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柏樹胡同屬東城區東華門地區，是東四南大街路西從南往北數的第三條胡同，自東向西溝通東四南大街與王府井大街，長530餘米。明代，稱“椿樹胡同”，據說，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 樹而得名；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北側的馬尾巴胡同併入，又因與西城區的椿樹胡同重名而改稱“柏樹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五條”，後復稱“柏樹胡同”。
辜鴻銘寓所 歷史
柏樹胡同26號，舊時的門牌是椿樹胡同30號。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在胡同西段南側凹進去的小夾道內，占地面積為130餘平方米；街門面西，是一個隨牆“小門樓”；院內的三間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間南房是灰頂平台，建築面積總計60平方米。20世紀80年代，柏樹胡同26號與相鄰的院落一起被徵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館。當年，這個不起眼的小院卻有一個雅號，曰“晉安寄廬”，顧名思義，“晉安寄廬”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隱居在陋室中卻以彰顯道德為己任的君子。這位君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鴻銘，世人稱其為“怪人”。張中行先生在通縣師範學校讀書時就開始留意有關辜鴻銘的材料。他說:“道聽途說的不少，靠得住的有以下兩種:一是他自己說他是東西南北之人，因為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別受到外國人的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
辜鴻銘
辜鴻銘(1856—1928)，著名學者，名湯生，自號慵人、漢濱讀易者，福建同安(今屬廈門)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其父是當地華僑，據說其母是西洋人，所以，高鼻樑、深眼窩、黃頭
辜鴻銘辜鴻銘十歲左右便去了英國，先後在英國、法國、德國讀書，其後還去過義大利、奧地利等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多種文字，尤其對於英文，寫成文章連英國人也大加讚嘆，認為有維多利亞時代的味兒，可與英國的文章大家比肩。二十幾歲回國後，遇到了中國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古漢語語法專著《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為東方文化所折服，於是改造中國舊籍，推崇儒家學說，作有《讀易堂文集》，譯有《痴漢騎馬歌》；又將《論語》、《中庸》等儒家經典譯成英文；另外，還撰有《春秋大義》。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回國後，在兩廣總督署和湖廣總督署的幕府當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張之洞的器重。可是辜鴻銘卻敢拿張之洞和端方這前後兩任湖廣總督開涮，他說:“張文襄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端方)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鴻銘辜鴻銘對袁世凱的揶揄更令人叫絕。在張之洞與袁世凱同入軍機處之時，有一次，袁世凱對德國公使說:“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袁世凱的一位幕僚將這件事作為袁世凱的得意之舉告訴辜鴻銘。不料，辜鴻銘不假思索地回答:“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清朝末年，辜鴻銘步入仕途，到外務部任職，官運還不錯。由員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副部長。但好景不長，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宣統皇帝遜位，辜鴻銘的官也當不成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等課程。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裡，當時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另一個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後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餘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遙想當年，有這樣的一對主僕和一輛洋車來往於北大紅樓與椿樹胡同，也確實是民國時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風景，而且這道風景是真實的，而不是複製的。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著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泄”。有一次，他在椿樹胡同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侷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於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還有一次，中日甲午戰爭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接觸。辜鴻銘作為幕僚送給伊藤一本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道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時語塞。
辜鴻銘也被稱為“文壇怪傑”。
張中行先生說:“我想，如果說這位怪人還有些貢獻，他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在舉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時候，他肯站在旁邊喊:危險！危險辜鴻銘講國學！”
《辜鴻銘講國學》
編輯推薦
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是這樣的，他具備成年人的理性卻擁有孩童一樣的心靈，他們生活在這種狀態之中。簡而言之，一個直一正的中國人同時擁有成年人的頭腦以及孩童的心靈。故此，中國人精神便是一種讓青春得以永葆、民族得以不朽的精神。那么，什麼才是中國人民族不朽的秘密呢？你應當還記得在剛開始論述時，我說過是被我稱為善解人意抑或真正的人類智慧予以中國的人性類型——對於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來說——一種難以形容的溫和。
——辜鴻銘講國學之體
關於教育和教養之事，我想專門對諸位提出的忠告是，僅僅依靠量的增加是行不通的。如果教育的質沒有提高的話，是不能算已經真正實現了教育的目的的。換句話說，即使培養出了很多識文斷字之人，如果他們在精神情操上存在不足和缺陷的話，一旦這樣的人多了，不要說有益可能倒會是有害的。和量的多少比起來，質的高低顯然更加重要。關鍵的是，在精而不在多，在質而不在量。
——辜鴻銘辯國學之能
有教養的人所擁有的知識並非是那種曖昧含混不清的知識，而是一種系統的、科學的知識，它是經由[格物]而獲取的知識。所謂[格物致知]的[物]便是和存在相關聯的，脈絡清晰的科學知識，在漢語裡[物]的意思，不單單是物質性的事物，它含有兩個方面的內容，即物質和精神。意思就是說但凡存在著的一切便是[物]，[物]也就是一切的存在。
——辜鴻銘論國學之用
內容簡介
辜鴻銘可謂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位詩人，他精通九種語言，學貫中西，是第一位致力於向西方介紹中國典籍、中國精神的人，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在國內曾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本書選取辜鴻銘先生有關國學方面的論著，向讀者展示這位[怪老頭]眼中獨特的國學文化和思想的精髓。
辜鴻銘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講過：“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20世紀初，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附： 《中國人的精神》（節選）
