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開國少將]](/img/f/70f/nBnauM3X4ATOzUjM5ATM3IDO1QTMxETMzczMzQTNwAzMwIzLwEzL3U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解方[開國少將]")
生平簡介
解方1930年，解方畢業，考試名列第一，因有抗議日軍調援侵華和抵制日本法西斯軍事理論的行為，降為第三。畢業後在日軍第2 師團見習半年。同年回國，跟張學銘在天津工作三年半，和賈陶、孫銘久、黃冠南成為張學銘手下的“四大金剛”，解方任天津市保全總隊隊長、市警察局偵緝隊長，兩次組織指揮打敗日軍利用地痞流氓尋釁侵占天津的陰謀。
1935年，解方任東北軍51軍參謀處中校科長，負責情報偵察。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安事變時，解方在蘭州，參與籌劃蘭州事變，協助于學忠將蘭州附近國民黨中央軍及警察、特務武裝一律繳械，通電擁護八項救國主張。他受張學良派遣，三次到廣西李宗仁、白崇禧處聯絡抗戰。
1937年，任51軍參謀處上校科長、1938年任51軍113師337旅副旅長。1939年任114師少將參謀長，擔任中共51軍工委書記。解方參加過台兒莊戰役，指揮部隊進攻小邵莊、楊家樓，打了勝仗。
1940年，原東北軍51軍工委書記叛變，解方撤出51軍，1941年到延安，擔任中央軍委情報部三局局長。
1942年，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八路軍120師358旅旅長張宗遜寫信給毛澤東，要求調解方任358旅參謀長獲準。當時在延安舉辦軍事訓練班，由林彪負責，解方負責編寫教材，“三三制”就是在這時提出來的。
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挺進縱隊副司令員、吉遼軍區7縱副司令員、3縱副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副參謀長、遼北軍區副司令員、遼寧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1兵團參謀長、第12兵團參謀長、40軍副軍長。參加了臨江、遼瀋、平津、海南島等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十二兵團兼湖南軍區參謀長，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司令部教育處處長併兼中南軍政大學教育長，第四十軍副軍長。
1950年，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參與第一至五次戰役的指揮，並作為朝中方面代表之一參加開城停戰談判，為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建立了功勳。
回國後歷任中央軍委軍訓部副部長，越南停戰談判顧問，南京軍事學院科學研究部部長、副教育長，高等軍事學院教育長、副院長，後勤學院副院長等職。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並於1955年時被授予少將軍銜，獲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文革前林彪在杭州會議上捏造所謂“桃園三結義”，說彭真、林楓、呂正操在東北反林彪，以後又炮製出一個“呂正操、張學思、解方、閻寶航、高崇民、賈陶、劉瀾波東北叛黨集團”，解方因此先後被批鬥、強制勞動和關進監獄8年，幾乎被處以死刑，經毛澤東、周恩來制止，並於1975年才得以出獄。1979年任後勤學院副院長，主持了重新編寫抗美援朝後勤經驗總結的工作。
人物經歷
