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青銅樂器
古代樂器，按用途可分為兩類：祭祀、宴會、舉行典禮時使用和軍隊中使用。從現存的古鐘和句鑃上的銘文：“以樂父兄，以宴賓客”上看，證明是宴饗的樂器。從現存的鉦的銘文：“余以行吾師，余以故吾徒，余以伐除”來看，證明它是軍隊中使用的樂器。但這只是大致的分類，因象鍾、鼓既是宴饗中的樂器，也用於軍隊。古青銅樂器大致可分鐃、鉦、句鑃、鐸、鈴、鍾和鼓等七類。湖北隨州出土的整套編鐘最為珍貴。時代標誌
青銅的出現是文明時代到來的重要標誌。據考古發現，早在河南龍山文化時期，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就已率先進入青銅時代，從而孕育了夏商周三代建立在青銅文明基礎之上的洛陽古代音樂文化，並肇始了中國傳統音樂最早的輝煌。迄今為止，在洛陽地區發現的青銅樂器有銅鈴、鉦、鐃、鎛、編甬鍾和編鈕鍾，幾乎包括了青銅樂器所有的種類，構成了一個基本完整的青銅樂器的系統，使我們得以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客觀地觀察在長達約2000年的歷史階段中，洛陽先秦三代青銅樂器的面貌特徵及其發展和演變過程。
銅 鈴
銅鈴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有舌青銅樂器。1981-1986年在洛陽偃師二里頭夏文化遺址的考察與挖掘中，先後有4隻銅鈴出土。出土的銅鈴均為青銅鑄造，體形較小，器壁較薄，鈴體上窄下寬，橫斷面為合瓦形鈴體，一側有扉棱，舞面為平面，上設有橋形鈕。這些銅鈴出土時，鈴體皆被數層織物包裹，鈴舌為玉質，保存完好，有的尚被置於銅鈴腔內。鈴、舌金玉相配，可見在當時為極其珍貴的物品。根據考古資料表明，在二里頭銅鈴之前的遠古時期，河洛地區已有陶鈴出現，陝縣廟底溝遺址出土的陶鈴為最早的一例，其鈴體為手工捏制而成，形制呈圓台形，肩下兩側有一對對稱的斜孔直通體內，頂上有圓鈕。仰韶文化時期鄭州大河村遺址也有一例陶鈴出土，形制為手制，橢圓形，鈴口較侈，肩上無穿孔。至河南龍山文化中、晚期出現的河南湯陰白營陶鈴和禹縣瓦店陶鈴，手制的鈴體已為合瓦形。這一時期，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了一例我國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紅銅鑄就的銅鈴，鈴體為菱形，頂部鑽有一懸舌孔，內壁厚薄不均，體表附有很清晰的紡織物紋痕跡。由此，從形制上可以看出，在夏文化中開始出現的早期青銅樂器，二里頭銅鈴的合瓦形鈴體繼承了中原地區古樂器陶鈴的橢圓體，作為中國合瓦形銅鐘形制的先源，它奠定了商周青銅樂器造型的基礎，成為藝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成就。
洛陽地區商、周墓葬中多有銅鈴出土。如洛陽五女冢西周早期墓、洛陽林校西周車馬坑、處於西周王畿重地的三門峽虢國墓地2013號西周晚期墓、洛陽市西工區3943號戰國墓等均有銅鈴出土。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還曾出土春秋早期銅鈴1件，較為突出的一例是1990年末在三門峽虢國墓地2010號墓中同時發掘的14件銅鈴，這組西周晚期銅鈴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異，器體斷面呈合瓦形，上細下粗，平舞上有半環形紐，紐下有小穿孔與鈴腔貫通，腔內有槌狀鈴舌。因未經測音，所以尚不能確定是否為一套編鈴。這個時期洛陽地區出土的銅鈴儘管姿態各異，但鈴體均為扁筒形，口外侈，頂端有半環狀鈕，腔內有槌狀鈴舌，都仍保持了夏二里頭銅鈴的基本形制和特點。
銅 鐃
