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魏公村新疆維吾爾人在北京一帶的活動，始見於唐代的記載。他們“多為商買於燕……尤能別珍珠”。到了元代，情況大為改變。當時維吾爾族的首領臣附於蒙古汗國。蒙古族的統治者從維吾爾族人那裡吸收了不少先進的文化技能和比較完整的典章制度，並在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大量地擢用維吾爾族人。廉希憲做過元代的平章政事，官位相當於副丞相。他的父親布魯海牙是成吉思汗的宿衛，做過斷事官、宣慰使，職位也很高。廉希憲的弟弟廉希賢曾任禮部尚書和駐外使節。小雲石海涯一家三代都在元代任官。大都西的畏吾村，成為維吾爾族兄弟聚居的地方，他們或經商或制酒，或冶煉鑌鐵，元人黃文仲在《大都賦》中贊“平則為西賈之派”，平則門即今天的阜成門。明代成化年間，太監墓志銘稱這個村“謂務村”。正德年間，太監墓志銘稱“委兀村”，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稱“畏吾村”，萬曆年間成書的《宛署雜記》稱：“葦防護林地”，都維吾爾族的譯音。直到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這個村子仍叫畏吾村。清人喬松年《蘿蘼亭札記》載：“畏兀村，蓋京西直門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時來歸，聚此於地，以稱村焉。”清人查禮《畏吾村考》中寫道：“京師西直門外，有村名畏吾。”民國四年（1915）繪製的《實測京師四郊圖》標有魏分村，“文革”被發言權成“為公村”，1982年又恢復“魏公村”原名。
魏公村南是中央民族大學，不少維吾爾族的青年和其他民族的兄弟姐妹們聚集一堂，在此學習。1957年傑出的藝術大師齊白石逝世後，安葬在魏公村梯的湖南公墓中，今稱魏公村北區，繼室胡寶珠的墓也安葬在這裡。“文革”中墓地遭到嚴重破壞。1982年文化部整修了墓，重新樹碑，供人憑弔。
家族墓地
通過上文，我們知道魏公村形成於元代，原名畏吾村。那么，它和畏兀兒人(Uighur)到底有什麼關係呢?如果它是畏兀兒人的聚落，那這個聚落又是怎樣形成的呢?早在金代，大量回鶻人(按，即畏兀兒人的前身)已經在燕京定居，他們“多為商賈於燕……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辛酉歲，金國肆眚，皆許西歸，多留不返。”既然金中都聚居著大量回鶻人，會不會在金代就已經形成了畏吾村呢?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畏吾村的位置相當於金中都的北方遠郊。儘管中都是一個繁華都市，但遠不能以今日的都城概念視之。在當時城北高梁河一帶雖有金朝皇帝的離宮，但普通居民很少。回鶻人留居都城經商，不會選擇這片人煙稀少的山野作為居址。金代史籍也沒有留下任何有關畏吾村的直接或間接記載。
到了元代，情況發生了變化。元代初期，在畏吾村一帶開始出現畏兀兒人的活動。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忽必烈的近臣、前燕京行省札魯忽赤、畏兀兒人蒙速思死後埋葬在這裡，“至元四年四月六日薨，年六十二。三宮震悼，庶尹流涕，曰‘奪我良臣。’昭睿順聖皇后出內帑，買地京西高梁河之土，以禮葬焉，特謚敏惠公。”蒙速思是忽必烈的心腹大臣，又娶皇后察必（按，即上引文中的“昭睿順聖皇后”)之妹怯帖倫。由於這兩方面的關係，蒙速思家族世代出任元朝高官。“有子男十一人，孫男二十四人，皆為顯官。女四人、孫女四人皆嫁世族。群臣之盛，鮮于為此。”從蒙速思開始，這個家族的陵園便固定在高梁河畔。其子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阿失帖木兒死後，與其父葬在一處，“葬高良河之濱，智敏王(按，即其父武都智敏王蒙速思)之兆。”高梁河發源於梁山(今石景山)，自元代起，所謂高梁河多指由平地泉(今紫竹院)到西直門這一段河道。蒙速思家族墓地位於高梁河畔，當在紫竹院到西直門一帶，而魏公村也恰好在這一範圍之內。
有關的元代文獻進一步提到了這個家族陵園的位置，“仁宗當駐蹕和義門外，指故大司徒阿失帖木兒之墓，顧左右曰……。”和義門即明清時代的西直門，蒙速思家族墓地位於今西直門外無疑。從仁宗駐蹕和義門外來分析，阿失帖木兒與父蒙速思的墓地距離西直門肯定還有一段距離。這和今天魏公村的位置相符：魏公村在西直門外，但距西直門尚有數里的路程。