解方（1908—1984），原名解如川，又名解沛然，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少將之首。解方同志193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央軍委情報部三局局長、三五八旅參謀長、東北民主聯軍副參謀長、十二兵團參謀長、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軍委軍訓部副部長、軍事學院副教育長、高等軍事學院教育長、副院長等職，曾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和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他長時間在東北軍中秘密從事黨的工作，在西安事變中，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解放戰爭時期，在一系列重大戰役中，他出色地完成了作戰指揮任務。抗美援朝期間，他參與多次重大戰役的指揮，並作為朝中方面代表參加開城停戰談判，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建立了功勳。
吉林省遼源市東豐縣。早年就讀於奉天（今瀋陽）高級中學。畢業後被東北軍選送赴日本留學，入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期步兵科學習。1930年畢業後回國，加入東北軍，同年秋任天津市保全總隊隊長。11月下旬當日軍炮擊製造天津事件時，曾率保全總隊進行了英勇反擊。後曾任張學良副官。
1936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部參謀處任二科(偵察科)中校科長。積極對於學忠、張學良進行反蔣、聯共抗日的宣傳。曾三次被張學良派赴兩廣密見李宗仁、白崇禧，聯絡合作抗日。西安事變發生時，他密傳張學良親電，使駐蘭州的東北軍部隊及時參加反蔣抗日行動。1937年2月任中共東北軍上層工作委員會委員，隨東北軍東調。
抗日戰爭初期，隨軍參加台兒莊戰役、徐州會戰等；1939年初任第五十一軍一一三師三三七旅上校副旅長。同年夏任第一一四師少將參謀長，並任中共五十一軍工委書記。長期在東北軍中秘密從事黨的統戰工作，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做出了貢獻。1940年6月奉命到延安，先後任中共中央軍委情報部第三局局長、中共中央黨校軍事訓練班秘書長、八路軍第一二O師三五八旅參謀長、呂梁軍區參謀長等職，參加敵後抗日戰爭，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東北民主聯軍副參謀長兼參謀處處長，遼北軍區副司令員、遼寧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東北野戰軍縱隊副司令員、第十二兵團參謀長等職，參加解放東北和進軍中南的一系列重大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十二兵團兼湖南軍區參謀長，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司令部教育處處長併兼中南軍政大學教育長，第四十軍副軍長。1950年10月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參與第一至五次戰役的指揮，並作為朝中方面代表之一參加開城停戰談判，為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建立了功勳，榮獲朝鮮民族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兩枚。
回國後歷任中央軍委軍訓部副部長，越南停戰談判顧問，南京軍事學院科學研究部部長、副教育長，高等軍事學院教育長、副院長，後勤學院副院長等職；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時值新中國成立60周年、解方將軍逝世25周年之際，吉林省東豐縣小四平鎮於2009年9月12日舉行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解方將軍塑像落成揭幕儀式。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王恩祥，東豐縣主要領導參加落成揭幕儀式。
儘管解方將軍從少年時就離開東豐縣小四平鎮外出求學，投身革命，但他始終沒有忘記故里。晚年拿出補發工資為家鄉建了一座可容納500餘人的大禮堂，用於中小學生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活動。