作為中國最早的青銅樂器，夏二里頭銅鈴為商、周青銅樂器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青銅文化大發展的商代，青銅樂器大為增多，出現了鐃、鉦、鼓等不同的種類。其中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當屬商代銅鐃的出現。考古資料表明，“商鐃”的基本形制似鈴，但有圓柱形空甬與體腔相通，使用時鐃口朝上，將空甬植於木架之上，這時的銅鐃已是早期青銅鐘類樂器發展成熟時期的產物，其不僅確立了合瓦形的結構，出現了系列性的成組編鐃，同時也奠定了青銅樂鍾“一鍾二音”的基礎，成為專用於音樂，有固定音高，能夠演奏六聲甚至完整七聲音階的具備鏇律性表現的青銅類樂器。銅鐃為商代晚期流行的王室重器，是宮廷中地位顯赫的禮儀樂器。商鐃多集中出土於殷墟，常以大小三個為一組的編鐃出現，著名的安陽婦好墓出土的五個一組的編鐃即為年代最早、件數最多、斷代最為可靠的一例。商代以後，殷墟以外的地區，鐃的出現就都較為罕見。洛陽目前所見的銅鐃為洛陽林校西周早期車馬坑殉葬墓中發現的3件銅鐃，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別，應為一組編鐃。鐃體為合瓦形，橫截面為闊葉狀，兩側自上而下斜收，角微尖，每側傾斜13度，器底正中置一管狀短柄與內腔相通，柄末端有一點加厚的箍，管狀柄內尚存朽木，當為植奏方式的遺蹟。與安陽出土商鐃相比，這組銅鐃形體略大，器身採用的細凸棱組成的方框紋也已不同於殷墟時期的獸面紋。鉦
與商鐃形制最為接近的是鉦，1956年三門峽上村嶺虢太子元墓出土的一例春秋早期的鉦，是現知年代最早的鉦，鉦體形制為合瓦形，舞平，腹平，於內曲，圓管柄兩端封閉，上部前後兩面對穿一個圓形孔，整個體表飾以對稱二疊陰線大雲紋。1990年三門峽上村嶺虢季墓、虢仲墓也各出土春秋早期銅鉦一件。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研究成果可知，關於鉦的用途多是軍樂器，也用於平時的祭祀宴享。上村嶺虢國墓地的三例銅鉦，出土時同墓共存的均有編懸樂器，因此也可證明這些鉦又是屬於軍、樂兩用樂器。上村嶺銅鉦之後，時代較晚的銅鉦，在南北廣大地區有著各不相同的發展，形成了兩種型式有別、風格各異的體系，但都未脫離虢太子墓銅鉦的基本形制。甬 鍾
洛陽兩周時期青銅樂器的重要變化，是大量甬鐘的出現。如在洛陽西工東周王城遺址周墓中出土西周編甬鍾一套4件。洛陽城東太倉古墓出土戰國驫羌鍾14件，三門峽虢季墓出土春秋早期編甬鍾一套8件，虢仲墓出土春秋早期編甬鍾一套8件，陝縣後川戰國墓出土編甬鍾一套20件。這些典型的中原青銅樂鍾，源自商鐃的跡象在甬鍾合瓦形鐘體上表現得更加充分和明確。比之商鐃，甬鍾在形制上更加規範，更加成熟，除各部分布局更加分明之外，作為樂器，甬鍾出現了重大的突破。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甬制的變化。這些甬鐘的甬部均為上細下粗的帶有錐度的圓柱形，並且鏇、斡具備，因而使其具有牢固的懸掛演奏的結構。另一個重要的特徵是這些鐘體鉦部設定了“枚”，這些枚通常對稱排列，每面六組，每組3枚，正反兩面共36枚。由於枚的作用，使甬鐘的音響、音色比無枚的商鐃有了較大的改進。第三個重要的特徵是甬鍾在音樂、音響性能的“一種二音”的突出表現。洛陽出土的甬鍾大多為形制相同、大小相次、8件一組的編甬鍾，比之商編鐃，早期編甬鍾三件一套的組合已擴大了許多，並且非常明確地具備了第二基音。洛陽西工編甬鍾、三門峽虢季墓、虢仲墓編甬鍾等幾組甬鍾均為雙音鍾，其中一個音在鼓的中心，另一個音在鼓側。這些甬鍾在鐘體的右鼓部鑄有一鳳鳥紋，為側鼓音的敲擊點標誌，而且這一標誌是從第三鍾開始的。前兩鍾按照這一時期編甬鐘的通例只發單音，所以如洛陽西工出土的4件一組的編甬鍾據此推斷是有失缺的。