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難簡介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在山城重慶談判,達成和平統一協定。第二年春季,貫徹協定卻遭到重重阻力,蔣介石發動內戰的企圖已露端倪。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氣候中,1946年4月8日,肩負和平統一重擔的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乘坐美國運輸機,由重慶飛往延安,向黨中央緊急匯報情況。當飛到延安上空時,雨霧重重,能見度很低,與地面失去了聯繫,飛機不能降落,被迫返航,途中迷失了方向,誤向山西省的晉西北飛去,飛抵了山西境內的興縣,不幸撞到了黑茶山,出現了黑茶山悲慘的一幕。
由於黑茶山釀成的千古大禍,這座高大而荒涼的無名山從此揚名。國家出版的地圖不僅特別地標出了它的名字,而且標出了它的高度,以示紀念。解放後,黑茶山在國家和地方政府的關心支持下,建起了“四八”烈士紀念館,這座特殊的山成為了激勵後人的精神豐碑。
空難過程
延安,毛澤東等許多軍政首腦都來到機場迎接,然而在聽到飛機到來的隆隆聲後,飛機卻又消失了。毛澤東焦急萬分。三天后,卻從晉綏邊區傳來了不幸的訊息。1946年4月8日,參加政協綜合小組會和“憲草會議”的代表王若飛、博古(秦邦憲)奉命與剛剛被國民黨釋放的新四軍軍長葉挺,赴延安參加中央整軍會議。王、博在重慶的談判中舌戰群士,為爭取國共談判據理力爭,使蔣介石……而葉挺將軍在皖南事變後被國民黨關進了監獄,一關就是五年,面對如此有影響的焦點人物,延安城沸騰了,幾乎是萬人空巷,人們成群結隊趕往飛機場,歡迎幾位英雄,更希望一睹葉挺將軍的風采。 下午一時,中共中央領導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高級將領也來到東關機場等候。秦邦憲的愛人張越霞也帶著侄兒來到機場。當時,山霧沉沉,毛毛細雨淅淅瀝瀝。
人們翹望天空,急切地等待著,但一直不見飛機的蹤影。直到二時許,空中傳來了隱隱約約的隆隆飛機聲,歡迎的人們臉上立時泛起了欣慰的笑容。可是,天空的隆隆聲響,卻又自近而遠漸漸消失了。疑惑、焦慮與不安,籠罩著機場上每個人的心,但人們還是懷著希望,等候在濛濛細雨中,直到下午四點多鐘,才慢慢散去。
毛澤東主席回到王家坪,在他的辦公室內踱來踱去,不時地從窗戶向外凝視著,霧嶺雲空,朱德總司令邁著沉重的腳步,也來到毛澤東主席身邊,他們一起分析、估計著種種可能。並向西安發電報詢問,五時許,得到了西安方面回復,該機未曾返航。
11日,不幸訊息傳到了延安。原來,8日午後,就在飛機從西安起飛已進入延安上空的時候,卻偏又迷失方向,結果飛離延安上空,而向東飛行,跨過黃河,於晉西北興縣四區黑茶山上撞山墜毀,王若飛、秦邦憲、鄧發、葉挺等同志及同機人員全部遇難。
在晉綏邊區政府所在地山西興縣,幾個老鄉上山砍柴,確發現了一架燒毀的飛機。同時,撿到了機身撞裂時飛濺出來的遺物,他們馬上將情況報告中共晉綏分局。
空難現場
此地名曰黑茶山,由興縣四區所轄。這裡山高林深、周圍30里內荒無人煙。附近老鄉8日午後曾聞機聲,本來老百姓因少見飛機,聽到這聲音會出來觀望的,但因當日天陰有雨,人們知道飛機會鑽入雲中,所以也就沒有人來看。第二天,雨停風住,老鄉上山打柴,當他們爬到山坡上時,卻發現那裡的一架已經燒的殘破的飛機,還有許多已經燒的面目全非的屍體,老鄉們見狀有些驚恐,又在周圍搜尋了一下,撿到了一些檔案報紙等物。飛機失事終歸是大事,於是,第二日趕到四區政府去報告。
該區區委負責人得到這一訊息,此事非同小可,當即派出人員前往出事地點再次搜尋,又撿到部分遺物,同時還撿到兩枚印章,幾經辨認,才有識字者認出那印章上的文字分別是“博古之印”與“黃齊生印”。黃齊生是誰?他們不知,但似曾聽說博古是中共中央的首長,這么大的事情,他們不敢怠慢,於是,連夜把情況寫明派人送到蔡家崖,趕至中共晉綏分局報告。中共晉綏分局秘書長龔子榮接到這一訊息,馬上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他一邊匯報給分局書記李井泉,一邊又擬電報稿發往延安,同時馬上組織人員,再次趕到出事地點處理有關事宜。
早就應該到了,延安仍然沒有見到飛機。身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同樣十分焦急,他坐在椅子裡一聲不響,默默地等待著。辦事處的同志們每走進來,他便急切地望去,想得到一點訊息。然而,又那裡能得到?“可能天氣不好,沒能到了延安,在別傳的地方迫降了。”身旁的工作人員小聲地解釋。同志們都不肯放棄的希望,就是天氣不好而改變了航線或臨時換了降落機場。這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可能性也越來越渺茫。飛機如果還在飛行,早已沒油了,不可能還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機場,現在也早該聯繫上了。人們都意識到出事了,但是誰都不說,大家又不肯放棄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遇難名單
“四八”空難中我方人員有十三人:中共中央委員博古(秦邦憲)同志、王若飛同志,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同志,原新四軍軍長葉挺同志,葉挺同志夫人李秀文,女兒葉揚眉(11歲),兒子葉阿九(3歲),貴州老教育家黃齊生先生(69歲,王若飛之舅父),黃曉莊同志(21歲,系黃齊生之孫),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同志(29歲,四川省蒼溪縣人,1933年參加紅軍,1937年加入共產黨,時任十八集團軍參謀,為協助整軍談判隨周恩來到重慶),魏萬吉同志(24歲,河北曲陽縣人,1940年參加八路軍,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任王若飛隨從),趙登俊同志(24歲,四川省萬源縣人,1933年參加紅軍,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任博古隨從),高瓊同志(16歲,系葉阿九之保姆)。