為更好地紀念解方將軍，緬懷先烈豐功偉績，激勵後人奮發圖強，把小四平鎮打造成青少年和中小學生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堅強陣地，小四平鎮黨委、政府從近幾年開始著手建設解方將軍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小四平鎮榆樹村趙氏家族知道此事後，自願捐出資金和物質，用於建設解方將軍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解方將軍塑像就是由趙氏家族出資建造的。
落成揭幕儀式後，市委宣傳部、東豐縣委宣傳部全體機關幹部共同瞻仰了解方將軍塑像，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
“雙料少將”
解方將軍於國民黨軍隊官至少將，於解放軍亦官至少將，人稱“雙料少將”。
解方將軍長身劍立，闊嘴直鼻，下巴微突，雙目如炬。是吉林省東豐縣（小四平鎮）人，地主家庭出身，早年就讀於奉天第三高等中學，與張學良胞弟張學銘同窗。將軍品學兼優，後經張學良保薦東渡日本，進日本成城學校補習日文，學習初步軍事學。將軍精通英、日語，思維敏捷，言語犀利。張學良稱之為“難得奇才”；彭德懷稱之為“稱職的參謀長”。
1928年，解方將軍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期步兵科，按規定入校前須於日軍第三師團第六聯隊當兵。適發生“濟南慘案”，該聯隊調援侵華，將軍憤而離隊。因張學良保舉，校方未予追究，解方得以繼續入學。1930年畢業考試名列第一，因有反日行為，被降為第三．解方將軍於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張學良聞之大喜。是晚設宴為將軍接風，並委以中樞機要。據云，張學良甚喜解方將軍之才，曾為其妹提親，被將軍婉絕。
解方將軍有辯才，亦有運籌謀劃之才。
1931年11月8日晚，駐天津日軍策動地痞流氓暴亂，全城鼎沸。當時是張學銘任天津市市長兼公安局長，解方將軍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務總隊隊長，將軍與賈陶、孫銘久、黃冠南等四人臨危受命，保衛省市政府。其時，閘口又告急，將軍急至，告諸保全曰：“我先行，你們跟上！”戎服佩刀，一鼓而擊之。“天津事變”平息後，南京政府授予解方等四人青天白日獎章，人稱張學銘麾下“四大金剛”。發動事變的日軍頭目土肥原嘆曰：“想不到學生（指解方）打老師這么狠。”
抗日戰爭之初，解方將軍受張學良派遣，三次入桂，遊說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反蔣抗日，初露舌辯之才，人稱“解鐵嘴”。1937年，解方任國民黨五十一軍參謀處上校科長，繼升任一一三師三三七旅副旅長、一一四師少將參謀長。與此同時，擔任中共五十一軍工委書記。
1941年，解方將軍赴延安，公開共產黨員身份。毛澤東、周恩來接見將軍；毛澤東說：“你回家了，解放了，就叫解放好了。”將軍遂改名“解方”。1984年4月9日，解方因病在北京逝世。
參加韓戰
朝鮮人民軍首席代表南日（右）和中國人民志願軍解方準確預測戰局
1950年，解方受命擔任第13兵團參謀長後立即開始了戰前的準備工作。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熟悉了所屬部隊的人員編制、裝備狀況，詳盡考察了鴨綠江沿岸的地形､水勢､橋樑等情況，並蒐集了有關朝鮮戰場態勢的大量情報。
1950年8月中旬，朝鮮人民軍已經解放了南韓90%的地區，將美軍第8集團軍和南韓軍隊壓縮到洛東江以東一萬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域。然而，朝鮮人民軍一路南下，後方空虛､兵力不足的戰略弱點已經比較明顯。
解方根據朝鮮地形和美軍作戰特點判斷：美軍將以一部兵力在現地與朝鮮人民軍周鏇，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漢城地區大舉登入，對朝鮮人民軍實施前後夾擊。如果這樣，朝鮮人民軍將腹背受敵，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斷立刻向鄧華、洪學智作了匯報，並以鄧華、洪學智、解方3人的名義給中央軍委起草了報告。毛澤東､周恩來十分重視這一報告，立即組織人員進行仔細研究，作出了麥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入､實施兩棲登入作戰的判斷。