我們從元世祖皇后察必的家廟大護國仁王寺的選址，可進一步推定蒙速思家族墓地的位置。“西寺白玉石橋，在護國仁王寺南，有三拱，金所建也。庚午至元秋七月，貞懿皇后詔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外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這座京城外十里、高梁河上的白玉石橋就是今天海淀區白石橋的前身。可見大護國仁王寺就在白石橋附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北京的考古勘察也證實了這一點。結合道路里程和相對位置，大護國仁王寺位於白石橋附近是可以肯定的。既然察必皇后家廟護國仁王寺就在白石橋附近的高梁河畔，那么，她在高梁河畔為妹妹一家親自選定的墓地也必然距此不遠。這樣，蒙速思家族墓地的位置正與魏公村相當。
以上，我們利用多種文獻，一步步逐漸縮小了範圍，蒙速思家族墓地最終被框定在今天的魏公村附近。
交通
捷運四號線到魏公村站；26路、320、運公車通105、運通205、運通106等到達魏公村站地名變更
從現存文獻來看，魏公村在元代就已形成，經明清延續至今。與今天不同的是，它在明清時被稱作“畏吾村”。明人李東陽《懷麓堂集》卷75《合葬告考妣文》：
嗚呼痛哉!自我先祖葬曾祖考妣於畏吾村，吾母之墓實在右穆。墓地狹隘，不過二畝。
據此，在李東陽曾祖之時已有畏吾村。又據《懷麓堂集》卷68《曾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府君在國朝洪武初，以兵籍隸燕山右護衛。攜先祖少傅府君以來，始居白石橋之傍。後廓禁城，其地以入北安門之內，則移於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於京師。始居北方，風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幾而卒。閱三世百有餘年，乃得以官職封賜，一命而躋於極品。
文中提到李東陽曾祖在洪武初年就移居北京，由於“風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幾而卒”。由此可以斷定，李東陽曾祖的葬地畏吾村在洪武初年就已經存在。但這並不意味著畏吾村最早的形成時間就是在洪武初年。我們知道，一個聚落的形成往往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畏吾村的最早起源當在明洪武之前的元代(筆者將在下文詳考)。
儘管畏吾村在元代就已形成，但由於元代文獻、特別是北京地區地方志的缺佚，我們很難找到元人關於畏吾村的直接描述。而到了明代，有關畏吾村的記載開始多了起來。
除上引二文外，李東陽還曾多次在文中提到畏吾村，如《復畏吾村舊塋告先考墓文》、《安葬告兆先文》等。清人喬松年曾專門撰文提及李東陽與畏吾村的關係，“李西涯(按，即李東陽，號西涯)或自署畏吾。蓋京師西直門外村名……西涯以居址相近而署號”。雖然這段文字稍有錯誤，卻正確指出了李東陽與畏吾村之間存在著聯繫。由於李氏祖墳在畏吾村，李東陽死後也安葬在這裡，而且他的墓地還成為後世文人憑弔抒懷的一景。
明正德八年，太監張雄修建大慧寺，地點就在畏吾村。李東陽為之撰寫真武殿銘。明代官修《順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
嘉靖年間這裡仍稱畏吾村。一方嘉靖三十四年的墓誌寫到，“墓在城西畏吾村之原”。到萬曆年間，這裡除了稱作畏吾村外，又稱作“葦孤村”。萬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雜記》有如下記載：
(宛平)縣之西北，出西直門一里曰高良橋，又五里曰籬笆房，曰葦孤村，又二十里曰韃子營。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莊、曰八里溝、曰牛欄莊……。
這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畏吾村的異名，也說明畏吾村的具體位置與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
明末這裡稱“魏吳村”。魏公村出土明人劉繼祖及妻李氏等合葬墓誌，其中提到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葬於西直門外魏吳村。”
到清代，畏吾村這一名稱依然沿用。康熙朝名詩人王士禎，康熙、雍正時的查嗣瑮，乾嘉時期的法式善，同治時期的喬松年均在文中提及畏吾村。在康熙年間，畏吾村也稱“魏吳村”，乾隆年間又稱“衛伍村”。據清人查禮《畏吾村考》：
京師西直門外八里，有村名畏吾。明大學士李東陽墓在焉。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壠未遷榆垡時，俱葬此村。案畏吾，元時西域國號也，太祖四年歸於元。或稱畏吾，或稱畏吾兒，或稱畏兀，或稱畏兀兒。……此村密邇郊甸，意即其聚族地乎？……畏吾之名，當始於元。今之人或以其地近郊甸，兵衛所居，遂稱之曰“衛伍”，殊失其義。
