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馬，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統治當時青海（包括今天的青海和部分甘肅）的回族軍閥武裝，是近代
馬家軍騎兵 馬家軍源於清末爆發的河湟回民起義。1863年（同治三年），受陝西、寧夏回民起義影響，甘肅河州莫尼溝大阿訇馬占鰲起兵反清，青馬先人馬海宴此時投身軍中，為馬占鰲得力戰將。1872年，馬占鰲等太子寺一戰“黑虎掏心”大敗湘軍，之後力排眾議，在馬海宴、馬千齡的支持下，挾勝而求撫，率眾歸降朝廷。隨後起義軍被朝廷收編，重要頭目封以官爵。此事件奠定了河州諸馬崛起的基礎。
在民國以前，河州諸馬軍事力量為 “西軍”時期，仍延續馬占鰲降清時的格局，即以馬占鰲子系（子馬安良）為首，轄制馬海宴子系（子馬麒，馬麟）和馬千齡子系（子馬福祿，馬福祥）。馬占鰲降清時，馬千齡無軍職，後為朝廷鎮壓回民起義才自組民團成軍。諸馬先隸屬於董福祥的甘軍系統，後獨立一系，為清廷東征西討，特別是抗擊八國聯軍時，諸馬為當時清軍最英勇之部隊。
民國後，馬占鰲子系在政爭中淡出歷史，馬海宴子系和馬千齡子系分據青海（青馬）和寧夏（寧馬），先後投靠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馮玉祥、蔣介石），逐漸養大成為割據一方的封建軍閥。
馬家軍本質上都是封建家族世襲統制的軍隊，這在青海中猶為突出，其高層骨幹大都以家族、姻親相聯繫。即使後來包裝
馬步芳 前期青馬部隊士兵主要來自甘青兩省交界地區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撒拉族。即使後期融進了大量的漢族士兵後，濃厚的宗教觀念意識也是整個青馬部隊強大的維繫力量。宗教禮法形式也進入了部隊，直到最後蘭州戰役，青馬部隊都有隨軍阿訇。宗教觀念及其禮法形式是高層控制部隊的手段。
家族統制和宗教意識的作用，也由於歷史上因民族仇殺形成的民族隔閡，使青馬士兵在對外族和外族軍隊的征戰中表現了很強的內聚力和奮勇精神以及殘暴行為。由此也可看出，有信仰的軍隊，發自士兵內心精神的（不是外來形式上的灌輸），是不容易對付的。
青馬士兵兇悍頑強，但是武器比較差，但青馬的內聚力和士兵的戰鬥精神彌補了裝備上的缺陷，因此在戰場上屢屢獲勝，打西路軍、西俯戰役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青馬士兵在戰鬥中敢於和善於近戰格鬥，其利器就是馬刀。此外，士兵後面亦有嚴酷的督戰隊督戰。因此，若對方火力弱，工事不堅是很難對付青馬的。紅西路軍吃虧就是這樣，紅軍火力弱，難以阻擋青馬的死命衝鋒（而且往往是行動迅速的騎兵），最後在白刃格鬥中被優勢敵人消耗。鹹陽戰鬥，解放軍集中了優勢炮火始擊退青馬，蘭州戰役時，解放軍各軍都將自動火器集中於一線才起了作用。
共軍一向認為，青馬除了武器裝備差以外，青馬士兵的戰鬥意志和戰鬥精神同日軍是等同的，很難對付。彭德懷對部下說過：要象打鬼子一樣打青馬；解放戰爭要結束時，青馬仍是“全國有數的頑敵”。那段時間，從毛澤東與一野的電報來往可看出毛對馬家軍的重視和警覺。
在對藏軍或藏民部落土兵作戰時，面對槍械比自己更差的對手，青馬士兵表現更為出色，曾有青馬一個營（300人）擊退數千藏軍的圍攻並使之棄屍數百的戰例。在青馬與藏民和藏軍的爭鬥中，後者處於絕對劣勢，其火器、戰術、社會組織的落後根本無法與青馬抗衡。
青馬被“譽”為殘暴，同其歷來殘忍屠殺征伐對象和俘虜的記錄有關。1935年四方面軍的偏師曾深入過青海，眾多傷病員和俘虜被青馬活活砍死。西路軍俘虜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僅活埋的就近千人，而活埋的理由僅僅就是為了節約子彈和節省力氣。戰鬥俘獲後當即砍殺的無從統計，估計現在西路軍陣亡的數字中相當部分屬於這種情況。
