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齊在與北周的競爭中落敗，巨觀的看，是關西對關東的勝利。稍微縮小視野，不難發現這一滅國過程伴隨的卻是關東的兩都矛盾及其導出的政治內耗。
北齊的兩都體制，即首都鄴城(今河南安陽)與別都晉陽(今山西太原)互為表里的戰略政治系統，貫穿於東魏—北齊四五十年的王朝生命。
兩都互相利用、互相競爭，在討伐及防禦北周時既曾呈現出良好的效果，又曾因為相互疑忌而導致的內部不和致使兩相削弱，最終使得維繫此雙子系統的經濟、政治紐帶斷裂，系統失衡，北齊的三角支援方式失效，最終國家滅亡。
而南北朝末期，關東地域矛盾的代表——兩都矛盾也隨之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規模更大的關東—關西矛盾。
後三國鼎立東魏與北齊一脈相承，兩都體制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北魏末年爾朱榮對晉陽的經營以及高歡所建設之晉陽霸府。
其後，在高澄、高洋、高殷、高演數代主君治下，晉陽實力不減當年。甚至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衍生而出的戰略優勢，該城之兵備、糧秣、城建、人口均以達到媲美鄴都的水平。
正是這種從霸府政治到別都政治的延伸，使得魏齊禪代之後的首都、別都差距較小。北魏時期於塞北設定六鎮以御柔然，高歡則在晉陽霸府附近僑置六州，以六州鮮卑充實晉陽防務，史稱“晉陽兵”。
為了降低晉陽的軍事威脅，北齊皇室在以吏干政治、恩幸政治逐步取代東魏初期的勛貴政治之後，尤其是經歷侯景叛逃後，開始大幅度進行中央集權，邊鎮將帥大量起用宗室，如高孝琬、高長恭(蘭陵王)、高延宗，亦不乏間雜有外戚，如段韶等。
兩皇治兩都的政治構想
1
“癸亥，(高湛)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十二月丙辰，車駕至自晉陽。……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併州，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眾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辛未，幸晉陽。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鹹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睿坐事免。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於是群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鹹以奏聞。
——《北齊書·卷七》”
通過這部分史料記載，我們大體可以看出北齊武成帝高湛與之前數任君主相似，常幸晉陽，其中既有無端造訪亦有為戰事所迫。
齊周交戰連連，無論是從政治的角度還是從軍事的角度，無論是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高湛都選擇高頻率進駐晉陽，以期更完善地控制該城。
“十二月，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眾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 ——《北齊書·卷十六》”
此處解釋高湛必須兵援晉陽，甚至親臨晉陽統御前線的必要性。這場戰役中，羌、突厥和北周三方併力強侵，令高湛不得不從鄴城倍道兼程援助晉陽。
也就是說，雖然晉陽所起的作用巨大：北御突厥，西制宇文，南接河南，東屏鄴都，但是一旦遇到真正的強攻，鄴都勢必需要發重兵增援，以維持鄴都-晉陽-洛陽這個三角形結構的地緣防禦體系完整。否則單憑形勝天下的晉陽城苦苦支撐也非現實之舉。
北齊全圖“而大寧以還，東鄰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葉建瓴而用武，成併吞之壯氣。 ——《北齊書·卷十七》”
大寧是為高湛年號，關西宇文家族自大寧年始，已經“前收巴蜀，又殄江陵”，並且與陳、突厥結為同盟，對關東形成包夾圈，“東鄰浸弱”正是指此時高湛的被動局勢。由此而引發的北周東侵也就不可避免。高湛顯然心知肚明，知曉齊周之戰很可能會拉鋸下去，並非朝夕可決勝負。
“詔以帝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鹹諮決焉。
——《北齊書·卷六》”
齊孝昭帝高演、齊武成帝高湛在乾明政變之中都是親力親為者，高演的操作手段雷厲風行，是政變成功的典例。高湛也已見識到高演前腳控制鄴都後腳就插足晉陽的做法。
縱觀北齊歷代帝王，欲登基必先至晉陽，以便贏取晉陽的民心軍心，從而獲得山西諸塢堡大族的社會支持與六鎮殘餘舊貴的軍事支持，奪占險要關隘並保持兩都交流的暢通。
“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疏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鹹見委託。 ——《北齊書·卷七》”