雖然在清代畏吾村有“魏吳村”、“衛伍村”等不同寫法，但直到清光緒七年(1881年)，這裡仍稱作畏吾村，這意味著，直到十九世紀後期“畏吾村”之名尚未改作“魏公村”。
畏吾村何時改為魏公村，具體時間已難查考。筆者認為當在民國時期。辛亥革命勝利後，隨著民國的建立以及人們思想的轉變，北京市的許多舊地名被紛紛代之以新的稱謂。現有的文獻表明，至遲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畏吾村已經改稱魏公村。這一名稱的改動，顯然是根據讀音，換上了發音相近的字，並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明代畏吾村稱葦孤村，清代稱魏吳村、衛伍村。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稱“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橋仍稱作“為公橋”。所有這些都是依照語音，略作改動罷了。
聚落形成
墓址選擇
元世祖皇后察必把妹夫蒙速思的墓址和家廟選在魏公村一帶的高梁河畔並不是偶然的。從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在燕京東北郊高梁河水系修建離宮開始，這一帶秀麗的自然景色和較便利的交通為皇室所青睞，對高梁河水系的利用也越來越重視。1260年忽必烈稱帝後，採用兩都制，政治中心南移，每年來往於燕京和上都之間。當時的燕京由於戰亂已非常殘破，忽必烈與皇后察必只是住在近郊金代的離宮中。至元元年開始修建瓊華島、萬壽山殿。此後，大都的興建也是在金中都的東北方向、依託高梁河水系進行的。察必皇后每年往來於上都和燕京之間，對高梁河一帶的地理風景不會陌生。她不僅於至元四年“買地京城之西高梁河之土”，安葬妹夫蒙速思，還在三年後“於都城西高梁河之濱大建佛寺”，[38]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對高梁河一帶山水形勝的重視並不局限在皇族中。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蒙速思的女婿、畏兀兒名臣廉希憲也安葬在京西高梁河，“春秋五十，越某日，葬於宛平之西原。”根據清人查禮的說法，直到清朝初年，在畏吾村還有廉姓居民，“京師西直門外八里有村名畏吾……當時畏吾之人，聚族而居者正自不少……予家祖壠未遷榆垡時，俱葬此村……守冢者亦廉姓，疑即右丞(按，即右丞廉希憲)後人。”把這段記載和上引文相聯繫，廉氏家族的墓地也當坐落在畏吾村一帶。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又一位畏兀兒高官、金紫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里海涯埋葬在城西高梁河。其後，該家族的成員都歸葬這裡，其孫、元代著名文人小雲石海涯(按，即貫雲石)“薨於錢塘寓舍，年三十有九，自士大夫至兒童、賤隸，莫不悼惜。其年月日，諸孤奉柩葬於析津之祖塋。”值得注意的是，阿里海涯家族和廉氏家族也有姻親關係，小雲石海涯是廉希憲長兄廉希閔的外孫。
綜合上述，三個畏兀兒大族的墓地都集中在高梁河一帶，即今魏公村附近。這三個家族均出自北庭別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北)，而且互有姻親關係。在畏兀兒人的社會裡，人們的宗族觀念很強，他們長期居住在荒漠戈壁的綠洲中，流動性較小，常常一個或幾個家族聚居在一起。即使來到中原，這一傳統仍未改變。由於宗族觀念的影響，畏兀兒大族多有自己的家族墓地。這種家族墓地在漢地受漢文化的影響，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除了以上三個畏兀兒家族外，哈剌魯貴族曲樞家族的墓地，也由元仁宗御賜選定在這裡。“仁宗當駐蹕和義門外，指故大司徒阿失帖木兒之墓，顧左右曰：‘朕嘗學蒙古文字於司徒，於心不忘。曲樞之功，朕所嘉尚，其為治壽藏，鄰於司徒之地，以表朕志。’辭不獲，命即日相地，發官帑為仞竁?]，植華表，列翁仲如式。薨，遂窆焉。……有子二人，長伯都，次即王。……泰定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王薨於上都西門裡第……以某年某日葬於城西宛平縣先塋之次。”
這個哈剌魯大族的加入，使高梁河畔的墓地進一步擴大，而且通過有關這個家族墓地的記載，如相地、植華表、列翁仲等，我們可以想見其他幾個家族陵園的規模與奢華程度。
元朝政府關於官民墳地的大小有比較詳細的規定，“一品，四面各三百步；二品，二百五十步；三品，二百步；四品、五品一百五十步；六品以上，一百步。”元代一步合現5尺，一畝合240平方步。依此推算，上引品官可以分別擁有約375畝、260畝、167畝、94畝、42畝的墓地。在高梁河畔置有墓地的幾個大家族世代均有高官，我們據上述規定可推測他們的陵園規模之巨。