又如陝縣後川20件一組的編甬鍾，器壁較薄，似為明器，但經測音資料可知最小的8個鐘均為雙音鍾。洛陽出土的這些雙音鐘錶現出的音程關係。從測音資料中可以看到有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和純四度幾種，比之商鐃已有很大的進步。從調音手法上也深刻地顯示出這種進步。如三門峽虢國墓地2001號墓出土的虢季編甬鍾8件鐘均經調音，調音部位是鐘口內唇，有的銼磨成溝槽狀，個別銼磨較重。如第3鍾就銼磨出溝槽8條，包括兩銑各一條，正反兩面各3條，調音的位置及其對稱和平衡的設計，已比較規範。其測音資料證明每鍾均可發出兩個基音，這種表現在調音手法上的成熟無疑表現了這一時期的甬鍾在音準上的把握及對音律的探索和追求。另外，這時期洛陽出土的甬鐘的紋樣也發生了變化。如出現竊曲紋、夔紋、雲雷紋、象首紋、蟠螭紋等，尤其三門峽虢季墓編甬鍾、洛陽雲雷紋甬鍾鉦部、鼓部還鑄有銘文，集中表現和具備了這一時期甬鐘的種種特點。鎛、鈕鍾
除了甬鍾之外，洛陽還出土了鎛和鈕鍾兩類重要的青銅樂器。鎛鍾
鎛鍾早在殷商末期已有出現，洛陽出土的洛陽解放路一組4件編鎛，陝縣後川2040號墓一組9件編鎛均屬戰國時期的鎛鍾。據測音資料看，解放路編鎛音質較好，後川2040號墓編鎛除第九鍾無側鼓音外，其他均為雙音鍾。兩例編鎛鐘體皆為合瓦形，鎛口平齊，舞上有雙龍或雙蛇相對組成的扁鈕，鉦部有圓形短枚，整個形制近似於鈴。這個時期的鎛鍾已逐步發展成為一種與編鐘相當的具有鏇律性能的樂器，其原有的僅奏骨幹低音的和聲性能也因鎛數的增加和音域的擴展而大大增強。鈕鍾
鈕鐘的出現晚於鎛和甬鍾。1956年陝縣上村嶺虢太子墓出土的一組春秋早期無枚編鈕鍾，是現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編紐鍾，為中原類型的代表。這組編鐘鐘體為合瓦形，平舞，平腹，銑侈，於口微凹，舞上設定有一圓條形的長圓鈕。與甬鐘相比最大的差別即是改變了甬鍾側懸的甬。以鈕代甬，使鍾由側懸改為直懸，從而可以更加保持鐘的穩定性，提高和改善演奏的音質。由此可以看出鈕鐘不僅繼承了甬鐘的體制，而且吸收了鈴或鎛的鈕制，因而從整體形制上典型地表現出甬鐘的鐘體與鎛和鈴的鈕制相結合的特徵。又如三門峽虢國墓地虢仲墓除出土一套甬鍾以外，同墓還出土了一組春秋早期的編鈕鍾，鐘體為合瓦形，舞上有方環鈕，鈕較短小，鉦部無枚，右側鼓部除第一鍾外均飾鳥紋，鉦部及左鼓部則鑄有銘文，銘中載有“虢仲作寶鍾……”等字樣，並自命為鈴鍾。由此更進一步證實了鈕鍾與甬鍾、鈴之間的淵源關係。洛陽出土的編鈕鍾大多為7-9件的組合，如虢太子墓編鈕鍾為9件，虢仲墓編鈕鍾為8件，洛陽西工131號同墓出土的兩組編鈕鍾分別為7件和9件，洛陽解放路戰國墓的18件編鈕鍾分別為7件有枚編鐘和11件無枚編鐘兩組。處於這一時期的鈕鐘不僅形制逐漸趨於穩定和成熟，而且由於編組序列的豐富和健全，致使樂器的音樂性能更加完善起來。據測音資料可知，虢太子墓、虢仲墓、解放路戰國墓等幾組編鈕鐘的正鼓音、側鼓音均可構成完整的七聲音階，以及七聲以外的變化音，同時已經具備很強的鏇律性能。
與鈴一脈相承的鎛鍾與鈕鍾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緣於對音樂審美方面新的追求和編鐘演奏鏇律的重視，以及禮樂過制、經濟支出等諸方面的因素，比甬鐘形體較小的鈕鍾和小型的銅鎛廣為流行，並逐漸取代了甬鍾。
重要意義
青銅樂器是夏商周三代音樂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歷史遺存。洛陽地區先秦三代出土的青銅樂器由於處於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的核心，因而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首先
