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經歷
高崇民高崇民（1891—1971），遼寧省開原縣人，早年就讀於奉天（今瀋陽）省立農林學堂，加入中國同盟會。
1913年赴日本入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攻讀。
1915年曾被選為回國宣傳抗日倒袁代表之一，到上海進行宣傳活動。
1919年畢業後回國，任北京《正言報》編輯，後與人合辦《正俗報》。
1922年參與組織東北民治俱進會，任黑龍江省分會會長，不久調總會工作。
1923年因撰寫《告東北同胞書》反對日本續租旅大被驅逐，組織被解散。
1925年到哈爾濱中東鐵路特區從事教育工作，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7年被反動當局押回原籍。
1928年參與組織國民外交協會等愛國團體，進行抗日愛國宣傳。
1929年起任奉天省農務會會長、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的秘書等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流亡北平，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9月參與發起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任常務委員兼總務部副部長。
11月率流亡北平的東北青年和學生赴南京參加南下請願團活動。
1933年9月在北平參與組織復東會，被推為秘書長，從事團結抗日的宣傳和組織活動。
1935年遭國民黨當局通緝避居上海英租界，接觸共產黨員，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同年冬到西安對張學良做聯共抗日的說服工作，向東北軍將士進行抗日救國宣傳。
1936年西安事變時參與起草張楊關於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八項主張，任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積極擁護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1937年6月參與成立東北救亡總會，任主席團委員兼組織部部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在北平、濟南、太原、武漢等地建立東總地方組織，開展抗日救亡鬥爭。
1938年8月曾赴延安訪問，堅定了跟共產黨走的決心。
1941年在重慶主持東北救亡總會工作，並接辦《反攻》半月刊，同時參加三民主義同志會，以東總名義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秘密組織東北民主政治協會。抗日戰爭勝利後，被任命為東北解放區安東省政府主席，經上海、北平秘密潛回東北。
194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被選為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兼任民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安東省主席。
1948年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法務部部長。參與領導東北解放區的各項建設，從事國民黨軍上層將領爭取工作。
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任主席團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兼最高人民法院東北分院院長。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職，被選為第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等。
