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道教醫藥學道教為追求長生成仙，繼承和汲取中國傳統醫學的成果,在內修外養過程中,積累的醫藥學知識和技術。它包括服食、外丹、內丹、導引以及帶有巫醫色彩的仙丹靈藥和符咒等,與中國的傳統醫學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其醫學與藥物學的精華，為中國醫藥學的組成部分。
源流 古時巫、醫不分。《世本》有“巫鹹,堯臣也，以鴻術為帝堯之醫”的記載。《山海經·大荒西經》謂大荒之中“有靈山，巫鹹、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上古巫師皆職司巫祝且兼有醫識及養生術者，後稱神仙方士。他們所掌握的醫藥知識、養生術和其他方術，爾後衍化為道教的修煉術，神仙方士亦衍化為道士。
東漢中葉，早期道教即以符咒治病為傳教的重要手段。《太平經》在闡述長生不死的神仙思想時，就論述了精、氣、神三者關係以及真道九首和守一之法，對天地、陰陽、五行、養生、藥物、符咒治病等均有論證,強調“救死生之術,不可不詳審”,開創了“下及庶人奴婢夷狄”的優良醫德。魏晉以降，葛洪總結了戰國以來神仙方術理論,他在《抱朴子內篇》的《金丹》、《黃白》、《仙藥》、《地真》、《至理》、《微旨》、《釋滯》和《雜應》等篇中，概述了東晉以前外丹、行氣、服食、守一、房中術等的基本概況。葛洪把“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列為“上功”。他鑒於窮鄉僻地，平民有病無醫、有方無藥之苦，乃考諸家之說，集簡便驗方百餘種，撰《肘後備急方》以救人於死，成為中國第一部急診手冊。齊梁間著名道士陶弘景以其闕漏未盡，又廣采博搜，撰《肘後百一方》，使之“上自通人，下達眾庶”。他精於醫學、藥物學，勤於煉丹，撰述丹書和醫藥、養生著作多種，如《太清諸丹集要》、《服餌方》、《本草經注》、《集金丹黃白方》、《服食草木雜藥法》和《服氣導引》等，對外丹、服食、導引、房中術等均有專門論述。唐初傑出的道教醫藥學家孫思邈，集唐以前醫學（包括道教醫學）之大成，以行醫和修煉聞名於世，謂“人命至重，有貴千金”，故以“千金”名其書為《備急千金要方》。他親自採藥製藥，廣泛蒐集民間驗方、秘方,對醫學發展有較大貢獻,後人尊其為藥王。史載其著作有30餘種，現僅存《備急千金要方》、《攝養論》、《太清丹經要訣》和《枕中方》等,將道教內修理論與中國傳統醫學理論相結合;把調息、按摩、導引、行氣等養生術納入醫療技術領域，並將煉丹術作為製藥手段。宋、金、元諸代，隨著醫學“四大家”（寒涼派劉完素、攻下派張從正、補士派李杲、養陰派朱震亨）的發展，道教醫學在歷代行氣、導引、胎息的基礎上，以煉養陰陽，混合元氣，緣參同爐火而發展內丹修煉的理論和實踐。道教內丹家將人體比作爐鼎，將體內精、氣喻為藥物，以神燒煉，掌握運行方法，認為精、氣、神在體內凝結成“丹”就能長生。內丹術的發展使道教醫學形成了較完整的體系。金元前後六百年中，內丹術成為道教醫學的重點。當代已故著名道教學者陳攖寧，通曉內外丹經，著《靜功療養法》、《靜功總說》等，指出靜功重在“靜”而不在“氣”，古人希圖用以“修煉成仙”，今人則用以療病益壽，此說影響較為廣泛。
主要內容
道教醫學豐富而龐雜，其中與中國傳統醫學具有共同核心的為服食外丹，作為廣義的中國醫學的重要內容有導引、調息、辟穀、房中和內丹修煉等養生術；另外還有一些帶有神秘的巫醫色彩的符、咒、祝、齋等。三者渾然一體，構成了道教醫學的特色；有精華，也有糟粕。在發展過程中，其精華部分對中國醫學有很大貢獻。
道教醫藥學服食和外丹，指服食丹藥和草木藥。煉製丹藥的原料有：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等。外丹術的發展，為醫藥學積累知識，加深了對鉛丹 (Pb3O4)、鉛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礦物的產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並對鈉硝石（NaNO3）與芒硝(Na2SO4)等形態類似的礦物，有了簡易可靠的鑑別法。煉丹方法和中醫實踐相結合, 推動了古化學製藥技術的發展,豐富了中國藥物學的內容。兩漢前的醫學文獻中,基本上無化學藥劑,也不使用膏藥。兩晉以後,採用煉丹方法製作的膏劑大量出現，如五毒神膏、續斷膏、丹參膏、蛇銜膏等。中醫外科的膏藥製劑對治療瘡、瘍、癰、疽等具有顯著療效，後遂成為中醫外科的主藥。現今廣泛使用的紅升丹、白降丹，以及乾坤一氣丹、混元丹、金龜下海丹、毒龍丹等“玄門四大丹”，皆由道教醫家所傳秘法衍化而來。隨著服食的發展,草木藥逐漸加入丹藥燒煉, 藥物種類的不斷增加,推動了本草藥的發展。《抱朴子內篇·仙藥》中多為草木藥服食方。陶弘景《本草經注》匯集藥物達 700餘種。孫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分類載藥800餘種,部分為唐以前本草學所罕見。道教醫家的醫療實踐為本草藥的發展提供了依據。
