠片的專門儲藏室的情況下，船長帕霍洛克和消防助理納博金竟無視安全隱患，一下子就接收了41部寬膠片電影，並將這些易燃的膠片放在了不具備防火條件的下層甲板客艙之間。斯克利普尼科夫是放映員科瓦連科叫來幫助倒片的，但這名水手對電影膠片的常識卻一無所知。而身為船上的消防負責人，納博金既沒有讓船員進行過消防演練，又對違反消防安全的現象不聞不問，許多船員竟然連滅火器都不會用。
因火災讓蘇聯政府極為被動，法庭對火災直接責任人給予了重判：納博金被判處監禁25年，船長帕霍洛克和放映員科瓦連科為15年，政工助理佩爾舒科夫10年，報務員韋傑涅耶夫8年。岸上人員因屬間接有罪，所以進行了從輕處罰：黑海航運局電台台長特列季亞克被收監兩年，船隊調度員涅費多夫在原單位勞動改造一年，並扣除其間25%的薪水。
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法院在調查過程中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勝利”號從紐約出發前，曾經發生過一連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勝利”號即將離港前，紐約當局做了個奇怪的決定，要求對“勝利”號進行全船消毒。儘管船長提出了強烈抗議，全部船員還是被迫在旅館裡住了兩天。美國人強行登上“勝利”號後，他們的行為並無人監督。此外，一對準備離開美國的蘇聯外交人士夫婦發生了爭吵。女人叫喊著不願回國，執拗地跳窗而逃，美國人馬上把她救起，並嚴密保護了起來。而她的行李此時已裝上了輪船，恰恰位於船中部起火的位置。最為蹊蹺的是，在“勝利”號實際發生火災之前，美國的廣播電台就提前播報了火災的訊息。
當史達林得知馮玉祥遇難的訊息時，他正在黑海邊休假。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馬林科夫在發給史達林的電報中說：“毋庸置疑，您是正確的：在亞美尼亞移民中有美國的情報人員，是他們在搞破壞。”在隨後的幾封電報中，他又陸續匯報了所採取的措施，並說已下令特工機關深挖間諜的行蹤，但巴爾並沒有找到更多這方面的後續信息。
因戰爭造成大量減員，蘇聯戰後急需勞動力，政府不僅臨時廢除了死刑，還號召僑居國外的人回國參加建設。1945年1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了一條命令，讓流亡海外的亞美尼亞人重返故土。從1946到1948年，回蘇聯的亞美尼亞人超過了10萬。但在“勝利”號發生火災後，蘇聯部長會議於1948年9月14日做出了停航決定，完全徹底地阻斷了亞美尼亞人的返鄉潮。
遭受火災的“勝利”號被修復後，仍舊行駛在黑海航運局各條國內外航線上。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它仍被視為該局最好的海船之一。一直到1977年，“勝利”號的名字才被從船隊的花名冊中刪去。
蘇聯 莫斯科 馮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