“文化大革命”中受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
1971年7月29日不幸逝世。
1979年中共中央給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人物家世
高崇民高崇民同志祖籍山東省登州府蓬萊縣。地處山東半島最北端，物產豐富，人煙稠密。但是，在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盤剝下，勞動人民卻過著啼飢號寒的生活，如遇水旱蟲雹等天災，貧苦農民就不得不背井離鄉，流徙外地。
高崇民的先祖，世代貧苦，在其高祖一代，由於生計無法維持，舉家走上了“闖關東”的道路。根據一些資料推斷，大約在1794年，全家冒著極大的風險，由山東蓬萊乘船偷渡渤海，遷居到盛京（今遼寧省）遼陽縣牛蹄崖。後又由遼陽牛蹄崖轉遷到開原縣柴河溝靠山屯。從高崇民的高祖以下，凡五代人，經歷整整一個世紀，都出身貧苦，同其他勞動人民一樣用自己勤勞的雙手，開發建設祖國的東北。
高崇民的父輩兄弟都排景字，父高景芳，字葆如，號東圓，一份關於高崇民之父的新材料：《行述》，約2500餘字，是高崇民於1934年12月9日在北平（今北京）為父親舉行遙祭時寫成的，近似傳記，為我們研究高家遷到開原的情況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行述》是高存信、白竟凡二同志提供的。
據《行述》記載：其先祖“家以耕讀為業”。高祖勤儉治家，共兄弟二人，薄有田產。到清朝鹹豐、同治年間，家道稱盛。至曾祖時，家道衰微。祖父高松齡，共兄弟三人，松齡居長。時家庭生活維艱，以務農為業。祖母李氏，小寨子人，出身書香門第，知詩書。高家世代無一讀書者，她把長子高景芳送到娘家的私塾里讀書，於是高家才有了第一個讀書人。
高崇民之父高景芳，生於1859年（清鹹豐九年）的清明節，農曆三月十四日，屬羊。他自幼聰明好學，幼時家貧，無力讀書，幸隨舅父（李姓）在小寨子讀私塾。年甫逾冠，祖母李氏（曾家寨人）亡故，因“遵禮守制”，於1878年（清光緒四年）20歲時，回到靠山屯。屯東靠山，山上自家祖墳上邊有一圓形石洞，他“以洞為室”，堅持自學。這可能是他號東圓之由。同時，鄉親們還送子弟入洞求學，這是他授館（教學）之始。在家鄉邊教書，邊自學，三年後又入鐵嶺銀岡書院，因品學兼優，獲銀岡書院獎學金。時值清光緒初年，仍行科舉考試制度，他因家貧無力應考，遂留鐵嶺教書七年。
1885年中法戰爭後，法國傳教士到開原靠山屯，強占土地，修建教堂，宣傳天主教義，毒化中國人民。且籠絡教民，橫行鄉里，欺壓不信教民眾，當地民眾怨聲載道。他和父親高松齡均不滿洋教，聲稱誓不入教，還勸阻鄉親們入教，引起法國傳教士和教民的嫉恨。1900年義和團運動波及東北，他深表同情和支持，因得罪洋教會，在靠山屯的法國傳教士以他是當地反教會首領，指使當地的天主教徒強行驅迫之，全家老小被迫在一天夜裡逃到開原縣大寨子村。到大寨子時，他們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只有一輛破車、一匹白馬、一匹騾子，還有一頭老驢。無奈，親戚狄為文為其租到一點土地耕種，勉強度日餬口。當時，高崇民只有十歲，胞弟高正民才七歲。
高崇民之母郭氏，生於1865年，她勤勞賢惠，善操持家務，精心侍奉公婆（高崇民之繼祖母蔣氏）。父高景芳也於同年返回故里，先後在靠山屯和大寨子設館任教。全家人自力更生，自食其力，靠勞動和父親教學收入維持生活。
高景芳有胞弟、妹各一人。弟高東閣，農民，性格雖倔強，但很敬重兄長。妹高東仁（1878－1941），嫁於鐵嶺縣大盤嶺村周家。大盤嶺距大寨子約三十華里，其家甚貧，幾乎無以為生，高景芳常派子高崇民、女高玉蘭等人去妹家送柴負米相接濟。後又將高東仁及其女兒周灃芑接到大寨子家中居住，高崇民之叔祖父二人與祖父高松齡分家別戶，其堂叔子女較多，故生活極困難，高景芳也常盡力周濟之。每有求借糧款，都慨然應允，故積欠很多。其叔祖父病重時，憂慮所欠糧款無力償還。高景芳知道後，將積欠全部註銷，其叔祖父很受感動。鄰里鄉親有貧困相求者，也予接濟。高景芳一生除看書習字外，別無嗜好。舊中國煙（鴉片）賭（賭博）風行，他深惡痛絕之，並告誡子女親友，“切忌煙賭”。他主張教學要“明理致用”，助人應“實踐躬行”。