由於洛陽地區特殊的政治背景、歷史地位和河洛文化悠久深厚的積澱，造就了高起點的洛陽古代音樂文化形態，夏商兩代最早的國家、政權、文字、曆法、青銅等劃時代的文明，和兩周時期的“禮樂文化”都使得洛陽古代音樂真正開始形成了一個有代表性的系統。被納入禮樂制度的音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主流文化地位，成為王權制度的展現。洛陽地區出現的大量青銅樂器，不僅作為統治階級財富和權力的象徵，更是先秦三代禮樂文化精神的直接反映和典型代表，尤其甬鍾、鈕鐘的使用更為洛陽地區曾經周公制禮作樂、大規模實施禮樂等級制度的真實記載和證明。另一方面，這些在洛陽地區獨特文化背景下產生的青銅樂器，從二里頭夏文化中的銅鈴，商末周初的銅鐃、銅鉦，直至西周和春秋時期的甬鍾、鈕鍾、鎛鍾歷經了夏商周三代長約2000年之久的青銅時代，形成了一個持續時間長，樂器種類多，相對比較完整的青銅樂器系列。而且在音樂史上不僅具有橫向斷代研究的意義，更具有跨越先秦三代縱向系列研究的價值。這是洛陽地區先秦出土青銅樂器的一大特點和優勢。第二
洛陽地區古代先進的青銅文明孕育了洛陽先秦時期的青銅樂器。青銅材料的發現和利用，不僅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生產力水平，也為藝術創造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從洛陽先秦青銅樂器的發生、演變過程，不僅顯示了從遠古陶鈴到青銅鈴、鍾，樂器材料的變化對音樂發展的重要作用和影響，而且體現出洛陽先秦三代青銅樂器發展的脈絡和重大成就。在洛陽出土的先秦青銅樂器中，二里頭夏文化遺址出土的銅鈴為中國最早的青銅樂器，三門峽上村嶺虢太子元墓出土的春秋早期銅鉦，是現知我國年代最早的一例銅鉦。同墓出土的一組春秋早期的無枚編鈕鍾也是現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編鈕鍾，並為中原類型的代表。其他出土重要青銅樂器，如大量的編甬鍾、編鈕鍾也都典型地集中了樂器從形制、音量、音色、音律、編組、紋飾、銘文、調音手法等各種特徵。尤其在西周時期出現“一鍾二音，三度音程”的青銅樂鍾，以一種規律性的方式在編鐘的設計和鑄造中反映出對音域、音律、音量、音色的審美追求和音樂觀念。同時也反映了當時青銅冶煉、鑄造與樂器製作、調音設計等方面的專門技術和高度的音樂科技水平。不僅為古代樂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標準器例，而且顯示了洛陽地區在中國古代音樂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三
目前洛陽地區出土的先秦青銅樂器是否可以代表先秦三代洛陽地區禮樂文化中青銅樂器的基本面貌，這仍然是一個需要繼續探究的問題。以洛陽地區古代青銅冶煉鑄造工藝的領先地位、先進程度和洛陽三代時期，尤其西周時期所處的禮樂制度的核心地位來衡量，出土的青銅類樂器似應更加充分、更加突出。但目前尚未發現代表兩周王室最高水平的青銅樂器，也未有類似湖北隨縣戰國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編鐘或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出土的王孫誥大型編鐘等奴隸主貴族所用的青銅樂器。究其原因，是由於受文物出土情況的局限，還是由於等級制度更多更嚴格的束縛，而未能象其他地區那樣出現僭越、過制現象，尚不得而知。因此，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將有待於更多的考古依據和歷史文獻，以對洛陽地區先秦青銅樂器及洛陽古代禮樂文化有新的更加深入、更為全面的了解和認識。葫蘆笙