導引、房中之術，據古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早在戰國時就作為方士之術而流行於世，後為道教承襲作內丹術並不斷豐富，成為道教醫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陶弘景第一次把中國歷史上的導引資料輯錄為專集《養性延命錄》。方士和道士以內修作為超塵拔俗、登仙升舉的途徑，從宗教角度解釋閉視時眼睛的光感、運氣時腹部的熱感、入靜時軀體的飄浮感，是體內“起火”，燒煉成“丹”，而有“羽化登仙”之兆。在大量的內丹術著作中，通過對人體的“氣、氣化、氣血、經絡”等變化規律的探索，豐富了中國傳統醫學理論和醫療手段。隋唐時太醫署設立按摩師掌教導引之法。隋朝太醫博士巢元方的名著《諸病源候論》在列舉病因症候後，還列入導引治療法，包括自我運氣法。唐宋以後的中醫理論重“形”而對“氣”的研究略有忽視，但是道教的內修理論仍不斷發展並得到了醫家的重視。明代醫學家李時珍評價著名道士張紫陽的《八脈經》時認為：“紫陽《八脈經》所載脈與醫家之說不同。然內景隧道，惟返觀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謬也。”道教醫學的內修攝養之術，大多效法自然。知龜鶴之遐壽效其導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辟穀；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導氣令和，引體令柔；由淺入深，由易及難，兼修諸術，不執一方。認為堅持內修,能返本還元，調整陰陽，疏通經絡，行氣活血,增強免疫，以至益智延年。
以符、咒、祝、齋等作為治病方法，是道教醫學中帶有巫醫色彩的一部分，本無益於健康。但由於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醫學科學不發達，人們誤認疾病的根源是鬼神作祟，故《太平經》在論述醫藥攝養外，即有“欲治疾病而大開道者，取訣于丹書吞字”之說。直到明代的《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中，仍有吞符念咒治療“屍瘵（肺結核病）的記載，但無醫藥學上的實際意義。
關於道教醫學
羅醫生的關於道教醫學
道教與中國傳統醫學結合的程度之深，關係之密切，在世界宗教發展史上是極其罕見的。道教在創始、發展過程中奉行的是一條以醫傳教、借醫弘道的立宗創教模式。
早期道教把天人關係視為一一對應的反映關係，人間疾病是天上病災的兆示、反映。以順應天心、治療天地之大病為己任的早期道教必然要高度重視人間疾病的治療。要想救世，必先濟人也就成為早期道教徒宗教實踐活動的指南。
道教醫學肇始於漢末道教創始時期，到金元之際全真道創教人一重陽在《重陽立教十五論》中就將“合藥”列為其中重要一條，予以明確闡述：
藥者乃山川之秀氣，草木之精華。一溫一寒可補可瀉，一厚一薄可表可托。肯精學者活人之性命，若盲醫者損人之形體。學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無以助道。不可執著則有損於陰功，外貪財貨，內費修真，不足今生招愆，切忌來生之報。吾門高弟仔細參詳。
魏晉時期葛洪神仙道教理論的建立，使得道教基本教義從早期“去亂世、致太平”的救世學說發展成為專注於企求“長生久視”和“度世延年”，這在道教理論發展史上意義重大。這一轉變的完成，使長生不死、羽化登仙就成為道教的基本信仰和修煉追求的最終目的。為了達到修道長生這一度世目的，首先要祛病延年，而醫藥的作用正是在於治病防病，延長人的壽命，掌握一定的醫藥知識和技能是道徒進行“自救”並進而“濟人”的基礎和前提。因此，修“仙道”必須通“醫道”。
葛洪提出了一個重要的醫學思想：即醫生處方用藥要以“價廉、簡便、靈驗”為原則，選擇和實施醫療措施要力求“救急、方便、實用”的臨床治療學思想。這一頗有創意的治療學思想，是以葛洪為代表的道教醫家在繼承《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所奠定的一些治療學原則，諸如辨證論治、調整陰陽、扶正祛邪、因勢利導原則基礎之上，在長期的濟世行醫實踐活動中形成的。並且以其獨創性極大地豐富了傳統醫學的治療思想。