在戊戌維新運動的影響下，各地廢科舉，興學堂。他認為學無止境，欲再深造，遂入開原自治研究所，繼續求學。民國二年（1913年）六月畢業後，被推選為開原縣東南鎮地方自治董事會總董。在他的倡導下，興辦學校，發展教育，禁賭戒菸，兼及地方公益事業。
開原東南鎮有大小三百餘村，最遠者相距八九十華里。當地民眾凡有遇事不決或紛爭不已時，事無巨細，必求教於他。由於他同情貧苦百姓的遭遇，辦事公正廉明，深得大家倚重信賴，所以被尊稱為“老先生”。在當地一提起“老先生”，人皆知之，樂為稱道。他曾為維護當地農民的地產，與清末貴族豪紳爭訟十二年，一度身陷囹圄。出獄後該地產被盜賣給幫統金壽山，他率領民眾繼續抗爭，並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申訴官府。最後，他發動民眾，築牆掘壕，誓死備戰，迫使官府終於把地權判給村民，大獲全勝。此事為當地男婦老幼所稱頌，他的名望也日高。村民們感激他，特立石碑於村中，記始末甚詳。
他對清朝封建王公貴族恨之入骨，鄙視他們的寄生生活。他認為清朝的統治長不了。他平日的穿著也不清朝化。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朝敗軍散歸鄉里，攪得閭閻不寧，他痛憤這些散兵游勇的惡劣行徑，對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痛心疾首。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清廷強令百姓給他們戴“皇孝”，還規定在一百天之內，不許剃頭，不許刮鬍子，不許穿紅掛綠，不許娛樂說笑，就連過年貼紅紙對聯也不允許，只能貼蘭紙對聯。對此，他非常氣憤。他的反清思想和行動，也影響到高崇民等人，學著父親的樣子做。後來，高崇民秘密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參加推翻清皇朝的鬥爭，首先就是受了乃父的影響。
高崇民之祖父高松齡年逾六旬時，因痛悼二叔祖父之喪，雙目失明。父高景芳乃告誡家人：在老人家面前惟報喜不報憂，以免增加悲傷之情讓老人家安度晚年。高松齡無疾而終，享年八十七歲。
1919年“五四”運動後，高景芳又到西豐教書。當時女子入學讀書者不多，他認為男女都一樣，提倡女子也應讀書。為此，他在西豐縣女子師範學校當國文教師，還把外甥女周灃芑接入該校讀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瀋陽遼寧省立第二工科讀書的高存信返回鄉里，他對日寇侵華行徑十分不滿，問高存信：“東北軍有十幾萬人，為什麼不抵抗就撤走了？”當他得知高崇民已秘密入關後，表示贊同和支持，還對高存信等後人說：“你們趕快到關里去，絕不能在老家當亡國奴！我已經老了，不能和你們一起抗日了，我等著你們打回老家那一天！”
日寇侵占瀋陽後，挑動和收買朝鮮浪人，毆打欺壓中國的老百姓。東北軍撤走後，這些朝鮮浪人又毆打欺壓朝鮮老百姓，手段殘酷非打即殺。當時大寨子有五六戶朝鮮人，他不忍讓這些善良的朝鮮老百姓遭此橫禍，就把以金基鎮為首的三四十口朝鮮人找來，偷偷地送到傅家溝叼狼背山溝里隱藏起來，還讓家人做飯菜，派人送到山裡。就這樣藏了一周左右，終於擺脫了這場由日本帝國主義挑起的民族悲劇。1934年4月，當他去世時，金基鎮等人身著中國孝衫，陪靈弔孝，表達對他的感激之情。
日寇侵占東北後不久，當地土匪橫生，劫財綁票，搶男霸女，時有發生。他說：“不能為國，也要為鄉”。在他的倡導下，開原縣八區各村相繼組織鄉團，購置槍械，訓練青壯年。各村都有人站崗放哨，互為策應，八區柴河堡曾被土匪搶占過，八區鄉團聯合起來終於把土匪打出柴河堡。開原上肥地有個東北軍人叫欒法章，在“九一八”事變後組織抗日義勇軍，他積極支持並幫助過欒法章。1933年下半年，日寇察覺到開原八區有鄉團和相當數量的武器，害怕鄉團隨時會把槍口對準他們，對他們不利，即強令解散鄉團，收繳槍枝彈藥。這時他已年過七旬，力不從心。對日寇暴虐又無力抗拒，遂憂鬱而病，加之思念流亡在北平的高崇民等子孫，“以故心火上騰，頭眩疾作”，於1934年4月9日（農曆二月二十六日）與世長辭了，享年七十五歲。