乾明政變之初，高湛被外派為并州刺史，實即出鎮晉陽，政變之後和高演統一戰線，二人互換位置。兄弟二人對於兩都的利害是再清楚不過了，因此，高湛也有這個強烈的動機去奪控晉陽。
“天統元年夏四月丙子，皇帝(高緯)即位於晉陽宮，……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高湛)至自晉陽。……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十一月丙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亥，太上皇駕至自晉陽。 ——《北齊書·卷八》”
這數條記載均引自《北齊書·卷八》，該篇內容主要講述後主高緯的生平，前面一部分大量涉及到退位之後的高湛在作為太上皇時的活動。
自天統元年計起，三年半的時間裡，太上皇高湛至晉陽九次。北齊皇帝巡幸晉陽時常有之，並不特立獨行。而高湛卻是在成為太上皇之後頻繁前往國家邊境的汾、晉，這一結果令我們懷疑其退位之初衷。
順著史料解釋，則高湛退位的原因是其受到各種不祥之兆的攪擾以及“天文有變、當有易王”。
但也不妨可解釋為高湛意圖對晉陽進行更深一步的掌控，由於皇帝身居鄴都朝廷，來來往往地控制晉陽實在費勁，至於託付於親信與宗室則終究是不放心。
所謂軍國大事鹹以奏聞也體現了他在北齊政局之中仍高踞第一之位，他不願放權，或許和所謂的異兆有一定的關係。但更大程度上仍是側面反應出對其父高歡的模仿。
高歡即曾令長子高澄為京畿大都督，掌管鄴都朝廷，自身坐鎮晉陽霸府，東西南北，四面聯通。兩皇分治兩都的想法應運而生。
高湛不是勤政之人，他更傾向於一勞永逸地解決對晉陽的掌控問題。至於他為何不直接長時間駐紮晉陽，這與後主高緯所起的制約作用以及高湛本人晚期的怠政心態應有一定關係。
從高緯本紀中，截取其自晉陽登基至太上皇駕崩於鄴宮這段時間，高緯同樣頻頻造訪晉陽，目的自然與其父相似，欲儘早掌握山西力量。
高湛本人既欲壓制霸府的殘餘隱動勢力並確立個人在關東的絕對霸權，又在高緯的積極參與兩都軍政要事的影響下挑起享樂欲望，因此才會出現太上皇九幸晉陽之事。
削弱晉陽與軍權收攏
2
“是月，行幸晉陽。……乙丑，車駕至自晉陽。……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睿薨。……己巳，以太傅、鹹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八月辛卯，行幸晉陽。 ——《北齊書·卷八》”
高湛時期，并州刺史先後由高孝琬、高長恭、婁睿擔任，婁睿“專行非法”、“縱情財色，為時論所鄙”。顯然，他是高湛用來平衡兩都關係的利劍。
婁睿並不是直屬宗室，卻是婁太后(高歡之妻)的外甥，亦為高湛的表兄弟，在皇室中影響力適中，屬於高湛的可控範圍下。
婁睿具備巨大的人格缺陷，也並非合格的領兵之將，但卻足以讓自己在數次獲罪後又重任要職，鑽營能力與斡鏇技巧可見一斑。
宗室守晉，勢同強藩，所以，高湛企圖以其專項政治技能打入晉陽，瓦解高家宗室和北鎮勛貴的勢力。這也和他在朝中大面積打擊高家宗室相應。
侯景之亂後北周大發展高湛自身對於文襄六王可謂是較為反感的，然而由於文襄六王才能出眾，使其不得不在選拔宗室出鎮別都時多加考慮，尤其是突厥與北周侵攻最為熾烈之時。(大司馬按：文襄六王即高澄的六個兒子，高澄死後謚齊文襄帝。)
但是，一旦周人收兵，高湛便加緊收權活動。他先是內調高長恭，繼而把婁睿換上。迫切需要清除父親舊勢力的高緯欲換掉婁睿勢力，開始大力拔擢丈人斛律光，並在婁睿病死之際順水推舟，將斛律光推上并州刺史之位。
斛律光之父斛律金是北鎮勛貴的典型人物，在高湛的瓦解政策下，他想依靠斛律光打通自身與六州鮮卑的聯絡，爭取軍權，為自己更快走出太上皇的陰影做準備。
“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為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為太尉。” ——《北齊書·卷十一》
高緯和高長恭本傳的記載都對得上，邙山大捷後，高緯對高長恭明升暗降，避免其領兵，只是有重大戰事時委派其協統京畿兵出戰。高長恭內調之後，高緯又擺出新的策略。
“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 ——《北齊書·卷八》”
高緯裁撤京畿府，並將本府軍隊編入領軍府。
“永安已後，遠近多事，置京畿大都督，復立州都督，俱總軍人。天平四年夏，罷六州都督，悉隸京畿，其京畿大都督仍不改焉。立府置佐。 ——《魏書·官氏九》”
“三年，入輔朝政，加領左右、京畿大都督。
——《北齊書·卷三》”
京畿府是北魏末期至高歡時代已有之物。高歡為方便繼續監視元善見，便讓高澄留任京畿大都督，轄制鄴城的主要軍隊，從外到內地控制元善見。
由此可見，京畿府負責鄴都城池防務的重要軍事機構。魏晉領軍府延續至南北朝，其功用大致不變，均負責宮城防務。
故而，京畿府與領軍府是一外一內兩個機構，高緯以內吞外，意在讓內調入京的高長恭等軍事將領真正做到無兵可調。
“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鹹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台、荊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為司徒。 ——《北齊書·卷八》”
周人來聘，並且帶來了宇文護被誅殺的訊息，這個訊息無疑對高緯的影響是巨大的。