事態的發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軍集中了7萬餘人，在200餘艘艦艇､500架飛機的配合下，於仁川登入。
兩條建議
在敵人“仁川登入”前後，十三兵團的戰前準備工作也進入異常緊張階段，根據解方擬制的戰前訓練方案部隊，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之後以下戰術，技術和排、連、營的進攻戰術訓練，還以研究朝鮮地理狀況熟悉美軍作戰特點，明確我軍作戰方針為內容，集訓了兵團營以上軍政幹部。開辦了防空和反坦克骨幹訓練班。到9月底，戰前訓練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
10月9日，志願軍軍以上幹部會議在瀋陽舉行，彭總就入朝前的準備工作做了部署。解方向彭總提了兩條建議：一是志願軍過江時，為防止敵機轟炸橋樑，需將志願軍入朝部隊全部集結江岸待命，在夜間分別由安東、長甸河口、輯安三路過江，防止過江後兵力不足，陷入被動；二是入朝作戰難以就地取給，應充分準備一切靠國內供應，有計畫地建立固定的戰役供應點、線。解方的這兩條建議，深得彭總的讚賞，並在以後的作戰中採納了。
叫諸葛亮來
解方第一次戰役發起前夕，戰場的情況發生了急劇變化，解方立即向彭總作了報告。報告中，他從敵人大舉向北進犯的戰略、戰術，講到敵人推進的路線和速度。從各路敵人的兵力、裝備，講到敵人推進途經的地形、地貌，就連時間、地點、方位和敵主要指揮官的姓名、特點，都說得清清楚楚。他還在討論作戰方案時具體比較、分析敵我雙方的強弱之點，積極建議趨利避害，揚長避短，充分發揮我軍夜戰、近戰，善於穿插迂迴、分割包圍的長處，避開或減少敵人空中和炮火優勢對我的威脅，靈活機動地在運動中殲滅敵人。解方的詳盡報告和具體分析，為彭總英明正確的指揮提供了重要依據。第一戰役，連續進行13個晝夜，共殲滅敵人1.5萬餘人，把瘋狂進犯的敵人從鴨綠江邊一直趕到清川江以南，有力地粉碎了敵人企圖於“感恩節”前占領全朝鮮的美夢。特別值得慶賀的是，我軍在雲山戰鬥中，首次以劣勢裝備打了具有現代化裝備的美騎兵第一師，極大地激勵了志願軍全體將士。
首戰告捷後，彭總根據敵我雙方的態勢，決定第二戰役採取內線作戰，誘敵深入，各個殲敵的方針。解方參謀長深深領會彭總的作戰意圖，立即根據彭總的指示，制定了一個周密、詳細的誘敵深入方案：在敵人的地面部隊開始試探性進攻後，我軍派出部分兵力節節阻擊，邊戰邊撤，逐漸減少阻擊時間，使敵人誤認為我軍兵力不支，每況愈下；在撤退的道路上有意丟棄一些破舊槍枝、器材，給敵人造成我軍潰不成軍的錯覺。主力部隊則撤至崇山峻岭之間，嚴密偽裝隱蔽，布下天羅地網。其中，我軍各部隊的具體行動步驟者在方案中一一作了安排。誘敵深入的方案實施後，敵人果然以為我軍“怯戰退去”，並錯誤地斷定我軍的兵力“最多不過六七萬人”，狂妄地加快了進攻速度，發動了所謂“聖誕節前返鄉”的全線總攻。然而，麥克阿瑟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大軍正按照彭總的指揮走向死亡的陷阱。
首創“救火車”
第4次戰役時，由鄧華指揮的東線部隊預計於1951年2月11日晚向橫城方向實施反擊。發起反擊的當天，在選擇主攻方向上產生了兩個方案，各有利弊。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德懷希望與鄧華交換意見，決定取捨。當時，志願軍司令部與鄧華指揮所沒有建立有線電話，而無線電話在戰役打響前不能使用，只能靠電台聯絡。這種戰役部署的電文一般比較長，通常一個來回要兩天。時間緊迫，按常規辦事勢必貽誤戰機。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解方果斷地改變了正常的程式，命令作戰､機要､通信電台人員同時上崗，每崗安排兩人值班，彭總開始口述後，就擬一組，譯一組，傳一組，流水作業，只兩個小時就完成了兩個指揮部間信息傳遞任務，效率提高了幾十倍，有力地保證了戰役反擊按預定計畫當夜發起。解方稱這種緊急情況下的高效運作方法為“救火車”，意即如救火車行使在大街上，暢通無阻。這在當時我軍尚屬首創。這種方法的運用在以後成為一種制度，只是名稱改為“電台全程預告”了。
向毛主席匯報