高景芳一生勤奮好學，長期從事地方教育事業，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他不但培養教育了高崇民等子孫，使之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而且一時鐵嶺、開原，西豐等地的知名人士，多出其門下，堪稱近代遼北地方一位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
高景芳先生去世後八個月，即1934年12月，高崇民才知道這個噩耗。他當時任“復東會”（光復東北）秘書長，秘密從事抗日救亡工作，只圖報國抗日，未能回鄉為父治喪，“久虧奉養”，悲痛萬分。12月9日，他在北平東城大取燈胡同七號家中，為父親舉行遙祭並寫下了《行述》一文，以志紀念。
遙祭禮儀比較隆重，共收到唁電、唁函三十一封，輓聯、挽帳四百七十九幅。其中有張學良將軍的挽帳，上題：“澤壯梓桑崇雅望，悲興風樹有雄才。”張學良將軍還為高景芳先生遺像題詞：“明德有後”。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中將軍長王以哲將軍的題詞是：“公性曰剛，容則慈祥，言行公正，典型一方。憂心國難，勞神致傷。式瞻遺像，無任悽愴”。杜重遠先生也發來唁電和題詞，並寄來奠儀費百元。閻寶航的悼唁稱他：“忠貞有哲嗣三年，抗日賦同仇”。高名翔（原高崇民表妹夫）的悼唁寫道：“九一八”事變後，舅翁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圖挽狂瀾於既例，慘澹經營，三年於茲；卒使倭奴匪類，望而喪膽，鄉里同受恩澤”。韓立如的挽唁中有：“九一八”事變後，公憤強鄰之肆虐，乃首倡組織鄉團，冀維地方，而備國用。迨槍械槓被收繳後，感大勢已去，遂一病而不起。”其他人士如朱慶瀾、胡毓坤、彭攸秋、蘇炳文、宋學禮，米春霖等將軍，均有輓聯和挽帳，掛滿了室內外、院子裡和大門口。高崇民借遙祭父親的機會，與東北各界人士討論了如何抗日救亡，打回老家去的問題，使遙祭成為一次較有影響的抗日救國的聚會活動。
高崇民同志原名恩浚，字健國，號崇民（崇拜民眾之意）。1891年11月14日出生於遼寧省開原縣柴河溝靠山屯的一個農民家庭。共有兄弟三人，姊妹二人。兄高恩元（1888－1962年）字健鵬，號式民；弟高恩科（1894－1964年）號正民，均讀書三年後即務農為業。後因其父在開原創辦儲蓄會，恩元遂在該會工作，姊高玉蘭（1881－1974年），嫁於開原大寨子胡氏；妹高玉鎖（1897－1984年），嫁給大台子于氏，皆為農婦。
家庭影響
高崇民自幼聰明，頗受其父母偏愛，自八歲起即受教於乃父，計有十年。父親高景芳是他第一位啟蒙老師。其父教子甚嚴，從不嬌寵子女。他不僅要求崇民刻苦讀書，還特別注意教育他愛祖國，明是非，做個正直的中國人。崇民小時候性格即倔強剛烈，頑皮淘氣。十三歲時，其父見他學業長進不大，深為憂慮，就對他母親說：“這孩子不訓，將來恐怕不成器，何以報國為民？”母親把這番話講給他聽，使他在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動。他向母親發誓：今後一定要奮發讀書，急起直追。此後，他刻苦學習，經常挑燈夜讀，學習成績不斷提高。
《高崇民自傳》回憶說：“先父常以儒家躬行實踐相訓勉，對於世俗之謂功名富貴，極為漠視，以為余（高崇民自稱）後來痛惡貪官污吏之張本。”父親常向他和學生們灌輸愛國反帝思想，講述中法、中日戰爭中帝國主義侵華罪行，激發了他和同學們的愛國反帝熱情。特別是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中國，日本和沙俄侵略軍都曾侵入他的姑姑家所在地——大盤嶺，姦淫燒殺，無惡不作。他耳聞目睹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累累罪行，使他在幼小的心靈里就埋下了樸素愛國反帝思想的種子。據他的表妹周灃芑回憶：有一次，年少的高崇民在玩打糖吃的遊戲時，竟以第一塊糖當作俄國毛子，第二塊糖當作小日本，第三塊糖當法國佬，打倒了才能吃糖。結果，他把三個“洋鬼子”都打倒了。