原因
依以上引證，這些畏兀兒大族的陵園均位於今魏公村一帶。那么，這些陵園與元代畏吾村的形成又有什麼關係呢?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龐大的豪門墓地，京西一隅就不會發展出畏兀兒人的聚落，也就不會有畏吾村。因為這裡既不是商業區，其總體生活條件也遠不如大都城裡。事實上，正是陵園導致了這個聚落的出現。關於此類現象，城市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對死去同類的敬重心理，大約比實際的生活更有力地促使古人尋求一個固定的匯聚地點，並最終促使他們形成了連續性的聚落。”研究北京史成績斐然的尹鈞科先生進一步指出：“京城之中多達官貴族和名門世家，這些人家競相在北京近郊購置香火墳地或建設田莊。……這些權勢人家一旦在近郊建立墳地後，便派護墳人看守。因墳地都在村外田野，護墳人戶近墳地而住，久而久之，在散處近郊田野里大批墳地上形成一些小的居民點。
畏兀兒人強烈的宗族觀念使他們保持了世代相襲的家族墓地，而對於陵園的建設也往往不惜工本。明代漢人李東陽的家族墓地，尚且有土地“百餘畝，周築垣墉，通行神道”。由此亦可反觀元代畏兀兒貴族陵園的規模。正是畏兀兒貴族大型陵園的存在，導致了畏兀兒人聚落的逐漸形成。這裡最早的居民應是陵園的守墓人，而當人口積聚到一定規模時，它便會象滾雪球一樣，加速發展。
從元代初的至元四年(1267)到元末(1368)，畏吾村有足夠的時間慢慢成長起來。
結論
今天的魏公村曾是元大都郊外的畏兀兒人聚落。它的形成與金元時期對高梁河水系的利用密不可分。由於優美的地理環境和畏兀兒人的宗族觀念，在西直門外、高梁河畔出現了幾個畏兀兒大族世代相承的家族墓地。以這些大型陵園為核心，這裡逐漸形成了畏兀兒人在京郊的聚居點。雖然在元末明初這些陵園已經消失，但畏吾村之名卻一直延續下來。我們不妨把魏公村的歷史看作北京城數百年發展史的一個側面，不妨把魏公村當作中國古代民族關係發展變遷的一個見證。
聚落歸宿
有的研究者指出，畏吾村的形成是由於元代各民族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他們認為，“畏兀兒在元代民族中的地位雖然比較高，但畢竟在蒙古族之下。同時，他們在北京人少地生，當時漢人對外來民族又懷有敵意。這樣，在北京的畏兀兒人便聚居在一起，以團結自衛。……畏吾村的出現，是北京歷史上民族間歧視的產物。”筆者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確，從城市發展史的一般觀點來看，社會地位較低而又缺乏財富、技能的外來移民，特別是少數族移民往往很難進入市區，而只能聚居在城市周邊，但是，用這種觀點解釋元代史事、解釋畏吾村的誕生，就顯得缺乏說服力。
事實是，從遼金以來一直有大量的異族人包括畏兀兒人平安地居住在北京城內。到元代，畏兀兒人更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他們安定地在北京生活，而且保持著本民族的各種習俗，“高昌之神戴羖首，伏劍騎羊勢猛烈。十月十三彼國人，蘿葡麵餅賀神節。”“十月都人家百蓄，霜松雪韭冰蘆菔，暖炕煤爐香豆熟。燔獐鹿，高昌家賽羊頭福。”在元大都，各族之間的關係基本是融洽的，而不是敵對的。定居城內的畏兀兒人是安全的。畏吾村的形成顯然與民族歧視無關，更不是為了所謂的“團結自衛”。
不過，仍有一個問題值得思索。在明代有關北京的文獻中，我們已經找不到關於那些畏兀兒大族墓地的記載了。筆者認為，這和元末大規模的戰爭以及明初的民族政策有關。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元末戰亂中，京郊的這片異族墓地是很難得以保存的。而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標榜“驅除韃虜”，推行“內華夏而外夷狄”的民族政策，命令禁胡姓、胡語、胡服等，把元明易代說成是一場“復漢官之威儀”的民族革命。白石橋附近的大護國仁王寺為元代皇后家廟，“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修造”，富麗堂皇。但到了明代，卻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難以查考了。由此我們也可以想見，在同樣形勢下，畏兀兒大族墓地的結局。
歷史的變遷常常超出人們的想像力，但我們總還可以找到一點點痕跡去認識歷史。畢竟，畏吾村的名字一直輾轉流傳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