五次戰役結束後，彭總深感目前的戰局需向毛主席詳盡匯報一下，以便黨中央、毛主席指示下階段的方針。於是，就把解方找來，對他說：“我派你回北京向毛主席匯報一下這裡的情況。五次戰役的經驗證明，在集中優勢兵力把敵人包圍後，必須當夜消滅敵人，不然，到第二天天亮，敵人就有大量空軍支援，敵我力量對比就要起變化，我們就很難吃掉敵人了。因此，殲滅戰的胃口不能張得太大，不能企圖一口氣吃掉敵人幾個師。”1951年5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聽取了解方兩個小時的匯報後，肯定了彭總的想法，同時指示：志願軍的作戰任務是消滅美、英軍九個師，才能解決朝鮮問題。打法上要用不斷輪番作戰，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好比是“零敲牛皮糖”，每軍一次以徹底乾淨地殲滅敵一個營為目標。一次使用三、四個軍，其他部隊整補待機，有機會就打。如此輪番作戰，在夏秋冬三季內將敵人削弱，明春則可組織大規模攻勢。應加強政治工作，將韓戰的長期性，艱苦性向全體幹部戰士講清楚，讓他們有充分的認識和思想準備，同時應指出勝利的條件，克服困難，戰勝困難。組織上完全同意“統一集中，減少層次，精幹組織，提高效率”的原則，兵團最好取消，以加強志司與各軍的力量．除注意加強空軍建設、加速空軍出動外，目前重點是加強反戰車武器，部隊應提倡打戰車，打飛機。
解方將毛主席的指示內容寫成電報，請毛主席簽批後，於當天發給了彭總。這封電報，對志願軍在五次戰役後制定正確的作戰方針，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特別是“零敲牛皮糖”的戰術，使志願軍在敵我裝備懸殊的情況下，積小勝為大勝，不斷向大的殲滅戰過渡，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
開城談判
從志願軍入朝作戰到1951年6月間，不到一年的時問，經過了五次戰役，先後共殲滅敵軍23萬餘人，把敵人從鴨綠江趕到了“三八”線，迫使美偽集團不得不從戰場轉到停戰談判桌上來。一天上午，彭總把解方叫到辦公室說：我建議讓鄧華和你代表志願軍參加停戰談判，中央已經同意了。聽說你懂點外國話，談判也不外行，相信你能完成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別的就不多說了，我只有一句話：敵人在戰場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談判桌上得到。
彭總讓解方出任志願軍談判代表，可謂知人善任。他精通日語，粗通英語，也參加過軍事談判，早在解放戰爭時期，促成國民黨高級將領曾澤生、陳明仁起義的談判桌旁，都有過解方的身影。這一次，雖說是初次與美國人在談判桌上打交道，心裡底數不足，但一想到談判代表團的其他組成人員，解方則信心百倍。中方談判的真正領導是毛主席、周總理，在第一線臨陣指揮的是李克農和他的助手喬冠華，公開露面的除鄧華、解方外，還有朝鮮人民軍方面的南日、李相朝將軍，我方聯絡官柴成文等，此外，還有外交部、新華社、志願軍派去的專家、學者、參謀組成的工作班子。人才薈萃陣容頗強。
正式談判的第一次代表團會議於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時在開城來鳳莊舉行，從這開始，到7月26日，經過半個月時間的唇搶舌戰終於達成了談判的五項議程：一是通過議程；二是作為在朝鮮停止敵對行為的基本條件；確定雙方分界線以建立非軍事區；三是在朝鮮境內實現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包括監督停火休戰條款實施機構的組成，權力與職司；四是戰俘的安排問題；五是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但當談判一進入第二項議程，就馬上僵持住了。我方代表提出了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的方案。本來在停戰談判前也主張在“三八”線停火的美方，這時卻突然拒絕了我們的方案，胡攪蠻纏地說什麼他們是陸、海、空三軍參戰，現在雙方雖然相持在“三八”線，但空中、海上他們仍有絕對的優勢，因此，劃分軍事分界線時，“海空軍優勢必須在地面上得到補償”，無理地要我方後退出1.2萬平方公里。這一強盜邏輯，立刻遭到了我方嚴厲的駁斥。我方代表指出：凡略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把海空軍作為獨立的軍事力量的理論早就過時了。現代戰史以及13個月的韓戰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海空軍是可以起決定作用的獨立軍事力量，那么，去年韓戰開始時，美國首先派了海空軍參戰為什麼沒有取得勝利，後來又非派陸軍去援救不可呢？美軍既然有了優勢的海空軍，為什麼在戰爭初期退到洛東江，後來又從鴨綠江邊一直退到了漢江以南呢？對方無言以對，又不肯善罷干休，就狡猾轉移了論題，胡說什麼在“三八”線東線後撤後難以重新攻取等等。解方當場指出：“我們在這裡到底是在討論停止戰爭以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還是在討論停火一下再打更大的戰爭呢？”弄得美方代表啞口無言。