另有美國機組人員蘭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DallasWise)、邁歐(M.S.Maier)、馬爾丁(E.R.Martin)四人,死難人員總計17人。1946年4月19日,、朱德、劉少奇、林伯渠、賀龍等領導與延安各界3萬餘人在東關飛機場隆重祭悼“四八”烈士,毛澤東題寫了“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題詞,全國各地都對“四八”烈士也進行了沉痛的悼念,廣泛地宣傳他們的事跡與精神。本文蒐集了有關“四八”空難我黨我軍的著名領導人,簡述他們的人生軌跡,以此向所有在革命戰爭年代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而付出犧牲的人們致以崇高的敬意與懷念!他們的英名與事跡不應該湮滅在無聲無息的歲月里。
空難疑點
第一,飛機確實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墜毀的,因為飛機撞上黑茶山側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在撞山後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從4月8日當天黑茶山地區天氣情況的調查結果來看,那天飛機到黑茶山時,天上雲霧很濃,駕駛人員很可能是在這種濃雲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氣中,因能見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點,也不會撞上巨石了。
第三,從我們對飛機出事現場的反覆搜查結果來看,一直沒有發現有人為製造爆炸的可疑跡象。
第四,這架飛機本來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為什麼飛到東北方向,竟然飛到黃河以東的黑茶山來了呢?
空難真相
1946年4月8日,王若飛、秦邦憲等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完在重慶舉行的中國政治協商會議與國民党進行的和平談判後,與葉挺、鄧發一起乘飛機返回延安準備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途中,因“氣候惡劣”,飛機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失事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四八”空難的事實真相是什麼樣的呢?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已經隱居台灣多年的杜吉堂在臨死之前終於道明了真相,讓此事大白於天下。
在1945年國共商國是的時候,國民黨反動當局沒有誠意,不僅在軍事上破壞合作,而且在各個領域派了大量的特務破壞我黨開展工作。1946年4月,我黨將博古、葉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從重慶送往延安,而這次轉移卻被國民黨的軍統特務盯上了。王平虎,是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飛機後,知道了乘坐飛機的有共產黨舉足輕重的人物,馬上電話通知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國民黨當局得知這次飛行有我黨重要的領導人物,為了破壞我黨的工作,打破國共兩黨談判的和諧氛圍,製造事端以麻痹我黨的談判,於是軍統特務就對這次飛行進行了精密的暗殺行動。
軍統的頭目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重要性,其對象都是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幹,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覺。其中有個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就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豈不是萬全之策。於是這幫罪惡的黑手,開始了他們的罪惡之旅。首先,他們找到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平虎,查到所擔任飛行任務的C-47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務懂得機修業務的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里,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
4月8日,飛機上午準時飛離了重慶,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儘管有著3000小時飛行時間美國飛虎隊飛行員覺察到稍許異樣,但並沒有多大的障礙,其實當時飛機飛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後,飛機繼續向延安方向飛去。而此時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並颳起了大風,嚴重的影響到了飛行,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放的磁鐵開始發揮更大地作用了。導航系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於迷航狀態,飛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證,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興縣飛去,甚至飛到了黃河以東的黑茶山,飛機就偏離了航向,可見特務的磁鐵發生了作用了。而當時的情況是黑茶山地區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見度比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運輸機的正常飛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為一個資深的飛行員,也不太可能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可見,在高度表上的磁鐵也發揮了作用。就這樣,搭載我黨我軍眾多高級領導的C-47在一個特意的陰謀安排下發生了事故,多年來其真相鮮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