隨著時代的進步，特別是在馬繼援掌軍後，青馬高層觀念有所進步，不再隨意屠殺俘虜。 青馬的官兵關係
青馬軍隊的官兵關係比較惡劣，戰場上隨意槍殺士兵的現象很多，而下級士兵還以“黑槍”的事例也很多，如固關戰鬥中就發生好幾起軍官遭士兵槍擊事件。當青馬大勢已去失去組織秩序時，下級官兵極其驕橫，為上司所忌憚。這時士兵們往往不是搶老百姓，而是搶上司。青馬崩潰時，新編騎兵軍的潰兵把馬步青在臨夏多年貯存的煙土黃金搶了大部分；象馬元海、韓起功這些青馬顯赫一時的將領也都遭下級勒索。
青馬軍隊編制組成青馬起家軍隊是100師和騎5師（後來的騎5軍、整騎1師）。
馬繼援 解放戰爭初期，82軍只含100師（3個團）和騎8旅（3個團）和幾個保全（騎兵）團。1948年西府戰役後，青馬大肆擴軍，不但82軍增加了兩個步兵師190師、248師，而且還在1948年年底另成立了一個129軍，轄新編1師、357師和騎8旅（3個團），82軍另有騎14旅（2個團）。由於青馬注意調配骨幹部隊和指揮人員，故82軍後來成立的190師、248師和騎14旅戰鬥力均不弱。
青馬步兵師每師有兩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這頗有些當今一個師三個步兵團中一個是摩托化的味道。當然，騎兵團較步兵團人數要少些。一個騎兵團大約2000多人（後期編制1700人），步兵團3000多人。此時的芳系青馬部隊82軍和129軍總員額編制數已經達到近八萬人。
騎5軍在青馬前期的地位在100師之上，原來是馬步芳之兄馬步青的軍隊，後馬步芳利用手腕攫為己有。打西路軍時，該軍也是主力（當時叫騎5師），但戰績似乎比馬步芳系部隊差很多。國民黨政府鎮壓新疆三區起義時，讓馬步芳派兵，後者樂得擴張自己的勢力，命該軍去了新疆，後改為整騎一師。此次騎5軍進疆對穩定當時新疆局勢有很大作用。1949年，該師隨陶恃岳起義。該師一個連曾在著名的“北塔山”事件中給蒙古軍隊以重創。但總的看來，青系青馬部隊戰鬥力不如芳系青馬部隊。
青馬步兵（至少82軍如此）的每個步兵班都有一匹騾馬馱一個斑的輜重和重武器，連營團輜重更不用說了，因此青馬行軍速度很快，奔襲能力強。
青馬還有許多保全部隊，人們一般印象，國軍的保全團都是不堪一擊的，而青馬的保全團卻大不一樣。青馬的保全團有訓練士兵、補充主力部隊、配合主力作戰的任務。青馬士兵恃勇好殺的作戰意志和作風在保全團就已經養成了。如在蘭州戰役時，竇家山主陣地就是由青海保全一團防守的，解放軍首次進攻時曾遭到重創。同樣稱號的甘肅保全團則只能安排在蘭州誠里待著。解放軍的回憶稱青海保全一團為“青馬的精銳部隊”。據說青海保全一團是青馬頭目的警衛團，那么戰鬥力應當是很強的。 青馬的軍官訓練、士兵素質
“河西戰爭”（即打西路軍）後，馬步芳認識到軍官培訓的重要性，於是採取各種方式培養各級軍官，選送不少有培養前途的青年學生和軍官到中央軍校學習。
高級軍官方面，馬繼援和馬呈祥在有了一定基礎後先後在國民黨陸軍大學讀了將官班；馬文鼎是西安陸大參謀班畢業；趙遂等為黃埔分校或為陸軍軍官學校畢業。這樣產生出一批受過現代高等軍事教育及訓練的軍官。這些軍官有較高的文化和軍事素養，擔任著較高的職務，對軍事決策籌劃產生了重要影響。但總體講，部隊中仍是以行伍出身的軍人任軍、師、旅級高級職務為主，因而新潮少壯派的影響還是有限的。比如，蘭州戰役前，馬文鼎提出的“河川防禦”方案很有見地，為許多中央系國軍將領所賞識，但還是被馬步芳否定了。
中、下級軍官則是青馬自己進行最根本的培訓。這種培訓用短期三個月的學制來訓練在職軍官，用學制三年的長期培訓來培養有前途的青年學生和軍官作為青馬骨幹。
青馬的軍官培訓還是卓有成效的。解放戰爭中，青馬上上下下指揮官都已受過培訓，水平已經大有提高。一般來說，同共軍作戰，青馬的作戰效率是比較高的，相當多的戰役和戰鬥人數上並不占優勢，往往都是兵力相等甚至少於對方，裝備水平也不比共軍強，但勝利者多是青馬。這其中固有士兵的作戰精神的因素，但完全歸於此也說不通。