就這樣，我方據理力爭，對方胡攪蠻纏，代表團會議談了十幾次也毫無結果。為了探索打破僵局的途徑，從8月15日開始，談判轉入小組會進行。雙方各派兩名代表出席：我方是解方和朝鮮人民軍的李相朝，美方是霍治（美第八集團軍少將參謀長）和勃成（美遠東海國少將副參謀長）。小組會議開始後，美方代表仍然喋喋不休地為他們的“海空軍優勢補償論”尋找各種莫名其妙的根據，妄圖不戰而侵吞北韓的大片土地。解方立即回敬說：我承認你們的海空優勢，你們是陸海空三軍參戰，你們海空軍確實有優勢。但是，你們不要忘了，我們“一軍對三軍”就把你們從鴨綠江邊趕到三八線，如果是“三軍對三軍”，早就把你們趕下大海了，還有什麼談的餘地呢？在另一次小組會上，又幽默地說：“既然你方說你海空軍強，我方說我陸軍強，我們是否同樣可作這樣的構想：在停戰時，只讓雙方數目相等的陸軍停火，而我方多餘的陸軍不停火，你們的海空軍也不停止行動。這樣好不好？”一句話戳穿了敵人的“海空優勢”謬論，把在場的人員全逗笑了。霍治也搭汕著笑了，無法反駁，但又堅決不乾。
在連續幾天的小組會上，美方代表耍盡了花招，忽而嘻皮笑臉，忽而重複老調，忽而閉口不言，忽而威脅恫嚇．對美軍代表這套慣用的把戲，解方早有準備，每次交鋒都處於十分主動的地位。僅僅幾個回合，美方代表就深感解方實在不好惹。眼看著時間一天天過去，美方仍是不肯從原有方案後退一步。敵人在談判桌上談不贏，就狂妄地叫嚷：“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你們今天不給，將來我們自然會有。”對於這種威脅和恫嚇，解方針鋒相對地說：炸彈、大炮、機關槍有什麼可怕，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你們在戰場上也休想得到！會後，解方及時把敵人準備挑起“大炮與機關槍辯論”情況電告志司首長。8月18日美軍發動了“夏季攻勢”，8月23日談判被迫休會。美軍司令李奇微曾得意忘形地說：“用我們聯合國的威力，可以達到聯合國軍代表團所要求的分界線的處置。”但是，李奇微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早已作好一切戰鬥準備的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給敵人的夏、秋兩季攻勢以迎頭痛擊，從8月18日到10月22日的兩個多月時間，就殲敵15.7萬餘人。這時，傷亡慘重的美軍才重新考慮恢復談判。
開城之爭
美方在事實和公理面前，被迫放棄了要求我方退出1.2萬平方公里的荒謬方案，第二項議程的小組會談判在艱難中向前邁進了一步，但是，他們又提出片面要求我方退出1500平方公里的無理方案，妄圖唾手占據開城地區。從1.2萬平方公里到1500平方公里，單從數字上看，敵人是作了很大讓步，然而，開城地區談判前就在我們手中，而且是談判的會場所在地。因此，對於美方代表索取開城的企圖，我方當然不會答應。
談判開始後，美方代表製造種種藉口，為他們的侵略方案辯護，都被我方代表一一揭穿、駁倒了。特別是解方的發言，反應迅速，語言犀利，邏輯性強，常使美方代表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
美方說，把開城劃到他們一邊，是為“防衛漢城”。解方當即駁斥：“你們提出索取開城的理由之一是防衛漢城，這種話我們已經聽過很多了。你們藉口防衛，侵占台灣，侵占日本的許多島嶼，這種論據是說不通的。”
美方一看這招不行，就顛倒黑白地說：“談判開始前，開城就不在你們手中．”解方立即揭穿說：“你們太健忘了。討論談判會址的時候，你們曾爭辨說，你們從來不願在開城談判，一定要改變會址，理由是開城在我們手中，於你們不利。如今，時間才過去兩個多月，就改變了你們自已原來說的話，又說不在我們手中，難道當初是信口開河嗎？”
美方無可奈何，只得承認開城在談判前為我方占領，但又狡辯說：“開城之所以被你們占領，是因為我們沒有進攻，這表示了對停戰的誠意。“解方笑道：“難道你方沒有進攻鴨綠江，也是表示對停戰的誠意？”
美方急了，兇狠狠地說：“要不是因為開城是中立城市，我們原可以很容易把它拿過來的。”解方提高聲音回敬道：“請不要忘記了，你們在所謂秋季攻勢中，曾企圖繞過開城，進犯該城東北，因而使第一騎兵師的大部分士兵喪失了生命。這就是你所說的‘很容易’嗎？”