葫蘆笙是中國最古老的樂器之一,早在周代“八音”分類中即專辟有匏類樂器,至今葫蘆笙仍廣泛流傳於西南眾多少數民族中,具有顯要的民族文化功能和地位。葫蘆笙與葫蘆存在物質材料、文化內涵和象徵意義上的緊密聯繫,本文嘗試採用音樂人類學的視角,通過對古代典籍、文物、民間神話、傳說的梳理和解讀,討論其淵源關係,並提出葫蘆笙源自葫蘆神話意象的可能。從歷史記載、考古實物和古人對樂器分類的思維看,最早的笙當屬葫蘆笙。古人說:“笙者,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並進一步將參差不齊的笙管形象地比喻為鳳凰展翅。從作為生命力的象徵到美好意願的託付,古人對笙的文化闡釋,雖言簡意賅卻令人折服。目前出土的戰國時期古滇國立牛銅葫蘆笙通高28.2厘米，造型生動。
根據出土文物和文獻記載，先秦時期的樂器已有鼓、賁鼓、應、田、縣鼓、鍾、鏞、南、鉦、磬、缶、編鐘、編磐、鈴、陶鈴、雅、祝、和、鸞、簧、哨（陶製、骨制等）、塤、、言、簫、管、笙、琴、瑟、築等多種。在原始社會裡樂器的出現多與神話傳說、求神祭祀、民間舞蹈、勞動生活等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繫。進入階級社會以後，樂器除用於宗教、禮儀等場合外，主要是供統治者娛樂享受。
先秦時期樂器發展的特點
製作材料
曾根據樂器製作的材料，把眾多樂器歸納為八類，稱為"八音"。其八類名為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進行樂器分類的方法。金類樂器如鍾、鏞、鉦；石類樂器如離磬、鳴球；土類樂器如塤；革類樂器如鼓、；絲類樂器如琴、瑟；木類樂器如祝等；匏類樂器如簧、竽；竹類樂器如簫、言。這一歷史階段，見於記載的樂器已有一百多種。形制
吹管樂器的形制方面，遠在上古時期已有開口管樂器與閉口管樂器兩種類型。開口管樂器如、骨哨（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浙江餘姚河姆渡出土）等；閉口管樂器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塤（仰韶文化遺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等，由於他們在發音原理上的不同，豐富了我國管樂器的演奏方法，並各自具有不同的藝術表現能力。製作
簧管樂器竽、竽在當時製作的水平已很高，而且品種多樣，已有大、中、小等 多種形制。特別是竽，在當時宮廷樂隊中地位十分重要，為"五聲之長"，"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見戰國《韓非子》）竽處於領奏、主奏的地位。鍾
鐘的製作已很精細，工藝水平相當高。如隨縣曾侯墓出土的樂器（公元前435年，戰國初期），其中有編鐘64 件（鈕鍾19件，甬鍾45件），楚王送鎛鍾1件。分三組排列，說明早在戰國初期我國已有七聲音階的套用，且十二律齊備，可以在三個八度範圍內，構成完整的半音階。各鍾還錛有銘文兩千八百餘字，載有各地域的音律問題。演奏形式
① 先秦時期已有彈弦樂器琴、瑟，它們除用於聲樂伴奏外，據《列子》、《呂氏春秋》等文獻所載 有關伯牙、子期知音的傳說，可以推斷出當時已有琴獨奏藝術的存在，且以大自然為描寫對象，並已具有一定的藝術概括能力。② 在上層社會和宮廷音樂中，樂隊組合形式有多種，其規模均很龐在。如《韓非子內儲說》所載，齊宣王喜聽竽聲，曾組織有三百人的大開型竽合奏樂隊，供其娛樂欣賞。從曾侯乙墓發掘的樂器來看，有青銅編鐘、石編磬和鼓、瑟、琴、笙、排簫、八種，共124件。絕大多數樂器陳放在中室，編鐘、編磬分別沿中室南、西、北三壁立架懸掛，鼓、瑟、笙、簫列於其間，展現出古代上層社會大型樂隊的一種組合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