我曾聽一位外國朋友這樣說過：作為外國人，在日本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討厭日本人。相反，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喜歡中國人。這位外國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國。我不知道這樣評價日本人是否合適，但我相信在中國生活過的諸位都會 同意上述對中國人的判斷。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久，就越喜歡中國人，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國人身上有種難以形容的東西。儘管他們缺乏衛生習慣，生活不甚講究；儘管他們的思想和性格有許多缺點，但仍然贏得了外國人的喜愛，而這種喜愛是其他任何民族所無法得到的。我已經把這種難以形容的東西概括為溫良。如果我不為這種溫良正名的話，那么在外國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誤認為中國人體質和道德上的缺陷──溫順和懦弱。這裡再次提到的溫良，就是我曾經提示過的一種源於同情心或真正的人類的智慧的溫良──既不是源於推理，也非產自本能，而是源於同情心──來源於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國人又是如何具備了這種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這裡冒昧給諸位一個解答──或者是一個假設。諸位願意的話，也許可以將其視為中國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國人之所以有這種力量、這種強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為他們完全地或幾乎完全地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中國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種情感的生活──這種情感既不來源於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於你們所說的神經系統奔騰的情慾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產生於我們人性的深處 ──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的那種意義上的情感。
下面讓我們看看中國人是否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對此，我們可以用中國人實際 生活中表現出的一般特徵，來加以說明。
首先，我們來談談中國的語言。中國的語言也是一種心靈的語言。一個很明顯的 事實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其兒童和未受教育者學習中文比成年人和受過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於兒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靈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相反， 受過教育者，特別是受過理性教育的現代歐洲人，他們是用大腦和智慧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的。有一種關於極樂世界的說法也同樣適用於對中國語言的學習：除非你變成一 個孩子，否則你就難以學會它。
其次，我們再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的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實。中國人具有驚人的 記憶力，其秘密何在？就在於中國人是用心而非腦去記憶。用具同情力量的心靈記事 ，比用頭腦或智力要好得多，後者是枯燥乏味的。舉例來說，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兒 童時代的記憶力要強過成年後的記憶力。因為兒童就象中國人一樣，是用心而非用腦去記憶。
接下來的例子，依舊是體現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並得到大家承認的一個事實─ ─中國人的禮貌。中國一向被視為禮儀之邦，那么其禮貌的本質是什麼呢？這就是體 諒、照顧他人的感情。中國人有禮貌是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他們完全了解 自己的這份情感，很容易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顯示出體諒、照顧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國人的禮貌雖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樣繁雜，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禮貌則是繁雜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經聽到了一些外國人的抱怨。折衷禮貌或許應該被稱為排 練式的禮貌──如劇院排戲一樣，需要死記硬背。它不是發自內心、出於自然的禮貌 。事實上，日本人的禮貌是一朵沒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國人的禮貌則是發自內心 、充滿了一種類似於名貴香水般奇異的芳香。
我們舉的中國人特性的最後一例，是其缺乏精確的習慣。這是由亞瑟·史密斯提出並使之得以揚名的一個觀點。那么中國人缺少精確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說依然是 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心靈是纖細而敏感的，它不象頭腦或智慧那樣僵硬、 刻板。實際上，中國人的毛筆或許可以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準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正是因為中國人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一種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們在許多方面還顯得有些幼稚。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即作為一個有著那么悠久歷史的偉大 民族，中國人竟然在許多方面至今仍表現得那樣幼稚。這使得一些淺薄的留學中國的 外國留學生認為中國人未能使文明得到發展，中國文明是一個停滯的文明。必須承認 ，就中國人的智力發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地限制了。眾所周知，在有些領域 中國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麼進步。這不僅有自然科學方面的，也有純粹抽象 科學方面的，諸如科學、邏輯學。實際上歐洲語言中"科學"與"邏輯"二詞，是無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對等的詞加以表達的。
象兒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對抽象的科學沒有絲毫興趣，因為在這方面心靈和情感無計可施。事實上，每一件無需心靈與情感參與的事，諸如統計表一類的 工作，都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如果說統計圖表和抽象科學只引起了中國人的反感， 那么歐洲人現在所從事的所謂科學研究，那種為了證明一種科學理論而不惜去摧殘 肢解生體的所謂科學，則使中國人感到恐懼並遭到了他們的抑制。
實際上，我在這裡要指出的是：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並非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所有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都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正如我們都知道的一樣，歐洲 中世紀的基督教徒們也同樣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馬太·阿諾德就說過："中世紀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靈和想像來生活的。"中國人最優秀的特質是當他們過著心靈的生活，象孩子一樣生活時，卻具有為中世紀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 所沒有的思想與理性的力量。換句話說，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是：作為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夠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因此，我們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一些阻礙，不如說她是一個永遠不衰老的民族。簡言之，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就在於他們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問題了──什麼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 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國人永遠年輕的秘密又何在呢？諸位一定記得我曾經說過：是同情或真正的人類的智慧型造就了中國式的人之類型，從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國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這種真正的人類的智慧型，是同情與智慧型的有機結合，它使人的心與腦得以調和。總之，它是心靈與理智的和諧。如果說中華民族之精神是一種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辜鴻銘 著 \黃興濤 宋小慶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