自從宇文泰逝去後，宇文護一直執掌北周大權，生殺廢立常決於其一人之手，而宇文邕隱忍十二年乃發，最終滅護奪權、混一周室。
與此同時，齊周戰爭使得常駐晉陽的斛律光聲威日顯，他也自然極有可能被高緯想像為自己身邊的宇文護。
蘭陵王高長恭或許周人散布的流言也起到一定作用，但歸根結底，集權欲望強烈且集權手段狠辣的高緯更可能憑藉自己的主觀判斷去處決斛律光。
武平三年，高緯命劉桃枝於涼風堂殺死斛律光，重新提拔文襄六王。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高緯試圖平衡兩都矛盾的同時，也嘗試著以輪換的方式讓外戚與宗室的權力達到平衡。
“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嘆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范飲以毒藥。……遂飲藥薨。 ——《北齊書·卷十一》”
“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 ——《北齊書·卷八》”
據高緯本紀的記載，蘭陵王高長恭在江淮寇擾時就已經淡出政壇，並在高緯提名點將時故意推掉任務。
此次江淮寇擾即是南朝著名的“太建北伐”，吳明徹親率陳軍攻略淮南，欲兼併在侯景之亂後數十年南朝所失的淮土，進而躍馬潁、蔡，窺伺中原。尉破胡喪師與高長恭的拒戰很有可能令高緯遷怒於高長恭，從而導致高長恭被賜死。
陳人猖獗使得高緯另有將宗室外放南方之心，但蘭陵王這種本意是韜光養晦的拒絕，更有理由被視為是宗室只想咬住兩都這片老區，進而發展為樹大根深的勢力團的不臣之心。
因此，高緯在殺掉一個斛律光後不惜再奪取蘭陵王的性命，直到確保自己在兩都能夠說一不二。
鄴軍之盛與并州朝廷之敗
3
“齊主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
——《周書·卷十二》”
“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高緯)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棲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於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
——《北齊書·卷八》”
在面臨周人六軍的凌厲進攻之時，北齊已有滅國之危。高緯一開始選擇親征，其實是延續了北齊皇帝統率親軍“百保鮮卑”出鄴城、援并州從而震懾關西軍隊的傳統。
數十年前高洋盛師河、汾逼退宇文泰，以及十年前高湛坐鎮晉陽遙控邙山之戰，此二者均為先例。然而在晉州之戰後，齊軍不利，高緯縮回晉陽，不敢言戰。這直接導致了晉陽在這場兩都競爭中取得了最後的主動權。
當然，正是有了第三方北周的介入，整個兩都政治體系才被外力輕鬆打破。而從高緯可動員的軍隊數量來看，之前的集權措施可以說是成功的。齊人軍銳勢眾，宇文憲四面機動，巧用疑兵，於雞棲原戲耍高緯十萬大軍，使周人全身而退。
這場經典之作卻也透出了北齊皇室軍隊對北周六軍仍保持正面優勢。武平四年之後，晉陽方面對於周人的戰績難以有此成效。所以鄴都軍事實力自此已經全面超越晉陽。
“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雀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並將率鹹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
——《北齊書·卷十一》”
并州諸將多是晉陽遺留的鎮將，與六州鮮卑有著非凡的關係。
北齊的王牌部隊——百保鮮卑諸將大力支持安德王高延宗奪取政權，從這角度看，文襄六王和高湛父子的立場是明顯的：六王與晉陽舊勢力統一立場，而高湛則大力往晉陽滲透自己的力量;高緯雖在即位之初對晉陽勛貴有所拉攏，但之後仍延續對高家宗室的開刀政策，並處決斛律光，這同樣是極具挑釁意味的舉動。
那么并州將帥勢必在這個關鍵節點擁立政治盟友安德王高延宗。晉陽既然是關東第一要塞，那么自然令他們有信心堅守下去，直到宇文邕後勤困難，選擇撤退。
事實上，在城破前夜，周武帝也已打算回師。然後，他們可以依靠并州的小朝廷乘機收攏高緯帶來的部分主力，對鄴城形成威脅，進而壓服鄴城。在宇文憲的堅持下，周軍最終攻克晉陽城。
這次戰爭暴露了齊末晉陽的實力銳減以及鄴城皇帝親軍的規模宏大。晉陽將帥的希望未免顯得空虛，城中衰敗的經濟實力已經難以支持他們的下一步行動。而晉陽城的二度崛起，也得等到隋末之時了。
結語
4
綜上所述，兩都體制在巨觀上維持了北齊內部數十年的相對穩定，並作為強有力的軍事體系屏障北、西來犯之敵，真正做到了以鄴城財賦養晉陽雄兵。
該體系衍生的矛盾同樣是巨大的，其中交織了皇室對外姓勛貴的打壓和帝王對邊鎮將帥的鉗制、對宗室和外戚的平衡政策。
兩都之間的實力消長在最後的周滅齊之戰中亦是見了真章。鄴城基本全面超越晉陽，但鄴軍卻也在與周人的戰爭中損失殆盡。
所以，鄴在競爭中獲得了實際勝利，而晉陽將帥淺顯地以為獲得了皇室法統即可以挽回政治地位，實際上晉陽之經濟、政治實力已孱弱不堪。
但是兩都之間的這場競爭卻產生了無法彌補的內耗，最終使得周人獲取可乘之機，一舉滅齊。
蘭陵王 北周 鄴城遺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