經過幾場唇槍舌戰的較量，美軍代表終於敗下陣來。但是，他們並不甘心，尤其是李承晚，在他看來，開城是朝鮮古都，是開國之城，丟了古都，覺得政治上很難交待，因此再三請求美方在談判中索要開城。於是，美軍在會場內“索要”不成，就在會場外武力奪取。結果，美軍“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僅一個多月，妄圖武力奪取開城的敵人又被我殲滅一萬餘人。在這種情況下，美方終於放棄了他們索取開城的無理主張，被迫同意了我方提出的方案，即以現有的實際接觸線為軍事分界線，雙方各後撤兩公里，以建立非軍事區。在劃定雙方實際接觸線的小組委員會和參謀人員會議上，美方總想占便宜，有些高地明明是我方控制，美方代表卻說是他們的地盤，而且拿出地圖一連指出了十幾處，暗地裡偷偷派兵企圖奪去。解方對此十分氣惱，會後轉告我方部隊不僅守住了這些陣地，而且有些爭議的“拉鋸”高地也連夜奪回到我們手中。敵人這才不得不在11月17日與我方達成了停戰談判的第二項議種的協定，只是附加了個條件：如果在30天內軍事停戰協定簽字，則已確定的軍事分界線將不再予以變更。否則，將根據停戰協定簽字時的實際接觸線進行修改。
美軍原以為，這樣一來就會憑藉他們的軍事實力向實際接觸線的北方蠶食，然而，事實證明這又是一個“夜郎自大”的夢想，到停戰協定簽字時，軍事分界線不是向北，而是又向南推進了300多平方公里。解方說：“這就是彭總說的，打的堅決打，談的耐心談的戰術所取得的勝利。”第二項議程的談判，從當年7月26日開始，到11月27日達成協定，先後召開了18次代表大會，37次小組委員會會議，14次參謀人員會議，整整花費了四個月時間。
在主權問題上絕不讓步
停戰談判從1951年11月27日轉入第三項議程，內容是“在朝鮮境內實現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包括監督停火休戰條款實施機構的組成、權力與職司。”解方原以為，停戰的軍事分界線這個關鍵問題解決了，其他有關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問題，就不會遇到太大的麻煩。當深謀遠慮的李克農將軍全面分析了解決這項議程的形勢，任務以及敵我雙方的對策，敵人可能設定的障礙後，解方馬上意識到，這次談判將又是一次難纏的“戰鬥”，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這天夜裡，李克農傳達了黨中央毛主席有關談判的指示精神，最後指出：“原則要堅持，策略要靈活，”“和固有利，拖也不怕”，“只要涉及到朝鮮人民的主權問題，我們決不讓步！”李克農將軍的這後一句話，深深印在了解方的腦子裡，並在以後的談判中，竭盡全力地為實現這一指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談判開始後，我方本著公平合理的精神首先提出了五條原則建議：①雙方一切武裝力量，包括陸、海、空軍的正規與非正規部隊武裝人員，應自停戰協定簽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敵對行為。②雙方一切武裝力量，應於停戰協定後三天內，自非軍事地區撤出。③雙方一切武裝力量，應於停戰協定簽字後五天內，以軍事分界線為界自雙方和沿海島嶼及海面撤走。如逾期不撤，又無任何延期撤走的理由，則對方為維持治安，對於此類武裝人員有權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④雙方一切武裝力量均不得進入非軍事區，亦不得對該地區進行武裝行動。⑤雙方各指定同等數目的委員，組成停戰委員會，共同負責具體安排和監督停戰協定的實施。按說，只要有誠意停戰，對這五條是無可厚非的。美方代表卻拋出了七條主張，其中有一些與我方原則沒有多大差別，但關於停戰後限制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自已國土上修建飛機場和停戰後堅持到對方的空中及地面“自由觀察”等，我方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因為這是對朝鮮主權的侵犯。經過幾次的辯論，毫無結果。為了表達我們解決問題的誠意，解方於12月3日的小組會上，對我方提出的五項原則建議作了部分調整，同時增加了兩條新的建議：為保證軍事停戰的穩定以利雙方高一級的政治會議的進行，雙方應保證不從朝鮮境外以任何藉口進入任何軍事力量、武裝和彈藥；為監督這一規定的嚴格實施，雙方同意邀請在韓戰中的中立國家的代表，成立監督機構，負責到非軍事區以外雙方同意的後方口岸，進行必要的視察，並向雙方停戰委員會提出關於視察的報告。