革命歷程
1909年（清宣統元年），高崇民十八歲時，父親讓他赴奉天省城（今瀋陽）求學，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奉天省立農林學堂。值此，他結束了在父親身邊讀書學習的少年時代。
1911年，他在奉天秘密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積極從事推翻清皇朝的革命活動。1914年在農林學堂畢業後，又考取開原縣公費留學，遂東渡日本，入東京明啟大學政治經濟系。其間曾積極參加倒袁運動。1919年在日本留學畢業後返國從事過短時期的新聞、教育等工作，並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
1920年夏，母親郭氏因終日辛勞，體質很弱，染上痢疾。他聞訊後從奉天（瀋陽）趕回家，護理病重的母親。他和大哥式民日夜守護在母親身旁，式民給母親接大便，崇民給母親洗衣褲被。一直侍候了四個月，直到母親病故，終年五十五歲。母親病故後，因弟弟妹妹尚年幼，父親遂繼娶蔣氏。繼母蔣氏善良勤勞，未育子女，但全家仍和睦如初，以至於弟弟妹妹皆不相信其為繼母。繼母數年後逝世，享年八十八歲。
在此期間，高崇民往來於北平、奉天、吉林，黑龍江等地，為救亡圖存奔走呼號，很少有機會回家鄉看望父老鄉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七天，他來不及回家辭別親人，即化裝秘密入關，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
高崇民同志於1912年結婚，原配夫人李素質，生長子高存信。1929年5月，李素質病逝於瀋陽。同年秋，娶續夫人曾昭惠，未育，1941年4月，曾昭惠因抗議特務戴笠軟禁高崇民，突發精神病，服毒而死。同年秋，再娶續夫人王桂珊，生子女八人，他們是：次子大慶，三子大會，四子大放，五子大印，長女立春，次女在春，三女及春，四女正春。長子高存信將軍（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員）。
革命主張
1919年，高崇民學成歸國，先後在瀋陽、哈爾濱參與組織“民治俱進會”、“啟明學社”，傳播反帝和民治思想。1928年，高崇民任奉天工商聯合會總務長期間，領導了一場大規模的商民反附加警揖稅的鬥爭，為此得到張學良接見，並深得張的賞識。不久即被聘為張學良的秘書。1929年7月，高崇民等人又成立了“國民外交協會”，經費由張學良資助。它在抵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維護國家的主權及民族利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九一八”事變後，高崇民曾當面質問張學良緣何不抵抗。張感其誠，視為諍友。在高崇民辭去張學良的秘書職務後，張學良仍按月給高崇民生活費，支持高崇民從事救亡工作。此後高崇民在北平組織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張學良積極在經濟和物資上給予幫助。大會上推舉27人為“救國會”委員，分別為閻寶航、高崇民、盧廣績、杜重遠、王化一、王卓然、黃顯聲、車向忱、金恩祺、梅佛光（梅公任）、錢公萊、張希堯、鄭奠邦、楊大光、孫一民（孫恩元）、韋夢令、韓立如、谷秀岩、霍維周、熊飛、顧翌常等。救國會宗旨：組成抗日武裝力量（東北抗日義勇軍），抵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捍衛國家領土完整。 1933年，高崇民又秘密組織“復東會”，並主張蔣介石若不抗日，就不擁護他，為此遭到通緝。此時高崇民感到前途渺茫。這時他結識共產黨人孫達生，進一步認清蔣介石的反動本質，毅然撕毀國民黨黨證，決心跟共產黨走，並接受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奔走於張、楊二位將軍之間。通過他的努力，楊虎城將軍消除了對張學良將軍和東北軍的誤解，表示願在張學良將軍的領導下，從事抗日救國工作。