與青馬士兵戰鬥精神形成反差的是其文化素質低下。有研究者指出，青馬士兵及軍官文化素質方面的劣勢極為明顯，軍中“目不識丁者，大有人在”。這方面不但與馮玉祥的西北軍無法比，連寧馬也不如。馬鴻逵是很重視士兵文化教育的，“所有部隊，於入伍三年以內，每人至少須認識三千字，能寫普通書信，士兵中無一目不識丁者。”雖可能有誇大。但可以表明，在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質方面，寧馬比青馬強許多。
回族是與漢族或其他民族雜居的民族，即“小集中，大分散”。因此，青馬集團若統治一個地域，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社會角度，都不能完全排斥漢族，進入現代社會後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從擴大政治軍事力量來看，回族人口少，不能滿足兵員擴張的需要，也必然會吸收漢族兵員。因此在民國後，漢族就逐漸進入了青馬的政治軍事圈子。青馬軍隊後來不但士兵有相當部分是漢民，許多高級職務也由漢人擔任，如82軍副軍長趙遂，騎五軍副軍長郭全梁等。但這些人大都隨著信了伊斯蘭教。
在青馬文官系統中，尚能重用漢人，但在軍事系統中，雖也有一些漢族進入高層，但大都無實權，部隊主官基本為回、撒拉族，很長時間內師級以上的重要實權職務沒見過漢人擔任。劉呈德是漢族，曾是一員戰將，打西路軍時是100師的主力團長，戰功卓著，當時青馬團以上部隊主官只有他一個是漢族，但隨後在抗戰時期當過短暫的82軍參謀長，除此而外，最終沒有擠身於青馬軍事高層，而是轉業地方做了青海教育廳長。
在青馬軍隊中，民族關係也是敏感問題。儘管青馬的地方民族意識遠較寧馬為深，但隨著漢族官兵比例的增大，青馬後來還是很注意內部“民族團結”的。隴東前線某次作戰期間，一漢族團長作戰不力，本應調整，馬繼援考慮到涉及民族關係，害怕影響軍心，一直拖到戰事結束才處理，方式也是明升暗釋兵權，另以提拔一作戰勇敢的漢族連副為連長來平衡氣氛。
馬步芳在與南京方面的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中認識到，要保住自己家族在青海的霸業，鞏固自己在青海的統治地位，只能憑自己手中強大的武裝力量才能與蔣介石集團相抗衡，並在國民黨中央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馬步芳上台之後，馬家軍隊發展之快是十分驚人的。
馬家地方武裝從馬麒建立寧海軍起，開始獨立發展，到國民軍入青前，兵力只有三千餘人。馬步芳上台後，軍事力量迅速膨脹。一九三五年寧夏戰爭時，正規兵力已擴大到一萬四千人。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時，馬步芳共投入正規軍已近三萬人，加上地方民團兵力共達十萬人之上。抗戰期間，馬家軍隊繼續擴大，至第四十集團軍成立時，所轄正規軍兵力共兩個軍，一個獨立師，總計近十萬人之多。到解放戰爭初期，馬家軍隊總計已達到四個軍，一個騎兵師，二個獨立旅，三個保全團師，共約十五萬人。此外，在中央編制限額之外，還有武裝警察數百人，森林警察總隊五百餘人，地方保全團西寧地區的十一個團，樂都六個團，循化三個團，民和五個團，化隆八個團，貴德、湟源五個團，總計近四十個民團武裝，七萬餘人。所以到四十年代，馬家正規和非正規軍隊人數已占全省人口之六分之一。青海全省從上至下幾乎成了一座大兵營。