這兩條補充建議，是在不損害朝鮮主權的前提下，對美方的無理要求作了部分讓步，以便儘快達成和平解決問題的停戰協定。連美聯社記者也不得不承認：“共方真正希望在朝鮮停戰，是沒有多少可懷疑的地方了。”然而，美方代表仍舊死抱著他們的原案不放，一直磨了九天，才對我方的修訂案表態，雖然對個別問題作了些鬆動表示，但在限修機場等主要分歧上仍不肯讓步，百般狡辯、抵賴。面對敵人無恥行徑，解方再次重申了我方的原則立場，並一針見血地指出；朝鮮人民在自已的境內修不修建飛機場，那是朝鮮人民的內政和主權，一切外國勢力都無權干涉。美方非要粗暴地干涉朝鮮的內政和主權，那就是有意給停戰談判設定障礙，阻撓和平解決朝鮮問題。
美方見狡辯不成，又拿出威脅，恫嚇的手段說，要說干涉內政，自開戰以來就干涉了，早就用武力限制了你們機場的修建，炸壞了你們的設施、還經常在你們上空監視。你們的機場修好了，我給炸掉，你再修，我再炸！解方立刻還擊說：“你們這種血腥逼人的好戰分子的理論荒謬得不值一駁，你們應該知道，即在你們使用軍事力量狂轟濫炸，大肆破壞的時候，你們也沒有干涉得了我們的內政。我坦白告訴你們，你們永遠也不會得到你們使用軍事力量得不到的東西！”
解方義正詞嚴，凜然不可侵犯。美方代表費倫堡則把聲音提高了八度：“我們不會同意在停戰期間發展軍用機場的。現在不會，明天不會，永遠不會，地獄結了冰也不會！”接著又似威脅的口吻說，如果不接受他們的條件。“就讓大炮、炸彈和子彈去繼續辯論”。
與此同時，美軍不斷對我方領空挑畔，甚至侵入我國瀋陽、本溪、撫順、輯安等地上空，還轟炸開城中立區我方代表團駐地，並發動了滅絕人性的細菌戰。這一切都被我方無情徹底地揭露和粉碎了。美軍地面部隊在戰場上的局部攻勢，也被我擊敗。
就這樣，經過四個多月的鬥爭，美方終於放棄了等到地獄結了冰，也不願放棄的限制我方修建機場的主張，雙方爭執不下的第三項議程，終於在1952年5月2日達成了協定。
關於戰俘問題的第四項議程的小組會談判，同第三項議程的小組會談判幾乎是同時進行的，解方因此未能參加。但四、五兩項議程談判的事先研究和事後總結都有解方，他貢獻了自已的智慧和力量。回顧這段唇槍舌戰的歷史，李克農同志曾給解方以很高的評價，說他在談判桌上，“立場堅定，善於動腦子，講話有水平，非常機敏，是個難得的人才。”彭總不止一次地對他的辦公室主任楊鳳安說：“回國後，我要把解方推薦給周總理，讓他乾外交。這樣的外交人才不多呀！”美國軍事史專家赫姆斯說解方在談判桌上“足智多謀”，令人“望而生畏”。美軍談判首席代表喬埃在回憶錄中，說解方“思維敏捷”，“很難對付”，是談判的“主要對手”。
1953年6月，根據中央軍委輪換部隊和幹部的指示，解方從朝鮮戰場返回祖國。為了表彰解方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做出的貢獻，朝鮮政府授予他自由獨立一級勳章和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
人物評價
解方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我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他長時間在東北軍中秘密從事黨的工作，在西安事變中，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解放戰爭時期，在一系列重大戰役中，他出色地完成了作戰指揮任務。
抗美援朝期間，他參與多次重大戰役的指揮，並作為朝中方面代表參加開城停戰談判，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建立了功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長期從事高級軍事院校的領導工作，為加強我軍院校建設，培養中、高級指揮幹部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受林彪、“四人幫”誣陷迫害，但始終對黨忠心耿耿，對共產主義事業堅信不移。他衷心擁護和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堅決同黨中央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