1936年4月，張學良想要直接與楊虎城面談，遂通知高崇民陪同楊虎城來到他的駐地洛川，舉行有高崇民參加的秘密會談，確定了不打內戰、共同抗日與共產黨紅軍三方面合作的方針。自此以後，張、楊就直接進行聯繫了。由於與張學良的特殊關係，高崇民在張學良與王以哲的思想轉變過程中起到很大作用。事變前，高崇民等人印的名為《活路》的小冊子，經張學良默許，發到東北軍各軍、師，紅軍政治部也油印散發。《活路》對於提高東北軍將領的抗日覺司作用很大，為此高崇民又一次遭到蔣介石的通緝。在事變的前一天晚上，高崇民應張學良之請，參加研究扣蔣後的各項措施，並參與起草“八項主張”的電文。事變後他擔任張學良的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1937年，高崇民組織成立“東北救亡總會”還先後在各地成立“東總”分會。1942年“東總”被國民黨解散，高崇民以堅韌不拔的意志堅持主辦《反攻》半月刊，繼續宣傳抗日救國，直到光復。
引導青年
1937年6月，東北救亡總會成立，高崇民任主席團委員兼組織部部長。此後，在他的啟發和引薦下許多青年投身愛國主義抗戰潮流之中。例如：遼寧新民籍鄭新潮，在抗戰時期考入黃埔軍校炮科尉官縱隊，為積極抗戰，涌動黃埔學潮，以學生代表的身份，面見蔣介石，強諫抗戰未果，在愛國民主人士高崇民、於毅夫的啟發和引介下，鄭新潮帶著6名黃埔畢業生奔赴延安。 在陝南地區受到警備一旅政委習仲勛的接待，經他的推介受到毛澤東與朱德的接見，當時延安渴望需求炮兵軍事人才，鄭新潮在賀龍的安排下成為八路軍軍事學院首席炮兵教員（與劉瑞龍同住窯洞），並與張學良弟張學思、高存信同在抗大學習，結為兩代摯交，鄭新潮先後與郭化若、張志毅籌建延安炮校、宣化炮校、東北自治軍炮校東北民主聯軍炮校、朱瑞炮校等。鄭新潮成為八路軍炮兵早期初創人之一，正是高崇民當時的啟發和引薦使鄭新潮走向革命道路，成為當時的我軍炮兵專家和軍馬行家，為抗戰和解放事業做出貢獻。1951年，鄭被調入軍委炮兵司令部工作，在全國人大常委高崇民、政協委員於毅夫的引薦下，鄭新潮隨軍委炮兵司令員陳錫聯的陪同。 在中南海受到毛澤東與朱德的專門接見，朱德挑選鄭新潮讓他陪同清朝光緒皇帝的七弟，宣統皇帝的叔叔--載濤在一起工作，做他的思想轉化和引導工作，讓他體會到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當家做主人，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後來載濤說：“過去我是準備隱居呢，但想不到毛主席、共產黨教育了我，周總理禮賢下士，又把我請出山來了。”
主要職務
| 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 1949.8.27 | 1953.1.14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 1949.10.1 | 1954.9.27 |
|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 1949.12.27 | 1971.7.29 |
|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東北分院院長 | 1950.4.11 | 1954.9.9 |
| 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 | 1953.1.23 | 1954.9.9 |
|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 1953.6.8 | 1971.7.29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 1954.12.25 | 1971.7.29 |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 1954.12.25 | 1971.7.29 |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 1965.1.5 | 1971.7.29 |