道教養生學的理論源於《道德經》，養生，又稱攝生。“攝生”一詞最先出自《道德經》五十章，云：“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披甲兵。”漢代河上公注渭：“攝，養也。”養有供養、養護、治療、調養多種涵義。故養生一詞引申為攝養身心，以期保健延年。
魏晉時期的另一位著名道醫陶弘景在藥物學和養生學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認真整理和校訂了《神農本草經》三百六十五味藥，又選了《名醫別錄》所載的三百六十五味藥，總計七百三十味藥“精粗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匹畛物類，兼注銘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並此序錄，合為七卷，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本草經集注》。
《養性延命錄》是陶弘景系統收集歸納前人養生理論和方法而撰寫的一部重要道教養生著作。陶弘景認為養生即是修道。他在《養性延命錄》中引經據典，從貴人重生的道教生命哲學觀出發，反覆論述了養生在修道中的意義和必要性，強調養生與修道是統一的。所謂“養生者慎勿失道，為道者慎巳失生。”必須做到“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這種將養生與修道視為一體的思想對道教影響甚深，為道教確立“生道合一”的基本教理奠定了基礎。他強調“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積極以預防養生思想。
陶弘景認為對疾病的預防要從身心兩個方面入手，綜合運用存神、服氣、導引按摩、服鉺、食療、房中等手段。他所提煉出來的一整套養生理論和方法，既是對以往道教養生經驗和思想的概括和總結，也為道教最終形成修性與修命並重、動靜結合、眾術合修的醫學養生模式打下了理論基石。唐代著名道醫孫思邈就將上述養生大要刊載於他的醫著之中，成為道門和社會奉行的養生要則。
隋唐時期，隨著道教修仙模式逐漸由外煉轉向內修，道教與醫學關係日益密切，許多道徒都自覺地將道教修煉方術與醫學理論緊密結合起來。援醫入道，運用傳統醫學的髒象、經絡、氣血津液學說及診斷理論來指導內煉養生。
明清時期，道教醫學豐富多彩的醫學養生思想方法為醫家普遍重視。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就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道教醫學精華，道教醫學豐富了中華傳統醫學的寶庫。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們對健康的要求越來越高。世界衛生組織曾經給健康下過這樣的定義：健康是一種身體上、精神上、社會上完全安寧的狀態，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病症。道教醫學強調理身與治心、養生與治國相統一，其理論包含著相當豐富的內容和深邃的思想，我們應當認真研究與挖掘，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以造福人類社會
從中醫典故看道教醫學
道教醫藥學道教醫學是一種宗教醫學，作為宗教與科學互動的產物，它是道教徒圍繞其宗教信仰、教義和目的，為了解決其生與死這類宗教基本問題，在與傳統醫學相互交融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特殊的醫學體系，也是一門帶有鮮明道教色彩的中華傳統醫學流派。縱觀道教發展歷史，歷代兼通醫術的道教名士層出不窮，同時在道教史和中國醫學史這兩個領域中都享有盛譽的道教醫家也不乏其人。其中董奉、葛洪、鮑姑、陶弘景、楊上善、王冰、孫思邈、王懷隱、馬志、崔嘉彥、劉完素、趙宜真等人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道教醫學流派曾經為中國傳統醫學的發展做出過積極貢獻，在中華傳統醫學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關於道教醫學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中醫典故的由來這一側面窺見一二。