馬家不僅保留了一支隊伍龐大的常備武裝和臨時武裝，而且軍隊的裝備也日趨現代化。民國初年寧海軍初建時，這支地方武裝尚是一支土生土長的土兵武裝。那時軍中所用還是一色的黃色“馬”字大旗，士兵沒有統一服裝，所持器械主要是舊式的刀矛兵器，僅有的一點火器，也是獵戶所用傳統的叉子槍和一部分破舊來福式步槍、老式的土炮。後來馬步芳屢經更換，到一九四六年國民黨軍隊整編時，馬家地方武裝已初具現代化規模，軍中不僅武裝多為美式新造，而且炮兵、工兵、輜重、無線電、手槍團、修械局、兵工廠、汽車團、軍醫隊、軍樂隊已一應俱全。
為了維持這支龐大的軍隊，軍費開支十分驚人。馬家初建寧海巡防軍時，軍費年開支為二十九萬一千五百七十餘元，加上鎮守使署官員薪餉，年支洋計三十三萬一千六百餘元，民國六年甘邊巡防軍馬步各營軍費為二十七萬三千五百餘元，加上鎮守使署支費計為三十二萬三千餘元（銀元票），已占當時全青地區歲入的百分之四十。民國二十五年馬步芳上台後，軍費開支已長至三十八萬餘元，加上國民政府補助的十二萬餘元，已達五十餘萬元，而且軍糧高于田賦的六倍，軍費一項已占當時全省財政歲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到了抗戰期間，馬家留駐甘青的軍隊年支軍費已高達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餘萬元，軍糧高於正額田賦的十倍，當時地方年收入（普通門）僅一百二十餘萬到二百餘萬元（法幣），因此南京中央政府每年補助軍費常在五十萬到一百萬元（銀元）。儘管如此，到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為止，青海軍政費積欠仍高達三、四百萬元以上。一九四二年國民黨政府對全國收入支系統實行劃分，地方軍費改由中央核發。一九四六年，南京財政會議又決定軍費重新改歸地方稅項下開支，青海因邊省財政困難，仍然中央補助一部分。可是當時青海每年超支預算數字都很大，僅電訊事業、公路保運費二項，就高達五百八十餘萬元，實際上超支預算部分多為軍界獨吞。一九四六年，馬步芳在給南京財政部的報告中，一次索要補助費就達二千六百餘萬元。此外，還有各地軍隊直接提取的課金、營買糧草、兵役稅、獻禮等等。地方財政超支除大量的私人侵吞外，主要是由於軍費投資巨額增長。
馬家軍事力量是在蔣介石集團反共、滅共積極內戰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在馬氏軍閥統治的後期，其軍隊的二次大發展，都是憑藉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的內戰政策而得以成功的。一九三六年河西血戰，其正規軍一次就翻了一番；解放戰爭期間隴東作戰時，其正規軍又增加了三萬餘人。馬步芳正是利用這兩個關鍵時刻，利用蔣介石需要他為之賣命之時，大肆向蔣介石索餉要兵的，從而使他的軍閥武裝不斷壯大。
馬家軍事武裝的迅速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馬家在青海實行武裝割據的需要。由於青海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各民族在這一地區發展的歷史中，有著長期的征服、兼併和戰爭，各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到了近代仍基本保留著歷史上傳統的軍事組織的形式和特點，無論土司的軍事屯堡，還是蒙藏的旗制、佐領制、千百戶制，都是一種“寓兵於民”、“軍民結合”的行政組織。在經濟十分落後的條件下，各部落、各民族正是憑藉這種小的武裝割據來維護自己的生存。馬步芳軍閥統治，實際上是把這種分散林立的小割據變成了統一武裝的大割據，這就必須要求他憑藉武力打開局面，建立自己的立足點，並實行武力統治。因此，在馬步芳時代，青海社會統治的軍事割據性並未減弱，而是有了進一步發展，這正是在西北局勢動亂之中，青海能始終保持相對平靜的重要原因。
