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培里總主教1897年6月15日，黎培里生於摩納哥公國首都蒙特卡洛，青年時代就讀於義大利皮埃蒙特大區庫內奧(cuneo)神學院，學習基礎神學；後入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獲得教會法博士學位;又進入培養外交人員的宗座外交學院（Pontifical Ecclesiastical Academy），1922年6月29日晉鐸；又進入義大利貝莫加省社會科學學院（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繼續深造。1925年奉調教廷駐玻利維亞公使館隨員，後升任三等秘書；1925年5月1日，獲教廷宗座侍從（Chaplain of His Holiness）（特註：1969年禮儀改革以前稱為“陛下專職司鐸”，屬於羅馬宗主教府蒙席的最低等級）的稱號，1930年奉調至愛爾蘭，任公使館參事。
1934年8月13日，教宗庇護十一世特授黎培里為總主教；領銜Dara城（位於小亞細亞半島，已經消亡）主教。1934年10月28日，於教廷傳信部接受了傳信部部長伯多祿·富馬梭里·畢翁弟樞機（Pietro Fumasoni Biondi）的祝聖。隨後，黎培里被任命為教廷國務院樞機處秘書。1934年11月4日，教廷傳信部（現名萬民福音部）任命黎培里為駐非洲宗座全權代表，駐節英屬東非保護地的蒙巴薩；1940年6月返回梵蒂岡，擔任教廷國務院特設外國僑民救濟事務所主任，負責戰俘和傷兵的相關事務。
1946年7月7日，教宗庇護十二世任命黎培里為教廷駐中國特命全權公使，同時宣布解散北平的“宗座代表公署”；1946年12月14日，黎培里抵達南京；覲見了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黎培里稱讚其為“英明領袖”“主席閣下之宏論，我全體公教人士莫不欽佩”；同時表示教廷對於中國政府建立“民主憲政”的讚賞與支持。
黎培里來華初期，致力於中國聖統制度的完善，積極的巡視各個教區，特別是當時處於國共內戰前線的四平，撫順，瀋陽等教區，為了協調中國與教廷傳信部之間的關係（中國教務當時仍然屬傳信部管轄），1947年12月創建了“天主教中華全國教務協進委員會”，管理和協調全國教務，由美國瑪里諾外方傳教會（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會士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擔任秘書長，加拿大魁北克外方傳教會（Quebe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會士趙玉明（José Rolando Gustavo Prévost Godard）擔任副秘書長。
1947年4月13日，黎培里於開封耶穌聖心主教座堂祝聖義大利籍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陽霖（Gaetano Pollio, P.I.M.E.）為開封總主教區總主教；1948年6月29日，於上海南市慈幼會聖若瑟書院祝聖義大利籍鮑思高慈幼會會士歐彌格（Michele Alberto Arduino S.D.B.）為韶州教區主教；1948年10月24日，於香港聖母無染原罪主教座堂祝聖西班牙籍聖道明宣道會會士茅中砥（Juan Bautista Velasco Díaz O.P.）為廈門教區主教。
1947年2月16日，黎培里以教廷駐中國全權公使的名義發布“禁止公教團體和個人參加反動組織”的訓令，1948年1月1日，黎培里發表“新年賀詞”，提出“用教會的真理和正義，輔助中國的建設事業”，以達成“興教建國”。1948年2月，黎培里在上海主持“中華全國公教教育會議”，要求全國公教學校“全面協助與服從中國政府戡亂救國的政策”。1949年7月1日，又以“教廷聖職部”的名義頒布訓令，要求教友禁止參加“無神論組織”和“避免閱讀無神論出版物“；1950年7月28日，頒布“警告”，表示對於“參與支持無神組織活動者，給予聖事上的制裁。”
1948年9月，黎培里邀請原天主教漢陽教區司鐸莫克勒（WilliamA．McGrath）返回中國，主持“聖母軍”工作，首先在上海教區進行了試點，隨後在漢口總主教區，武昌教區相繼建立了支團，不久擴展到華北，中南和華南地區，至1950年末，已經在中國建立了3個分會，20個區會，400多個支團。
1949年1月，受教廷傳信部部長伯多祿?富馬梭里?畢翁弟樞機、次長剛恆毅總主教的“應變”訓令，黎培里將全國各教區大修院轉移至香港、東南亞等境外；要求各教區、各修會團體的外籍人員，除特殊危險者，必須堅守崗位。同時，調整各教區主教人選，填補空缺教區主教以及指定多名繼承人。
1949年8月14日，黎培里於上海祝聖國籍司鐸雷震霞（Simon Lei Chang-hsia）為天主教汾陽教區主教；1949年10月7日，於上海祝聖國籍司鐸龔品梅（Ignatius Cardinal Kung Pin-mei）為天主教蘇州教區主教；1949年10月11日，於上海祝聖國籍司鐸皮漱石(Ignatius P'i-Shu-Shih）為奉天總主教區總主教；1950年1月29日，於上海祝聖西班牙籍重整奧斯定會會士貴達義（Arturo Quintanilla Manzanares del Rosario O.A.R.）為河南歸德教區主教；1950年7月9日，於上海祝聖國籍司鐸韓廷弼（Francis Han Ting-pi）為洪洞教區主教；1950年10月1日，於上海祝聖國籍方濟會會士周維道（Anthony Chow Wei-tao O.F.M.）為鳳翔教區主教；祝聖西班牙籍方濟嘉布遣會會士高金鏗（Ignacio Gregorio Larrañaga Lasa O.F.M.Cap.）為平涼教區主教。
1950年11月30日，四川省廣元縣王良佐神父和500多名教友發表了《自立革新宣言》，主張中國天主教“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新教會”。黎培里對此深感憂慮，於1950年12月向全國天主教教區發表“請示我主”牧函，反對“三自”運動，反對“脫離教會聖統”。1951年3月31日,李維光神父發動南京教區783名神父、修女、教徒聯名發表《天主教南京教區愛國宣言》,表示要割斷與羅馬教廷政治、經濟上的聯繫；同日，黎培里以“教廷駐華公使”的名義向全國教區發表牧函，強調“羅馬天主教會是超政治的，不被國界線和政治分歧所局限，任何所謂的獨立天主教會，都完全是一種裂教行為，不再是真正、獨一的天主教會”，同時對於目前的現狀“深表悲痛”。1951年4月，黎培里又兩次簽發命令，給予反對合法神長者以嚴厲神權制裁。
1951年5月14日，南京教區部分教友和司鐸要求驅逐黎培里；1951年6月6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取締“天主教教務協進會”，並將華理柱逮捕；6月24日，上海震旦大學師生聯合要求驅逐黎培里，此後，全國各地各界紛紛強烈要求驅逐黎培里。
1951年9月4日，南京軍事管理委員會以“間諜罪”，“組織反革命團體罪”，“煽動反對政府罪”，宣布將黎培里驅逐出境；黎培里滯留香港。
黎培里總主教在教廷1959年1月，教廷傳信部署理部長雅靜安（Cardinal Agagianian）樞機在訪問台北前夕，向教宗建議更換駐華使節，以加強“中國與教廷的關係”，1959年2月19日，黎培里辭去“教廷駐華公使”的職務，改任教廷駐愛爾蘭大使，1962年2月14日，又改任駐西班牙大使；期間，黎培里參加了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1967年6月26日，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擢升黎培里為樞機主教，領銜Girolamo della Carita堂區司鐸。
1967年12月16日，黎培里因肺水腫病逝於梵蒂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