中國傳統醫學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中醫有許多膾炙人口的典故如“杏林春暖”、“懸壺濟世”、“捅井泉香”等，都與道教醫家有關。
眾所周知，“杏林”—詞是中醫界常用的辭彙，醫家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然而“杏林”一詞典出漢末三國閩籍道醫董奉。;
董奉，字君異，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有很高的道術和醫技，與當時的華倫、張仲景齊名，號稱“建安三神醫”。據《三國志•士燮傳》注引，交州刺史士燮得惡疾昏死已三日之久，仙人董奉用自製藥丸一粒塞入刺吏口中並灌入少許水，捧其頭搖消之，食頃，昏死的刺吏便神奇般地張開眼睛，手腳也能動彈7，“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類似的記載詳見於《神仙傳》中，由此可見董奉醫術的高明。
在諸多有關董奉傳奇般的事跡中，最有影響的乃是他在廬山行醫濟世的故事。據《神仙傳》卷十記載：“君異居山間，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癒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十年，計得十萬餘株，郁然成林……”董奉曾長期隱居在江西廬山南麓，熱忱為山民診病療疾。他在行醫時從不索取酬金，每當治好一個重病患者時，就讓病家在山坡上栽五顆杏樹；看好一個輕病，只須栽一顆杏樹。所以四鄉聞訊前來求治的病人云集，而董奉均以栽杏作為醫酬。幾年之後，廬山一帶的杏林多達十萬株之多。杏子成熟後，董奉又將杏子變賣成糧食用來販濟廬山貧’苦百姓和南來北往的饑民，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達二萬餘人。正是由於董奉行醫濟世的高尚品德，贏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廬山一帶的百姓在董奉羽化後，便在杏林中設壇祭祀這位仁慈的道醫。後來人們又在董奉隱居處修建了杏壇、真人壇、報仙壇，以紀念董奉。如此一來，杏林一詞便漸漸成為醫家的專用名詞，人們喜用“杏林春暖”、“譽滿杏林”這類的話語來讚美象童奉一樣具有高尚醫風的蒼生大醫。
與杏林一詞相仿，“懸壺”也是中醫行醫的專用名詞，典出《後漢書》及《神仙傳》，與道醫壺公有關。《後漢書》卷八十二《方術列傳》云：“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睹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曰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餚，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後長房欲求道，隨從人山中……”這段頗為神奇的記述也見於《神仙傳》卷九《壺公傳》中，聲稱“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王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於壺公……”壺公乃是東漢時一位賣藥的老翁，有道術，善用符治病。因常懸一壺於市頭賣藥，“藥不二價”、“治病皆愈”，故後世稱行醫為“懸壺”。這一典故流傳甚廣，至今人們日常語言中還有“你胡蘆里賣的什麼藥”這樣的口語。<;此外，中國傳統醫學史上還有一則典故“橘井泉香”也與道醫有關。這則典故說的是西漢時湖南一位叫蘇耽的道人，身懷絕技，對母親極為孝順，後得道成仙。在成仙之前，囑咐母親，明年將有疾疫流行，到時可用井中的泉水泡橘葉來救治。第二年果然發生大規模疫情，他的母親便遵照囑咐，用井中泉水泡橘葉施救眾鄉鄰，活人無數，一時傳為佳話。這則“桶井泉香”典出《列仙傳》之《蘇耽傳》，清代閩人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就將其收入《醫術名流列傳》之中，流傳甚廣。至今湖南郴州市東北郊蘇仙嶺上的蘇仙觀、飛升石、鹿洞，以及市內第一中學內的杼井，都是紀念蘇仙的遺蹟。“橘井泉香”一詞與上述“杏林春暖”、“懸壺濟世”一樣，在中醫學界膾炙人口。過去醫家常常以“橘井”一詞或橘、杏並用來為醫書取名，諸如“桶井元珠”、“橘杏春秋”等，寓意深刻;。
總之，上述三則中醫典故從一個側面生動而又鮮明地反映了道教醫學在中華傳統醫學文化史上的深刻影響和歷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