由於軍隊在馬家政治事業中具有決定性作用，所以馬步芳把軍隊的訓練和建設始終擺在他的事業中的第一位。“他以善於練兵著名。練兵方面他首先注重兵源的素質，他所屬官兵皆純樸的農家子弟。他很注重兵營生產，在學術教練之餘，組織士兵織毛編物，以青省羊毛，做士兵自給的生產。對於紀律與軍民感情，他提出口號為：我們不怕敵人，也不輕視敵人；老百姓不怕我們，也不輕視我們。”為了提高軍隊作戰能力，他還先後舉辦了各種軍事訓練班，平時訓練極為嚴格，所以青海軍隊在西北地方軍隊中，始終是一支強悍精銳的武裝，當時各方皆有同感。
1933年冬，孫殿英以奉命入青屯墾為名，率大軍進攻寧夏，志在吞併西北。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馬步青和馬步芳系青馬）等恐被各個擊破，地盤難保，乃聯合拒孫，史稱：“四馬拒孫”戰爭。同時，蔣介石也希望孫殿英軍閥與馬家軍相互攻伐，兩敗俱傷。四馬聯軍約4萬餘人（包括青馬部隊），孫殿英兵力約7萬人。經過4個月激戰，以孫殿英慘遭毀滅性打擊而告終。
西路軍之戰 1936年10月，西路軍兩萬一千人受命征西，在靜遠虎豹口過了黃河。開局似乎不錯，給了負責河防的馬步青的騎五師以重創。但在青馬青海部隊加入激戰後，局面逐漸發生了變化。11月中旬古浪一戰，九軍大損，隨後在山丹永昌一線的連續戰鬥中基本都是消耗仗。年底，西路軍搖擺於甘州（今張掖）一帶。後西進，旋遭青馬重兵圍攻。1937年1月初苦戰臨澤高台一線，5軍全軍覆沒，隨後2月的倪家營子一仗雖讓青馬吃了大虧，但自身也損失頗重，遂向祁連山轉移，梨園口一戰，九軍殘部拼光，再戰康龍寺，30軍也基本拼光。
至此過河的西路軍三個軍都消耗殆盡，歸於失敗。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二人隻身回陝北，殘部在李先念帶領下經祁連山轉肅北進入新疆，最後僅存約4百餘人。整個結局，紅軍7000多官兵戰死或被當即屠殺，高級幹部損失眾多，其餘大多被俘，除有一部零散回歸和被俘官兵經統戰工作回歸延安根據地共約五千人外，被俘官兵被活埋或虐殺者達三千人以上，其餘被奴役或散落甘青鄉間。女俘則倍受凌辱並被瓜分作了青馬軍官的妻妾，大量殘弱士兵流落民間，苦難一生。
盧溝橋事變後不久，馬步芳即刻組成“騎兵暫編第一師”，由師長馬彪率領東進抗日。騎一師由回、撒拉、東鄉、保全、漢、藏等民族組成，共 8000多人，其中回、東鄉、撒拉等民族官兵占部隊總人數的70%以上。1938年 4月，騎兵師奉調黃泛區的扶溝、鄢陵、西華等縣，擔負這一線的河防任務。不久，日軍一中隊及偽軍千餘人，侵入騎兵師防區，馬彪立刻指揮兩旅兵力三面圍殲，乘敵不備，突然襲擊，殺得日偽軍昏頭轉向，最終全殲來犯之敵。騎兵師大獲全勝的捷報傳出，防區各縣百姓紛紛簞食壺漿，犒勞慰問，並贈馬彪“萬民傘”，以示對抗日將士的崇敬之情。
1939年春，騎兵師又調駐周口至界首一帶的黃泛區，防禦淮陽一線日軍。淮陽為蘇、魯、豫、皖地區日軍侵占的主要據點之一，騎一師所駐河防，地處平漢線中段，關係華東、華中戰略要地，因此，日軍不惜調集重兵，增加防守，並做好隨時出擊騎一師之態勢。騎一師進駐不久，即獲淮陽日軍空虛的訊息，馬秉忠率二旅立刻圍攻淮陽城，經過激戰，攻占了淮陽西關。日軍退守淮陽內城，與二旅進行對抗。時日軍由開封調集 100輛卡車的援兵，配以大炮、坦克大舉反撲。頃刻間，炮火密集，硝煙瀰漫，敵軍多次衝鋒均被擊退。戰鬥中，馬秉忠始終身先士卒，在衝鋒中中彈身亡。關鍵時刻，四團長馬成翰接替指揮，繼續與敵人浴血奮戰。戰鬥正酣，師長馬彪親自督戰，指令一旅旅長馬元祥率部支援，並調輕騎兵迂迴敵後突襲，致使日軍腹背受擊。在騎兵師將士的猛烈攻擊下，日軍陣腳大亂，防守崩潰，狼狽逃竄。
淮陽之戰，馬彪師消滅日軍1000多人，俘虜20多人，而其部傷亡也達2000多人。
不久，騎一師又殲敵騎兵500餘人，獲戰馬數十匹，沉重打擊了侵略者。日軍惱羞成怒，又抽調重兵，配備先進武器，向騎一師寶塔一線的陣地實行強攻。馬彪組織反攻，迂迴衝殺，以血肉之軀與敵奮力拚搏。但因敵我力量懸殊，力戰不敵，騎一師主力迅速撤退，留百餘名戰士阻擊敵人，他們背水一戰，直至彈盡糧絕，不願被俘受辱，乃全部投水自盡，顯示了回族抗日壯士寧死不屈、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
騎一師幾次重創日軍，使敵人銳氣頓挫。日軍因此稱騎一師為“馬回子軍”或“馬鬍子軍”。1940 年9月，騎兵師在皖北渦河北岸的龍崗鎮，又炸毀敵坦克1輛，打死日軍三四百人，從此，馬回子軍”的聲威傳遍敵戰區，日軍聞風喪膽。
1947年6月，解放軍與青馬與合水交戰，由於青馬的頑強，西野未達到圍殲青馬一部的戰役目的。戰鬥中，西野攻城部隊受到青馬守城和增援部隊的內外夾擊，損失很大。
1948年4月底，在寶雞、西府戰役中，青馬配合胡宗南軍與西野主力進行了一場大戰。寶雞、西府戰役典型的反映了彭德懷的指揮特徵，出敵不意，勇猛，前期戰果豐盛，但粗疏，各種情況考慮不周，往往虎頭蛇尾。此次戰役西野損失很大，西野損失15000人，這對於總兵力不大的西野來說真是個痛苦的事。彭德懷自言是其一生“第三次大的敗仗”。
1949年7月，解放軍與青馬在固關交戰，14旅旅長馬成賢驕橫所至。馬成賢在戰鬥剛開始就負了重傷，被炸掉半條胳膊，被送回後方，逃脫了被俘命運。此役青馬慘敗。
1949年8月19日，解放軍兵抵蘭州，21日、22日的兩天“試攻”失敗，解放軍全線傷亡2500人，青馬全線傷亡不超過800人。
8月25日，解放軍發起蘭州戰役的總攻，解放軍集中優勢兵力和火力進行攻擊竇家山、古城嶺、營盤嶺、沈家嶺等地，青馬則是依靠騎兵冒著解放軍猛烈炮火漫山遍野的衝過來，以整連整營的密集隊形一次一次地反衝鋒。
在蘭州諸山戰鬥中，沈家嶺戰鬥起了最關鍵的作用。從實際進程看，經過一天的攻擊後，只有在沈家嶺攻克後，才造成了青馬整個防線的崩潰，狗娃山之敵不得不收縮，才有了3軍適時插入，斷敵退路的局面，而其餘各軍攻克的陣地都沒有根本上撼動青馬防線。從局部看，如果青馬想守，東線的馬架山和十里山仍可守一天，中線的營盤嶺至少還可守一天，而沈家嶺失守， 青馬於西線再無屏障，不得不逃跑。因此對蘭州戰役結局起決定作用的是沈家嶺戰鬥。事後青馬軍官都無例外地承認，正是由於沈家嶺的過早失守才導致了青馬最後的潰敗。
8月25日下午兩點鐘，馬繼援在82軍軍部（黃河北岸廟灘子）召集各師長開會，下達了撤退命令。下午4點開始撤退，後勤先行，100師5點開始撤退，248師7點開始撤退，最後190師9點開始撤退並且擔任掩護全軍的任務。26日凌晨後，姐夫拿冠軍與青馬進行了巷戰。26日中午，槍聲停止，蘭州戰役結束。
蘭州戰役後，國民黨在西北的勢力被基本清除，也結束了馬家軍在西北長達40餘年的統治。
1949年底，青馬原騎8旅旅長馬英，100師師長譚呈祥、馬忠義糾集韓進祿、韓起祿、馬成賢、孟全義，以及馬良和馬元祥發動叛亂，最終被解放軍消滅。
青馬高級官員結局1949年8月下旬，青馬梟雄馬步芳、馬繼援和馬步青，以及重要頭目129軍軍長馬步鑾、新編步兵軍軍長馬全義、新編1師師長馬璋和其他一些家族成員等飛逃廣州，後逃往沙烏地阿拉伯。1957年，馬步芳任台灣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但很快，20世紀60年代初就因個人生活作風問題去職。1975年7月31日，馬步芳在沙烏地阿拉伯病逝。
馬步青後到台灣任國防部中將參議，國策顧問，中央評議委員等，1977年在台灣逝世。
新疆騎5軍（整騎1師）軍長馬呈祥陸逃海外。到台灣後五十年代擔任澎湖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已經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